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府的女權至上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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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會的森嚴氛圍中，以男子為中心的社會格局是誰也不可動搖的，男尊女卑素來被奉為金科玉律。但在賈府這個小社會裡，賈寶玉卻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女權至上論者，他同情女性、崇拜女性，讴歌女性，簡直是不遺餘力，而對于須眉濁物的男子，鄙夷、厭惡、痛恨，并為自己身在男子行列而深以為恥。
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第2回)。
他“便料定，原來天生人為萬物之靈，凡山川日月之精秀，隻鐘于女兒，須眉男子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可有可無”(第20回)。
寶玉這些思想頗有點“民主”意味，豈隻是鼓吹男女平等，而是疾呼女尊男卑了，可說是對以男子為中心的社會信條的一種最為徹底的叛逆！
深居賈府的寶玉，既沒有機會讀過鼓吹民主思想的啟蒙著作(當時的中國還沒有産生這種著作)，又不可能走出重門大戶去參加社會實踐，以感受階級壓迫的殘酷從而構建自己的思想大廈。那麼他的這種重女輕男的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呢?
羅素在《婚姻革命》一書中說：“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著的《維護婦女權利》(1792年)，是那些造成法國革命并為法國革命所造成的思想的産品。從她那時直到現在，男女平等的要求越發受到重視。”
曹雪芹活在世上的時間(1715年或1724年生，1763年或是1764年卒)，與法國的這場大革命的時間遙相對應。但中國當時仍籠罩着封建社會的濃雲密霧，既不可能産生先進的啟蒙思想，也不可能翻譯進口國外的理論著作，曹雪芹通過寶玉所表述的這種“先進”觀念，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我們不能不重視寶玉所存在的典型環境，在賈府這個名義上是男性作為主宰的小社會裡，實質上是女性在調理一切事情，上有賈母的至高無上的威儀，中有鳳姐的大權獨攬，下有一大批由美麗的女性所構成的“泱泱大國”，賈寶玉由少及長，生活在這個天真、自由、美麗、溫柔的環境裡，陶醉在芳郁纏綿的脂粉香中，“心滿意足，再無别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隻和姊妹丫鬟們一起……以至描鸾刺鳳，鬥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
試舉女性中的人物，鳳姐、秦可卿、黛玉、寶钗、湘雲，探春、迎春、襲人、晴雯、妙玉、尤二姐、尤三姐、紫鵑、平兒……哪一個不是美麗、聰明、多情，盡管她們身上也有各種不同的缺陷，但寶玉一概略去不計，隻是一味地稱頌不已。
而賈府中的男性世界，留給他的卻是一幅虛僞、刻闆、愚蠢、庸俗、荒淫的圖畫。賈政的平庸和毫無生氣，整日裡把仕途經濟、光宗耀祖當歌唱，對賈寶玉督促甚嚴，威赫可懼；賈敬“一味好道，隻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概不在他心上”（第2回）；賈赦隻知獵色，寡廉鮮恥，竟把自己沾染過的丫鬟秋桐，賞給賈琏為妾；賈珍、賈琏除了淫亂，别無他事；賈芹、賈蓉之流更是壞種；薛蟠胸無點墨，寵男色，嫖女妓，橫行霸道，劣迹累累……至于那些男性奴才們，一個個相貌卑俗，操行不良。
女性世界與男性世界形成強烈的鮮明的對比，前者使寶玉感受到一種美的生活情趣，一種鮮活的性靈氛圍，而後者卻使他反感——從生理到心理。于是，寶玉從最切身的體驗中，領悟了美與醜、善與惡、真與假的分野，很自然地便産生了“尊女抑男”的思想傾向。
他對男性的厭惡，甚至不排斥自己在内，常為自己的這個男兒之身抱憾不已，自貶為“濁物”，“濁玉”，“俗而又俗”。
在寶玉偷祭金钏兒時，深谙他心事的焙茗禱告說：“你在陰間保佑着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
當賈寶玉和甄寶玉見面時，雖相貌、身材、衣着盡皆相同，而心性卻相去甚遠。聽了甄寶玉一番顯親揚名、立德立言之類的“祿蠹”之語，寶玉頗為不耐煩，回來後對寶钗說：“隻可惜他也生了這樣一個相貌，我想來，有了他，我竟要連我這個相貌都不要了。”(第115回)
寶玉的崇尚女性，也可說是出于一個年輕男子的性心理。寶玉的性心理正是在這個女性世界中開啟的、發展的。當一個個美麗的女子，在寶玉面前，或香殘玉殒，或遠走高飛，或落入苦海，也就不斷地破滅着他的夢幻，增添着他對以男子為中心的封建社會的憎恨。于是，他的出路也就隻有遁入空門了。
欲與美麗而溫柔的女性同生共死卻不可能，同時又不願與“濁物”男子在名利場上奔逐，惟空門之中可以安置寶玉的存在——遠離情欲、物欲，擺脫一種精神的惶惑和絕望。
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第2回)。
他“便料定，原來天生人為萬物之靈，凡山川日月之精秀，隻鐘于女兒，須眉男子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可有可無”(第20回)。
寶玉這些思想頗有點“民主”意味，豈隻是鼓吹男女平等，而是疾呼女尊男卑了，可說是對以男子為中心的社會信條的一種最為徹底的叛逆！
深居賈府的寶玉，既沒有機會讀過鼓吹民主思想的啟蒙著作(當時的中國還沒有産生這種著作)，又不可能走出重門大戶去參加社會實踐，以感受階級壓迫的殘酷從而構建自己的思想大廈。那麼他的這種重女輕男的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呢?
羅素在《婚姻革命》一書中說：“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著的《維護婦女權利》(1792年)，是那些造成法國革命并為法國革命所造成的思想的産品。從她那時直到現在，男女平等的要求越發受到重視。”
曹雪芹活在世上的時間(1715年或1724年生，1763年或是1764年卒)，與法國的這場大革命的時間遙相對應。但中國當時仍籠罩着封建社會的濃雲密霧，既不可能産生先進的啟蒙思想，也不可能翻譯進口國外的理論著作，曹雪芹通過寶玉所表述的這種“先進”觀念，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我們不能不重視寶玉所存在的典型環境，在賈府這個名義上是男性作為主宰的小社會裡，實質上是女性在調理一切事情，上有賈母的至高無上的威儀，中有鳳姐的大權獨攬，下有一大批由美麗的女性所構成的“泱泱大國”，賈寶玉由少及長，生活在這個天真、自由、美麗、溫柔的環境裡，陶醉在芳郁纏綿的脂粉香中，“心滿意足，再無别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隻和姊妹丫鬟們一起……以至描鸾刺鳳，鬥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
試舉女性中的人物，鳳姐、秦可卿、黛玉、寶钗、湘雲，探春、迎春、襲人、晴雯、妙玉、尤二姐、尤三姐、紫鵑、平兒……哪一個不是美麗、聰明、多情，盡管她們身上也有各種不同的缺陷，但寶玉一概略去不計，隻是一味地稱頌不已。
而賈府中的男性世界，留給他的卻是一幅虛僞、刻闆、愚蠢、庸俗、荒淫的圖畫。賈政的平庸和毫無生氣，整日裡把仕途經濟、光宗耀祖當歌唱，對賈寶玉督促甚嚴，威赫可懼；賈敬“一味好道，隻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概不在他心上”（第2回）；賈赦隻知獵色，寡廉鮮恥，竟把自己沾染過的丫鬟秋桐，賞給賈琏為妾；賈珍、賈琏除了淫亂，别無他事；賈芹、賈蓉之流更是壞種；薛蟠胸無點墨，寵男色，嫖女妓，橫行霸道，劣迹累累……至于那些男性奴才們，一個個相貌卑俗，操行不良。
女性世界與男性世界形成強烈的鮮明的對比，前者使寶玉感受到一種美的生活情趣，一種鮮活的性靈氛圍，而後者卻使他反感——從生理到心理。于是，寶玉從最切身的體驗中，領悟了美與醜、善與惡、真與假的分野，很自然地便産生了“尊女抑男”的思想傾向。
他對男性的厭惡，甚至不排斥自己在内，常為自己的這個男兒之身抱憾不已，自貶為“濁物”，“濁玉”，“俗而又俗”。
在寶玉偷祭金钏兒時，深谙他心事的焙茗禱告說：“你在陰間保佑着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
當賈寶玉和甄寶玉見面時，雖相貌、身材、衣着盡皆相同，而心性卻相去甚遠。聽了甄寶玉一番顯親揚名、立德立言之類的“祿蠹”之語，寶玉頗為不耐煩，回來後對寶钗說：“隻可惜他也生了這樣一個相貌，我想來，有了他，我竟要連我這個相貌都不要了。”(第115回)
寶玉的崇尚女性，也可說是出于一個年輕男子的性心理。寶玉的性心理正是在這個女性世界中開啟的、發展的。當一個個美麗的女子，在寶玉面前，或香殘玉殒，或遠走高飛，或落入苦海，也就不斷地破滅着他的夢幻，增添着他對以男子為中心的封建社會的憎恨。于是，他的出路也就隻有遁入空門了。
欲與美麗而溫柔的女性同生共死卻不可能，同時又不願與“濁物”男子在名利場上奔逐，惟空門之中可以安置寶玉的存在——遠離情欲、物欲，擺脫一種精神的惶惑和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