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伯顔 脫脫察罕帖木兒擴廓帖木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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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往行,寫大字,操琴彈古調,“欣欣然有向慕之志”。

    由于皇帝重視儒學,曲阜衍聖公升秩二品,又下诏譯《貞觀政要》為蒙文,讓蒙古貴族子弟認真閱讀。

     第三,恢複太廟四時祭。

    伯顔專權以來,禮儀制度多有破壞,現在一切按規矩辦事。

    至正三年(1343)十月,妥歡貼睦爾享于太廟,按禮儀向其弟甯宗懿璘質班靈位下拜。

     第四,調整蒙古統治集團内部關系。

    伯顔為了自己的私利,迫害、打擊異己,造成蒙古貴族内部不和。

    現在正式為郯王昭雪,召還宣讓王帖木兒不①楊維桢:《元故中奉大夫浙東慰楊公神道碑》,《東維子文集》卷二四。

    ②陶宗儀:《辍耕錄》卷二七《譏伯顔太師》。

     ③宋濂:《集賢大學士吳公行狀》,《宋文憲公全集》卷四一。

     花、威順王寬徹普化,讓他們回到自己的領地,功臣博爾術四世孫阿魯圖正廣平王之位。

    這些措施對于維護蒙古統治集團内部的團結起了一定作用。

    第五,開馬禁、減鹽額、蠲負逋,減輕對人民的控制和剝削。

    伯顔曾下令漢人南人不得有寸鐵,禁百姓畜馬,脫脫下令罷禁,元代财賦倚重鹽賦,廣大竈戶苦不堪言,故脫脫減鹽額,河間鹽場自至正二年始免餘鹽三萬引,兩浙鹽場自至正三年起免十萬引,福建鹽場自至正三年起免三萬引。

    此外,還時而下令減免賦稅、負逋,如至正三年十月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蠲民租五分。

     第六,整頓吏治。

    元末官貪吏污,吏治敗壞。

    脫脫上台後對地方官提出了新的要求,創立六條标準,“先是以五事備取守令,至是取守令以常年倉得法,湊成六事”(《庚申外史》)。

    又制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備者升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者降一等。

    ”(《元史·順帝紀》) 主持“三史”的修撰脫脫在執政期間還主持修撰遼、金、宋三史。

    由于更化政策的推行,伯顔專權時辭歸的儒臣這時紛紛應召入國史館,脫脫受命為三史都總裁官,以中書平章政事、康裡人鐵木兒塔識,中書右丞太平,禦史中丞張起岩,翰林學士歐陽玄,侍禦史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為總裁官,經過挑選淘汰确定了一批修史官,他們之中除漢人外,還有畏兀兒、哈剌魯、唐兀、欽察等族的史學家。

    如此衆多的少數民族學者參加修史,這在全部二十四史中是僅見的。

    脫脫雖然沒有秉筆修史,但卻是一位名副其實的都總裁。

    他以江南三省前南宋的學田錢糧為修史費用,解決了經費困難問題;遼、金、宋三朝誰為“正統”問題,長期以來争論不休,影響修史開展,脫脫主張三史分别撰寫,各為正統,一律平等對待,“議者遂息”。

     三史于至正三年(1343)四月開始修撰,至正四年三月完成《遼史》,脫脫命掾史儀禮鼓吹導從,自史館進至宣文閣,甚為隆重。

    四年十一月《金史》成,五年十月《宋史》成。

    三史總共隻用了兩年半時間,除因有前朝修史基礎外,主要是因為脫脫這位都總裁官用人得當,措施有力。

    《金史》、《宋史》完成之時,脫脫已辭去相位,故以中書右丞相阿魯圖、中書左丞相别兒怯不花為“領三史事”。

     複相後的開河變鈔脫脫第一次執政,推行更化政策凡三年又七個月,除因論證不足強行開大都金口河,造成沙泥壅塞、民舍被毀、丁夫死傷、勞而無功外,其他措舉大體得當,朝政為之一新,漢儒們“知無不言,言無顧忌”(《元史·蘇天爵傳》),皇帝用功讀書,注意節儉,頗有“勵精圖治之意”(《元史·脫脫傳》),脫脫治國有方,“中外翕然稱為賢相”。

     至正四年五月,脫脫因病辭相。

    七年六月,馬劄兒台被右丞相别兒怯不花彈劾,帝命徙甘肅,脫脫力請同行以照料父親,遂居甘州(今甘肅張掖)就養。

    十一月,馬劄兒台病死,脫脫回京師。

    八年,命脫脫為太傅,負責東宮事務。

     脫脫辭相後,阿魯圖、别兒怯不花、朵兒隻先後任右丞相。

    這段時間有5年多,妥歡貼睦爾雖仍有勵精圖治之志,也曾推出一些新政,但從整體來說,元朝政治腐敗已不可挽救。

    加之天災頻仍,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起義此起彼伏,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

    面對日益加深的社會危機,妥歡貼睦爾于至正九年(1349)閏七月命脫脫複為中書右丞相。

     脫脫複相後,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下決心治理這瘡痍滿目的社會。

    當時擺在脫脫面前的有幾大棘手的難題:第一,河患引起的嚴重财政危機。

     脫脫辭相後僅一個月,即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今河南蘭考東北)。

    六月,又北決金堤。

    沿河郡邑,如濟甯路(治今山東巨野)、曹州(今山東菏澤)、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南)、東平路(治今山東東平)等所屬沿河州縣均遭水患。

    元廷對之束手無策,以緻水勢不斷北浸,到至正八年正月,河水又決,先是淹沒濟甯路諸地;繼而“北侵安山,淪入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将隳兩漕司鹽場,實妨國計”(《元史·賈魯傳》),大有掐斷元王朝經濟命脈之勢。

    運河中斷将危及大都糧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應;水浸河間、山東兩鹽運司所屬鹽場,将會使元廷财政收入急遽減少。

    本來已經空虛的國庫面臨着新的危機。

     第二,河患加劇了社會動蕩不安。

     自從河患發生以來,河泛區的饑民和流民紛紛起來反抗,有的劫奪商旅,有的打擊官府,所在有司無可奈何。

    全國各地不斷爆發起義;至正四年七月,山東私鹽販郭火你赤起義,活動于魯、晉、豫一帶;六年六月,福建汀州連城縣羅天麟、陳積萬起義,湖南爆發吳天保領導的瑤民起義;七年十月,全國發生起義達二百餘起;八年春,台州黃岩(今屬浙江)鹽販方國珍起兵反元;同年三月,遼東鎖火奴和遼陽兀顔魯歡分别自稱“大金子孫”,起兵反元;九年,冀甯(今山西太原)平遙等縣有曹七七起義;十年,江西鉛山、真州(今江蘇儀征)、泰州(今屬江蘇)均有農民起義。

     第三,統治集團内部矛盾尖銳。

     脫脫去相後,以右丞相别兒怯不花為首的一派與脫脫父子有舊怨,别兒怯不花、左丞相太平、禦史大夫韓嘉納、右丞秃滿疊兒等10人,結為兄弟,曾彈劾馬劄兒台,使之遠徙甘州。

    康裡人哈麻與弟雪雪,因其母為甯宗的乳母,兄弟倆充宿衛士,為妥歡貼睦爾所寵幸。

    脫脫為相時,哈麻官任同知樞密院事,對脫脫百般趨附。

    脫脫去相後,遭到别兒怯不花等攻擊,哈麻在妥歡貼睦爾處竭力為之辯護。

    至正九年,太平、韓嘉納支持禦史斡勒海壽列哈麻罪行劾奏,妥歡貼睦爾不得已奪哈麻、雪雪官職,而太平、韓嘉納、斡勒海壽等均被貶官。

    未幾,脫脫複為右丞相,為報答哈麻辯護之功,對太平等人進一步打擊報複,使太平谪居陝西,别兒怯不花谪居般陽,韓嘉納以贓罪杖流奴兒幹緻死,秃滿疊兒出為四川右丞,途中被殺。

    脫脫重新召用哈府,從此埋下了殺身之禍。

     至于官貪吏污、紀綱廢弛、賦役不均等,已是積重難返的社會現象,脫脫複相後根本顧不上去治理這些問題。

    當務之急是解決财政危機和治理黃河。

     解決财政危機最快的辦法是變更鈔法。

    因為從至元後期以來,紙币發行猛增,不斷貶值,以後曆代大量印鈔,到至正年間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再加上僞鈔橫行,鈔法已經敗壞不堪。

    至正十年四月,左司都事武琪建議變鈔,吏部尚書偰哲笃支持變鈔,并提出了以紙币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為母,而錢為子的方案。

    脫脫會集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及集賢、翰林兩院官,進一步商議。

    會上進行了激烈的争論,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呂思誠反對最堅決,但遭到了壓制,脫脫終于下決心實行變鈔。

    妥歡貼睦爾批準了中書省的變鈔方案,下诏曰:朕聞帝王之治,因時制宜,損益之方,在乎通變。

    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為文,雖鼓鑄之規未遑,而錢币兼行之意已具。

    厥後印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

    曆歲滋久,鈔法偏虛,物價騰踴,奸僞日萌,民用匮乏。

    愛詢廷臣,博采輿論,佥謂拯弊必合更張,其以中統交鈔壹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曆代銅錢并用,以實鈔法。

    至元寶鈔,通行如故。

    子母相權,新舊相濟,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

    (《元史·食貨志》)變鈔的具體辦法是:一,印造“至正交鈔”(實際上是用舊日的中統交鈔加蓋“至正交鈔”字樣,故又稱“至正中統交鈔”),新鈔一貫合銅錢一千文,或至元寶鈔二貫,而至正交鈔的價值比至元寶鈔提高了一倍,兩鈔則并行通用。

    二,發行“至正通寶錢”,與曆代舊币通行,使錢鈔通行,并以錢來實鈔法。

     至正十一年(1351)新鈔與通寶同時發行,結果很快就出現了通貨膨脹。

    “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京師料鈔十錠(每錠50貫),易鬥粟不可得”,“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元史·食貨志》)。

    變鈔的最後結果是完全失敗。

     在實行變鈔的同時,脫脫決心治理黃河。

     早在至正八年二月時,元廷于濟甯郓城立行都水監,命賈魯為行都水監使,專治河患。

    賈魯經過實地考察、測量地形、繪制地圖,提出二策:“其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并舉,挽河東行,使複故道,其功數倍”(《元史·賈魯傳》)。

    但他的建議未被采納。

    九年,脫脫複相後,專門召開治河讨論會,賈魯以都漕運使身份再次提出自己的治河主張,并進一步強調“必疏南河,塞北河,修複故道。

    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元史·成遵傳》)。

    脫脫當機立斷,取其後策。

    并不顧工部尚書成遵等抗争,堅定地說:“事有難為,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即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元史·脫脫傳》)脫脫明知“此疾難治”,也明知要冒巨大風險,還是堅決地“欲去其疾”;他深知越是不治,越是難治,越難治,饑民、流民問題越嚴重。

    脫脫是把治河當作制止“盜賊滋蔓”的重要手段來加以認識的。

     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妥歡貼睦爾正式批準治河,下诏中外,命賈魯為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發汴梁、大名13路民15萬人,廬州(今安徽合肥)等地戍軍18翼2萬人供役。

    四月二十二日開工,七月完成疏鑿工程,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并開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畢,諸埽堵堤建成。

    整個工程計190天。

    賈魯按照他的疏塞并舉、先疏後塞的方案,成功地完成了治河工程。

     鎮壓農民起義然而,就在賈魯治河之時,白蓮教主韓山童等抓住時機,鑿好獨眼石人一個,預先埋于黃陵崗,散布民謠:“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

    ”五月初,韓山童與劉福通等在颍州颍上(今屬安徽)發動起義,元末農民戰争爆發。

     颍上起義爆發後,韓山童雖遭官府捕殺犧牲,劉福通則在占領颍州成功後,迅速進據河南朱臯、羅山、真陽、确山、汝甯、息州、光州等地,衆至10萬。

    同年夏,彭瑩玉兵起淮西。

    八月,邳縣人李二(芝麻李)、趙君用、彭大及其子早住等占領徐州;麻城人、鐵工鄒普勝,羅田人、布販徐壽輝起兵蕲州(今湖北蕲春南)。

    十月,徐壽輝克蕲水(今湖北浠水),建立天完政權。

    十二月,王權(布王三)、張椿等攻占鄧州、南陽,稱“北瑣紅軍”;十二年正月,孟海馬等攻占襄陽(令湖北襄樊),稱“南瑣紅軍”。

    二月,定遠人郭子興等攻占濠州(今安徽鳳陽東北)。

    北、南、西三片地方的紅中軍幾乎同時而起,來勢之猛為元廷所料不及。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暴風驟雨,脫脫的心情是極其複雜的。

    當初廷臣議論治河時,有人認為中原必亂,脫脫把不同意見者壓制下去後,豈料中原果然大亂。

    于是急忙遣兵鎮壓,結果事與願違,起義烈火越撲越旺。

    所以在議政時,脫脫總是諱言這傷透腦筋的事。

    一日,妥歡貼睦爾把脫脫召去,怒責之曰:“汝嘗言天下太平無事,今紅軍半宇内,丞相以何策待之?”脫脫汗流浃背,一時竟無言以對。

     丞相的對策主要有二:一是加緊對漢人、南人的防範。

    凡議軍事,漢人、南人官僚必須回避。

    一日,脫脫奏事内廷,事關兵權,回頭看到中書左丞韓元善、中書參政韓镛随後而來、脫脫立刻命守門人攔阻不得入。

    于是上奏妥歡貼睦爾:“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

    諸蒙古色目因遷谪在外者,皆召還京師,勿令诖誤。

    ”(《庚申外史》)有一次,中書省吏員抱文牍,題為“謀反事”,送到脫脫處,脫脫視其牍,改題為“河南漢人謀反事”。

    這兩件事說明,在關系到蒙古貴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脫脫仍然要借助民族壓迫政策來維護其統治的。

    二是采取血腥鎮壓方式。

    颍州起義爆發後,脫脫曾派樞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阿速軍鎮壓,結果大敗而歸;不久又派其弟也先帖木兒等率十餘萬軍進兵河南,結果在沙河不戰而潰。

    脫脫還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裝&mdash&mdash義兵來鎮壓起義軍,其中以河南沈丘的察罕帖木兒和羅山的李思齊最為兇狠,對中原紅巾軍威脅最大。

     至正十二年八月,脫脫親率大軍出征徐州。

    當芝麻李等占領徐州後,盡有徐州附近州縣,徐州地處黃河與運河交彙處,因此紅巾軍切斷了通過漕運對大都的物資供應。

    九月,脫脫破徐州,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芝麻李被殺。

    脫脫班師回朝,妥歡貼睦爾加其為太師,于徐州為脫脫建生祠,立《徐州平寇碑》,以著其功績。

     徐州紅巾軍被鎮壓後,元軍聯合各地地主武裝對北、南、西各部紅巾軍進行了瘋狂的鎮壓,使各路紅巾軍被迫轉入低潮。

     統治集團的腐敗與脫脫貶死在一派至正中興、天下太平的假相下,元朝以妥歡貼睦爾為首的統治集團進一步腐化堕落了,政治更加黑暗。

     脫脫複相後,對哈麻兄弟深為感激,提升哈麻為中書右丞。

    但脫脫對左司郎中汝中柏十分倚重,引起哈麻不快,脫脫改哈麻為宣政院使,且位居第三,于是哈麻對脫脫懷恨在心。

    哈麻為取悅于皇後奇氏和皇子愛猷識理達臘,找脫脫商議授皇太子冊寶禮事,脫脫加以推托。

    哈麻善于媚上,偷偷引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