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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專門論析《紅樓夢》中的“性愛”的小書。
孟子說：食、色，性也。這個“色”，是指“從生物基礎裡生長出來的一種男女之間感情上的吸引力”。“人類必須依賴兩性行為的生物和心理機能來得到種族的延續、社會結構的正常運行，以及社會的發展，但是又害怕兩性行為在男女心理上所發生的吸引力破壞已形成的人際關系的社會結構，不得不對個人的性行為加以限制。這就是社會對男女關系态度的兩重性。”（費孝通《重刊潘光旦譯注霭理士〈性心理學〉書後》）
中國曆朝曆代無不處于這種對待男女關系态度的雙重矛盾之中。而采取的做法是全力禁锢兩性之間的“人之大欲”，抹去其鮮活的絢麗的情感要素，單單留下繁衍種族的生殖作用，于是性壓抑的普遍存在與性歧變的屢屢發生，于浩繁的典籍中，時可見到零星記載。
文學家們似乎對這個問題來得更為敏感，愛情一直是一個常寫常新的主題，即使是“性”也千方百計地予以涉及，當然，詩詞歌賦中也多寫男女之間的性意識性心理，但系統地藝術地描寫“性愛”，大概要首推《金瓶梅》和《紅樓夢》了。據我看來，《紅樓夢》所描寫的“性愛”，含蓄，高雅，但并不“道學”，表現了曹雪芹對“性愛”的種種見解，若用現代的心理學、生物學、性科學來予以觀照，會驚歎于曹氏的體察入微和博學淵識。
正因為其博學淵識，以及描寫的含蓄與高雅，《紅樓夢》在“性愛”方面便留下許多讓人探尋的地方，研究者必須依照那隐隐約約的“草蛇灰線”，去勾勒曹氏關于“性愛”方面的題旨。加之“性愛”這個題旨曆來諱莫如深，誰都怕染上“誨淫誨盜”的名聲，或避而不說，或說得“發乎情而止乎禮義”的限度，故關于《紅樓夢》中的“性愛”至今論析得并不深入與廣泛。
對于《紅樓夢》中的愛情倒是談者不少，因為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清代的一些達官貴人，如梁恭辰、陳其元、餘治、丁日昌等，皆責罵此書為“淫書”，“蓋描寫癡男女情性，其字面絕不露淫字，令人目想神遊，而意為之移，所謂大盜不操幹戈也”(陳其元《庸閑齋筆記》)。若從反面理解，那就是《紅樓夢》畢竟具有許多“性愛”的内容，使道學家們視之為洪水猛獸。汪精衛則持“家庭感化”說，“因為家庭組織雖亦是專制的，然其元素，卻是由情意相結。既以情意結，還得以情意感化他……故我不能不大大有望于《紅樓夢》了”(汪精衛《紅樓夢新評》)。他承認書中的那個“情意結”，企圖将其作為一種感化力量，來穩定專制家庭的結構。到了俞平伯先生手上，他的著名論點之一是“钗黛合一”，緻使寶玉選擇的困惑，“豈以獨鐘之情遂移并秀之實乎”?王蒙先生在近年的一篇文章中，則認為寶钗和黛玉是文人心目中的兩種獨特而美麗的格調，這兩種格調絕不可能出現在同一個女性身上，熊掌和魚不可兼得，故于千古遺憾中塑造了這兩個不同的形象。周揚、何其芳、蔣和森諸先生則對該書的“男女戀愛主題”予以闡發，“愛情這個主題，在中國文學史上最先把它提到理性的高度，并把它充滿了政治性的内容，卻隻有曹雪芹筆下的《紅樓夢》”(蔣和森《曹雪芹和他的》)。論點并不止于這些，但大都從大處落筆來剖析該書的情愛，曹氏在許多細微之處流露出的性文化内涵，似乎提及不多。那麼我們的這本小書，就從這些細微之處入手，來探測《紅樓夢》中的“性愛”密碼。
焦大責罵賈府“扒灰的扒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豈隻是感歎賈府的世風日下?分明含有他作為一個老鳏夫，處于長期的性壓抑之中的口唇快感；襲人怎樣企圖從肉體和心靈上控制寶玉，而最終的結果卻是無功而返；秦可卿卧室中的強烈的性文化色彩，怎樣給初入人生的賈寶玉以性啟蒙；賈寶玉的“意淫”與好淫者的“濫淫”區别在什麼地方；賈寶玉“抓周”為什麼選擇女性專用的脂粉钗環；伶人藕官和官的同性戀，到底是怎麼形成的；薛呆子和邢傻舅的“戀童癖”，是怎樣一個格局；薛蟠和妓女雲兒及其他人的酒令中，如何透現出性愛的情緒；賈母晚年的喜好吃喝玩樂及百般庇護寶玉，怎樣體現一種老年性心理的特征；賈琏和鳳姐的性生活是一幅怎樣的圖景；鳳姐親近關懷秦可卿的奧妙在什麼地方；林黛玉怎樣在詩中實現自己的自戀傾向；妙玉聞貓兒叫春，為什麼會引發強烈的性幻想；薛寶钗如何治療賈寶玉的性心理失調；尤三姐并非完全死于理想愛情的破滅，而是與她在倫常關系的倒錯中的角色地位有關；晴雯臨死前贈指甲并與賈寶玉互換内衣，此中有什麼含義；賈迎春死于性虐待的依據何在；賈政年輕時是一種什麼樣的存在形态……，一共有四十餘個題目。我們企圖竭盡全力予以解析，運用了一些現代學科的鑰匙，來打開《紅樓夢》中的“性愛”之鎖。
這是本書與其他“紅學”著作的不同之處。
——聶鑫森
孟子說：食、色，性也。這個“色”，是指“從生物基礎裡生長出來的一種男女之間感情上的吸引力”。“人類必須依賴兩性行為的生物和心理機能來得到種族的延續、社會結構的正常運行，以及社會的發展，但是又害怕兩性行為在男女心理上所發生的吸引力破壞已形成的人際關系的社會結構，不得不對個人的性行為加以限制。這就是社會對男女關系态度的兩重性。”（費孝通《重刊潘光旦譯注霭理士〈性心理學〉書後》）
中國曆朝曆代無不處于這種對待男女關系态度的雙重矛盾之中。而采取的做法是全力禁锢兩性之間的“人之大欲”，抹去其鮮活的絢麗的情感要素，單單留下繁衍種族的生殖作用，于是性壓抑的普遍存在與性歧變的屢屢發生，于浩繁的典籍中，時可見到零星記載。
文學家們似乎對這個問題來得更為敏感，愛情一直是一個常寫常新的主題，即使是“性”也千方百計地予以涉及，當然，詩詞歌賦中也多寫男女之間的性意識性心理，但系統地藝術地描寫“性愛”，大概要首推《金瓶梅》和《紅樓夢》了。據我看來，《紅樓夢》所描寫的“性愛”，含蓄，高雅，但并不“道學”，表現了曹雪芹對“性愛”的種種見解，若用現代的心理學、生物學、性科學來予以觀照，會驚歎于曹氏的體察入微和博學淵識。
正因為其博學淵識，以及描寫的含蓄與高雅，《紅樓夢》在“性愛”方面便留下許多讓人探尋的地方，研究者必須依照那隐隐約約的“草蛇灰線”，去勾勒曹氏關于“性愛”方面的題旨。加之“性愛”這個題旨曆來諱莫如深，誰都怕染上“誨淫誨盜”的名聲，或避而不說，或說得“發乎情而止乎禮義”的限度，故關于《紅樓夢》中的“性愛”至今論析得并不深入與廣泛。
對于《紅樓夢》中的愛情倒是談者不少，因為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清代的一些達官貴人，如梁恭辰、陳其元、餘治、丁日昌等，皆責罵此書為“淫書”，“蓋描寫癡男女情性，其字面絕不露淫字，令人目想神遊，而意為之移，所謂大盜不操幹戈也”(陳其元《庸閑齋筆記》)。若從反面理解，那就是《紅樓夢》畢竟具有許多“性愛”的内容，使道學家們視之為洪水猛獸。汪精衛則持“家庭感化”說，“因為家庭組織雖亦是專制的，然其元素，卻是由情意相結。既以情意結，還得以情意感化他……故我不能不大大有望于《紅樓夢》了”(汪精衛《紅樓夢新評》)。他承認書中的那個“情意結”，企圖将其作為一種感化力量，來穩定專制家庭的結構。到了俞平伯先生手上，他的著名論點之一是“钗黛合一”，緻使寶玉選擇的困惑，“豈以獨鐘之情遂移并秀之實乎”?王蒙先生在近年的一篇文章中，則認為寶钗和黛玉是文人心目中的兩種獨特而美麗的格調，這兩種格調絕不可能出現在同一個女性身上，熊掌和魚不可兼得，故于千古遺憾中塑造了這兩個不同的形象。周揚、何其芳、蔣和森諸先生則對該書的“男女戀愛主題”予以闡發，“愛情這個主題，在中國文學史上最先把它提到理性的高度，并把它充滿了政治性的内容，卻隻有曹雪芹筆下的《紅樓夢》”(蔣和森《曹雪芹和他的》)。論點并不止于這些，但大都從大處落筆來剖析該書的情愛，曹氏在許多細微之處流露出的性文化内涵，似乎提及不多。那麼我們的這本小書，就從這些細微之處入手，來探測《紅樓夢》中的“性愛”密碼。
焦大責罵賈府“扒灰的扒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豈隻是感歎賈府的世風日下?分明含有他作為一個老鳏夫，處于長期的性壓抑之中的口唇快感；襲人怎樣企圖從肉體和心靈上控制寶玉，而最終的結果卻是無功而返；秦可卿卧室中的強烈的性文化色彩，怎樣給初入人生的賈寶玉以性啟蒙；賈寶玉的“意淫”與好淫者的“濫淫”區别在什麼地方；賈寶玉“抓周”為什麼選擇女性專用的脂粉钗環；伶人藕官和官的同性戀，到底是怎麼形成的；薛呆子和邢傻舅的“戀童癖”，是怎樣一個格局；薛蟠和妓女雲兒及其他人的酒令中，如何透現出性愛的情緒；賈母晚年的喜好吃喝玩樂及百般庇護寶玉，怎樣體現一種老年性心理的特征；賈琏和鳳姐的性生活是一幅怎樣的圖景；鳳姐親近關懷秦可卿的奧妙在什麼地方；林黛玉怎樣在詩中實現自己的自戀傾向；妙玉聞貓兒叫春，為什麼會引發強烈的性幻想；薛寶钗如何治療賈寶玉的性心理失調；尤三姐并非完全死于理想愛情的破滅，而是與她在倫常關系的倒錯中的角色地位有關；晴雯臨死前贈指甲并與賈寶玉互換内衣，此中有什麼含義；賈迎春死于性虐待的依據何在；賈政年輕時是一種什麼樣的存在形态……，一共有四十餘個題目。我們企圖竭盡全力予以解析，運用了一些現代學科的鑰匙，來打開《紅樓夢》中的“性愛”之鎖。
這是本書與其他“紅學”著作的不同之處。
——聶鑫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