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不再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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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認識你，你的文章我幾乎篇篇都讀過。
那次，你到我們廠來采訪，為廠的二期工程上馬被人為阻礙呼籲，得到市領導高度重視，很快解決了。
我們全廠都很感謝你。
你是一個敢講真話、敢與邪惡作鬥争的記者。
因此，我将這個受苦受難的女人介紹給你，請你給她呼籲、伸冤。
她叫許瓊，原在市通聯公司财務處工作。
是文革結束後财經大學畢業的高材生。
一九八三年五月的一個星期六晚上，她按照安排到公司值班。
半夜，被早已打好主意的公司經理朱譽群強殲。
第二天，她去派出所報了案。
過後幾天，公安人員找了她，也找了朱譽群。
以後就沒有下文。
她去催，派出所說已移交上級部門。
她又去找市婦聯，婦聯的同志很熱情，八方為她奔走，而且直接找了檢察院。
後來，市檢察院的同志還來找過她，反複訊問了有關情況，還将她保存的最好的物證——被朱譽群撕爛了的内褲（那上面還有朱譽群的精液）——交給了來人。
三個多月過去了，仍然沒有下文。
朱譽群照當經理和黨委書記，每天照樣趾高氣揚。
奇怪的是“七。
一”那天，他還被授予市先進共産黨員。
她多次去問，得到的答複都是“你不要急，我們還在調查了解，我們不會冤枉一個好人，也絕不放過一個壞人”。
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學，這件事她不敢告訴他，隻有自己默默地承受。
朱譽群找過她，要她不要再告，說：“你隻要不再反映。
我們一切好說。
給你加兩級工資，給一大筆獎金，要不，讓你去日本探半年親，等等。
否則，有你的好戲看。
”她不相信，她要鬥到底。
現在畢竟不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了。
自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要用法律來捍衛自己、捍衛自己的尊嚴。
她想得太簡單了。
一張罪惡的網已經向她撒來，一個挖好的陷阱已經移到了她的腳下。
那年秋天開始的“嚴打鬥争”将她作為暗娼抓了進去。
她一再反映、申訴，但有好幾個證人的證詞，特别是蓋有公司大印的《關于許瓊賣淫事實的說明》的揭發材料，更不容她反駁了。
不信組織的信誰的？許瓊被判刑四年，送到監獄服刑。
遠在日本的丈夫得知這事後，二話沒說，提出了離婚。
許瓊服刑滿後，回到了這個生養她的城市，發誓要告倒朱譽群，要洗清自己的冤屈，開始四處告狀。
但收效甚微。
最後找到了我和另幾個人大代表。
我們聯名寫了議案。
全國人大很關心，将議案的有關内容轉給了市裡。
市裡也作了調查，回複還是和過去差不多。
也就是說，她翻不了她的冤案。
無奈，我們就隻好讓她來找你，用你這支如椽大筆，為這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弱女子伸張大義！ 仲秋看完信，又打量起面前的這個女人，心裡有點亂。
她的遭遇真如熊總寫的這樣嗎？作為一個記者，可不能隻聽一面之詞。
但是，眼前的這個女人已被歲月的滄桑折磨成了這副模樣，看她的五官、她的身闆，原本是一個美人兒啊！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當初，為什麼沒有告倒朱譽群？” 女人歎了一口氣，說：“他的關系網太大。
公安、檢察院和婦聯開始都為我說話，也叫我寫了不少材料，還提供了物證。
以後就不了了之。
然後就把我抓起來了。
” “什麼理由？”仲秋問。
“說我是暗娼……”許瓊全身抖了一下，眼淚滾了出來。
“要證據呀！” 她用手背抹了抹眼淚，說：“他們做了假材料，朝我身上撥髒水。
朱譽群也倒打一耙，說我去勾引他，為了加工資、得獎金和到日本探親。
” “你的物證可以說話呀！”仲秋顯得一點急憤了。
“他們說，那内褲是我自己撕爛的……” 仲秋搶過話頭：“那褲子上的……” 許群微微低下頭，臉上泛起一絲淡淡的紅：“說是我與别的男人的……” “叫他們去化驗，看是朱譽群的還是别人的，不是一下就可以說明白了嗎？” “他們說，找不到了。
” 一個弱女子，沒有了可以證明自己清白的物證，面對朱譽群的強大的關系網，面對代表國家的專政機關，孤立無援，在那個時期，其結局可想而知。
仲秋看見弱不禁風的許瓊一直站在門外的過道上，真想讓她進去坐着談，話到嘴邊，又被理智或者叫世故擋了回去。
她現在是這種身份，家裡又沒有另外的人，萬一……以後，他可說不清楚。
幾個新聞界的老前輩告誡過他：“你既然選擇了這個職業，特别是要講真話，要敢于碰硬，要批評報道，那麼你就要學會保護自己，不要讓自己輕易受傷。
被批評的人是會想盡千方百計來為自己辯護，來搞你，甚至不惜動用一級或幾級組織來和你鬥。
”這些年，仲秋一直把它牢記于心，随時受用。
他狠了狠心，讓她繼續在門外站着。
這是他當記者以來，破天荒的第一次對采訪對象的不禮貌。
他把信折好，放進信封裡，轉換了話題：“你到哪些地方去反映過？” “能去的都去了。
”說着，她從提包裡取出一疊厚厚的材料，遞給他，“後來
那次，你到我們廠來采訪，為廠的二期工程上馬被人為阻礙呼籲，得到市領導高度重視，很快解決了。
我們全廠都很感謝你。
你是一個敢講真話、敢與邪惡作鬥争的記者。
因此，我将這個受苦受難的女人介紹給你，請你給她呼籲、伸冤。
她叫許瓊，原在市通聯公司财務處工作。
是文革結束後财經大學畢業的高材生。
一九八三年五月的一個星期六晚上，她按照安排到公司值班。
半夜，被早已打好主意的公司經理朱譽群強殲。
第二天，她去派出所報了案。
過後幾天，公安人員找了她，也找了朱譽群。
以後就沒有下文。
她去催，派出所說已移交上級部門。
她又去找市婦聯，婦聯的同志很熱情，八方為她奔走，而且直接找了檢察院。
後來，市檢察院的同志還來找過她，反複訊問了有關情況，還将她保存的最好的物證——被朱譽群撕爛了的内褲（那上面還有朱譽群的精液）——交給了來人。
三個多月過去了，仍然沒有下文。
朱譽群照當經理和黨委書記，每天照樣趾高氣揚。
奇怪的是“七。
一”那天，他還被授予市先進共産黨員。
她多次去問，得到的答複都是“你不要急，我們還在調查了解，我們不會冤枉一個好人，也絕不放過一個壞人”。
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學，這件事她不敢告訴他，隻有自己默默地承受。
朱譽群找過她，要她不要再告，說：“你隻要不再反映。
我們一切好說。
給你加兩級工資，給一大筆獎金，要不，讓你去日本探半年親，等等。
否則，有你的好戲看。
”她不相信，她要鬥到底。
現在畢竟不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了。
自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要用法律來捍衛自己、捍衛自己的尊嚴。
她想得太簡單了。
一張罪惡的網已經向她撒來，一個挖好的陷阱已經移到了她的腳下。
那年秋天開始的“嚴打鬥争”将她作為暗娼抓了進去。
她一再反映、申訴，但有好幾個證人的證詞，特别是蓋有公司大印的《關于許瓊賣淫事實的說明》的揭發材料，更不容她反駁了。
不信組織的信誰的？許瓊被判刑四年，送到監獄服刑。
遠在日本的丈夫得知這事後，二話沒說，提出了離婚。
許瓊服刑滿後，回到了這個生養她的城市，發誓要告倒朱譽群，要洗清自己的冤屈，開始四處告狀。
但收效甚微。
最後找到了我和另幾個人大代表。
我們聯名寫了議案。
全國人大很關心，将議案的有關内容轉給了市裡。
市裡也作了調查，回複還是和過去差不多。
也就是說，她翻不了她的冤案。
無奈，我們就隻好讓她來找你，用你這支如椽大筆，為這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弱女子伸張大義！ 仲秋看完信，又打量起面前的這個女人，心裡有點亂。
她的遭遇真如熊總寫的這樣嗎？作為一個記者，可不能隻聽一面之詞。
但是，眼前的這個女人已被歲月的滄桑折磨成了這副模樣，看她的五官、她的身闆，原本是一個美人兒啊！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當初，為什麼沒有告倒朱譽群？” 女人歎了一口氣，說：“他的關系網太大。
公安、檢察院和婦聯開始都為我說話，也叫我寫了不少材料，還提供了物證。
以後就不了了之。
然後就把我抓起來了。
” “什麼理由？”仲秋問。
“說我是暗娼……”許瓊全身抖了一下，眼淚滾了出來。
“要證據呀！” 她用手背抹了抹眼淚，說：“他們做了假材料，朝我身上撥髒水。
朱譽群也倒打一耙，說我去勾引他，為了加工資、得獎金和到日本探親。
” “你的物證可以說話呀！”仲秋顯得一點急憤了。
“他們說，那内褲是我自己撕爛的……” 仲秋搶過話頭：“那褲子上的……” 許群微微低下頭，臉上泛起一絲淡淡的紅：“說是我與别的男人的……” “叫他們去化驗，看是朱譽群的還是别人的，不是一下就可以說明白了嗎？” “他們說，找不到了。
” 一個弱女子，沒有了可以證明自己清白的物證，面對朱譽群的強大的關系網，面對代表國家的專政機關，孤立無援，在那個時期，其結局可想而知。
仲秋看見弱不禁風的許瓊一直站在門外的過道上，真想讓她進去坐着談，話到嘴邊，又被理智或者叫世故擋了回去。
她現在是這種身份，家裡又沒有另外的人，萬一……以後，他可說不清楚。
幾個新聞界的老前輩告誡過他：“你既然選擇了這個職業，特别是要講真話，要敢于碰硬，要批評報道，那麼你就要學會保護自己，不要讓自己輕易受傷。
被批評的人是會想盡千方百計來為自己辯護，來搞你，甚至不惜動用一級或幾級組織來和你鬥。
”這些年，仲秋一直把它牢記于心，随時受用。
他狠了狠心，讓她繼續在門外站着。
這是他當記者以來，破天荒的第一次對采訪對象的不禮貌。
他把信折好，放進信封裡，轉換了話題：“你到哪些地方去反映過？” “能去的都去了。
”說着，她從提包裡取出一疊厚厚的材料，遞給他，“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