第五章 政治推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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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可這個烏龜是條蟲。
&rdquo 但是，必須經常牢記于心：量的思維并不一定甚至并不籠統地意味着按照統計數字來思考。
數字抹煞标上數字的單位之間的一切差别，它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不總是代表各種量的事實的準确方法。
例如，一張相片有時可能比一行數字更接近量的真實，更容易記住，更有利于論證和驗證。
我看到過的最精确的量的政治文件要算是一套進酒鬼收容所的女人的照片。
照片比任何類似測量記錄更精确地說明了身體組織和神經組織的種種變化。
一個醫生委員會可以容易地把照片按照一系列愈益嚴重的變态予以編排，并顯示一個&ldquo邊際&rdquo女人的照片，對于這個女人，在考慮到費用以及最好鼓勵個人負責之後，國家應該暫時或永遠予以收容。
任何人看過這個記錄都不會忘記。
的确，政治思想家有時必須模仿桌椅匠，桌椅匠在做一件特别精緻的活兒時不用最精細的折尺而靠觸覺進行量的估計。
如果一群出身、教育和思想類型各不相同的人首先對一系列涉及諸如增加或減少國家幹預的政策的可能結果大緻達成協議，然後找出他們的&ldquo喜歡&rdquo在哪一點上變成&ldquo不喜歡&rdquo，一個政治問題的最精确估計也就出來了。
人是人的尺度，即使他在每一情況下選擇最不受能力不足影響的測量方法，他仍然是在使用定量的方法。
但是，正是在數字估計不可能或不合适的情況下，政治家可能通過有意識地使用量的概念獲得最大幫助。
曾有人反對采用隐含的或明确的量的政治推理方法，說是這樣勢必要使根本不相同的事物互相平衡。
他們問，如何使包含在一場持久戰中的民族榮譽的邊際單位與被認為是其等價物的附加稅邊際單位平衡起來？如何使用在科學基金上的最後一個金鎊與用在一位已故科學家的紀念碑或養老金計劃最後一項細節上的最後一個金鎊平衡起來？回答顯然是：政治家必須幹，幹就會使他面對的一切可行辦法獲得平衡。
财政大臣在年度分配補助金和減免稅款方面所做的平衡工作，與一個在聖誕節有一二個金鎊可花的老百姓到底是把錢用來訂一份《中國傳道》還是在廚房和餐廳之間安裝一扇旋轉門所做的平衡工作，性質上并沒有什麼兩樣。
一個更嚴重的反對意見是，在政治中不應該從量的角度進行思維，這樣做會把一般的原則考慮斷送掉。
&ldquo邏輯原則&rdquo也許隻是大自然的精妙之物的不适當代表，但是如果把邏輯原則放棄掉，就變成一個純粹的機會主義者了。
在這些反對者的頭腦裡，從簡單原則進行推理思維的唯一替換物似乎是标洛[58]公爵在德國國會就普選發表的演說中的看法。
據報道，标洛說了這樣一番話：&ldquo隻有最教條的社會黨人仍舊把直接普選看作偶像和一貫正确的教條。
他本人并不崇拜偶像，也不相信政治教條。
一個國家的幸福和自由并不整個地或部分地依靠它的憲法或選舉權的形式。
倍倍爾[59]先生曾經說過，總的來說，他喜歡英國的狀況甚于喜歡法國的狀況。
但是，英國的選舉權并不是普遍、平等和直接的。
梅克倫堡根本沒有普選，海地則可以誇口擁有普選，而最近全世界的人聽見不少關于海地的稀奇古怪的新聞。
難道可以說梅克倫堡比海地治理得差嗎？&rdquo[60] 但是，标洛公爵的演說表明，他若不是有意拙劣地模仿一種他不贊同的學究或推理風格，就是沒有能力掌握量的政治思想方式的基本概念。
如果普選權的&ldquo教條&rdquo意味着一切有選舉權的人因而在一切方面都變得彼此一樣，而普選權是好政府的條件之一，那時，也隻有那時，他對普選權的攻擊才是正确的。
然而，如果普選權的願望是基于這樣一個信念，即大大擴充政權是好政府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其他還有種族天賦、行政責任等因素），那麼，他的演說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但是，标洛公爵是在發表國會演說，在國會演說中，那種深刻地影響各種會議和委員會議事程序的從質的方法到量的方法的轉變還沒有獲得很大進展。
在議會的正式辯論中，就連那些使我們最受感動的演說也往往使人想起格萊斯頓先生，在他的頭腦裡，一當他起立發言，他在伊頓公學和牛津大學所受的詞語的訓練就總是同他對事物的經驗發生沖突，他從未說清楚，&ldquo自由和自治的偉大而永恒之舉&rdquo，究竟是指某些因素在教會和國家每個問題上必定有巨大和持久的重要性呢，還是指一切好人都能夠從絕對和權威的法則中推斷出一切政治問題的先驗的解答。
*** [1]巴布：半英化印度人的貶稱，多指略懂英語的印度職員。
&mdash&mdash譯者 [2]巴奇霍特（1826&mdash1877）：英國經濟學家、評論家。
&mdash&mdash譯者 [3]《經濟研究》（朗曼出版公司1895年版）第97頁。
[4]同上書，第98頁。
[5]威廉·傑文斯（1835&mdash1882）：英國經濟學家。
&mdash&mdash譯者 [6]《經濟學雜志》，1907年3月，第7、8頁。
&ldquo從化學比拟稱為的定性分析已完成了它的大部分工作&hellip&hellip從定量角度決定各種不同經濟力量的相對力量所取得的進步卻小得多。
那項較高和更艱巨的工作必須等待徹底的現實主義統計學的緩慢發展。
&rdquo [7]迪西（1835&mdash1922）：英國法學家，其所著《憲法研究導論》（1885年）被認為是英國憲法的一部分。
&mdash&mdash譯者 [8]巴涅爾（1846&mdash1891）：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愛爾蘭自治派領袖。
&mdash&mdash譯者 [9]索爾茲伯裡（1830&mdash1903）：英國首相，保守黨領袖。
&mdash&mdash譯者 [10]《雪萊詩作》，第4卷第8頁。
[11]沃茲沃斯（1770&mdash1850）：英國詩人。
&mdash&mdash譯者 [12]奧斯汀（1790&mdash1859）：英國法學家。
&mdash&mdash譯者 [13]标洛（1849&mdash1929）：德國宰相和普魯士首相。
&mdash&mdash譯者 [14]倍倍爾（1840&mdash1913）：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創始人和領導人。
&mdash&mdash譯者 [15]1908年3月27日《泰晤士報》。
&rdquo 但是，必須經常牢記于心：量的思維并不一定甚至并不籠統地意味着按照統計數字來思考。
數字抹煞标上數字的單位之間的一切差别，它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不總是代表各種量的事實的準确方法。
例如，一張相片有時可能比一行數字更接近量的真實，更容易記住，更有利于論證和驗證。
我看到過的最精确的量的政治文件要算是一套進酒鬼收容所的女人的照片。
照片比任何類似測量記錄更精确地說明了身體組織和神經組織的種種變化。
一個醫生委員會可以容易地把照片按照一系列愈益嚴重的變态予以編排，并顯示一個&ldquo邊際&rdquo女人的照片，對于這個女人，在考慮到費用以及最好鼓勵個人負責之後，國家應該暫時或永遠予以收容。
任何人看過這個記錄都不會忘記。
的确，政治思想家有時必須模仿桌椅匠，桌椅匠在做一件特别精緻的活兒時不用最精細的折尺而靠觸覺進行量的估計。
如果一群出身、教育和思想類型各不相同的人首先對一系列涉及諸如增加或減少國家幹預的政策的可能結果大緻達成協議，然後找出他們的&ldquo喜歡&rdquo在哪一點上變成&ldquo不喜歡&rdquo，一個政治問題的最精确估計也就出來了。
人是人的尺度，即使他在每一情況下選擇最不受能力不足影響的測量方法，他仍然是在使用定量的方法。
但是，正是在數字估計不可能或不合适的情況下，政治家可能通過有意識地使用量的概念獲得最大幫助。
曾有人反對采用隐含的或明确的量的政治推理方法，說是這樣勢必要使根本不相同的事物互相平衡。
他們問，如何使包含在一場持久戰中的民族榮譽的邊際單位與被認為是其等價物的附加稅邊際單位平衡起來？如何使用在科學基金上的最後一個金鎊與用在一位已故科學家的紀念碑或養老金計劃最後一項細節上的最後一個金鎊平衡起來？回答顯然是：政治家必須幹，幹就會使他面對的一切可行辦法獲得平衡。
财政大臣在年度分配補助金和減免稅款方面所做的平衡工作，與一個在聖誕節有一二個金鎊可花的老百姓到底是把錢用來訂一份《中國傳道》還是在廚房和餐廳之間安裝一扇旋轉門所做的平衡工作，性質上并沒有什麼兩樣。
一個更嚴重的反對意見是，在政治中不應該從量的角度進行思維，這樣做會把一般的原則考慮斷送掉。
&ldquo邏輯原則&rdquo也許隻是大自然的精妙之物的不适當代表，但是如果把邏輯原則放棄掉，就變成一個純粹的機會主義者了。
在這些反對者的頭腦裡，從簡單原則進行推理思維的唯一替換物似乎是标洛[58]公爵在德國國會就普選發表的演說中的看法。
據報道，标洛說了這樣一番話：&ldquo隻有最教條的社會黨人仍舊把直接普選看作偶像和一貫正确的教條。
他本人并不崇拜偶像，也不相信政治教條。
一個國家的幸福和自由并不整個地或部分地依靠它的憲法或選舉權的形式。
倍倍爾[59]先生曾經說過，總的來說，他喜歡英國的狀況甚于喜歡法國的狀況。
但是，英國的選舉權并不是普遍、平等和直接的。
梅克倫堡根本沒有普選，海地則可以誇口擁有普選，而最近全世界的人聽見不少關于海地的稀奇古怪的新聞。
難道可以說梅克倫堡比海地治理得差嗎？&rdquo[60] 但是，标洛公爵的演說表明，他若不是有意拙劣地模仿一種他不贊同的學究或推理風格，就是沒有能力掌握量的政治思想方式的基本概念。
如果普選權的&ldquo教條&rdquo意味着一切有選舉權的人因而在一切方面都變得彼此一樣，而普選權是好政府的條件之一，那時，也隻有那時，他對普選權的攻擊才是正确的。
然而，如果普選權的願望是基于這樣一個信念，即大大擴充政權是好政府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其他還有種族天賦、行政責任等因素），那麼，他的演說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但是，标洛公爵是在發表國會演說，在國會演說中，那種深刻地影響各種會議和委員會議事程序的從質的方法到量的方法的轉變還沒有獲得很大進展。
在議會的正式辯論中，就連那些使我們最受感動的演說也往往使人想起格萊斯頓先生，在他的頭腦裡，一當他起立發言，他在伊頓公學和牛津大學所受的詞語的訓練就總是同他對事物的經驗發生沖突，他從未說清楚，&ldquo自由和自治的偉大而永恒之舉&rdquo，究竟是指某些因素在教會和國家每個問題上必定有巨大和持久的重要性呢，還是指一切好人都能夠從絕對和權威的法則中推斷出一切政治問題的先驗的解答。
*** [1]巴布：半英化印度人的貶稱，多指略懂英語的印度職員。
&mdash&mdash譯者 [2]巴奇霍特（1826&mdash1877）：英國經濟學家、評論家。
&mdash&mdash譯者 [3]《經濟研究》（朗曼出版公司1895年版）第97頁。
[4]同上書，第98頁。
[5]威廉·傑文斯（1835&mdash1882）：英國經濟學家。
&mdash&mdash譯者 [6]《經濟學雜志》，1907年3月，第7、8頁。
&ldquo從化學比拟稱為的定性分析已完成了它的大部分工作&hellip&hellip從定量角度決定各種不同經濟力量的相對力量所取得的進步卻小得多。
那項較高和更艱巨的工作必須等待徹底的現實主義統計學的緩慢發展。
&rdquo [7]迪西（1835&mdash1922）：英國法學家，其所著《憲法研究導論》（1885年）被認為是英國憲法的一部分。
&mdash&mdash譯者 [8]巴涅爾（1846&mdash1891）：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愛爾蘭自治派領袖。
&mdash&mdash譯者 [9]索爾茲伯裡（1830&mdash1903）：英國首相，保守黨領袖。
&mdash&mdash譯者 [10]《雪萊詩作》，第4卷第8頁。
[11]沃茲沃斯（1770&mdash1850）：英國詩人。
&mdash&mdash譯者 [12]奧斯汀（1790&mdash1859）：英國法學家。
&mdash&mdash譯者 [13]标洛（1849&mdash1929）：德國宰相和普魯士首相。
&mdash&mdash譯者 [14]倍倍爾（1840&mdash1913）：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創始人和領導人。
&mdash&mdash譯者 [15]1908年3月27日《泰晤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