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關于戰争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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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物的單純分析，而是一種獨立的創造，這種創造是無法規定出來的，而是有賴于豐富的智慧發揮作用。
能夠把戰法歸結為少數切實可行和非常簡單的手段，這需要很大的天賦，我們距此還很遙遠。
有人常常将發明迂回一處陣地的戰法視作偉大天才的一步棋，我們認為這是非常可笑的，但是盡管如此，這種富于創造性的主動行為是有必要存在的，而且是決定評論式考察價值的主要行為之一。
1796年7月30日，拿破侖決心放棄對曼托瓦[20]的圍攻，以便迎擊前來解圍的武姆澤[21]，并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武姆澤被加爾達湖[22]和明喬河[23]隔開的兩路部隊。
這看上去是拿破侖取得輝煌勝利的最可靠的途徑。
他的确取得了這些勝利，而且當敵人此後幾次前去解圍時，他用同樣的手段取得了更輝煌的勝利[24]。
對此人們隻聽到了交口稱贊之聲。
如果拿破侖不完全放棄圍攻曼托瓦的想法，是無法于7月30日采取上述行動的，而且，他無法保住攻城辎重，而在這一戰局中他是無法再搞到第二套攻城辎重的。
實際上，拿破侖把對該地的圍攻轉變成了純粹的包圍。
如果拿破侖繼續圍攻的話，這個要塞很快就會被攻陷，而改為包圍後這個要塞又抵抗了六個月，盡管拿破侖在城外開闊戰場上取得了諸多勝利。
評論者由于提不出更好的抵禦解圍的方法，就認為拿破侖未攻下該城是完全無法避免的憾事。
在一道圍攻環線[25]内抗擊前來增援的敵軍，這一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批評和輕視，以至它完全淡出了評論者的眼界。
在路易十四世[26]年代常常奏效的這一手段，竟無人想到在百年以後至少是可以一并加以考慮的，這隻能說是因為趕時髦的觀點在作祟。
假如人們将這一手段列為可能使用的手段，那麼進一步研究當時的力量對比就可以得出結論，當時拿破侖可以部署在曼托瓦城前圍攻環線内的是四萬名世界上最精銳的步兵，在築有堅固工事的條件下，是無須懼怕武姆澤率領的前來解圍的五萬奧軍的，因為後者即使隻是試着向圍攻環線發起一次進攻也是十分困難的。
我們在這裡不打算進一步證明我們的這一論斷，但是認為我們所說的已經足以讓這一手段有權利和其他可能的手段一道争取被采用。
至于拿破侖本人當時在行動中是否想到了這一手段，我們不想妄加推斷，在其回憶錄和其他出版的資料中找不到他當時想到這一手段的痕迹。
後來的所有評論者都沒有想到這一手段，因為它已經完全被遺忘了。
重新想起這種手段的功勞并不大，因為人們隻需擺脫時髦觀點的影響就能做到。
但是想到這一手段，以便對它加以考察，并且把它同拿破侖使用的手段進行比較卻是十分必要的。
無論這種比較的結果如何，評論者是不能錯過這種比較的。
拿破侖在埃托日[27]、尚波貝爾[28]、蒙米賴[29]等地的戰鬥中擊敗布呂歇爾[30]軍團後，于1814年2月抛開布呂歇爾，把矛頭重又指向施瓦岑貝格[31]，并在蒙特羅[32]和莫爾芒[33]打敗了他的部隊[34]。
對此人們十分欽佩，因為拿破侖正是通過這樣來回調動其主力，巧妙地利用了聯軍分兵推進的錯誤。
至于說拿破侖這一出色的四處出擊最終未能挽救他，人們認為這至少不是他的過錯。
迄今還沒有人提出問題：假如拿破侖不把矛頭由布呂歇爾再次轉向施瓦岑貝格，而是繼續進攻布呂歇爾，并一直追擊他到萊茵河河畔，會有什麼結果呢？我們确信，在這種情況下，戰局會出現根本的轉折，聯軍就不會進軍巴黎[35]，而是返回，退過萊茵河。
我們不要求人們都同意這一見解，但是隻要有人提出了這種選擇的可能性，評論者就應一并加以探讨，這是任何專家都不會懷疑的。
在這裡提出來的用于比較的手段，比在前一例中提出的手段本來是更容易讓人想到的，但還是被錯過了，這是因為人們盲目地追随某一片面的見解，缺乏公正的态度。
由于有必要提出更好的手段來代替一個受到指責的手段，于是就出現了一種幾乎隻為評論而評論的形式，即滿足于隻是提出自認為更好的手段，卻沒有提出應有的論據，結果是提出來的手段不能令每個人信服，而其他人也這麼做，于是就産生了毫無依據的争論。
整個軍事類著作中都充斥着這些東西。
隻要人們建議使用的手段的優點還未明顯到令人信服的程度，我們就有必要要求評論者提供論據。
所謂論據，就是分别研究兩個手段的特點，并與目的進行對比。
如果人們能這樣以簡單的事實來說明事物的成因，那麼争論想必就會結束，或者至少可以從中得出新的結論，否則争論就會永無休止。
例如在上例中如果我們不滿足于僅提出一個更好的手段，而是想證明繼續追擊布呂歇爾要比轉攻施瓦岑貝格更好，那麼我們就可以提出以下簡單的事實作為根據： 1.通常沿一個方向繼續進攻比來回調遣部隊更有利，因為這種來回調遣部隊會損失時間，而且在敵軍由于損失慘重而士氣已經受到削弱的情況下，繼續進攻更容易取得新的戰果，因此繼續追擊能夠利用已經取得的優勢。
2.盡管布呂歇爾的兵力比施瓦岑貝格的少，但由于布呂歇爾具有進取精神，因此是更重要的敵人，是追擊的重點。
3.當時布呂歇爾受到的損失等同于一場大敗，因此拿破侖對他有很大的優勢。
假如布呂歇爾受到追擊的話，幾乎無疑會一直退到萊茵河河畔，因為他在這一線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援軍。
4.沒有其他可能的結果比布呂歇爾退到萊茵河河畔看上去更可怕，以及以如此巨大的陰影讓人産生幻覺了。
在施瓦岑貝格這樣以優柔寡斷和猶豫不決而聞名的将領看來，一旦布呂歇爾退至萊茵河河畔，想必就是一件大事。
對于符騰堡王太子[36]在蒙特羅附近，以及維特根施坦[37]伯爵在莫爾芒附近受到的損失，施瓦岑貝格侯爵想必是相當清楚的。
相反，一旦布呂歇爾在其自馬恩河[38]直到萊茵河這條完全孤立和分開的戰線上失敗，施瓦岑貝格隻能從雪崩般的種種傳言中了解布呂歇爾的損失。
三月底，拿破侖向維特裡[39]方向進軍，目的是想看一下一次威脅性的戰略迂回會給聯軍帶來什麼影響。
這一絕望的行動顯然是以恐吓原則為基礎的，但當時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拿破侖此前在拉昂[40]和阿爾西[41]戰敗，而布呂歇爾率領十萬人已經與施瓦岑貝格會合了[42]。
當然會有人不信服上述理由，但是他們至少不能反駁我們說：&ldquo如果拿破侖向萊茵河河畔追擊，從而威脅施瓦岑貝格的基地，那麼這就等同于施瓦岑貝格威脅巴黎，即拿破侖的基地。
&rdquo因為我們通過上述理由就是想證明施瓦岑貝格不會想到向巴黎進軍。
前面舉過1796年戰局中的例子，我們可能會說，拿破侖認為他所采取的方法是擊敗奧地利人最可靠的方法，但是即便他的這一方法确實是最可靠的，他由此所達到的目的也不過是一個空洞的榮譽而已，對曼托瓦的陷落幾乎沒有什麼明顯的影響。
在我們眼中，我們提出的是用于阻止解圍的可靠得多的方法。
但是如果我們也像拿破侖那樣，不認為這個方法更可靠，而是認為如果采用這個方法，獲勝的可能性會更小，那麼問題就會回到這一點：在一種情況下，獲勝的可能性較大，但這樣的勝利幾乎無法利用，也就是說勝利很小；在另一種情況下，獲勝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一旦獲勝，就會有大得多的戰果，從而可以影響雙方最終的勝負。
如果人們以這種方式來權衡得失，那麼有膽略的人想必會贊成第二種方法，但實際上從表面上看正好相反。
拿破侖的意圖肯定是大膽的，但是很明顯，他不可能像我們這樣可以事後從經驗中對當時情況的本性認識到如此的程度，并判斷出結果。
評論者在考察手段時不得不經常引用戰史，這是自然的，因為在軍事藝術中，經驗比所有富于哲理的真理都更有價值。
但是這種曆史的論據當然有其自己的條件，對這一點我們将用專門一章[43]加以論述。
可惜人們很少滿足這些條件，導緻對曆史的旁征博引大多隻是讓本已混亂的概念更加混亂。
現在我們還要考察一個重要問題，即評論者在評價某一具體事件時，人們應允許他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事後對有關情況更多的了解，或者說他應這樣自律到多大程度，也就是說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為結果所證明了的東西，或者說評論者應在何時何地抛開這些事後了解到的東西，以便完全從當事者當時的處境考慮問題。
如果評論者要贊揚或指責當事者，那麼他當然應該試着盡量站到當事者的立場上去，就是說，一方面應盡量搜集當事者所知道的所有情況及其行動動機；另一方面又要抛開當事者當時不可能知道或不知道的所有情況，首先要抛開後來的結果。
不過這隻是一個人們努力追求，但永遠不可能完全達到的目标，因為某一事件開始時的具體情況，在評論者眼裡和在當事者眼裡絕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
一些可能當時影響到當事者決心的細小情況已經無從查考，一些主觀的動機也從未見諸記載。
對這些主觀動機，人們隻能從當事者或者其心腹的回憶錄中了解，而在回憶錄中對有關情況往往寫得很寬泛，而且也許有意不寫實情。
因此當事者當時面臨的很多情況肯定是評論者不可能知道的。
另外，要評論者抛開他比當事者多知道的情況更困難。
如果要評論者抛開偶然發生的事情，即與事件本質沒有聯系的事情，還是容易的，但是要他抛開所有重要的事情就很困難了，而且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我們先談談結果。
如果結果不是從偶然情況中産生的，而評論者對結果是了解的，那麼他在評論産生結果的原因和過程時，就幾乎不可能不受到已知結果的影響，因為評論者是在結果之光的照射下考察這些情況的，而且對其中部分情況隻有參照結果才能完全了解并給予評價。
戰史中的所有現象對評論者本身來說都是教誨的源泉，因此評論者用其考察全部事件所得到的認識來考察有關情況是很自然的。
雖然他在有些場合想要抛開結果，但畢竟還是不可能完全做得到。
不僅對結果（也就是對以後才出現的情況）要這樣處理，而且對當時已經存在的情況（也就是對決定行動的情況）也應這樣處理。
在大多數情況下，評論者在這方面掌握的材料要比當事者多，隻是如果有人認為評論者完全抛開這些多掌握的材料是容易的，那就錯了。
實際上并非如此。
當事者要想了解行動前和行動時所發生的情況，不僅要依靠某些情報，還要依靠大量的推測或假設。
而那些關于不完全是偶發情況的情報，幾乎都是先有假設或推測的。
這樣一來，在沒有确切情報時，就隻有用這些來自推測或假設的情況代替。
于是人們就不難理解，當後來的評論者（實際上他已經知道所有事前和當時的情況）從當事者的位置思考未明情況中哪些可能性更大時，他本不應受自己掌握的更多材料的影響。
可是我們斷言，要想完全抛開多掌握的材料和要想完全抛開結果一樣，同樣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出于同樣的原因。
因此當評論者要贊揚或指責某一具體行動時，他隻會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設身處地考慮問題。
在很多情況下，評論者在這方面能夠達到滿足實際要求的程度，但在有些情況下卻完全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注意。
然而我們既沒必要也不期待評論者與當事者完全一緻。
像所有需要熟練技藝的活動一樣，在戰争中要求有訓練有素的、自然的禀賦，人們稱之為造詣。
造詣有高有低。
高超的造詣輕易就會超越評論者的造詣，哪位評論者敢說自己有弗裡德裡希或拿破侖這類人物的造詣呢？因此如果評論者要對一個有偉大才能的人進行評論，就應該允許評論者利用比當事者知道得更多的這一有利條件。
因此評論者在對一位偉大統帥進行評論時，不能像驗證算術例題那樣，用統帥用過的材料對他完成任務的情況進行檢驗，而是首先應根據統帥所取得的結果及其對戰事的準确估計，來鑒賞他卓越的天才活動，并實際了解統帥憑借其天才眼光就已經能夠感覺到的事物之間的本質聯系。
對不同造詣的人來說（也包括造詣最低的人），在進行評論時都應站在較高的立場上，以使評論具有豐富的客觀的判斷根據，應盡量減少主觀，避免把自己有限的才智作為評判的尺度。
評論者站在較高的位置，并根據對問題的全面認識進行褒貶，這本身不會令人反感，但是如果評論者故意突出自己，以那麼一種腔調講話，好像他通過對事件的全面認識所了解到的所有明智做法都是他特有的才幹創造出來的，那就會令人反感。
盡管評論者的這種欺騙很拙劣，但是由于虛榮心作怪，很容易使他進行這樣的欺騙，因此這一欺騙自然會引起别人的反感。
而更常見的是，評論者并無意這樣自吹自擂，而是如果他對此沒有進行明确的防範，則性急的讀者容易誤認為他是這樣，于是讀者就立即抱怨評論者缺乏判斷力。
因此，當評論者指出一個像弗裡德裡希或拿破侖這樣的人物的錯誤時，并不是說評論者本人就不會犯這些錯誤（他甚至會承認，假如他處于這些統帥的位置，也許會犯比起他們大得多的錯誤），而是說他從事物的聯系中認識到了這些錯誤，并認為當事者憑借其洞察力本應察覺到這些錯誤。
這就是通過事物的聯系進行的評判，即也包括通過結果。
但是如果評論者完全簡單地将結果用于證明一個舉措的正确與否，那麼結果就對評判有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作用。
對這種評判，我們可以稱之為根據結果進行的評判。
初看上去，人們應完全摒棄這種評判，但實際上并非如此。
像1807年拿破侖在弗裡德蘭會戰[44]後迫使亞曆山大[45]皇帝媾和，以及1805年拿破侖在奧斯特利茨會戰[46]和1809年瓦格拉姆會戰[47]後迫使弗朗茨皇帝媾和一樣，當1812年拿破侖進軍莫斯科時，一切問題都取決于能否通過占領這個首都和此前的勝利迫使亞曆山大皇帝媾和，因為如果拿破侖在莫斯科未能得到和平，那麼他除了轉身撤軍以外别無選擇，也就是說他将遭到戰略上的大敗。
我們不想談拿破侖為抵達莫斯科曾經做了些什麼，以及他當時是否已經錯過很多可以促使亞曆山大皇帝下媾和決心的機會，我們也不想談拿破侖在整個退卻過程中面臨的毀滅性的要素（出現這些要素的原因也許還是在于整個戰局的指揮），但是要取決的問題依然如故[48]，因為不管拿破侖在抵達莫斯科前的戰局中獲得多少更加輝煌的戰果，他還是沒有把握，不确定亞曆山大皇帝是否會因此而感到恐懼進而媾和。
即使拿破侖在退卻過程中沒有面臨這些毀滅性的要素，這一退卻也仍是戰略上的一場大敗。
假如1812年亞曆山大皇帝接受了于自己不利的和約，那麼1812年戰局對拿破侖來說就榮歸奧斯特利茨、弗裡德蘭和瓦格拉姆戰局之列了。
然而，假如這幾次戰局沒有簽訂和約的話，也很可能會使拿破侖遭到類似1812年戰局的慘敗。
因此不管這位世界征服者有能力運用何種力量、技巧和智慧，這一最終決定命運的問題[49]依然如故。
人們是否應該根據1812年戰局的失敗，就否定1805年、1807年和1809年戰局，斷言這幾次戰局都是不智之舉，其與拿破侖媾和的結局是違背事物本性的？人們是否應該認為戰略上的正義終于在1812年占了上風，擊敗了拿破侖的盲目幸運？這恐怕是一個非常勉強的觀點，是一種武斷的判斷，想必一半是沒有根據的，因為沒有人能夠順着事物之間必然的聯系一直看到戰敗的君主們的決心。
人們更不能說：拿破侖在1812年戰局中本應取得與前幾次戰局相同的結果，之所以沒有取得這一結果，是某些意外的因素造成的。
之所以不能這樣說，是因為人們不能把亞曆山大的頑強視為意外的因素。
最恰當的說法莫過于：拿破侖在1805年、1807年和1809年對其對手的判斷是正确的，而在1812年對對手的判斷是錯誤的，他在前幾次戰局中做對了，而在1812年做錯了。
我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結果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戰争中一切行動所追求的隻是有很大的可能得到的結果，而不是肯定能得到的結果。
至于那些在确定性上欠缺的部分，人們就隻能把它們交給命運或者幸運了（不管把它們叫作什麼）。
當然人們可以要求盡量少依靠命運或者幸運，可這隻是對某一具體情況而言的，也就是說，在這一具體情況下盡量少依靠命運或者幸運，但不能要求人們總是優先在确定性最大的情況下行動。
假如人們是這樣認為的，那就是對我們所有理論觀點的極大的違背。
在有些情況下，最大的冒險就是最大的智慧。
指揮官有時不得不把一件事交給命運去處理，此時他個人的功勞（就是說也包括他的責任）似乎完全消失了。
盡管如此，當我們看到他的期待得以實現時，還是會抑制不住内心的高興，看到他的期待落空時，又會感到不快。
而我們對指揮官正确與否的判斷，不外乎就是我們從純粹的結果中得出的，或者更準确地說是在結果中找到的。
但是不能否認，我們在指揮官的期待得以實現時所感到的興奮，以及其期待落空時所感到的不快，畢竟是建立在一種模糊的情感之上的；在歸功于運氣的結果與指揮官的天賦之間有一種細微的、對内心來說看不見的聯系，而且我們很樂意設想這種聯系是存在的。
這一觀點證明，如果同一位指揮官經常重複勝利和失敗，我們對他的感覺就會上升為一種更明确的情感。
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戰争中幸運的本性要比賭博中幸運的本性高貴得多。
隻要一位幸運的統帥在其他方面沒有傷害我們對他的好感，那麼我們就樂意伴随和考察他的經曆。
因此，評論者在對人們所有能估計和确信的做過斟酌以後，對于事物之間深層的、隐秘的、沒有可見表象的那部分聯系，就隻能讓結局來說明了。
評論者一方面應該維護這種根據結局得出的弱勢判斷，使它不受粗暴意見的非難，同時另一方面也應該反對濫用這種判斷。
因此，凡是人的智慧所不能探尋出來的東西，就不得不根據結果得出結論。
人們不得不根據結果得出的結論主要涉及精神方面的力量和作用，這一方面是因為人們很難對它們做出可靠的判斷，另一方面是因為它們與意志本身關系密切，以至它們很容易左右意志。
凡是畏懼或者勇氣左右了決心的地方，它們之間就不再能結合出任何客觀的東西，因此也就一事無成；而假如是智慧和深思熟慮左右決心的話，則是有可能獲得成功的。
現在我們還必須對評論的工具（評論時使用的語言）做些考察，因為評論用語與戰争中的行動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緻的，審視的評論無非應是先于行動的思考。
因此我們認為評論用語與戰争中的思考必須具有相同的特點，這一點特别重要，否則它就失去了實際意義，就不能使評論走入現實。
我們在考察戰法理論時說過，理論應該培養戰争中指揮官的思維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說，在培養過程中起到引導作用，理論的任務不是給指揮官提供實用的信條和體系，仿佛他可以将理論用作思維的工具。
如果說在戰争中為判斷面臨的一個情況，從無必要（時間上也不允許）使用輔助線畫幾何圖，如果說真理在此不是以體系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如果說真理不是間接，而是直接由洞察力發現的，那麼在評論式的考察中也應該如此。
我們已經看到，凡是人們在确定事物本性過于煩瑣時，評論就不得不依靠理論上已經确定了事物本性的真理。
不過，如果指揮官更多的是将這些真理的精神納入自己的精神世界，而不是把它們視為一部外在的、僵硬的法則，那麼他們在戰争中反而會更加遵循這些理論上的真理。
同樣，人們在評論中應用這些真理時，也不應該把它們當作一部外在的法則或者一個在運用時根本無須重新分解的代數公式，而總是應該自己審視這些真理，隻把對這些真理更準确和更詳細的證明留給理論去做。
這樣，人們在評論時就能避免使用一種高深莫測和晦暗不明的語言，就能夠運用簡潔的語言和清晰明白的概念。
當然這不是評論者總能完全做到的，但這應該是評論式表述的努力方向。
評論者在表述時應該盡量避免使用複雜的詞句和概念，不要把各種輔助線組成的結構圖表當作自己的萬能工具來使用，而是應通過自然和自由的洞察力來闡明一切。
然而遺憾的是，這種虔誠的努力（如果允許我們這樣表達的話）迄今隻是在極少量的評論式考察中出現過，在大多數的考察中，評論者更多的是受某種虛榮心的驅使，評論中充斥着華而不實和自我炫耀的想法。
在評論中常見的第一個弊病是把某個片面體系當作金科玉律，把它們濫用到令人難以容忍的地步。
但是指出這類體系的片面性從來就是不難做到的，而且人們應該這樣做，以便一勞永逸地摒棄它們那法官判詞式的威嚴。
好在人們在這裡隻涉及一定的對象，最終有可能成為片面體系的畢竟為數不多，因此它們本身也隻是較小的弊病。
第二個大得多的弊病是濫用術語、文言和比喻，它們就像宮廷侍從一樣被各種體系拖曳着，像一群松散的潑皮無賴和一支大部隊的失去隊長的辎重隊四處遊蕩。
在評論者中，一些人未能升格進入某個完整體系（要麼是因為沒有他們喜歡的體系，要麼是因為他們沒有達到完整了解某個體系的程度），但他們想至少不時地從這些體系中抽取一鱗半爪作為指出某位統帥做法有誤的根據。
大部分評論者如果不把軍事理論中的這樣一些片段在這裡或那裡用作根據，就根本無法進行評論。
這些片段中最小的就是純粹的術語和比喻，它們往往不過是評論式記述的點綴和美化。
一切屬于某個體系的術語和語言一旦脫離這一體系，用作普遍的公理或者比簡潔語言更有說服力的真理的小結晶體，那麼它們就會失去其正确性（如果它們确曾有過正确性的話），這是符合事物的本性的。
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我們看到的理論書籍和評論書籍不是運用樸實和簡單的思考方式（這樣作者至少總是知道在說什麼，讀者至少總是知道在讀什麼），而是充斥着這些術語。
它們構成含義不明的交點，讀者和作者從此就相互漸行漸遠。
而且這些術語往往還是更糟糕的東西，它們常常是毫無實質内容的空話，連作者自己都不再清楚他用這些術語時在想什麼，而是安于提出模糊的概念。
他若是使用簡單的語言，本是不會滿足于僅提出這些模糊概念的。
在評論中常見的第三個弊病是濫用史例和炫耀自己的所謂博學。
我們已經講過什麼是軍事藝術史，而且我們還要在專門的章節中談我們對史例和戰史的看法。
如果對一個史實未經深入研究便加以引用，那麼也可能用于證明相反的觀點。
如果人們從距今非常遙遠的時代或國家，從極為不同的情況中生拉硬拽三四個史實并堆砌在一起，則大多隻會引起判斷上的分散和混亂，絲毫不會有任何說服力，因為如果我們對它們認真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它們大多隻是些無用的東西，隻是被作者用來顯示其博學而已。
用這些晦暗不明、似是而非、雜亂無章、肆意武斷的看法能給現實生活帶來什麼好處呢？它們幾乎什麼好處都帶不來，以至于隻要理論存在，一旦它用了這樣的看法，隻會更多地成為實踐的對立面，并經常成為能征善戰的将帥們的笑柄。
但是假如理論能夠以簡單的語言對構成戰法的問題進行自然的考察，試着去确定能夠确定的東西，假如理論能夠不提錯誤的要求，不濫用科學形式和史料粉飾自己，而是緊貼實際，與戰場上應通過其洞察力指揮作戰的人攜手前行，那麼理論就不會成為實踐的對立面和能征善戰的将帥們的笑柄。
*** [1]&ldquo評論&rdquo（dieKritik），根據不同場合，有&ldquo評論&rdquo&ldquo批評&rdquo&ldquo批判&rdquo等多種譯法。
由于作者在本文中明确講到該表述&ldquo包含着贊揚和指責&rdquo，故譯為&ldquo評論&rdquo更準确。
&mdash&mdash譯者注 [2]指通過理論研究得出的正确結論。
&mdash&mdash譯者注 [3]&ldquo無可辯駁&rdquo一詞，作者使用了法語&ldquosansréplique&rdquo。
&mdash&mdash譯者注 [4]指法國駐意大利軍團。
&mdash&mdash譯者注 [5]塔利亞門托河（derTagliamento），意大利北部一條河流，流入亞得裡亞海，長170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6]卡爾大公（ErzherzogKarl，1771&mdash1847），奧地利大公、元帥、軍事理論家。
作品有《由1796年德意志戰局論戰略原則》《1799年德意志和瑞士戰局史》和軍事條令等。
參加過1796年、1797年、1805年和1809年對法戰争。
1805&mdash1809年任陸軍大臣，緻力于奧軍改革。
&mdash&mdash譯者注 [7]萊茵河（derRhein），中歐的一條大河，發源于瑞士格勞賓登州境内阿爾卑斯山區，流入北海。
長1238.8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8]1797年2月，拿破侖在北意大利攻陷曼托瓦後，奧地利試圖挽救北意大利，準備與拿破侖決戰。
3月，奧軍卡爾大公命前衛部隊在皮亞韋河地區警戒，主力在塔利亞門托河地區設防，計劃自萊茵河河畔開來的援軍到達後向法軍發起進攻。
3月16日，拿破侖擊退奧軍前衛部隊後，向塔利亞門托河河畔的卡爾大公發起進攻。
卡爾大公因兵力懸殊，略做抵抗後即退向薩瓦河和德拉瓦河。
28日，法軍進入奧地利境内，4月7日先頭部隊到達萊奧本（Leoben，今奧地利施泰爾馬克州一城市），18日雙方簽訂《萊奧本臨時和約》（VorfriedenvonLeoben），同年10月17日簽訂《坎波福米奧和約》（FriedenvonCampoformio）。
&mdash&mdash譯者注 [9]諾裡施阿爾卑斯山脈（NorischeAlpen），阿爾卑斯山脈中部東段的一部分，位于奧地利南部。
&mdash&mdash譯者注 [10]莫羅（Jean-VictorMoreau，1763&mdash1813），法國革命時期最重要的将軍之一。
1796&mdash1797年法奧戰争期間在萊茵地區指揮法軍。
1804年因反對拿破侖，被開除軍籍并被流放。
1813年赴俄國任亞曆山大一世的軍事顧問。
同年8月在德累斯頓會戰中被炸斷雙腿，9月去世。
&mdash&mdash譯者注 [11]奧什（Louis-LazareHoche，1768&mdash1797），法國革命時期少将。
&mdash&mdash譯者注 [12]1795年8月22日，法國國民會議（1792&mdash1795）通過新憲法，規定最高立法機構為上下兩院，上院稱元老院（250名成員），下院稱五百人院；規定最高行政機構為督政府，其五名成員由元老院自五百人院提交的名單中選出。
10月12日進行首次選舉；26日，國民會議舉行最後一次會議；31日，首屆督政府宣告成立。
至1799年11月9日被拿破侖推翻，存在過七屆督政府。
&mdash&mdash譯者注 [13]施泰爾馬克（Steiermark），今奧地利的一個聯邦州，曆史上曾是邊區和大公國。
&mdash&mdash譯者注 [14]維拉赫（Villach），今奧地利克恩滕州一城市，位于克拉根福特盆地西部。
&mdash&mdash譯者注 [15]拿破侖在第一次反法聯盟戰争中，在北意大利接連對反法聯盟取得勝利，于1797年2月2日占領奧地利的重要要塞曼托瓦。
3月28日，法軍進入奧地利境内。
4月7日，馬塞納率領法軍先頭部隊抵達萊奧本，距維也納僅四日行程。
當時奧地利還面臨英國不再提供援助、俄國撤走援軍的困難。
法國方面也面臨占領區民衆起義（4月17日維羅納起義）和後方（蒂羅爾）部分面臨奧軍威脅的問題。
于是雙方在萊奧本附近一處宮殿内開始談判，于18日簽訂《萊奧本臨時和約》。
10月17日，雙方最終簽訂《坎波福米奧和約》，第一次反法聯盟戰争就此結束。
&mdash&mdash譯者注 [16]維也納（Wien），今奧地利首都，同時也是一個聯邦州，位于多瑙河河畔。
曆史上曾是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帝國首都，也是奧匈帝國的兩個首都之一。
&mdash&mdash譯者注 [17]1797年10月17日，法國和奧地利根據此前于4月18日簽訂的《萊奧本臨時和約》，在意大利北部小城馬甯鎮（VillaManin）簽訂《坎波福米奧和約》，标志着第一次反法同盟戰争（1792－1797）結束。
根據該和約，奧地利放棄比利時、盧森堡和倫巴第地區，承認阿爾卑斯山南共和國獨立，并在秘密附加條款中承認自巴塞爾至安德納赫的萊茵河河段為法國東部邊境，但得到了威尼斯共和國及其艦隊，與本土連成一片，而且控制一部分亞得裡亞海。
因此克勞塞維茨認為這個和約并未讓奧地利付出過大的代價。
&mdash&mdash譯者注 [18]指法國徹底戰勝奧地利或僅占據奧地利的大片土地這兩個可能出現的結果。
&mdash&mdash譯者注 [19]莫斯科（Moskau），今俄羅斯首都，曆史上曾是莫斯科公國和俄國首都，位于俄羅斯平原中部。
此處指1812年俄國戰局。
&mdash&mdash譯者注 [20]曼托瓦（Mantua），今意大利曼托瓦省省會，位于波河平原，明喬河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21]武姆澤（DagobertSigmundvonWurmser，1724&mdash1797），伯爵，奧地利元帥。
&mdash&mdash譯者注 [22]加爾達湖（derGardasee），意大利最大的湖泊，位于該國北部阿爾卑斯山脈和波河平原之間，面積近370平方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23]明喬河（derMincio），意大利北部波河的一條支流，流經加爾達湖，長194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24]1796年4月，法國督政府派拿破侖攻入北意大利，奧軍節節敗退。
至6月，除曼托瓦要塞未被法軍攻克外，奧軍基本上撤至國境附近。
7月5日，法軍包圍曼托瓦。
此時，奧地利任命武姆澤将軍接替伯奧流指揮，率5萬人準備與曼托瓦守軍呼應，夾擊法軍。
武姆澤将部隊分為兩路
能夠把戰法歸結為少數切實可行和非常簡單的手段，這需要很大的天賦，我們距此還很遙遠。
有人常常将發明迂回一處陣地的戰法視作偉大天才的一步棋，我們認為這是非常可笑的，但是盡管如此，這種富于創造性的主動行為是有必要存在的，而且是決定評論式考察價值的主要行為之一。
1796年7月30日，拿破侖決心放棄對曼托瓦[20]的圍攻，以便迎擊前來解圍的武姆澤[21]，并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武姆澤被加爾達湖[22]和明喬河[23]隔開的兩路部隊。
這看上去是拿破侖取得輝煌勝利的最可靠的途徑。
他的确取得了這些勝利，而且當敵人此後幾次前去解圍時，他用同樣的手段取得了更輝煌的勝利[24]。
對此人們隻聽到了交口稱贊之聲。
如果拿破侖不完全放棄圍攻曼托瓦的想法，是無法于7月30日采取上述行動的，而且，他無法保住攻城辎重，而在這一戰局中他是無法再搞到第二套攻城辎重的。
實際上，拿破侖把對該地的圍攻轉變成了純粹的包圍。
如果拿破侖繼續圍攻的話，這個要塞很快就會被攻陷，而改為包圍後這個要塞又抵抗了六個月，盡管拿破侖在城外開闊戰場上取得了諸多勝利。
評論者由于提不出更好的抵禦解圍的方法，就認為拿破侖未攻下該城是完全無法避免的憾事。
在一道圍攻環線[25]内抗擊前來增援的敵軍，這一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批評和輕視，以至它完全淡出了評論者的眼界。
在路易十四世[26]年代常常奏效的這一手段，竟無人想到在百年以後至少是可以一并加以考慮的，這隻能說是因為趕時髦的觀點在作祟。
假如人們将這一手段列為可能使用的手段，那麼進一步研究當時的力量對比就可以得出結論，當時拿破侖可以部署在曼托瓦城前圍攻環線内的是四萬名世界上最精銳的步兵，在築有堅固工事的條件下，是無須懼怕武姆澤率領的前來解圍的五萬奧軍的，因為後者即使隻是試着向圍攻環線發起一次進攻也是十分困難的。
我們在這裡不打算進一步證明我們的這一論斷，但是認為我們所說的已經足以讓這一手段有權利和其他可能的手段一道争取被采用。
至于拿破侖本人當時在行動中是否想到了這一手段，我們不想妄加推斷，在其回憶錄和其他出版的資料中找不到他當時想到這一手段的痕迹。
後來的所有評論者都沒有想到這一手段，因為它已經完全被遺忘了。
重新想起這種手段的功勞并不大，因為人們隻需擺脫時髦觀點的影響就能做到。
但是想到這一手段，以便對它加以考察，并且把它同拿破侖使用的手段進行比較卻是十分必要的。
無論這種比較的結果如何，評論者是不能錯過這種比較的。
拿破侖在埃托日[27]、尚波貝爾[28]、蒙米賴[29]等地的戰鬥中擊敗布呂歇爾[30]軍團後，于1814年2月抛開布呂歇爾，把矛頭重又指向施瓦岑貝格[31]，并在蒙特羅[32]和莫爾芒[33]打敗了他的部隊[34]。
對此人們十分欽佩，因為拿破侖正是通過這樣來回調動其主力，巧妙地利用了聯軍分兵推進的錯誤。
至于說拿破侖這一出色的四處出擊最終未能挽救他，人們認為這至少不是他的過錯。
迄今還沒有人提出問題：假如拿破侖不把矛頭由布呂歇爾再次轉向施瓦岑貝格，而是繼續進攻布呂歇爾，并一直追擊他到萊茵河河畔，會有什麼結果呢？我們确信，在這種情況下，戰局會出現根本的轉折，聯軍就不會進軍巴黎[35]，而是返回，退過萊茵河。
我們不要求人們都同意這一見解，但是隻要有人提出了這種選擇的可能性，評論者就應一并加以探讨，這是任何專家都不會懷疑的。
在這裡提出來的用于比較的手段，比在前一例中提出的手段本來是更容易讓人想到的，但還是被錯過了，這是因為人們盲目地追随某一片面的見解，缺乏公正的态度。
由于有必要提出更好的手段來代替一個受到指責的手段，于是就出現了一種幾乎隻為評論而評論的形式，即滿足于隻是提出自認為更好的手段，卻沒有提出應有的論據，結果是提出來的手段不能令每個人信服，而其他人也這麼做，于是就産生了毫無依據的争論。
整個軍事類著作中都充斥着這些東西。
隻要人們建議使用的手段的優點還未明顯到令人信服的程度，我們就有必要要求評論者提供論據。
所謂論據，就是分别研究兩個手段的特點，并與目的進行對比。
如果人們能這樣以簡單的事實來說明事物的成因，那麼争論想必就會結束，或者至少可以從中得出新的結論，否則争論就會永無休止。
例如在上例中如果我們不滿足于僅提出一個更好的手段，而是想證明繼續追擊布呂歇爾要比轉攻施瓦岑貝格更好，那麼我們就可以提出以下簡單的事實作為根據： 1.通常沿一個方向繼續進攻比來回調遣部隊更有利，因為這種來回調遣部隊會損失時間，而且在敵軍由于損失慘重而士氣已經受到削弱的情況下，繼續進攻更容易取得新的戰果，因此繼續追擊能夠利用已經取得的優勢。
2.盡管布呂歇爾的兵力比施瓦岑貝格的少，但由于布呂歇爾具有進取精神，因此是更重要的敵人，是追擊的重點。
3.當時布呂歇爾受到的損失等同于一場大敗，因此拿破侖對他有很大的優勢。
假如布呂歇爾受到追擊的話，幾乎無疑會一直退到萊茵河河畔，因為他在這一線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援軍。
4.沒有其他可能的結果比布呂歇爾退到萊茵河河畔看上去更可怕，以及以如此巨大的陰影讓人産生幻覺了。
在施瓦岑貝格這樣以優柔寡斷和猶豫不決而聞名的将領看來，一旦布呂歇爾退至萊茵河河畔，想必就是一件大事。
對于符騰堡王太子[36]在蒙特羅附近，以及維特根施坦[37]伯爵在莫爾芒附近受到的損失，施瓦岑貝格侯爵想必是相當清楚的。
相反，一旦布呂歇爾在其自馬恩河[38]直到萊茵河這條完全孤立和分開的戰線上失敗，施瓦岑貝格隻能從雪崩般的種種傳言中了解布呂歇爾的損失。
三月底，拿破侖向維特裡[39]方向進軍，目的是想看一下一次威脅性的戰略迂回會給聯軍帶來什麼影響。
這一絕望的行動顯然是以恐吓原則為基礎的，但當時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拿破侖此前在拉昂[40]和阿爾西[41]戰敗，而布呂歇爾率領十萬人已經與施瓦岑貝格會合了[42]。
當然會有人不信服上述理由，但是他們至少不能反駁我們說：&ldquo如果拿破侖向萊茵河河畔追擊，從而威脅施瓦岑貝格的基地，那麼這就等同于施瓦岑貝格威脅巴黎，即拿破侖的基地。
&rdquo因為我們通過上述理由就是想證明施瓦岑貝格不會想到向巴黎進軍。
前面舉過1796年戰局中的例子，我們可能會說，拿破侖認為他所采取的方法是擊敗奧地利人最可靠的方法，但是即便他的這一方法确實是最可靠的，他由此所達到的目的也不過是一個空洞的榮譽而已，對曼托瓦的陷落幾乎沒有什麼明顯的影響。
在我們眼中，我們提出的是用于阻止解圍的可靠得多的方法。
但是如果我們也像拿破侖那樣，不認為這個方法更可靠，而是認為如果采用這個方法，獲勝的可能性會更小，那麼問題就會回到這一點：在一種情況下，獲勝的可能性較大，但這樣的勝利幾乎無法利用，也就是說勝利很小；在另一種情況下，獲勝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一旦獲勝，就會有大得多的戰果，從而可以影響雙方最終的勝負。
如果人們以這種方式來權衡得失，那麼有膽略的人想必會贊成第二種方法，但實際上從表面上看正好相反。
拿破侖的意圖肯定是大膽的，但是很明顯，他不可能像我們這樣可以事後從經驗中對當時情況的本性認識到如此的程度，并判斷出結果。
評論者在考察手段時不得不經常引用戰史，這是自然的，因為在軍事藝術中，經驗比所有富于哲理的真理都更有價值。
但是這種曆史的論據當然有其自己的條件，對這一點我們将用專門一章[43]加以論述。
可惜人們很少滿足這些條件，導緻對曆史的旁征博引大多隻是讓本已混亂的概念更加混亂。
現在我們還要考察一個重要問題，即評論者在評價某一具體事件時，人們應允許他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事後對有關情況更多的了解，或者說他應這樣自律到多大程度，也就是說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為結果所證明了的東西，或者說評論者應在何時何地抛開這些事後了解到的東西，以便完全從當事者當時的處境考慮問題。
如果評論者要贊揚或指責當事者，那麼他當然應該試着盡量站到當事者的立場上去，就是說，一方面應盡量搜集當事者所知道的所有情況及其行動動機；另一方面又要抛開當事者當時不可能知道或不知道的所有情況，首先要抛開後來的結果。
不過這隻是一個人們努力追求，但永遠不可能完全達到的目标，因為某一事件開始時的具體情況，在評論者眼裡和在當事者眼裡絕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
一些可能當時影響到當事者決心的細小情況已經無從查考，一些主觀的動機也從未見諸記載。
對這些主觀動機，人們隻能從當事者或者其心腹的回憶錄中了解，而在回憶錄中對有關情況往往寫得很寬泛，而且也許有意不寫實情。
因此當事者當時面臨的很多情況肯定是評論者不可能知道的。
另外，要評論者抛開他比當事者多知道的情況更困難。
如果要評論者抛開偶然發生的事情，即與事件本質沒有聯系的事情，還是容易的，但是要他抛開所有重要的事情就很困難了，而且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我們先談談結果。
如果結果不是從偶然情況中産生的，而評論者對結果是了解的，那麼他在評論産生結果的原因和過程時，就幾乎不可能不受到已知結果的影響，因為評論者是在結果之光的照射下考察這些情況的，而且對其中部分情況隻有參照結果才能完全了解并給予評價。
戰史中的所有現象對評論者本身來說都是教誨的源泉，因此評論者用其考察全部事件所得到的認識來考察有關情況是很自然的。
雖然他在有些場合想要抛開結果，但畢竟還是不可能完全做得到。
不僅對結果（也就是對以後才出現的情況）要這樣處理，而且對當時已經存在的情況（也就是對決定行動的情況）也應這樣處理。
在大多數情況下，評論者在這方面掌握的材料要比當事者多，隻是如果有人認為評論者完全抛開這些多掌握的材料是容易的，那就錯了。
實際上并非如此。
當事者要想了解行動前和行動時所發生的情況，不僅要依靠某些情報，還要依靠大量的推測或假設。
而那些關于不完全是偶發情況的情報，幾乎都是先有假設或推測的。
這樣一來，在沒有确切情報時，就隻有用這些來自推測或假設的情況代替。
于是人們就不難理解，當後來的評論者（實際上他已經知道所有事前和當時的情況）從當事者的位置思考未明情況中哪些可能性更大時，他本不應受自己掌握的更多材料的影響。
可是我們斷言，要想完全抛開多掌握的材料和要想完全抛開結果一樣，同樣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出于同樣的原因。
因此當評論者要贊揚或指責某一具體行動時，他隻會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設身處地考慮問題。
在很多情況下，評論者在這方面能夠達到滿足實際要求的程度，但在有些情況下卻完全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注意。
然而我們既沒必要也不期待評論者與當事者完全一緻。
像所有需要熟練技藝的活動一樣，在戰争中要求有訓練有素的、自然的禀賦，人們稱之為造詣。
造詣有高有低。
高超的造詣輕易就會超越評論者的造詣，哪位評論者敢說自己有弗裡德裡希或拿破侖這類人物的造詣呢？因此如果評論者要對一個有偉大才能的人進行評論，就應該允許評論者利用比當事者知道得更多的這一有利條件。
因此評論者在對一位偉大統帥進行評論時，不能像驗證算術例題那樣，用統帥用過的材料對他完成任務的情況進行檢驗，而是首先應根據統帥所取得的結果及其對戰事的準确估計，來鑒賞他卓越的天才活動，并實際了解統帥憑借其天才眼光就已經能夠感覺到的事物之間的本質聯系。
對不同造詣的人來說（也包括造詣最低的人），在進行評論時都應站在較高的立場上，以使評論具有豐富的客觀的判斷根據，應盡量減少主觀，避免把自己有限的才智作為評判的尺度。
評論者站在較高的位置，并根據對問題的全面認識進行褒貶，這本身不會令人反感，但是如果評論者故意突出自己，以那麼一種腔調講話，好像他通過對事件的全面認識所了解到的所有明智做法都是他特有的才幹創造出來的，那就會令人反感。
盡管評論者的這種欺騙很拙劣，但是由于虛榮心作怪，很容易使他進行這樣的欺騙，因此這一欺騙自然會引起别人的反感。
而更常見的是，評論者并無意這樣自吹自擂，而是如果他對此沒有進行明确的防範，則性急的讀者容易誤認為他是這樣，于是讀者就立即抱怨評論者缺乏判斷力。
因此，當評論者指出一個像弗裡德裡希或拿破侖這樣的人物的錯誤時，并不是說評論者本人就不會犯這些錯誤（他甚至會承認，假如他處于這些統帥的位置，也許會犯比起他們大得多的錯誤），而是說他從事物的聯系中認識到了這些錯誤，并認為當事者憑借其洞察力本應察覺到這些錯誤。
這就是通過事物的聯系進行的評判，即也包括通過結果。
但是如果評論者完全簡單地将結果用于證明一個舉措的正确與否，那麼結果就對評判有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作用。
對這種評判，我們可以稱之為根據結果進行的評判。
初看上去，人們應完全摒棄這種評判，但實際上并非如此。
像1807年拿破侖在弗裡德蘭會戰[44]後迫使亞曆山大[45]皇帝媾和，以及1805年拿破侖在奧斯特利茨會戰[46]和1809年瓦格拉姆會戰[47]後迫使弗朗茨皇帝媾和一樣，當1812年拿破侖進軍莫斯科時，一切問題都取決于能否通過占領這個首都和此前的勝利迫使亞曆山大皇帝媾和，因為如果拿破侖在莫斯科未能得到和平，那麼他除了轉身撤軍以外别無選擇，也就是說他将遭到戰略上的大敗。
我們不想談拿破侖為抵達莫斯科曾經做了些什麼，以及他當時是否已經錯過很多可以促使亞曆山大皇帝下媾和決心的機會，我們也不想談拿破侖在整個退卻過程中面臨的毀滅性的要素（出現這些要素的原因也許還是在于整個戰局的指揮），但是要取決的問題依然如故[48]，因為不管拿破侖在抵達莫斯科前的戰局中獲得多少更加輝煌的戰果，他還是沒有把握，不确定亞曆山大皇帝是否會因此而感到恐懼進而媾和。
即使拿破侖在退卻過程中沒有面臨這些毀滅性的要素，這一退卻也仍是戰略上的一場大敗。
假如1812年亞曆山大皇帝接受了于自己不利的和約，那麼1812年戰局對拿破侖來說就榮歸奧斯特利茨、弗裡德蘭和瓦格拉姆戰局之列了。
然而，假如這幾次戰局沒有簽訂和約的話，也很可能會使拿破侖遭到類似1812年戰局的慘敗。
因此不管這位世界征服者有能力運用何種力量、技巧和智慧，這一最終決定命運的問題[49]依然如故。
人們是否應該根據1812年戰局的失敗，就否定1805年、1807年和1809年戰局，斷言這幾次戰局都是不智之舉，其與拿破侖媾和的結局是違背事物本性的？人們是否應該認為戰略上的正義終于在1812年占了上風，擊敗了拿破侖的盲目幸運？這恐怕是一個非常勉強的觀點，是一種武斷的判斷，想必一半是沒有根據的，因為沒有人能夠順着事物之間必然的聯系一直看到戰敗的君主們的決心。
人們更不能說：拿破侖在1812年戰局中本應取得與前幾次戰局相同的結果，之所以沒有取得這一結果，是某些意外的因素造成的。
之所以不能這樣說，是因為人們不能把亞曆山大的頑強視為意外的因素。
最恰當的說法莫過于：拿破侖在1805年、1807年和1809年對其對手的判斷是正确的，而在1812年對對手的判斷是錯誤的，他在前幾次戰局中做對了，而在1812年做錯了。
我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結果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戰争中一切行動所追求的隻是有很大的可能得到的結果，而不是肯定能得到的結果。
至于那些在确定性上欠缺的部分，人們就隻能把它們交給命運或者幸運了（不管把它們叫作什麼）。
當然人們可以要求盡量少依靠命運或者幸運，可這隻是對某一具體情況而言的，也就是說，在這一具體情況下盡量少依靠命運或者幸運，但不能要求人們總是優先在确定性最大的情況下行動。
假如人們是這樣認為的，那就是對我們所有理論觀點的極大的違背。
在有些情況下，最大的冒險就是最大的智慧。
指揮官有時不得不把一件事交給命運去處理，此時他個人的功勞（就是說也包括他的責任）似乎完全消失了。
盡管如此，當我們看到他的期待得以實現時，還是會抑制不住内心的高興，看到他的期待落空時，又會感到不快。
而我們對指揮官正确與否的判斷，不外乎就是我們從純粹的結果中得出的，或者更準确地說是在結果中找到的。
但是不能否認，我們在指揮官的期待得以實現時所感到的興奮，以及其期待落空時所感到的不快，畢竟是建立在一種模糊的情感之上的；在歸功于運氣的結果與指揮官的天賦之間有一種細微的、對内心來說看不見的聯系，而且我們很樂意設想這種聯系是存在的。
這一觀點證明，如果同一位指揮官經常重複勝利和失敗，我們對他的感覺就會上升為一種更明确的情感。
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戰争中幸運的本性要比賭博中幸運的本性高貴得多。
隻要一位幸運的統帥在其他方面沒有傷害我們對他的好感，那麼我們就樂意伴随和考察他的經曆。
因此，評論者在對人們所有能估計和确信的做過斟酌以後，對于事物之間深層的、隐秘的、沒有可見表象的那部分聯系，就隻能讓結局來說明了。
評論者一方面應該維護這種根據結局得出的弱勢判斷，使它不受粗暴意見的非難，同時另一方面也應該反對濫用這種判斷。
因此，凡是人的智慧所不能探尋出來的東西，就不得不根據結果得出結論。
人們不得不根據結果得出的結論主要涉及精神方面的力量和作用，這一方面是因為人們很難對它們做出可靠的判斷，另一方面是因為它們與意志本身關系密切，以至它們很容易左右意志。
凡是畏懼或者勇氣左右了決心的地方，它們之間就不再能結合出任何客觀的東西，因此也就一事無成；而假如是智慧和深思熟慮左右決心的話，則是有可能獲得成功的。
現在我們還必須對評論的工具（評論時使用的語言）做些考察，因為評論用語與戰争中的行動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緻的，審視的評論無非應是先于行動的思考。
因此我們認為評論用語與戰争中的思考必須具有相同的特點，這一點特别重要，否則它就失去了實際意義，就不能使評論走入現實。
我們在考察戰法理論時說過，理論應該培養戰争中指揮官的思維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說，在培養過程中起到引導作用，理論的任務不是給指揮官提供實用的信條和體系，仿佛他可以将理論用作思維的工具。
如果說在戰争中為判斷面臨的一個情況，從無必要（時間上也不允許）使用輔助線畫幾何圖，如果說真理在此不是以體系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如果說真理不是間接，而是直接由洞察力發現的，那麼在評論式的考察中也應該如此。
我們已經看到，凡是人們在确定事物本性過于煩瑣時，評論就不得不依靠理論上已經确定了事物本性的真理。
不過，如果指揮官更多的是将這些真理的精神納入自己的精神世界，而不是把它們視為一部外在的、僵硬的法則，那麼他們在戰争中反而會更加遵循這些理論上的真理。
同樣，人們在評論中應用這些真理時，也不應該把它們當作一部外在的法則或者一個在運用時根本無須重新分解的代數公式，而總是應該自己審視這些真理，隻把對這些真理更準确和更詳細的證明留給理論去做。
這樣，人們在評論時就能避免使用一種高深莫測和晦暗不明的語言，就能夠運用簡潔的語言和清晰明白的概念。
當然這不是評論者總能完全做到的，但這應該是評論式表述的努力方向。
評論者在表述時應該盡量避免使用複雜的詞句和概念，不要把各種輔助線組成的結構圖表當作自己的萬能工具來使用，而是應通過自然和自由的洞察力來闡明一切。
然而遺憾的是，這種虔誠的努力（如果允許我們這樣表達的話）迄今隻是在極少量的評論式考察中出現過，在大多數的考察中，評論者更多的是受某種虛榮心的驅使，評論中充斥着華而不實和自我炫耀的想法。
在評論中常見的第一個弊病是把某個片面體系當作金科玉律，把它們濫用到令人難以容忍的地步。
但是指出這類體系的片面性從來就是不難做到的，而且人們應該這樣做，以便一勞永逸地摒棄它們那法官判詞式的威嚴。
好在人們在這裡隻涉及一定的對象，最終有可能成為片面體系的畢竟為數不多，因此它們本身也隻是較小的弊病。
第二個大得多的弊病是濫用術語、文言和比喻，它們就像宮廷侍從一樣被各種體系拖曳着，像一群松散的潑皮無賴和一支大部隊的失去隊長的辎重隊四處遊蕩。
在評論者中，一些人未能升格進入某個完整體系（要麼是因為沒有他們喜歡的體系，要麼是因為他們沒有達到完整了解某個體系的程度），但他們想至少不時地從這些體系中抽取一鱗半爪作為指出某位統帥做法有誤的根據。
大部分評論者如果不把軍事理論中的這樣一些片段在這裡或那裡用作根據，就根本無法進行評論。
這些片段中最小的就是純粹的術語和比喻，它們往往不過是評論式記述的點綴和美化。
一切屬于某個體系的術語和語言一旦脫離這一體系，用作普遍的公理或者比簡潔語言更有說服力的真理的小結晶體，那麼它們就會失去其正确性（如果它們确曾有過正确性的話），這是符合事物的本性的。
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我們看到的理論書籍和評論書籍不是運用樸實和簡單的思考方式（這樣作者至少總是知道在說什麼，讀者至少總是知道在讀什麼），而是充斥着這些術語。
它們構成含義不明的交點，讀者和作者從此就相互漸行漸遠。
而且這些術語往往還是更糟糕的東西，它們常常是毫無實質内容的空話，連作者自己都不再清楚他用這些術語時在想什麼，而是安于提出模糊的概念。
他若是使用簡單的語言，本是不會滿足于僅提出這些模糊概念的。
在評論中常見的第三個弊病是濫用史例和炫耀自己的所謂博學。
我們已經講過什麼是軍事藝術史，而且我們還要在專門的章節中談我們對史例和戰史的看法。
如果對一個史實未經深入研究便加以引用，那麼也可能用于證明相反的觀點。
如果人們從距今非常遙遠的時代或國家，從極為不同的情況中生拉硬拽三四個史實并堆砌在一起，則大多隻會引起判斷上的分散和混亂，絲毫不會有任何說服力，因為如果我們對它們認真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它們大多隻是些無用的東西，隻是被作者用來顯示其博學而已。
用這些晦暗不明、似是而非、雜亂無章、肆意武斷的看法能給現實生活帶來什麼好處呢？它們幾乎什麼好處都帶不來，以至于隻要理論存在，一旦它用了這樣的看法，隻會更多地成為實踐的對立面，并經常成為能征善戰的将帥們的笑柄。
但是假如理論能夠以簡單的語言對構成戰法的問題進行自然的考察，試着去确定能夠确定的東西，假如理論能夠不提錯誤的要求，不濫用科學形式和史料粉飾自己，而是緊貼實際，與戰場上應通過其洞察力指揮作戰的人攜手前行，那麼理論就不會成為實踐的對立面和能征善戰的将帥們的笑柄。
*** [1]&ldquo評論&rdquo（dieKritik），根據不同場合，有&ldquo評論&rdquo&ldquo批評&rdquo&ldquo批判&rdquo等多種譯法。
由于作者在本文中明确講到該表述&ldquo包含着贊揚和指責&rdquo，故譯為&ldquo評論&rdquo更準确。
&mdash&mdash譯者注 [2]指通過理論研究得出的正确結論。
&mdash&mdash譯者注 [3]&ldquo無可辯駁&rdquo一詞，作者使用了法語&ldquosansréplique&rdquo。
&mdash&mdash譯者注 [4]指法國駐意大利軍團。
&mdash&mdash譯者注 [5]塔利亞門托河（derTagliamento），意大利北部一條河流，流入亞得裡亞海，長170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6]卡爾大公（ErzherzogKarl，1771&mdash1847），奧地利大公、元帥、軍事理論家。
作品有《由1796年德意志戰局論戰略原則》《1799年德意志和瑞士戰局史》和軍事條令等。
參加過1796年、1797年、1805年和1809年對法戰争。
1805&mdash1809年任陸軍大臣，緻力于奧軍改革。
&mdash&mdash譯者注 [7]萊茵河（derRhein），中歐的一條大河，發源于瑞士格勞賓登州境内阿爾卑斯山區，流入北海。
長1238.8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8]1797年2月，拿破侖在北意大利攻陷曼托瓦後，奧地利試圖挽救北意大利，準備與拿破侖決戰。
3月，奧軍卡爾大公命前衛部隊在皮亞韋河地區警戒，主力在塔利亞門托河地區設防，計劃自萊茵河河畔開來的援軍到達後向法軍發起進攻。
3月16日，拿破侖擊退奧軍前衛部隊後，向塔利亞門托河河畔的卡爾大公發起進攻。
卡爾大公因兵力懸殊，略做抵抗後即退向薩瓦河和德拉瓦河。
28日，法軍進入奧地利境内，4月7日先頭部隊到達萊奧本（Leoben，今奧地利施泰爾馬克州一城市），18日雙方簽訂《萊奧本臨時和約》（VorfriedenvonLeoben），同年10月17日簽訂《坎波福米奧和約》（FriedenvonCampoformio）。
&mdash&mdash譯者注 [9]諾裡施阿爾卑斯山脈（NorischeAlpen），阿爾卑斯山脈中部東段的一部分，位于奧地利南部。
&mdash&mdash譯者注 [10]莫羅（Jean-VictorMoreau，1763&mdash1813），法國革命時期最重要的将軍之一。
1796&mdash1797年法奧戰争期間在萊茵地區指揮法軍。
1804年因反對拿破侖，被開除軍籍并被流放。
1813年赴俄國任亞曆山大一世的軍事顧問。
同年8月在德累斯頓會戰中被炸斷雙腿，9月去世。
&mdash&mdash譯者注 [11]奧什（Louis-LazareHoche，1768&mdash1797），法國革命時期少将。
&mdash&mdash譯者注 [12]1795年8月22日，法國國民會議（1792&mdash1795）通過新憲法，規定最高立法機構為上下兩院，上院稱元老院（250名成員），下院稱五百人院；規定最高行政機構為督政府，其五名成員由元老院自五百人院提交的名單中選出。
10月12日進行首次選舉；26日，國民會議舉行最後一次會議；31日，首屆督政府宣告成立。
至1799年11月9日被拿破侖推翻，存在過七屆督政府。
&mdash&mdash譯者注 [13]施泰爾馬克（Steiermark），今奧地利的一個聯邦州，曆史上曾是邊區和大公國。
&mdash&mdash譯者注 [14]維拉赫（Villach），今奧地利克恩滕州一城市，位于克拉根福特盆地西部。
&mdash&mdash譯者注 [15]拿破侖在第一次反法聯盟戰争中，在北意大利接連對反法聯盟取得勝利，于1797年2月2日占領奧地利的重要要塞曼托瓦。
3月28日，法軍進入奧地利境内。
4月7日，馬塞納率領法軍先頭部隊抵達萊奧本，距維也納僅四日行程。
當時奧地利還面臨英國不再提供援助、俄國撤走援軍的困難。
法國方面也面臨占領區民衆起義（4月17日維羅納起義）和後方（蒂羅爾）部分面臨奧軍威脅的問題。
于是雙方在萊奧本附近一處宮殿内開始談判，于18日簽訂《萊奧本臨時和約》。
10月17日，雙方最終簽訂《坎波福米奧和約》，第一次反法聯盟戰争就此結束。
&mdash&mdash譯者注 [16]維也納（Wien），今奧地利首都，同時也是一個聯邦州，位于多瑙河河畔。
曆史上曾是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帝國首都，也是奧匈帝國的兩個首都之一。
&mdash&mdash譯者注 [17]1797年10月17日，法國和奧地利根據此前于4月18日簽訂的《萊奧本臨時和約》，在意大利北部小城馬甯鎮（VillaManin）簽訂《坎波福米奧和約》，标志着第一次反法同盟戰争（1792－1797）結束。
根據該和約，奧地利放棄比利時、盧森堡和倫巴第地區，承認阿爾卑斯山南共和國獨立，并在秘密附加條款中承認自巴塞爾至安德納赫的萊茵河河段為法國東部邊境，但得到了威尼斯共和國及其艦隊，與本土連成一片，而且控制一部分亞得裡亞海。
因此克勞塞維茨認為這個和約并未讓奧地利付出過大的代價。
&mdash&mdash譯者注 [18]指法國徹底戰勝奧地利或僅占據奧地利的大片土地這兩個可能出現的結果。
&mdash&mdash譯者注 [19]莫斯科（Moskau），今俄羅斯首都，曆史上曾是莫斯科公國和俄國首都，位于俄羅斯平原中部。
此處指1812年俄國戰局。
&mdash&mdash譯者注 [20]曼托瓦（Mantua），今意大利曼托瓦省省會，位于波河平原，明喬河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21]武姆澤（DagobertSigmundvonWurmser，1724&mdash1797），伯爵，奧地利元帥。
&mdash&mdash譯者注 [22]加爾達湖（derGardasee），意大利最大的湖泊，位于該國北部阿爾卑斯山脈和波河平原之間，面積近370平方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23]明喬河（derMincio），意大利北部波河的一條支流，流經加爾達湖，長194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24]1796年4月，法國督政府派拿破侖攻入北意大利，奧軍節節敗退。
至6月，除曼托瓦要塞未被法軍攻克外，奧軍基本上撤至國境附近。
7月5日，法軍包圍曼托瓦。
此時，奧地利任命武姆澤将軍接替伯奧流指揮，率5萬人準備與曼托瓦守軍呼應，夾擊法軍。
武姆澤将部隊分為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