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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記》這是一個年輕人在美國監獄中十四年生活的記錄。

    的作者柏克曼在法國尼斯用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患着重病,又為醫生所誤,兩次的手術都沒有用。

    他的目力也壞了。

    他不能夠像殘廢者那樣地過着日子。

    所以有一次在他發病的時候,他的女友出去為他請醫生,躺在病床上的他卻趁這個機會拿手槍打了自己。

    四十四年前他的槍彈不曾打死美國資本家亨利·福利克,這一次卻很容易地殺死了他自己。

    在他留下的短短的遺書裡依舊充滿着愛和信仰。

    他這個人雖然隻活了六十幾歲,但他确實是知道怎樣生,知道怎樣死的。

     在這樣的行為裡面,我們看不見一點可怕或者可悲的地方。

    死好像隻是一件極平常、極容易、極自然的事情。

    甚至在所謂“卡拉監獄的悲劇”這是為了給一個女囚人雪恥的同盟自殺,參加者女囚人三個(先死),和男囚人十四個。

    事情發生于1889年。

    雷翁·獨意奇的《西伯利亞的十六年》中有詳細的記載。

    裡,也沒有令人恐怖的場面。

    我們且看下面的記載:“……波波何夫與加留席利二人都吞了三倍多的嗎啡,很快地就失了知覺。

    夜裡波波何夫還醒過一次。

    他聽見加留席利喉鳴,他想把加留席利喚醒。

    他抱着他的朋友,在這個朋友的臉上狂吻了許久。

    後來他看見這個朋友不會再醒了,他又抓了一把鴉片煙吞下去,睡倒在加留席利的身邊,永閉了眼睛。

    ” 誰會以為這是一個令人傷心斷腸的悲劇呢?多麼容易,多麼平常(不過對于生者當然是很難堪的)。

    美國詩人惠特曼在美國内戰的時期,曾在戰地醫院裡服務,他一定見過許多人死,據他說在許多場合中“死”的到來是十分簡單的,好像是日常生活裡一件極普通的事情,“就像用你的早餐一樣”。

     關于“死”的事情我寫了八張原稿紙,我把問題整個地想了一下,我覺得我多少懂得了一點“死”。

    其實我果真懂得“死”嗎?我自己也沒有膽量來下一個斷語。

    我的眼光正在書堆中旅行,它忽然落到了一本日文書上面,停住了。

    我看書脊上的字:“死之忏悔,古田大次郎。

    ”日本東京春秋社出版(1926年)。

     我不覺吃了一驚。

    貫串着這一本将近五百頁的巨著的不就是同樣的一個“死”字麼? “死究竟是什麼呢?” 那個年輕的作者反複地問道。

    他的态度和我的是不相同的。

    他并不是一個作家,此外也不曾寫過什麼東西。

    其實他也不能夠再寫什麼東西,這部書是他在死囚牢中寫的日記,等原稿送到外面印成書時,作者已經死在絞刑台上了。

    我見過一張作者的照片,是死後照的。

    是安靜的面貌,一點恐怖的表情也沒有。

    不像是死,好像是無夢的睡眠。

    看見這張像就想到作者的話:“一切都完了。

    然而我心裡并沒有受到什麼打擊,很平靜的。

    像江口君的話,既然到了那個地步,不管是苦,不管是煩悶,我隻有安然等候那死的來臨。

    ”這個副詞“安然”用得沒有一點誇張。

    他的确是安然死去的。

    他上絞刑台的時候,懷裡揣着他妹妹寄給他的一片樹葉,和他生前所喜歡的一隻狗和一隻貓的照片。

    這樣地懷着愛之心而死,就像一個人帶着寬慰的心情靜靜地睡去似的。

    這安然的死應該說是作者的最後勝利。

     然而我讀了這兩百多天的日記《死之忏悔》中的日記到九月十七日為止,作者于十月十五日受絞刑。

    日記原稿共三十三冊。

    作者自己說隻有第三十三冊才是“真正的死刑囚的獄中記”,那是判決死刑以後的日記。

    據古田生前的辯護律師布施辰治在序文中說,這一冊日記當局不許拿出去發表。

    然而後來它終于被領出來而且秘密出版了。

    我得到一冊,曾讀過一遍。

    書名是《死刑囚的回憶》,但在一·二八的滬戰中被炮彈炸毀了。

    這一冊的内容和以前的三十二冊差不多,不過調子有點不同。

    寫以前的三十二冊時作者已經知道死刑是無可避免的了。

    然而判決究竟不曾确定。

    死雖然就在他的眼前,希望縱然極其微弱,卻也不曾完全消滅。

    所以那時有疑惑,有掙紮,有呻吟,有眼淚。

    作者當時還不大認識死的面目。

    最後臨到了寫第三十三冊,一切都決定了,從此再沒有從前那種不安定,從前那種苦苦的掙紮。

    的确如布施辰治所說,确定了舍棄生命以後,心境和态度都是更為沉靜,真有超越生死之慨。

    因此無怪乎有人會以為這一冊“真正的死刑囚的獄中記”反不及以前的三十二冊中文筆之清麗和表現之沉痛了。

    ,我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