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 康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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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相助，得到了十幾萬銀元的巨款，同時也替上海廣智書局招股，募得了五萬銀元的股金。
康在新加坡，似乎也募得了不少的錢。
康的另一信徒唐才常，獲得革命黨人畢永年的合作，于庚子年（1900年）四五月間在上海成立了一個“正氣會”，其後改名為“自立會”。
自立會的宣言，兼有“排滿”與“保皇”的兩種色彩，既罵擁護清朝的人“低首腥膻，自甘奴隸”，卻又大聲疾呼“君臣之義，如何可廢！” 這“自立會”逐漸發展為“自立軍”，準備于陰曆七月十五日分别在大通、安慶、常德、漢口、新堤五處地方同時起義，名為勤王，實則對清廷革命。
康、梁卻不能如期寄來必需的款項。
起義的日期，因此而改到七月二十九日，消息也因此而洩漏，唐才常于七月二十七日和林圭等二十餘人在漢口被捕。
倘若康有為能夠成事，則自立軍與革命軍同時并起，也未嘗不可以相輔而行。
當時的機會，不可謂不好。
慈禧甘心受剛毅等人的包圍，立溥儁為大阿哥，到了最後又在庚子年六月對全世界的“夷人”宣戰，圍攻使館。
八國聯軍侵華後，兩江、兩湖與山東的三個封疆大吏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宣布保護洋人，不受僞命，在兩廣的李鴻章态度又極其暧昧；在另一方面，以容闳為首的若幹知名之士又于七月初一日成立所謂“中國議會”于上海張園，宣布“不承認通匪矯诏之僞政府”，俨然是一個新的革命政府，而且它的總幹事不是别人，正是唐才常。
（容闳當選為會長，嚴複當選為副會長。
） 康有為所捐到的款子，不為不多；據張之洞奏報清廷，是“洋銀六十萬元”，據馮自由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十一章所說，是“數逾百萬”。
其中梁所經手，在檀香山募得的：據徐勤說，是八九萬元，據馮自由在同書第六章說，在十萬元以上。
徐勤的話，見于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所引的一封信。
徐勤自己在這一封寫給康有為的信中承認：“漢口之役，所費三十萬。
”可見，康梁與他們所最信任的徐勤，并不曾把全部捐款用在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所主持的自立軍的身上。
雜項的開銷，自然是在所不免。
然而，倘若如馮自由所說（同書第十一章），“僅電報一項，耗費逾十萬元”，那麼，保皇會的各地負責人實在是太對不起自立軍的踴躍赴死的将士了。
康應負的責任最大。
其次是徐勤。
他們兩人絕對不肯與革命黨合作。
梁勸康不可以湘鄂為主要對象，勸他取廣東作為根據地，免蹈洪楊覆轍。
康不聽。
梁又勸他親入自立軍中，以主帥的名義指揮一切，庶便号召。
康也不聽。
唐才常也有錯誤。
他在時務學堂裡和梁同事，因梁而沾上了康，竟然不能擺脫，再加上對康的金錢支援抱了幻想，于是把轟轟烈烈的一場義舉，從開始便排演成不倫不類的活劇：既要推翻清朝，又說是為了保光緒的駕。
名不正，言不順，其事當然難成。
唐為了等候康的款子而一再改期。
在漢口機關的賬簿上，可憐他僅存現洋一萬五千餘元而已（張之洞奏）。
秦力山沒有接到改期的通知，而依原約于七月十五日（8月9日）在大通發動，苦戰了若幹天，于唐才常被捕以後解散所部，隻身脫險。
他到了新加坡，才知道“康之擁資自肥”，一怒而與康氏絕交。
秦力山在大通失敗之後，唐才常到了七月二十七日（8月21日）才和林圭等人被張之洞捉去。
在這十幾天之中，唐本該有所動作，而不曾動作，以緻坐以待斃。
他之所以如此，原因不外是：（一）繼續等候康的款子，（二）對張之洞存幻想。
在秦力山不曾發動以前，唐因等候款子而一再改期，不無理由（雖則犯了兵家大忌）。
在秦力山既已發動而失敗以後，唐還在等候款子，便十分愚蠢了。
至于對張之洞存幻想，以為張之洞肯脫離清朝而“獨立”，那實在是缺乏知人之明。
康在新加坡，似乎也募得了不少的錢。
康的另一信徒唐才常，獲得革命黨人畢永年的合作，于庚子年（1900年）四五月間在上海成立了一個“正氣會”，其後改名為“自立會”。
自立會的宣言，兼有“排滿”與“保皇”的兩種色彩，既罵擁護清朝的人“低首腥膻，自甘奴隸”，卻又大聲疾呼“君臣之義，如何可廢！” 這“自立會”逐漸發展為“自立軍”，準備于陰曆七月十五日分别在大通、安慶、常德、漢口、新堤五處地方同時起義，名為勤王，實則對清廷革命。
康、梁卻不能如期寄來必需的款項。
起義的日期，因此而改到七月二十九日，消息也因此而洩漏，唐才常于七月二十七日和林圭等二十餘人在漢口被捕。
倘若康有為能夠成事，則自立軍與革命軍同時并起，也未嘗不可以相輔而行。
當時的機會，不可謂不好。
慈禧甘心受剛毅等人的包圍，立溥儁為大阿哥，到了最後又在庚子年六月對全世界的“夷人”宣戰，圍攻使館。
八國聯軍侵華後，兩江、兩湖與山東的三個封疆大吏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宣布保護洋人，不受僞命，在兩廣的李鴻章态度又極其暧昧；在另一方面，以容闳為首的若幹知名之士又于七月初一日成立所謂“中國議會”于上海張園，宣布“不承認通匪矯诏之僞政府”，俨然是一個新的革命政府，而且它的總幹事不是别人，正是唐才常。
（容闳當選為會長，嚴複當選為副會長。
） 康有為所捐到的款子，不為不多；據張之洞奏報清廷，是“洋銀六十萬元”，據馮自由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十一章所說，是“數逾百萬”。
其中梁所經手，在檀香山募得的：據徐勤說，是八九萬元，據馮自由在同書第六章說，在十萬元以上。
徐勤的話，見于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所引的一封信。
徐勤自己在這一封寫給康有為的信中承認：“漢口之役，所費三十萬。
”可見，康梁與他們所最信任的徐勤，并不曾把全部捐款用在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所主持的自立軍的身上。
雜項的開銷，自然是在所不免。
然而，倘若如馮自由所說（同書第十一章），“僅電報一項，耗費逾十萬元”，那麼，保皇會的各地負責人實在是太對不起自立軍的踴躍赴死的将士了。
康應負的責任最大。
其次是徐勤。
他們兩人絕對不肯與革命黨合作。
梁勸康不可以湘鄂為主要對象，勸他取廣東作為根據地，免蹈洪楊覆轍。
康不聽。
梁又勸他親入自立軍中，以主帥的名義指揮一切，庶便号召。
康也不聽。
唐才常也有錯誤。
他在時務學堂裡和梁同事，因梁而沾上了康，竟然不能擺脫，再加上對康的金錢支援抱了幻想，于是把轟轟烈烈的一場義舉，從開始便排演成不倫不類的活劇：既要推翻清朝，又說是為了保光緒的駕。
名不正，言不順，其事當然難成。
唐為了等候康的款子而一再改期。
在漢口機關的賬簿上，可憐他僅存現洋一萬五千餘元而已（張之洞奏）。
秦力山沒有接到改期的通知，而依原約于七月十五日（8月9日）在大通發動，苦戰了若幹天，于唐才常被捕以後解散所部，隻身脫險。
他到了新加坡，才知道“康之擁資自肥”，一怒而與康氏絕交。
秦力山在大通失敗之後，唐才常到了七月二十七日（8月21日）才和林圭等人被張之洞捉去。
在這十幾天之中，唐本該有所動作，而不曾動作，以緻坐以待斃。
他之所以如此，原因不外是：（一）繼續等候康的款子，（二）對張之洞存幻想。
在秦力山不曾發動以前，唐因等候款子而一再改期，不無理由（雖則犯了兵家大忌）。
在秦力山既已發動而失敗以後，唐還在等候款子，便十分愚蠢了。
至于對張之洞存幻想，以為張之洞肯脫離清朝而“獨立”，那實在是缺乏知人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