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 思想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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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含了這十六個字。
以前檀香山興中會所用的誓詞，是“驅逐鞑虜，恢複中國，創立合衆政府”。
比較起來，可謂進了一步：增加了“平均地權”。
當時各地緻公堂的分子，加入了保皇會的很多。
他們對總注冊的事多方作梗，以緻孫中山與黃三德的奔走，在組織的意義上收效不大。
但是，就宣傳的意義而言，“要義”深入了各地緻公堂兄弟的心，替以後的革命運動打下基礎。
孫中山在美國除了進行緻公堂總注冊以外，也印發了鄒容的《革命軍》一萬一千份。
而且，改組了舊金山《大同日報》。
《大同日報》是緻公堂所創辦的。
總編輯是康有為的學生歐榘甲。
歐榘甲前在日本之時，正如梁啟超一樣，和孫中山頗有來往，因此也濡染了革命思想。
在來到美國以後，開始為《大同日報》寫稿之時，他仍舊高談反清，主張廣東應該脫離清政府而獨立。
康有為寫信申斥他，說他“離經叛道”，要把他“逐出門牆”。
他怕了，便一變而為反對革命之人。
孫中山到達舊金山，他寫了若幹篇文章，攻擊孫中山，說緻公堂尊奉孫中山，是“不智”之舉。
黃三德與唐瓊昌等人勸他不可如此，他不肯聽，隻得将他辭退，請孫中山推薦繼任人選。
孫中山寫信給馮自由在日本物色，馮自由推薦了劉成禺。
劉成禺原為湖北省的官費留學生，在成城學校學軍事，因贊成革命，而不惜犧牲官費，曾經在癸卯年正月初一，于清廷駐日公使館團拜之時，當着公使蔡鈞的面，與馬君武先後演說，主張推翻清廷。
蔡鈞停止他的官費，不許他留在東京，并且行文湖北官廳，沒收他在武昌的家産。
他再接再厲，辦了一個雜志，叫做《湖北學生界》，繼續宣傳革命。
他在甲辰年（1904年）春夏之交到了舊金山，就任《大同日報》的總編輯以後，用十分犀利的文筆，轉移美國各地僑胞的思想。
同時，他約了在日本的馮自由，與業已在美留學的蔣夢麟、徐甘棠、廖卓庵等人不時替他撰稿。
于是，過不了多久，僑胞思想的主流便不再是保皇，而是革命了。
他在未來美國以前，從日本回國辦護照，在上海遇到他的兩湖書院的同學賀之才、史青、魏宸組、胡秉柯。
這四人由于在家鄉湖北高談革命，被端方軟硬兼施，強迫去歐洲讀書，這時候來到了上海等船。
他們聽到成禺說，要到美國替孫中山辦報，便拜托劉向孫中山緻敬。
劉說：“孫先生不久也要去歐洲，你們可以在歐洲見到他。
”說罷，就寫了一封介紹信，交給他們。
他們到了歐洲，久等孫中山，未來；就聯名寫信給劉，請他代向孫中山促駕。
孫中山在十一月初八離開紐約，啟程赴歐，先到英國。
行前，寫了一本英文的小冊子，題為《中國問題之真解決》（TheTrueSolutionoftheChineseQuestion），印了一萬份，送給美國朝野。
封面上，題了三個中國字“革命潮”。
這本小冊子的結論是：清政府“在前世紀已為衰老時代，及今則其去死亡不遠矣。
如有發慈愛之念，表示對中國獨立之同情而猶思扶持滿洲之皇祚，吾知其亦必無成也。
”反過來說，倘若中國革命成功，則不僅可以建新紀元之國家，而“更可分其文明于全世界之人類”。
孫中山到了英國，住在倫敦一個英國朋友慕爾幹的家中，“囊空如洗”。
劉成禺寫信告訴賀之才，賀之才便聯絡留比、留德、留法的湖北同鄉，以及雖非同鄉而感情上可共秘密的同學，湊集了四千多比利時法郎、兩千多德國馬克、一千多法國法郎彙給孫中山，請他到歐洲大陸。
孫中山乘輪船到了比利時，賀之才與朱和中、李藩昌三人，在比利時的海口奧斯坦德（Ostend）的碼頭上歡迎。
孫中山乘火車到了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又有胡秉柯與二十幾個留學生在車站上歡迎。
他們随着孫中山到了胡秉柯的寓所，亦即孫下榻之處，和他談了三天三夜。
在第二天與第三天趕來參加的，又有十幾個人。
孫中山問他們：“你們主張革命，準備用什麼方法？”他們說：“我們要從軍界學界入手。
”于是，朱和中和其他幾個人，便把他們在湖北如何勸知識青年參加新軍的事，說了一遍。
孫中山聽到了，深為嘉許。
以前檀香山興中會所用的誓詞，是“驅逐鞑虜，恢複中國，創立合衆政府”。
比較起來，可謂進了一步：增加了“平均地權”。
當時各地緻公堂的分子，加入了保皇會的很多。
他們對總注冊的事多方作梗，以緻孫中山與黃三德的奔走，在組織的意義上收效不大。
但是，就宣傳的意義而言，“要義”深入了各地緻公堂兄弟的心，替以後的革命運動打下基礎。
孫中山在美國除了進行緻公堂總注冊以外，也印發了鄒容的《革命軍》一萬一千份。
而且，改組了舊金山《大同日報》。
《大同日報》是緻公堂所創辦的。
總編輯是康有為的學生歐榘甲。
歐榘甲前在日本之時，正如梁啟超一樣，和孫中山頗有來往，因此也濡染了革命思想。
在來到美國以後，開始為《大同日報》寫稿之時，他仍舊高談反清，主張廣東應該脫離清政府而獨立。
康有為寫信申斥他，說他“離經叛道”，要把他“逐出門牆”。
他怕了，便一變而為反對革命之人。
孫中山到達舊金山，他寫了若幹篇文章，攻擊孫中山，說緻公堂尊奉孫中山，是“不智”之舉。
黃三德與唐瓊昌等人勸他不可如此，他不肯聽，隻得将他辭退，請孫中山推薦繼任人選。
孫中山寫信給馮自由在日本物色，馮自由推薦了劉成禺。
劉成禺原為湖北省的官費留學生，在成城學校學軍事，因贊成革命，而不惜犧牲官費，曾經在癸卯年正月初一，于清廷駐日公使館團拜之時，當着公使蔡鈞的面，與馬君武先後演說，主張推翻清廷。
蔡鈞停止他的官費，不許他留在東京，并且行文湖北官廳，沒收他在武昌的家産。
他再接再厲，辦了一個雜志，叫做《湖北學生界》，繼續宣傳革命。
他在甲辰年（1904年）春夏之交到了舊金山，就任《大同日報》的總編輯以後，用十分犀利的文筆，轉移美國各地僑胞的思想。
同時，他約了在日本的馮自由，與業已在美留學的蔣夢麟、徐甘棠、廖卓庵等人不時替他撰稿。
于是，過不了多久，僑胞思想的主流便不再是保皇，而是革命了。
他在未來美國以前，從日本回國辦護照，在上海遇到他的兩湖書院的同學賀之才、史青、魏宸組、胡秉柯。
這四人由于在家鄉湖北高談革命，被端方軟硬兼施，強迫去歐洲讀書，這時候來到了上海等船。
他們聽到成禺說，要到美國替孫中山辦報，便拜托劉向孫中山緻敬。
劉說：“孫先生不久也要去歐洲，你們可以在歐洲見到他。
”說罷，就寫了一封介紹信，交給他們。
他們到了歐洲，久等孫中山，未來；就聯名寫信給劉，請他代向孫中山促駕。
孫中山在十一月初八離開紐約，啟程赴歐，先到英國。
行前，寫了一本英文的小冊子，題為《中國問題之真解決》（TheTrueSolutionoftheChineseQuestion），印了一萬份，送給美國朝野。
封面上，題了三個中國字“革命潮”。
這本小冊子的結論是：清政府“在前世紀已為衰老時代，及今則其去死亡不遠矣。
如有發慈愛之念，表示對中國獨立之同情而猶思扶持滿洲之皇祚，吾知其亦必無成也。
”反過來說，倘若中國革命成功，則不僅可以建新紀元之國家，而“更可分其文明于全世界之人類”。
孫中山到了英國，住在倫敦一個英國朋友慕爾幹的家中，“囊空如洗”。
劉成禺寫信告訴賀之才，賀之才便聯絡留比、留德、留法的湖北同鄉，以及雖非同鄉而感情上可共秘密的同學，湊集了四千多比利時法郎、兩千多德國馬克、一千多法國法郎彙給孫中山，請他到歐洲大陸。
孫中山乘輪船到了比利時，賀之才與朱和中、李藩昌三人，在比利時的海口奧斯坦德（Ostend）的碼頭上歡迎。
孫中山乘火車到了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又有胡秉柯與二十幾個留學生在車站上歡迎。
他們随着孫中山到了胡秉柯的寓所，亦即孫下榻之處，和他談了三天三夜。
在第二天與第三天趕來參加的，又有十幾個人。
孫中山問他們：“你們主張革命，準備用什麼方法？”他們說：“我們要從軍界學界入手。
”于是，朱和中和其他幾個人，便把他們在湖北如何勸知識青年參加新軍的事，說了一遍。
孫中山聽到了，深為嘉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