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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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黨派的政策置于自己的智慧之上，回答起關于公共福利的任何問題都像是在為黨派之船揚帆。
&ldquo黨的需要就是我們的觀點。
&rdquo&mdash&mdash這就是他們的行為準則。
在這種道德下，便有了現在的各種獻身、自我克服和壯烈犧牲。
184 作為無政府主義者之産品的國家。
&mdash&mdash在人們受到普遍限制和壓制的各個國家裡，仍然有許多漏網者和不服從者：現在他們大多聚集在社會主義的陣營中，而非其他任何地方。
應該會發生這樣的事，這些人有一天要制定法律，那麼人們就可以指望，他們肯定會把鐵鍊套在自己身上并實行可怕的紀律：&mdash&mdash他們了解自己！而且他們将忍受法律，［160］由于意識到這些法律是他們自己強加給自己的&mdash&mdash權力感，而且這種權力感對他們來說是如此新奇和迷人，以至于他們願為它忍受任何痛苦。
185 乞丐。
&mdash&mdash人們應該取締乞丐：因為向他們施舍讓人煩惱，而不向他們施舍也讓人煩惱。
186 商人。
&mdash&mdash你們的生意&mdash&mdash這是你們最大的偏見，它把你們限制在你們的地方、你們的圈子和你們的愛好上。
勤于生意&mdash&mdash但卻荒于思想，對你們自己的貧乏心滿意足，并把這種心滿意足掩蓋在責任的外衣下：這就是你的生活，你還想讓你的子女也這樣生活。
187 來自一種可能的未來。
&mdash&mdash我們難道不能想象這樣一種社會狀态，在這種社會狀态中，罪犯自首和公開宣布對他自己的懲罰，驕傲地覺得，通過這樣懲罰自己，他自己制定的法律得到了尊重，而他自己也行使了一個法律制定者的權力？他也許曾經犯罪，但是通過他的自願的懲罰，他使自己超越了他的罪過，不僅以其坦白、偉大和鎮靜消除了罪過，而且還維護了公共利益。
&mdash&mdash這樣的未來罪犯完全是可能的；當然，這又以一種未來的立法為前提，這種立法的基本觀念是：&ldquo在任何事情上都隻服從你自己制定的法律。
&rdquo必定還有多少實驗尚未進行！必定還有多少未來之黎明尚未來臨！ 188 ［161］陶醉與營養。
&mdash&mdash一個民族之所以反複被騙，是因為他們一直在尋求一個騙子，也就是刺激他們感官的酒精。
隻要能夠得到它，他們就對黑面包沒有怨言。
對他們來說，陶醉比營養更重要&mdash&mdash他們每每因為誘餌吞下鐵鈎！與那些威風凜凜的征服者和莊嚴的古老宮殿相比，從他們自己中間挑選出來的人&mdash&mdash即便其為專精的實幹家&mdash&mdash又算得了什麼！民族領袖至少必須讓他們看到征服和輝煌的前景，他們才有可能相信他。
他們總是俯首帖耳，甚至不隻是俯首帖耳，前提是他們同時能陶醉！人們不可以隻為他們提供安甯與娛樂，而其中卻沒有月桂花環和讓他們瘋狂的力量。
然而，這種群氓式趣味，視陶醉比營養更重要，它決不是民衆中間土生土長的：毋甯說，它是被帶到民衆中間，被移栽過去的，隻不過在那裡大多數時候它依然既保守又茂盛地快速生長着，而它的起源則出自某些最高的心靈，已經在那裡生長了上千年。
群衆則是這奇妙的野草仍然可以繁榮的最後的荒地。
&mdash&mdash怎麼！人們恰恰應該把政治托付給他們嗎？以便讓他們每天都可以痛飲和陶醉一番？ 189 ［Pütz］在後期著作中，特别是在80年代遺稿中，&ldquo大政治&rdquo成了綱領，成了與尼采所蔑視的&ldquo歐洲各王朝的利益政治&rdquo對立的概念，利益政治使&ldquo各民族彼此反對的自高［傲］&rdquo和&ldquo自私&rdquo成為原則，甚至幾乎成為義務。
與此相反，尼采擁護的基本原則是：&ldquo大政治将使生理學變成所有其他問題的主宰&rdquo，也就是說：大政治将根據生命之健康的權力充盈來衡量一切思想和行動的等級（尼采，KSA，第13卷，頁637及下頁）。
與這一生理學界定形成驚人而獨特的對比的，還有另一關于&ldquo大政治&rdquo的不同界定，它讓人想起柏拉圖（《理想國》中）的哲人王觀念：&ldquo新哲人隻有與一個統治階層結合才能産生，作為其最高的精神提升（Vergeistigung）。
&rdquo（同上，第11卷，頁533）唯心主義的和生理學的概念之間的轉換尤其是尼采後期作品的思想方式和描述方式的特點。
［Pütz］指赫西俄德《勞作與時日》中關于時代劃分的文字（106&mdash201行），這是第一個分期理論，它将古代劃分為四個按照作為價值符号的金屬命名的時代：黃金時代，克洛諾斯統治的時代，是最幸福的時代（人像神一樣生活）；白銀時代，宙斯統治的時代，帶有衰敗的趨勢，這一趨勢在戰神阿瑞斯統治的金屬時代是如此加劇，以至于人類開始互相殺戮。
按照赫西俄德的說法，接下來是第四個時代即英雄時代，它要晚于青銅時代，包括了從特洛伊到忒拜的時代。
許多古代作家都覺得他們所處時代是黑鐵時代。
奧古斯都的第一羅馬帝國，由于其和平思想連同藝術和科學的一種繁榮，而被歡呼為黃金時代的重新開始。
大政治（GroßePolitik）。
&mdash&mdash無論個人和民族的虛榮心和實用考慮對于大政治有多大影響：驅使他們向前的最強有力的洪水還是他們對權力感的需要，這種需要不僅在貴族和強者的靈魂中，［162］而且還恰恰并非最小部分地在下層群衆中從不渴的源泉不時發出來。
我們一次次看到，群衆準備冒着犧牲他們的生命、财産、良心和美德的危險，忙于他們的那種最高的享受，作為勝利的、暴君式任意的民族支配着其他民族（或至少是認為自己支配着其他民族）。
揮霍的、有犧牲精神的、希望的、輕信的、不顧後果的和幻想的感覺，在此如此豐富地湧上來，以至于有野心或已聰明地預先有準備的君主會挑起戰争，利用其群衆的良心來掩蓋自己的非正義。
偉大的征服者從來都是滿嘴感人的道德語言；聚集在他們周圍的群衆激動萬分，隻願聽到慷慨激昂的話。
道德判斷的奇妙的瘋狂！當人體驗到權力感時，他覺得并稱自己為善的；然而恰恰是那些他必須對之發洩其權力的人卻覺得并稱他為惡的！赫西俄德在其關于人類時代的神話中，先後兩次描述同一時代，即荷馬的英雄時代，因此從一個時代裡區分出兩個時代：對那些在專制者和冒險家的鐵蹄下呻吟的人，以及對他們那聽說這段曆史的後代來說，這是一個惡的時代；對那些英勇的人的後代來說，這是一個善的時代，充滿了美好的令人懷念的幸福時光。
在這種情況下，詩人除了那樣做之外别無選擇&mdash&mdash他的聽衆中兩種人的後代肯定都有！ 190 從前的德國文化。
&mdash&mdash就在不是很久之前，德國人開始引起其他民族的注意，［163］這主要是由于一種文化的緣故，而他們現在已不再擁有這種文化，确實，他們已懷着一種盲目的熱情擺脫了它，就好像它曾是一種疾病一樣：然而他們又不知道什麼更好的東西可以用來與之交換，除了政治的和民族的瘋狂。
當然，由于這種瘋狂，他們實現了讓其他民族對它更感興趣，比之前它通過文化讓它們感興趣還要更甚：而且他們還因此而擁有滿足感！在此期間，不可否認的是，從前的德國文化愚弄了歐洲人，它實際上不值得他們這樣對它感興趣，甚至還加以模仿和争相學習。
我們現在不妨回想一下席勒、威廉·馮·洪堡、施萊爾馬赫、黑格爾和謝林，讀一讀他們的通信，暫時加入其門徒的龐大圈子：讓我們看看，他們的共同特點是什麼，他們身上究竟有什麼東西對我們産生影響，使我們今天時而如此不能忍受，時而又不無憐憫和感動？首先，是他們那不惜一切代價地露出道德上的激動的癖好；其次，他們要求閃着誘人而虛假的光芒的、柔軟無骨的普遍性，同時也意圖使一切（性格、激情、時代、風俗）意願看起來美&mdash&mdash很遺憾，這種美根據的是一種糟糕的且模糊的趣味，盡管如此，卻自诩為希臘的後裔。
這是一種柔軟的、善良的、閃着銀光的唯心主義，它的最大願望就是裝出高貴的樣子和裝出莊嚴的聲音，它是這樣一個東西，狂妄然而無害，靈魂中充滿了對如下事物最由衷的反感，即&ldquo冷冰冰&rdquo&ldquo幹巴巴&rdquo的現實，解剖學、全身心的激情、任何哲學克制和懷疑主義，特别是任何不适合充當宗教符号的自然科學。
歌德以他自己的方式注視着這場德國文化鬧劇：站到一邊，溫和地抗議，保持沉默，更堅定地走自己更好的道路。
［164］一段時間之後，叔本華也注意到這場鬧劇：在他那裡，真正的世界和世界的兇惡殘暴重新變得可見，他談起它時既粗劣又充滿熱情：因為這種兇惡殘暴具有它自己的美！&mdash&mdash究竟是什麼誘騙了這些外國人，使他們不能像歌德和叔本華一樣觀察這種德國文化，或者更好，幹脆不觀察這種德國文化？是圍繞着這種文化閃爍的那種暗淡的光澤，捉摸不定的銀河之光：當外國人看到這種光，他們對自己說：&ldquo它離我們非常非常遙遠，我們的視力、聽力、理解力、快感和評價在這裡都失去了作用；然而，我們相信，它應該是某些恒星發出的光！也許德國人應該不動聲色地發現了一處天堂并已在那裡定居？我們必須想辦法接近這些德國人。
&rdquo因此，他們走近德國人：然而沒過多久，德國人自己卻開始努力擺脫這種暗淡的星光；因為他們心裡最清楚，他們并不在天堂&mdash&mdash而隻是在一團雲中！ 191 ［Pütz］指浪漫派和後期浪漫派的藝術，這種藝術的特征是，一方面高揚宗教、超越有限進入無限，另一方面又展示出人的一種陰郁的、有時是魔鬼的、陰森恐怖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二者彼此對立。
有關的例子首先是霍夫曼（E.T.Hoffmann，1776&mdash1822）的短篇小說。
更好的人們。
&mdash&mdash人們告訴我，我們的藝術訴諸當代的那些貪婪的、不滿足的、未被馴服的、反感的、受折磨的人，并在他們荒蕪的景象旁展示出一幅極樂、高空和出世的景象：從而使他們暫時得以忘憂，舒一口氣，也許還能從這種忘憂中找到逃避和返回的推動力。
可憐的藝術家竟有這樣一群公衆！他們不得不懷着這樣一種半是牧師半是精神病醫生的可憐用心！相比而言，高乃依是多麼地幸運&mdash&mdash&ldquo我們的偉大的高乃依！&rdquo&mdash&mdash正如塞維涅夫人用女人面對一個真正男人時所特有的聲調驚呼的那樣&mdash&mdash他的聽衆是多麼地崇高，對這樣的聽衆，描述騎士的美德、嚴格的責任、慷慨的犧牲和英雄的自制是完全相宜的，而且對他們不無教益。
他以及他的聽衆對此在生命的愛又與我們何其不同，［165］不是來源于一種盲目的放蕩粗野的&ldquo意志&rdquo，因為不能毀滅它而詛咒它，而是被感覺為這樣一個場所，在這裡，偉大和人性能同時并存；在這裡，即使形式最嚴格的強制，即使對一種王侯專制和精神專制的屈從，也不能壓制所有個體的自豪、騎士風度、優美和精神，毋甯說，它們被感覺為促使人走向對立面的刺激和動力，促使人走向天生的自負與高貴，走向遺傳而來的意願與激情的強力！ 192 ［Pütz］尼采關于法蘭西民族是世界上最基督教化的民族的斷語，很可能同時也是一個影射：&ldquo最基督教化的國王&rdquo的榮譽稱号，作為特别忠于天主教基督教的獎賞，向來是為法國君主們保留的。
除此之外，路易十四的權力之豐盈包含一個特别的根據，他的權威在法國主教波舒哀（JacquesBénigneBossuet，1627&mdash1704；［譯按］波舒哀為路易十四的宮廷布道師）的著作中被解釋為神聖的，因為王侯作為上帝的代理進行統治。
［譯注］蓋恩夫人（FrallvonGuyon，1648&mdash1717），法國寂靜派代表人物，神秘主義作家。
［Pütz］Quietisten，源于拉丁文quies［靜］。
寂靜派代表了基督教神秘主義的一種形式，它在被動獻身和放棄主動塑造自身此在這樣的基本态度中，追求、實現通過内心世界與上帝合一的理想。
［譯注］特拉普修會，天主教隐修教派西多會的分支，17世紀西多會内部改革的産物。
創始人阿芒德·德朗賽（ArmarddeRancé，1626&mdash1700），1667年在法國大特拉普聖母修道院（LaTrappe）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要求回歸原始西多會的純潔和嚴格，新修會因此得名。
［譯注］波爾-羅亞爾：天主教西多會女修道院，17世紀成為法國宗教改革派冉森派的大本營，帕斯卡曾在此為冉森派與耶稣會展開論戰。
帕斯卡逝世後，波爾-羅亞爾于1709年被毀。
想望完美的敵手。
&mdash&mdash無可争議，法蘭西曾是世界上最基督教化的民族：這不是因為法蘭西的群衆要比其他地方的群衆更有信仰，而是因為在法蘭西，最艱難的基督教理想不再僅僅是觀念、萌芽和半成品，而是變成了活生生的人。
例如，帕斯卡，所有基督徒中第一位把熱情、精神和真誠集于一身者&mdash&mdash人們考慮下，是什麼在此不得不聯合起來！費奈隆，教士文化之全部力量的完美和迷人體現：一種曆史學家認為不可能而實際上隻是極其困難和極少發生的絕對的金平衡；蓋恩夫人及其法國寂靜派同道：在她身上，使徒保羅力圖從那種基督徒的最光輝、最慈愛、最甯靜和最迷人的半神聖狀态中猜中的雄辯與胸懷，在此變成了事實，同時由于語言和姿态中的一種真誠的、女性的、優美的和高貴的古老法蘭西式的天真，又使她避免了保羅在其上帝面前表現出來的猶太式糾纏；［166］特拉普修會的創始者，他賦予基督教禁欲主義理想以終極的嚴肅性，而他這樣做是地道的法國作風，完全不是什麼例外：因為直到現在他那禁欲的傑作也隻能在法國人中熟悉而有力地保留着，它們也随着法國人的腳步進入了阿爾薩斯和阿爾及利亞。
我們也不應忘記胡格諾教徒：在他們身上，尚武精神與勤勉精神，更文雅的習俗與基督徒的嚴格要求從沒有這樣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還有波爾-羅亞爾，正是在這裡，基督教的偉大學術傳統最後一次再現繁榮：法國的偉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懂得如何盛開和綻放。
雖然完全不是淺薄之徒，一個偉大的法國人卻總是帶有一種明顯的表面性，仿佛是他的内容和他的深度的自然的皮膚&mdash&mdash而一個偉大德國人的内心世界通常都是重封密鎖，仿佛一粒仙丹，試圖通過它堅硬的、奇特的殼來防止光和輕率的手&mdash&mdash現在，讓我們說說，這一擁有如此完美的基督教化的民族為什麼也必須産生同樣完美的、非基督教的自由精神的類型！法國的自由精神在自身中與偉大的人交戰，而不像其他民族的自由思想家那樣，隻能與教條及崇高的怪胎交戰。
193 ［Pütz］可能指埃斯庫羅斯的傳記和文學作品中&ldquo男人的&rdquo，在當時也就是好戰的特點。
［Pütz］這已經屬于叔本華與黑格爾交鋒的風格：在其1820年柏林短期學術&ldquo中場表演&rdquo期間，他選擇與黑格爾同一時間上課，因此不可避免地親眼看到，他的聽衆寥寥無幾，而黑格爾的課堂卻人頭攢動。
叔本華對黑格爾的攻擊在純粹不講道理的、胡鬧式的指責中達到頂點。
尤其當丹麥科學院小心翼翼暗示他，由于他對黑格爾的筆伐，他的應征論文《倫理學的兩個基本問題》不能獲獎時，他斷然污蔑丹麥科學院不具有正常人的智力。
（《倫理學的兩個基本問題》，第一版前言）機智（Esprit）與道德。
&mdash&mdash德國人，他精通使精神、知識和心靈變得令人厭倦的秘密，精通把這種厭倦感看作是道德的秘密&mdash&mdash他對法國人的機智不無恐懼，擔心它會戳瞎道德的雙眼&mdash&mdash然而一種恐懼同時夾雜着興趣，有如小鳥在響尾蛇面前那樣。
在德國的名人當中，也許沒人比黑格爾更富有機智&mdash&mdash［167］然而他身上又帶有如此大的德國人對機智的恐懼，以至于這種恐懼造成了他特有的差勁的風格。
這種風格的要點在于，一個核心被一層又一層反複包裹，直到它不再被看得穿、不再害羞、好奇，就像&ldquo年輕女子撩起面紗的一角張望&rdquo&mdash&mdash用古代女性厭惡者埃斯庫羅斯的話&mdash&mdash然而，那個核心，其實隻是關于精神事物的機智的、經常是插嘴的靈機一動，是一種巧妙而大膽的詞語結合，像是某種應該被歸給思想家圈子的東西，作為科學的配菜&mdash&mdash但是在那層層包裹之下，它卻顯示為最深奧的科學，而且絕對是最高道德的無聊。
這就是德國所擁有的一種為他們所容許的機智的形式，他們帶着如此放縱的欣喜享受着它，以至于叔本華那麼卓越的，非常卓越的理解力在它面前都止步了，&mdash&mdash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大聲叱責德國人提供給他的表演，但卻從來沒有能力對其做出解釋。
194 道德教育者的虛榮。
&mdash&mdash道德教育者總體上收效甚微，可由以下事實解釋：他們一下子要求太多，也就是說，他們野心太大：急于為每一個人頒布規則。
這實際上無異于漫無目的地向動物演講，指望它們會搖身變成人類：因此，動物對之厭倦也就不足為奇了！正确做法應該是選擇特定的圈子，努力發掘和提高他們的道德：例如，我們應該懷着把狼變成狗的目的對狼演講。
然而，無論如何，大的成就既不屬于試圖教育每一個人的人，也不屬于教育特定圈子的人，而隻屬于那僅僅試圖教育一個人并且絕不離開他的目标左顧右盼者。
上個世紀所以優于我們的世紀，正是因為它擁有衆多受過個别教育的個人，［168］包括同樣衆多的教育者，他們在此找到了他們生活的使命，而且也因這種使命不僅在自己面前，而且也在所有其他&ldquo善的社會&rdquo面前，找到了尊嚴。
195 所謂古典教育。
&mdash&mdash發現我們把生命獻給了知識；發現我們會虛度光陰，不！我們已經虛度光陰，如若不是這種獻身阻止我們的話；我們就經常且深有感觸地朗誦如下詩句： ［Pütz］出自尼采本人。
Schicksal，ichfolgedir！Undwolltichnicht，ichmüsst'esdochundunterSeufzentun.命運，我追随你！我不願意，然而我不得不如此，惟餘歎息！ ［Pütz］Bildung原為塑造物質材料的活動，特别是通過德國古典文學而成為核心性概念，以及通過威廉·洪堡成為教育的基本概念。
從教學的觀點出發，人們在實質性教育（材料獲得［Stoffaneigung］）、形式性教育（功能養成［Funktionsgewinn］）和範疇性教育（意義推導和自我反思）之間加以區分。
尼采對高級中學語境中的形式教育的批評指向的是在19世紀日益功能化的、一維的曆史主義和實證主義。
［Pütz］來自希臘語gymnasion，希臘青少年進行身體和精神訓練的地方，由Dromos［跑道］、Palästra［帶柱廊的庭院］和公共溫泉浴池組成；在近代成為&ldquo高級中學&rdquo的名稱，自19世紀成為文科高級中學（HumanistischesGymnasium），其主要專業為拉丁語和希臘語。
Gymnasium唯一有權成為大學預科的學校類型（根據是《1788弗裡德裡希敕令》）。
尼采關于&ldquo我們目前文科中學的災難性後果&rdquo的批評，在《關于我們教育機構的未來》的演講中得到了表達（尼采，KSA，卷1，頁685以下）。
&mdash&mdash當回首我們的生命曆程，我們同樣發現有一樣東西無法重新弄好了：我們的青春被浪費了，當我們的教師沒有
&ldquo黨的需要就是我們的觀點。
&rdquo&mdash&mdash這就是他們的行為準則。
在這種道德下，便有了現在的各種獻身、自我克服和壯烈犧牲。
184 作為無政府主義者之産品的國家。
&mdash&mdash在人們受到普遍限制和壓制的各個國家裡，仍然有許多漏網者和不服從者：現在他們大多聚集在社會主義的陣營中，而非其他任何地方。
應該會發生這樣的事，這些人有一天要制定法律，那麼人們就可以指望，他們肯定會把鐵鍊套在自己身上并實行可怕的紀律：&mdash&mdash他們了解自己！而且他們将忍受法律，［160］由于意識到這些法律是他們自己強加給自己的&mdash&mdash權力感，而且這種權力感對他們來說是如此新奇和迷人，以至于他們願為它忍受任何痛苦。
185 乞丐。
&mdash&mdash人們應該取締乞丐：因為向他們施舍讓人煩惱，而不向他們施舍也讓人煩惱。
186 商人。
&mdash&mdash你們的生意&mdash&mdash這是你們最大的偏見，它把你們限制在你們的地方、你們的圈子和你們的愛好上。
勤于生意&mdash&mdash但卻荒于思想，對你們自己的貧乏心滿意足，并把這種心滿意足掩蓋在責任的外衣下：這就是你的生活，你還想讓你的子女也這樣生活。
187 來自一種可能的未來。
&mdash&mdash我們難道不能想象這樣一種社會狀态，在這種社會狀态中，罪犯自首和公開宣布對他自己的懲罰，驕傲地覺得，通過這樣懲罰自己，他自己制定的法律得到了尊重，而他自己也行使了一個法律制定者的權力？他也許曾經犯罪，但是通過他的自願的懲罰，他使自己超越了他的罪過，不僅以其坦白、偉大和鎮靜消除了罪過，而且還維護了公共利益。
&mdash&mdash這樣的未來罪犯完全是可能的；當然，這又以一種未來的立法為前提，這種立法的基本觀念是：&ldquo在任何事情上都隻服從你自己制定的法律。
&rdquo必定還有多少實驗尚未進行！必定還有多少未來之黎明尚未來臨！ 188 ［161］陶醉與營養。
&mdash&mdash一個民族之所以反複被騙，是因為他們一直在尋求一個騙子，也就是刺激他們感官的酒精。
隻要能夠得到它，他們就對黑面包沒有怨言。
對他們來說，陶醉比營養更重要&mdash&mdash他們每每因為誘餌吞下鐵鈎！與那些威風凜凜的征服者和莊嚴的古老宮殿相比，從他們自己中間挑選出來的人&mdash&mdash即便其為專精的實幹家&mdash&mdash又算得了什麼！民族領袖至少必須讓他們看到征服和輝煌的前景，他們才有可能相信他。
他們總是俯首帖耳，甚至不隻是俯首帖耳，前提是他們同時能陶醉！人們不可以隻為他們提供安甯與娛樂，而其中卻沒有月桂花環和讓他們瘋狂的力量。
然而，這種群氓式趣味，視陶醉比營養更重要，它決不是民衆中間土生土長的：毋甯說，它是被帶到民衆中間，被移栽過去的，隻不過在那裡大多數時候它依然既保守又茂盛地快速生長着，而它的起源則出自某些最高的心靈，已經在那裡生長了上千年。
群衆則是這奇妙的野草仍然可以繁榮的最後的荒地。
&mdash&mdash怎麼！人們恰恰應該把政治托付給他們嗎？以便讓他們每天都可以痛飲和陶醉一番？ 189 ［Pütz］在後期著作中，特别是在80年代遺稿中，&ldquo大政治&rdquo成了綱領，成了與尼采所蔑視的&ldquo歐洲各王朝的利益政治&rdquo對立的概念，利益政治使&ldquo各民族彼此反對的自高［傲］&rdquo和&ldquo自私&rdquo成為原則，甚至幾乎成為義務。
與此相反，尼采擁護的基本原則是：&ldquo大政治将使生理學變成所有其他問題的主宰&rdquo，也就是說：大政治将根據生命之健康的權力充盈來衡量一切思想和行動的等級（尼采，KSA，第13卷，頁637及下頁）。
與這一生理學界定形成驚人而獨特的對比的，還有另一關于&ldquo大政治&rdquo的不同界定，它讓人想起柏拉圖（《理想國》中）的哲人王觀念：&ldquo新哲人隻有與一個統治階層結合才能産生，作為其最高的精神提升（Vergeistigung）。
&rdquo（同上，第11卷，頁533）唯心主義的和生理學的概念之間的轉換尤其是尼采後期作品的思想方式和描述方式的特點。
［Pütz］指赫西俄德《勞作與時日》中關于時代劃分的文字（106&mdash201行），這是第一個分期理論，它将古代劃分為四個按照作為價值符号的金屬命名的時代：黃金時代，克洛諾斯統治的時代，是最幸福的時代（人像神一樣生活）；白銀時代，宙斯統治的時代，帶有衰敗的趨勢，這一趨勢在戰神阿瑞斯統治的金屬時代是如此加劇，以至于人類開始互相殺戮。
按照赫西俄德的說法，接下來是第四個時代即英雄時代，它要晚于青銅時代，包括了從特洛伊到忒拜的時代。
許多古代作家都覺得他們所處時代是黑鐵時代。
奧古斯都的第一羅馬帝國，由于其和平思想連同藝術和科學的一種繁榮，而被歡呼為黃金時代的重新開始。
大政治（GroßePolitik）。
&mdash&mdash無論個人和民族的虛榮心和實用考慮對于大政治有多大影響：驅使他們向前的最強有力的洪水還是他們對權力感的需要，這種需要不僅在貴族和強者的靈魂中，［162］而且還恰恰并非最小部分地在下層群衆中從不渴的源泉不時發出來。
我們一次次看到，群衆準備冒着犧牲他們的生命、财産、良心和美德的危險，忙于他們的那種最高的享受，作為勝利的、暴君式任意的民族支配着其他民族（或至少是認為自己支配着其他民族）。
揮霍的、有犧牲精神的、希望的、輕信的、不顧後果的和幻想的感覺，在此如此豐富地湧上來，以至于有野心或已聰明地預先有準備的君主會挑起戰争，利用其群衆的良心來掩蓋自己的非正義。
偉大的征服者從來都是滿嘴感人的道德語言；聚集在他們周圍的群衆激動萬分，隻願聽到慷慨激昂的話。
道德判斷的奇妙的瘋狂！當人體驗到權力感時，他覺得并稱自己為善的；然而恰恰是那些他必須對之發洩其權力的人卻覺得并稱他為惡的！赫西俄德在其關于人類時代的神話中，先後兩次描述同一時代，即荷馬的英雄時代，因此從一個時代裡區分出兩個時代：對那些在專制者和冒險家的鐵蹄下呻吟的人，以及對他們那聽說這段曆史的後代來說，這是一個惡的時代；對那些英勇的人的後代來說，這是一個善的時代，充滿了美好的令人懷念的幸福時光。
在這種情況下，詩人除了那樣做之外别無選擇&mdash&mdash他的聽衆中兩種人的後代肯定都有！ 190 從前的德國文化。
&mdash&mdash就在不是很久之前，德國人開始引起其他民族的注意，［163］這主要是由于一種文化的緣故，而他們現在已不再擁有這種文化，确實，他們已懷着一種盲目的熱情擺脫了它，就好像它曾是一種疾病一樣：然而他們又不知道什麼更好的東西可以用來與之交換，除了政治的和民族的瘋狂。
當然，由于這種瘋狂，他們實現了讓其他民族對它更感興趣，比之前它通過文化讓它們感興趣還要更甚：而且他們還因此而擁有滿足感！在此期間，不可否認的是，從前的德國文化愚弄了歐洲人，它實際上不值得他們這樣對它感興趣，甚至還加以模仿和争相學習。
我們現在不妨回想一下席勒、威廉·馮·洪堡、施萊爾馬赫、黑格爾和謝林，讀一讀他們的通信，暫時加入其門徒的龐大圈子：讓我們看看，他們的共同特點是什麼，他們身上究竟有什麼東西對我們産生影響，使我們今天時而如此不能忍受，時而又不無憐憫和感動？首先，是他們那不惜一切代價地露出道德上的激動的癖好；其次，他們要求閃着誘人而虛假的光芒的、柔軟無骨的普遍性，同時也意圖使一切（性格、激情、時代、風俗）意願看起來美&mdash&mdash很遺憾，這種美根據的是一種糟糕的且模糊的趣味，盡管如此，卻自诩為希臘的後裔。
這是一種柔軟的、善良的、閃着銀光的唯心主義，它的最大願望就是裝出高貴的樣子和裝出莊嚴的聲音，它是這樣一個東西，狂妄然而無害，靈魂中充滿了對如下事物最由衷的反感，即&ldquo冷冰冰&rdquo&ldquo幹巴巴&rdquo的現實，解剖學、全身心的激情、任何哲學克制和懷疑主義，特别是任何不适合充當宗教符号的自然科學。
歌德以他自己的方式注視着這場德國文化鬧劇：站到一邊，溫和地抗議，保持沉默，更堅定地走自己更好的道路。
［164］一段時間之後，叔本華也注意到這場鬧劇：在他那裡，真正的世界和世界的兇惡殘暴重新變得可見，他談起它時既粗劣又充滿熱情：因為這種兇惡殘暴具有它自己的美！&mdash&mdash究竟是什麼誘騙了這些外國人，使他們不能像歌德和叔本華一樣觀察這種德國文化，或者更好，幹脆不觀察這種德國文化？是圍繞着這種文化閃爍的那種暗淡的光澤，捉摸不定的銀河之光：當外國人看到這種光，他們對自己說：&ldquo它離我們非常非常遙遠，我們的視力、聽力、理解力、快感和評價在這裡都失去了作用；然而，我們相信，它應該是某些恒星發出的光！也許德國人應該不動聲色地發現了一處天堂并已在那裡定居？我們必須想辦法接近這些德國人。
&rdquo因此，他們走近德國人：然而沒過多久，德國人自己卻開始努力擺脫這種暗淡的星光；因為他們心裡最清楚，他們并不在天堂&mdash&mdash而隻是在一團雲中！ 191 ［Pütz］指浪漫派和後期浪漫派的藝術，這種藝術的特征是，一方面高揚宗教、超越有限進入無限，另一方面又展示出人的一種陰郁的、有時是魔鬼的、陰森恐怖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二者彼此對立。
有關的例子首先是霍夫曼（E.T.Hoffmann，1776&mdash1822）的短篇小說。
更好的人們。
&mdash&mdash人們告訴我，我們的藝術訴諸當代的那些貪婪的、不滿足的、未被馴服的、反感的、受折磨的人，并在他們荒蕪的景象旁展示出一幅極樂、高空和出世的景象：從而使他們暫時得以忘憂，舒一口氣，也許還能從這種忘憂中找到逃避和返回的推動力。
可憐的藝術家竟有這樣一群公衆！他們不得不懷着這樣一種半是牧師半是精神病醫生的可憐用心！相比而言，高乃依是多麼地幸運&mdash&mdash&ldquo我們的偉大的高乃依！&rdquo&mdash&mdash正如塞維涅夫人用女人面對一個真正男人時所特有的聲調驚呼的那樣&mdash&mdash他的聽衆是多麼地崇高，對這樣的聽衆，描述騎士的美德、嚴格的責任、慷慨的犧牲和英雄的自制是完全相宜的，而且對他們不無教益。
他以及他的聽衆對此在生命的愛又與我們何其不同，［165］不是來源于一種盲目的放蕩粗野的&ldquo意志&rdquo，因為不能毀滅它而詛咒它，而是被感覺為這樣一個場所，在這裡，偉大和人性能同時并存；在這裡，即使形式最嚴格的強制，即使對一種王侯專制和精神專制的屈從，也不能壓制所有個體的自豪、騎士風度、優美和精神，毋甯說，它們被感覺為促使人走向對立面的刺激和動力，促使人走向天生的自負與高貴，走向遺傳而來的意願與激情的強力！ 192 ［Pütz］尼采關于法蘭西民族是世界上最基督教化的民族的斷語，很可能同時也是一個影射：&ldquo最基督教化的國王&rdquo的榮譽稱号，作為特别忠于天主教基督教的獎賞，向來是為法國君主們保留的。
除此之外，路易十四的權力之豐盈包含一個特别的根據，他的權威在法國主教波舒哀（JacquesBénigneBossuet，1627&mdash1704；［譯按］波舒哀為路易十四的宮廷布道師）的著作中被解釋為神聖的，因為王侯作為上帝的代理進行統治。
［譯注］蓋恩夫人（FrallvonGuyon，1648&mdash1717），法國寂靜派代表人物，神秘主義作家。
［Pütz］Quietisten，源于拉丁文quies［靜］。
寂靜派代表了基督教神秘主義的一種形式，它在被動獻身和放棄主動塑造自身此在這樣的基本态度中，追求、實現通過内心世界與上帝合一的理想。
［譯注］特拉普修會，天主教隐修教派西多會的分支，17世紀西多會内部改革的産物。
創始人阿芒德·德朗賽（ArmarddeRancé，1626&mdash1700），1667年在法國大特拉普聖母修道院（LaTrappe）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要求回歸原始西多會的純潔和嚴格，新修會因此得名。
［譯注］波爾-羅亞爾：天主教西多會女修道院，17世紀成為法國宗教改革派冉森派的大本營，帕斯卡曾在此為冉森派與耶稣會展開論戰。
帕斯卡逝世後，波爾-羅亞爾于1709年被毀。
想望完美的敵手。
&mdash&mdash無可争議，法蘭西曾是世界上最基督教化的民族：這不是因為法蘭西的群衆要比其他地方的群衆更有信仰，而是因為在法蘭西，最艱難的基督教理想不再僅僅是觀念、萌芽和半成品，而是變成了活生生的人。
例如，帕斯卡，所有基督徒中第一位把熱情、精神和真誠集于一身者&mdash&mdash人們考慮下，是什麼在此不得不聯合起來！費奈隆，教士文化之全部力量的完美和迷人體現：一種曆史學家認為不可能而實際上隻是極其困難和極少發生的絕對的金平衡；蓋恩夫人及其法國寂靜派同道：在她身上，使徒保羅力圖從那種基督徒的最光輝、最慈愛、最甯靜和最迷人的半神聖狀态中猜中的雄辯與胸懷，在此變成了事實，同時由于語言和姿态中的一種真誠的、女性的、優美的和高貴的古老法蘭西式的天真，又使她避免了保羅在其上帝面前表現出來的猶太式糾纏；［166］特拉普修會的創始者，他賦予基督教禁欲主義理想以終極的嚴肅性，而他這樣做是地道的法國作風，完全不是什麼例外：因為直到現在他那禁欲的傑作也隻能在法國人中熟悉而有力地保留着，它們也随着法國人的腳步進入了阿爾薩斯和阿爾及利亞。
我們也不應忘記胡格諾教徒：在他們身上，尚武精神與勤勉精神，更文雅的習俗與基督徒的嚴格要求從沒有這樣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還有波爾-羅亞爾，正是在這裡，基督教的偉大學術傳統最後一次再現繁榮：法國的偉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懂得如何盛開和綻放。
雖然完全不是淺薄之徒，一個偉大的法國人卻總是帶有一種明顯的表面性，仿佛是他的内容和他的深度的自然的皮膚&mdash&mdash而一個偉大德國人的内心世界通常都是重封密鎖，仿佛一粒仙丹，試圖通過它堅硬的、奇特的殼來防止光和輕率的手&mdash&mdash現在，讓我們說說，這一擁有如此完美的基督教化的民族為什麼也必須産生同樣完美的、非基督教的自由精神的類型！法國的自由精神在自身中與偉大的人交戰，而不像其他民族的自由思想家那樣，隻能與教條及崇高的怪胎交戰。
193 ［Pütz］可能指埃斯庫羅斯的傳記和文學作品中&ldquo男人的&rdquo，在當時也就是好戰的特點。
［Pütz］這已經屬于叔本華與黑格爾交鋒的風格：在其1820年柏林短期學術&ldquo中場表演&rdquo期間，他選擇與黑格爾同一時間上課，因此不可避免地親眼看到，他的聽衆寥寥無幾，而黑格爾的課堂卻人頭攢動。
叔本華對黑格爾的攻擊在純粹不講道理的、胡鬧式的指責中達到頂點。
尤其當丹麥科學院小心翼翼暗示他，由于他對黑格爾的筆伐，他的應征論文《倫理學的兩個基本問題》不能獲獎時，他斷然污蔑丹麥科學院不具有正常人的智力。
（《倫理學的兩個基本問題》，第一版前言）機智（Esprit）與道德。
&mdash&mdash德國人，他精通使精神、知識和心靈變得令人厭倦的秘密，精通把這種厭倦感看作是道德的秘密&mdash&mdash他對法國人的機智不無恐懼，擔心它會戳瞎道德的雙眼&mdash&mdash然而一種恐懼同時夾雜着興趣，有如小鳥在響尾蛇面前那樣。
在德國的名人當中，也許沒人比黑格爾更富有機智&mdash&mdash［167］然而他身上又帶有如此大的德國人對機智的恐懼，以至于這種恐懼造成了他特有的差勁的風格。
這種風格的要點在于，一個核心被一層又一層反複包裹，直到它不再被看得穿、不再害羞、好奇，就像&ldquo年輕女子撩起面紗的一角張望&rdquo&mdash&mdash用古代女性厭惡者埃斯庫羅斯的話&mdash&mdash然而，那個核心，其實隻是關于精神事物的機智的、經常是插嘴的靈機一動，是一種巧妙而大膽的詞語結合，像是某種應該被歸給思想家圈子的東西，作為科學的配菜&mdash&mdash但是在那層層包裹之下，它卻顯示為最深奧的科學，而且絕對是最高道德的無聊。
這就是德國所擁有的一種為他們所容許的機智的形式，他們帶着如此放縱的欣喜享受着它，以至于叔本華那麼卓越的，非常卓越的理解力在它面前都止步了，&mdash&mdash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大聲叱責德國人提供給他的表演，但卻從來沒有能力對其做出解釋。
194 道德教育者的虛榮。
&mdash&mdash道德教育者總體上收效甚微，可由以下事實解釋：他們一下子要求太多，也就是說，他們野心太大：急于為每一個人頒布規則。
這實際上無異于漫無目的地向動物演講，指望它們會搖身變成人類：因此，動物對之厭倦也就不足為奇了！正确做法應該是選擇特定的圈子，努力發掘和提高他們的道德：例如，我們應該懷着把狼變成狗的目的對狼演講。
然而，無論如何，大的成就既不屬于試圖教育每一個人的人，也不屬于教育特定圈子的人，而隻屬于那僅僅試圖教育一個人并且絕不離開他的目标左顧右盼者。
上個世紀所以優于我們的世紀，正是因為它擁有衆多受過個别教育的個人，［168］包括同樣衆多的教育者，他們在此找到了他們生活的使命，而且也因這種使命不僅在自己面前，而且也在所有其他&ldquo善的社會&rdquo面前，找到了尊嚴。
195 所謂古典教育。
&mdash&mdash發現我們把生命獻給了知識；發現我們會虛度光陰，不！我們已經虛度光陰，如若不是這種獻身阻止我們的話；我們就經常且深有感觸地朗誦如下詩句： ［Pütz］出自尼采本人。
Schicksal，ichfolgedir！Undwolltichnicht，ichmüsst'esdochundunterSeufzentun.命運，我追随你！我不願意，然而我不得不如此，惟餘歎息！ ［Pütz］Bildung原為塑造物質材料的活動，特别是通過德國古典文學而成為核心性概念，以及通過威廉·洪堡成為教育的基本概念。
從教學的觀點出發，人們在實質性教育（材料獲得［Stoffaneigung］）、形式性教育（功能養成［Funktionsgewinn］）和範疇性教育（意義推導和自我反思）之間加以區分。
尼采對高級中學語境中的形式教育的批評指向的是在19世紀日益功能化的、一維的曆史主義和實證主義。
［Pütz］來自希臘語gymnasion，希臘青少年進行身體和精神訓練的地方，由Dromos［跑道］、Palästra［帶柱廊的庭院］和公共溫泉浴池組成；在近代成為&ldquo高級中學&rdquo的名稱，自19世紀成為文科高級中學（HumanistischesGymnasium），其主要專業為拉丁語和希臘語。
Gymnasium唯一有權成為大學預科的學校類型（根據是《1788弗裡德裡希敕令》）。
尼采關于&ldquo我們目前文科中學的災難性後果&rdquo的批評，在《關于我們教育機構的未來》的演講中得到了表達（尼采，KSA，卷1，頁685以下）。
&mdash&mdash當回首我們的生命曆程，我們同樣發現有一樣東西無法重新弄好了：我們的青春被浪費了，當我們的教師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