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國家和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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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物種起源》提供了一個答案。
事實上，自從那時以來，我們已經能夠把人類想象為既非雜亂一團的許多不同的個人，也非許多同種民族拼湊成的一個整體，而是一個生物集團，其中每一個人都與其他人不同，不是任意地，而是按照一個可以理解的有機進化過程。
由于存在于想象的東西也可以存在于感情，因此第二個問題也可指望用進化來回答，今後各國和各帝國的敵對的自我主義可以借助對于無限多樣的人們的愛來消釋，我們可以目睹他們沖破無盡痛苦和迷惘向與全人類更融洽的關系邁進。
但是，十九世紀的理智悲劇在于：有機進化的發現最初非但沒有激起這樣一種普遍的對人類的愛，反而好像表明這種愛是絕對不可能的。
進步似乎永遠是由于一種殘酷的求生鬥争，除非停止進步，鬥争将永遠進行下去。
憐憫和愛會磨鈍鬥争的鋒芒，從而不可避免會使物種退化。
在1859年以後的一個世代内，這場無可避免和永無止境的、一切種族都必須在其中扮演角色的自相殘殺的概念籠罩着世界政治的研究，猶如對太陽逐漸冷卻的恐懼籠罩着物理學的研究，對隻受饑荒和戰争制約的人口增長的恐懼籠罩着頭一百年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
在達爾文著書立說之前，博愛主義者把非白種人視為&ldquo人和兄弟&rdquo，經過短時期的教育，能在除膚色以外的一切方面變得和他們自己一樣。
達爾文使人懂得，不能這樣把困難掩蓋過去。
種族差異是不受教育影響的，已經存在了幾百萬年，今後還可能朝着趨異而不是趨同方向發展。
自從達爾文著述以來，種族關系這一實際問題也正好以更嚴峻的形式出現了。
在十九世紀上半葉，歐洲殖民者天天同非歐洲人種接觸，盡管他們的沖動和知識都反對埃克塞特·霍爾的樂觀主義的人種學，卻假定問題能自行解決，從而避免了一切關于他們自己處境的想法。
對于澳大利亞或加拿大的土著居民或南非的霍屯督人，貿易自動帶來了疾病，疾病為更強健的居民掃清了道路。
但是現在最弱的種族和個人已經死絕，活着的人顯示出意想不到的抵抗白人傳染病的能力，而我們對于傳染病起因的知識一年比一年豐富，因而責任也一年比一年重大。
我們正在接近這樣一個時刻：要使種族滅絕的話，就必須故意這樣去做。
但是，如果滅絕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故意的，殺人者和被殺者之間又如何能存在共同的感情或目标呢？據我所知，目前還沒有人自稱對這個問題有一個簡單而确切的答案。
倫理問題是在宗教領域内的。
但是基督教（目前是主要有關的宗教）顯然甚至未能想出一個勉強過得去的折衷辦法。
官方的基督教理論分明是：一切人都具有同樣的價值，一個特定地方一千年後居住着一百萬改變信仰的中非矮人，還是一百萬同樣改變信仰的歐洲人或印度人，對我們都無關緊要。
不過，在十九世紀，強大的種族究竟應該把它的擴張計劃置于消滅弱小的種族的基礎之上呢，還是置于試圖在種族可能範圍内提高弱小種族的基礎之上，對于這個現實問題，基督教徒要比伊斯蘭教徒殘酷不知多少，盡管他們的殘酷往往被多少有意識的僞善所掩蓋。
但是，政治上的&ldquo達爾文主義&rdquo最直接的危險結果不在于它證明歐洲殖民者消滅非洲土著乃屬合理，而在于&ldquo生存鬥争&rdquo概念可以被當作一種證據，證明歐洲各國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裡争奪世界商船航線的控制權對于每一個有關國家既是科學的必需，又是一種道義上的責任。
例如，活躍的前馬德拉斯總督安普西爾勳爵前不久說過這樣一句話：&ldquo生存鬥争已從一種個人鬥争、家庭、社會和民族鬥争發展為帝國鬥争。
&rdquo 安普西爾勳爵高興地宣稱，在人類進化過程中，一半人必須屠殺另一半人。
當你想到他可能作為下屆保守黨政府的成員同一個像标洛親王那樣的德國政治家（此人在通過宣稱個人道德準則不适用于國家行為而捍衛主子的波蘭政策時，似乎使俾斯麥的教導同他所理解的達爾文的教導相結合）談判時，這種高興勁兒就特别令人不寒而栗。
把個人間的&ldquo生存鬥争&rdquo所産生的生物學上的利益等同于&ldquo帝國鬥争&rdquo可望産生的利益，當然是絕對不科學的。
&ldquo帝國鬥争&rdquo必須要麼隻在歐洲軍隊之間進行，要麼在歐洲人會同非歐洲人盟友和臣民之間進行。
如果采取第一種形式，如果我們假定（安普西爾勳爵可能會這樣假定）北歐人種&ldquo優于&rdquo任何其他人種，那麼，屠殺五十萬精選的英國人和五十萬精選的德國人顯然是一種生物退化的行為。
即使使用非歐洲人，相當數目精選的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鞑靼人，或者廓爾喀人、帕坦人和蘇丹人被殺戮，這種生物學上的損失對于世界來說，按照存活的&ldquo高等人&rdquo或&ldquo低等人&rdquo的比例來衡量，也不過略微減少一點點罷了。
還有一種論調說&ldquo帝國鬥争&rdquo可望産生的進化利益不是種族而是政治和文化類型的&ldquo存活&rdquo，這種論調也好不了多少。
例如，據說我們戰勝德意志帝國将意味着政治自由觀念的勝利。
這個論調出之于印度的統治者之口似乎有點輕率，需要假定各種文化類型在現代世界是由軍事占領最成功地傳布的。
但是在古代世界，希臘文化傳布最迅速是在希臘帝國覆滅之後；當代日本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接受西方文化要比作為俄國或法國的屬國更容易；印度今天向日本學習的可能性恐怕大于向英國學習。
不過，安普西爾勳爵的話與其說是代表一種論據，不如說是代表許多已經忘記或從來不懂這句話所反映的生物學說的人所共有的一種思想習慣。
達爾文的第一批信徒認為人類之所以高出于它的人類之前的祖先，是因為聽任盲目的鬥争本能擺布的緣故。
因此，所謂人應該以思考來控制強烈的沖動這句老的道德箴言仿佛是錯誤的。
歸根結底，不加思考的沖動才是最好的指導，對鄰國本能地采取行動的國家可以像十年前的巴黎暴徒一樣自稱&ldquo為生存而鬥争&rdquo來為自己辯護。
要破除這種思想習慣的話，就必須不僅以一種新的論據來反對它，而且還必須以一種既創造理智信念又産生感情力量
事實上，自從那時以來，我們已經能夠把人類想象為既非雜亂一團的許多不同的個人，也非許多同種民族拼湊成的一個整體，而是一個生物集團，其中每一個人都與其他人不同，不是任意地，而是按照一個可以理解的有機進化過程。
由于存在于想象的東西也可以存在于感情，因此第二個問題也可指望用進化來回答，今後各國和各帝國的敵對的自我主義可以借助對于無限多樣的人們的愛來消釋，我們可以目睹他們沖破無盡痛苦和迷惘向與全人類更融洽的關系邁進。
但是，十九世紀的理智悲劇在于：有機進化的發現最初非但沒有激起這樣一種普遍的對人類的愛，反而好像表明這種愛是絕對不可能的。
進步似乎永遠是由于一種殘酷的求生鬥争，除非停止進步，鬥争将永遠進行下去。
憐憫和愛會磨鈍鬥争的鋒芒，從而不可避免會使物種退化。
在1859年以後的一個世代内，這場無可避免和永無止境的、一切種族都必須在其中扮演角色的自相殘殺的概念籠罩着世界政治的研究，猶如對太陽逐漸冷卻的恐懼籠罩着物理學的研究，對隻受饑荒和戰争制約的人口增長的恐懼籠罩着頭一百年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
在達爾文著書立說之前，博愛主義者把非白種人視為&ldquo人和兄弟&rdquo，經過短時期的教育，能在除膚色以外的一切方面變得和他們自己一樣。
達爾文使人懂得，不能這樣把困難掩蓋過去。
種族差異是不受教育影響的，已經存在了幾百萬年，今後還可能朝着趨異而不是趨同方向發展。
自從達爾文著述以來，種族關系這一實際問題也正好以更嚴峻的形式出現了。
在十九世紀上半葉，歐洲殖民者天天同非歐洲人種接觸，盡管他們的沖動和知識都反對埃克塞特·霍爾的樂觀主義的人種學，卻假定問題能自行解決，從而避免了一切關于他們自己處境的想法。
對于澳大利亞或加拿大的土著居民或南非的霍屯督人，貿易自動帶來了疾病，疾病為更強健的居民掃清了道路。
但是現在最弱的種族和個人已經死絕，活着的人顯示出意想不到的抵抗白人傳染病的能力，而我們對于傳染病起因的知識一年比一年豐富，因而責任也一年比一年重大。
我們正在接近這樣一個時刻：要使種族滅絕的話，就必須故意這樣去做。
但是，如果滅絕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故意的，殺人者和被殺者之間又如何能存在共同的感情或目标呢？據我所知，目前還沒有人自稱對這個問題有一個簡單而确切的答案。
倫理問題是在宗教領域内的。
但是基督教（目前是主要有關的宗教）顯然甚至未能想出一個勉強過得去的折衷辦法。
官方的基督教理論分明是：一切人都具有同樣的價值，一個特定地方一千年後居住着一百萬改變信仰的中非矮人，還是一百萬同樣改變信仰的歐洲人或印度人，對我們都無關緊要。
不過，在十九世紀，強大的種族究竟應該把它的擴張計劃置于消滅弱小的種族的基礎之上呢，還是置于試圖在種族可能範圍内提高弱小種族的基礎之上，對于這個現實問題，基督教徒要比伊斯蘭教徒殘酷不知多少，盡管他們的殘酷往往被多少有意識的僞善所掩蓋。
但是，政治上的&ldquo達爾文主義&rdquo最直接的危險結果不在于它證明歐洲殖民者消滅非洲土著乃屬合理，而在于&ldquo生存鬥争&rdquo概念可以被當作一種證據，證明歐洲各國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裡争奪世界商船航線的控制權對于每一個有關國家既是科學的必需，又是一種道義上的責任。
例如，活躍的前馬德拉斯總督安普西爾勳爵前不久說過這樣一句話：&ldquo生存鬥争已從一種個人鬥争、家庭、社會和民族鬥争發展為帝國鬥争。
&rdquo 安普西爾勳爵高興地宣稱，在人類進化過程中，一半人必須屠殺另一半人。
當你想到他可能作為下屆保守黨政府的成員同一個像标洛親王那樣的德國政治家（此人在通過宣稱個人道德準則不适用于國家行為而捍衛主子的波蘭政策時，似乎使俾斯麥的教導同他所理解的達爾文的教導相結合）談判時，這種高興勁兒就特别令人不寒而栗。
把個人間的&ldquo生存鬥争&rdquo所産生的生物學上的利益等同于&ldquo帝國鬥争&rdquo可望産生的利益，當然是絕對不科學的。
&ldquo帝國鬥争&rdquo必須要麼隻在歐洲軍隊之間進行，要麼在歐洲人會同非歐洲人盟友和臣民之間進行。
如果采取第一種形式，如果我們假定（安普西爾勳爵可能會這樣假定）北歐人種&ldquo優于&rdquo任何其他人種，那麼，屠殺五十萬精選的英國人和五十萬精選的德國人顯然是一種生物退化的行為。
即使使用非歐洲人，相當數目精選的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鞑靼人，或者廓爾喀人、帕坦人和蘇丹人被殺戮，這種生物學上的損失對于世界來說，按照存活的&ldquo高等人&rdquo或&ldquo低等人&rdquo的比例來衡量，也不過略微減少一點點罷了。
還有一種論調說&ldquo帝國鬥争&rdquo可望産生的進化利益不是種族而是政治和文化類型的&ldquo存活&rdquo，這種論調也好不了多少。
例如，據說我們戰勝德意志帝國将意味着政治自由觀念的勝利。
這個論調出之于印度的統治者之口似乎有點輕率，需要假定各種文化類型在現代世界是由軍事占領最成功地傳布的。
但是在古代世界，希臘文化傳布最迅速是在希臘帝國覆滅之後；當代日本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接受西方文化要比作為俄國或法國的屬國更容易；印度今天向日本學習的可能性恐怕大于向英國學習。
不過，安普西爾勳爵的話與其說是代表一種論據，不如說是代表許多已經忘記或從來不懂這句話所反映的生物學說的人所共有的一種思想習慣。
達爾文的第一批信徒認為人類之所以高出于它的人類之前的祖先，是因為聽任盲目的鬥争本能擺布的緣故。
因此，所謂人應該以思考來控制強烈的沖動這句老的道德箴言仿佛是錯誤的。
歸根結底，不加思考的沖動才是最好的指導，對鄰國本能地采取行動的國家可以像十年前的巴黎暴徒一樣自稱&ldquo為生存而鬥争&rdquo來為自己辯護。
要破除這種思想習慣的話，就必須不僅以一種新的論據來反對它，而且還必須以一種既創造理智信念又産生感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