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政治推理的方法
關燈
小
中
大
作，無論是常任官員做的，還是皇家委員會或内閣閣員做的，定量的形式一年比一年增多，定性的形式一年比一年減少。
就拿目前的濟貧法委員會采用的方法同1833&mdash1834年拟訂新濟貧法的著名的、極其得力的委員會所采用的方法來比較吧。
老的那個委員會報告所使用的理論很容易被列入先驗的演繹形式。
凡人皆追求快樂，逃避痛苦。
社會應力求使反社會福利行為受到痛苦，使社會福利行為獲得快樂。
要做到這點，可以使每個人及其子女的生計在正常情況下依靠他自己的努力，把那些不能做有益于社會的工作的窮苦人同那些能做有益于社會的工作的人隔離開來，并且讓窮苦人從自覺努力或痛苦束縛兩者擇取其一。
這種理論導緻&ldquo一個我們覺得所有的人都承認，就連那些其實踐與之不符的人也承認的原則，即貧民的處境大體上不應使之真正地或明顯地和最下等階級的獨立勞工的處境一樣稱心如意&rdquo。
這個先驗的論據出色地用了許多由小組委員彙報或在委員會前舉證的例子，說明勞動者除非給他們指出兩條路，一條是餓肚子，一條是嚴格限制，他們就不會竭盡全力去幹，雖然并沒有試圖對其性格和行為由每一例子代表的英國工人的百分比作出估計。
這個由特殊的例子說明但未證實的先驗的推理是如此清楚和如此容易地為普通人所理解，以緻這項影響到一切既得利益的1834年濟貧法在下院以四比一的多數，在上院以六比一的多數獲得通過。
另一方面，1905年的濟貧法委員會雖然有不少委員受過1834年傳統的訓練，但為處理面前的衆多證據所迫，不得不采取新的方針。
委員們不再半無意識地假定人的能力在快樂和痛苦兩個概念前完全依靠人的意志的作用，而是不得不将無數從量的角度觀察到的與影響貧民及潛在貧民的意志有關的衆多因素的事實制成表格并加以研究。
例如，他們無法回避下列任務：估計健康狀況（這取決于良好的環境）所産生的工業效果；估計希望（這可能由國家提供的老年福利實現）所産生的工業效果；估計遠大目光（這是教育的成果）所産生的工業效果；以及将所有這些與未來的快樂和痛苦概念所産生的&ldquo純經濟&rdquo動機相比較。
換言之，委員會所搜集的證據不是為了說明已經用其他方法确立了的總的命題，而是為量的問題提供量的答案；所有的例證都按照一個熟知的統計規劃積累起來，直到計算結果重複出現說明進一步積累已無意義為止。
1834年，在處理濟貧法的政治機器時，隻消擺道理說，由于人人都謀求自身利益，納稅人會選舉一些盡其所知促進全社會利益的保護者，條件是設立一些代表所有地方利益的選區，選舉權則按每個納稅人利益的比例授予。
至于設立的選區是新的還是舊的，當選者有沒有其他任務，在當時似乎是沒有多大關系的。
另一方面，在1908年，感到有必要探究可能在選舉中影響納稅人或候選人心理的一切事由，并利用一切可以獲得的證據來評估它們的相對重要性。
例如，必須研究，在人們保持與議會選舉及市議會選舉有關的政治行動習慣的選區裡，投票率是否最高；一次涉及除濟貧法管理外其他問題的選舉是否更可能在選民中引起興趣。
還有，如果一個選區一年中不止進行一次選舉，從投票百分率可以發現選民對每次額外選舉的熱情會順着一根急劇下降的曲線減退。
因此，委員會或議會就政府政策和選舉機構作出的最後決定必須用主要是量的方法使所有這些和其他許多需要考慮的事情平衡起來。
也就是說，這根最後與由證據表示的曲線相交的線賦予把擔心未來作為發憤圖強動機的重要性，或者賦予把個人健康作為提高個人效能的重要性，要比如果把兩者中的任何一個作為唯一需要考慮的因素而賦予的重要性來得小。
如果不是為了節省當選代表的精力，&ldquo官僚&rdquo将會比要求的多，如果不是為了保持公衆的同情和同意，官僚将會比要求的少。
在整個論證過程中，英國人民将不會被（如約翰·斯圖亞特·密爾所說的）&ldquo按照平均數或總數&rdquo看待，而是被看作包含許多個别的人，這些人能按照他們的膽力和體力、&ldquo性格&rdquo以及對未來的各種想法影響他們目前行為的程度排列在&ldquo差異多邊形&rdquo上。
再有，自從1834年以來，讨論濟貧法報告的公衆也發生了變化。
如今，報紙撰稿人在讨論貧困問題時，不再使用諸如&ldquo窮人&rdquo、&ldquo勞工階級&rdquo或&ldquo下等階級&rdquo這類應用于整個社會階級的籠統字眼，而是傾向于使用表達對各種差異的量的估計的字眼，例如&ldquo十分之一的底層階級&rdquo或&ldquo不能被雇用者&rdquo，而每個報紙讀者都對商業部月度報表中記錄工會會員實際失業狀況的季節和周期變動的統計數字相當熟悉。
關于政治思維裡這種從質的論證形式到量的論證形式的轉變，還可以舉出其他許多例子。
不過，也許隻要舉一個有關國際政治的例子就夠了。
六十年前，主權是一個簡單的質的問題。
奧斯汀[57]曾經論證說，任何地方都必須有個主權者，而主權無論在專制國家手裡，還是在共和國手裡，都必須是絕對的。
但是，1885年為了防止瓜分非洲引起一系列像瓜分美洲所引起的戰争那樣長的歐洲戰争而在柏林召開的會議，卻迫于面臨問題的複雜性，不得不按照量的方針來解決主權問題。
因此，自從1885年以來，大家都十分熟悉當時為了表達主權的等級而杜撰的名詞：&ldquo有效占領&rdquo、&ldquo腹地&rdquo、&ldquo勢力範圍&rdquo&mdash&mdash阿爾赫西拉斯會議也許還增加了一個最低等級：&ldquo合法志願範圍&rdquo。
現在，決定某一特定地區是否是英國的領土，就像決定一根含有一定百分比的碳的棒應當叫鐵或者鋼那樣，已經平凡之極了。
甚至在思考所觀察到的政治事實的最細小部分時，有些人也不受忽視個别差異的誘惑。
我認得一個人，他在為工業立法建立一個統計基礎方面也許比英國任何其他人貢獻更大，記得他曾經告訴我說，他用一整天時間把數千次&ldquo鐵路事故&rdquo（每次事故的環境都和任何其他事故不同）分成幾大類，而他感到自己就像《笨拙》畫報中那個狼狽的搬運工，必須把大自然的種種精妙之物按照他的公司的不精妙的價目表予以安排。
他引用搬運工的話說：&ldquo貓是狗，豚鼠是
就拿目前的濟貧法委員會采用的方法同1833&mdash1834年拟訂新濟貧法的著名的、極其得力的委員會所采用的方法來比較吧。
老的那個委員會報告所使用的理論很容易被列入先驗的演繹形式。
凡人皆追求快樂，逃避痛苦。
社會應力求使反社會福利行為受到痛苦，使社會福利行為獲得快樂。
要做到這點，可以使每個人及其子女的生計在正常情況下依靠他自己的努力，把那些不能做有益于社會的工作的窮苦人同那些能做有益于社會的工作的人隔離開來，并且讓窮苦人從自覺努力或痛苦束縛兩者擇取其一。
這種理論導緻&ldquo一個我們覺得所有的人都承認，就連那些其實踐與之不符的人也承認的原則，即貧民的處境大體上不應使之真正地或明顯地和最下等階級的獨立勞工的處境一樣稱心如意&rdquo。
這個先驗的論據出色地用了許多由小組委員彙報或在委員會前舉證的例子，說明勞動者除非給他們指出兩條路，一條是餓肚子，一條是嚴格限制，他們就不會竭盡全力去幹，雖然并沒有試圖對其性格和行為由每一例子代表的英國工人的百分比作出估計。
這個由特殊的例子說明但未證實的先驗的推理是如此清楚和如此容易地為普通人所理解，以緻這項影響到一切既得利益的1834年濟貧法在下院以四比一的多數，在上院以六比一的多數獲得通過。
另一方面，1905年的濟貧法委員會雖然有不少委員受過1834年傳統的訓練，但為處理面前的衆多證據所迫，不得不采取新的方針。
委員們不再半無意識地假定人的能力在快樂和痛苦兩個概念前完全依靠人的意志的作用，而是不得不将無數從量的角度觀察到的與影響貧民及潛在貧民的意志有關的衆多因素的事實制成表格并加以研究。
例如，他們無法回避下列任務：估計健康狀況（這取決于良好的環境）所産生的工業效果；估計希望（這可能由國家提供的老年福利實現）所産生的工業效果；估計遠大目光（這是教育的成果）所産生的工業效果；以及将所有這些與未來的快樂和痛苦概念所産生的&ldquo純經濟&rdquo動機相比較。
換言之，委員會所搜集的證據不是為了說明已經用其他方法确立了的總的命題，而是為量的問題提供量的答案；所有的例證都按照一個熟知的統計規劃積累起來，直到計算結果重複出現說明進一步積累已無意義為止。
1834年，在處理濟貧法的政治機器時，隻消擺道理說，由于人人都謀求自身利益，納稅人會選舉一些盡其所知促進全社會利益的保護者，條件是設立一些代表所有地方利益的選區，選舉權則按每個納稅人利益的比例授予。
至于設立的選區是新的還是舊的，當選者有沒有其他任務，在當時似乎是沒有多大關系的。
另一方面，在1908年，感到有必要探究可能在選舉中影響納稅人或候選人心理的一切事由，并利用一切可以獲得的證據來評估它們的相對重要性。
例如，必須研究，在人們保持與議會選舉及市議會選舉有關的政治行動習慣的選區裡，投票率是否最高；一次涉及除濟貧法管理外其他問題的選舉是否更可能在選民中引起興趣。
還有，如果一個選區一年中不止進行一次選舉，從投票百分率可以發現選民對每次額外選舉的熱情會順着一根急劇下降的曲線減退。
因此，委員會或議會就政府政策和選舉機構作出的最後決定必須用主要是量的方法使所有這些和其他許多需要考慮的事情平衡起來。
也就是說，這根最後與由證據表示的曲線相交的線賦予把擔心未來作為發憤圖強動機的重要性，或者賦予把個人健康作為提高個人效能的重要性，要比如果把兩者中的任何一個作為唯一需要考慮的因素而賦予的重要性來得小。
如果不是為了節省當選代表的精力，&ldquo官僚&rdquo将會比要求的多，如果不是為了保持公衆的同情和同意，官僚将會比要求的少。
在整個論證過程中，英國人民将不會被（如約翰·斯圖亞特·密爾所說的）&ldquo按照平均數或總數&rdquo看待，而是被看作包含許多個别的人，這些人能按照他們的膽力和體力、&ldquo性格&rdquo以及對未來的各種想法影響他們目前行為的程度排列在&ldquo差異多邊形&rdquo上。
再有，自從1834年以來，讨論濟貧法報告的公衆也發生了變化。
如今，報紙撰稿人在讨論貧困問題時，不再使用諸如&ldquo窮人&rdquo、&ldquo勞工階級&rdquo或&ldquo下等階級&rdquo這類應用于整個社會階級的籠統字眼，而是傾向于使用表達對各種差異的量的估計的字眼，例如&ldquo十分之一的底層階級&rdquo或&ldquo不能被雇用者&rdquo，而每個報紙讀者都對商業部月度報表中記錄工會會員實際失業狀況的季節和周期變動的統計數字相當熟悉。
關于政治思維裡這種從質的論證形式到量的論證形式的轉變，還可以舉出其他許多例子。
不過，也許隻要舉一個有關國際政治的例子就夠了。
六十年前，主權是一個簡單的質的問題。
奧斯汀[57]曾經論證說，任何地方都必須有個主權者，而主權無論在專制國家手裡，還是在共和國手裡，都必須是絕對的。
但是，1885年為了防止瓜分非洲引起一系列像瓜分美洲所引起的戰争那樣長的歐洲戰争而在柏林召開的會議，卻迫于面臨問題的複雜性，不得不按照量的方針來解決主權問題。
因此，自從1885年以來，大家都十分熟悉當時為了表達主權的等級而杜撰的名詞：&ldquo有效占領&rdquo、&ldquo腹地&rdquo、&ldquo勢力範圍&rdquo&mdash&mdash阿爾赫西拉斯會議也許還增加了一個最低等級：&ldquo合法志願範圍&rdquo。
現在，決定某一特定地區是否是英國的領土，就像決定一根含有一定百分比的碳的棒應當叫鐵或者鋼那樣，已經平凡之極了。
甚至在思考所觀察到的政治事實的最細小部分時，有些人也不受忽視個别差異的誘惑。
我認得一個人，他在為工業立法建立一個統計基礎方面也許比英國任何其他人貢獻更大，記得他曾經告訴我說，他用一整天時間把數千次&ldquo鐵路事故&rdquo（每次事故的環境都和任何其他事故不同）分成幾大類，而他感到自己就像《笨拙》畫報中那個狼狽的搬運工，必須把大自然的種種精妙之物按照他的公司的不精妙的價目表予以安排。
他引用搬運工的話說：&ldquo貓是狗，豚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