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手工業、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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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認為此茶至明代中葉才發展起來，其後“三玉川”茶莊壓制的青磚茶，在蒙古牧民中享有很高聲譽③，但金元時代的有關描述與該品種的性狀一緻④，可見三玉川茶元代已流行朝野。
另有幾種加入一些營養成分制成的茶：枸杞茶，先取枸杞五鬥潔化，而後“用雀舌茶展溲碾子，茶芽不用”，再将枸杞碾成細末；玉磨茶，用上等紫筍與蘇門炒米各五十斤，篩淨後拌和，入玉磨内磨成茶；香茶，用白茶（宋代茶書中常見，也是貢茶中的上品）、龍腦、百藥煎、麝香按一定比例拌和細研，用熬成粥樣的香粳米調合成劑，印成餅狀；炒茶。
鐵鍋燒赤後，以馬思哥油（用牛奶“打取浮凝”的白酥油）、牛奶子、茶芽同炒而成。
還有“出①王祯：《農書》卷十《百谷譜》九《茶》。
②孔齊：《至正直記》卷二《宋末叛臣》，“宋末叛臣範殿帥文虎”。
③莊晚芳、王家斌：《西北茶葉貿易研究》，《農學研究》第3輯。
④李俊民：《新樣團茶》：“春風傾倒在靈芽，才到江南百草花。
未試人間小團月，異香先入玉川家”；薩都剌：《元統乙亥餘除閩憲知事未行立春十日參政許可用惠茶寄詩以謝》（《薩都剌詩集》後集）：“春到人間才十日，東風先過玉川家”。
直北地面，味溫甘”的女須兒茶；“出本土（指西番），味苦澀，煎用酥油”的西番茶，亦作西番大葉茶。
元廷在分甯（今江西修水）等處設官營作坊，“成造西番茶貨”①，西番大葉茶亦有可能在這裡成造。
值得一提的是，茶葉在唐代已傳入吐蕃與回鹘地區，十至十二世紀，繼續傳到吐蕃，并到達高昌、于阗和七河地區，而且可能經由于阗傳到河中以至波斯、印度，也可能經由于阗或西藏傳入印度、波斯。
十三世紀末蒙古興起後，中西海陸交通大開，茶葉随之進一步在中亞和西亞廣為傳播②。
制鹽業食鹽是人類生活的必需品，鹽業是我國封建社會中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支柱産業之一，“國之所資，其利最廣者莫如鹽”（《元史·食貨志》），因此曆代統治者都非常重視鹽業生産，并且長期實行食鹽專賣制度。
在元代，除四川的井鹽業有所衰退外、福建、廣東、廣海、兩淮、兩浙、大都、河間、山東、遼陽以及河東（山西解州）等地的鹽業生産都有所發展，制鹽技術也有了顯著的進步。
據統計，元代全國鹽場有一百六十餘所，竈戶、撈鹽戶等鹽業勞動者五萬餘戶，天曆年間，全國鹽産量達二百五十六萬引（每引四百斤），遠遠超過了宋代。
鹽有海鹽、井鹽、池鹽、岩鹽、土鹽等，其中以海鹽的産量最大，是食鹽的主要來源。
海鹽生産有煎、曬兩法，元代以前一般采用煎鹽法。
元至順元年（1330）陳椿所著《熬波圖詠》和明末宋應星《天工開物》對于這種方法作了相當詳細和具體的記述。
煎取海鹽要根據鹽田地勢高下和沙土情況采取不同的措施，大體上經過收集鹽料、淋鹵和煎煉等幾個步驟。
如有些鹽田要先鋪上稻麥稈灰和蘆茅灰一寸左右，壓使平勻，以吸收鹽分，然後到次日中午掃取灰鹽，再行淋鹵和煎煉。
有些鹽田則不用灰壓，而是待潮水過後，經半日曬出鹽霜再掃起淋煎。
如果鹽田地勢較低，則要先挖深坑，橫架竹木，上鋪席葦，再鋪上沙子，潮水過後，鹽鹵淋于坑内，即可取用煎煉。
淋鹵是制取海鹽的一個重要環節，據陳椿《熬波圖詠》所載，其具體作法是：先掘一淋坑，深二尺左右，方邊五六尺，四周及坑底壘築堅實，以防洩漏。
再在淋坑旁掘一深廣約六尺的鹵井。
淋坑底下埋一小竹管與鹵井相通。
淋鹵時，在淋坑内用一擔生灰鋪底，倒入灰鹽，再用一擔生灰蓋面，上鋪草把後用海水澆淋，于是濃度較高的鹽鹵便流入了鹵井。
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所載淋鹵法是先掘一深一淺兩個坑，淺坑約深一尺，深坑約七八尺。
淺坑上用竹木架以蘆席，席上鋪以鹽料（即掃來的灰鹽、沙鹽等），四周高起圍成一個圈子，再把海水澆入鹽料中間，鹽料中的鹽就随海水流入淺坑，①《元典章》卷七《吏部》卷一《官制》一《資品》；《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茶法》。
②黃時鑒：《關于茶在西北和西域的早期傳播：兼說馬可波羅未有記茶》，《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後又流入深坑。
這種制取鹵水的方法比元代更為簡便。
為了解鹵水含鹽量，宋代已出現了通過觀察雞蛋、桃仁或蓮子在鹵水中的浮沉，以判斷鹵水濃度的簡單方法。
《熬波圖詠》所載元代發明的蓮管試法，用竹管盛裝四枚挑選出來并經過泥浸處理的标準石蓮，根據其浮沉情形即可測定四等鹵水，使掌握鹵水濃度有了更為科學有效和簡便易行的測試手段。
鹽鹵制成以後，便要進行煎煉。
煎煉就是将鹽鹵置于鐵鑄或竹編的鹽盤中加熱蒸發。
随着水分的蒸發，鹽鹵漸漸濃厚，最後析出固體食鹽。
收取食鹽有兩種作法，一種是把水完全燒幹，一種是随時撈取食鹽，同時再加新鹵水，再蒸再撈，連續出鹽，《熬波圖詠》說：“如此則晝夜出鹽不息，比同逐一盤燒出幹鹽，倍功省力。
” 煎制海鹽的方法出鹽快，效率也較高。
但煎鹽法所用的鐵盤、竹盤不可能太大，鹽産量受到一定限制，并且還要消耗很多的工力和燃料。
為了克服這些缺點，我國勞動人民又創造了曬鹽法。
早在唐、宋時期，解州池鹽已經采用了畦曬法，即在鹽池周圍開辟鹽畦，将池中鹵水導入畦中，利用日光和風力蒸發成鹽。
在元代，福建的海鹽生産首先采用曬鹽法，“全憑日色曬曝成鹽”①，這在我國制鹽史上是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革新。
到了明代，曬鹽法已為閩、廣和長蘆鹽區所普遍采用，但尚未推廣到江淮和兩浙，所以徐光啟曾上奏議，“欲江淮、兩浙盡行此法”②。
礦冶蒙古族在成吉思汗之前還不會煉鐵，隻能用外來鐵器改造兵器。
元朝立國後，設洞冶總管府、淘金總管府統轄全國坑冶，又有出蠟局、鼓鑄局、镔鐵局，武備寺掌管金屬手工業和兵器制作。
元代礦冶以官營為主，由罪犯、在籍工匠服役。
又設冶戶、煽煉戶、銀戶、淘金戶按額納課，這種生産關系的倒退以及為防止民衆反抗，不準民間持有鐵刃器的禁令，嚴重阻礙了金屬手工業的發展。
為增加收入，元政府有時也不得不采取變通辦法，允許民間經營，如王恽《論革罷撥戶興煽爐冶事》所建議的，改冶戶納課為“自治窯冶煽煉，官用鐵貨給價和買，使官民兩便”①。
《續文獻通考·征榷·坑冶》記載至治三年（1323）“金銀冶聽民采煉，以十分之三輸官”，《麟原文集·劉宗海行狀》記廬陵“大冶煽，役者常千”，說明民營礦冶仍有一定規模。
雖然民間可以經營礦冶，但并無保障，朝廷随時可以收歸官營，如元貞二年（1296）“中書省奏罷百姓自備工本爐冶，官為興煽發賣”。
大德七年①《元典章》卷二二《禁治砂鹽》。
②李杕編：《增訂徐文正公集》卷二。
①王恽：《秋澗集》。
（1303）“定各處鐵冶課，依鹽法一體禁冶”②。
但總的來說，元代礦冶業仍有所發展，王恽《秋澗集》卷九十《省罷鐵冶戶》記載燕南北即有鐵冶17處，煽煉戶三萬餘，鐵的年産量達1600多萬斤。
除河北、山東、山西（元代稱為“腹裡”，屬中書省管轄）外，鐵産地主要是在江、浙、贛、湘、鄂等南方諸省。
元代的冶鐵技術水平從陳椿的《熬波圖》可略知一斑。
《熬波圖》記載，當時化鐵爐用瓶砂（碎陶瓷末），白墡（白色耐火土）、炭屑、小麥穗和泥修築。
這種混合料具有很強的耐高溫和抗侵蝕的性能而且不易開裂，是很好的耐火材料。
書中所繪煉爐爐口小，能減少熱量損失，上口小而下部爐膛大，能使爐料順行，避免懸料事故；爐子下部收口，使熱量集中有利于熔鐵。
所以，書中說其每化1斤鐵，隻需用1斤炭，這在當時條件下是很了不起的。
機械王祯《農書》在《農器圖譜》中詳載農業手工業所用機具二百多種，集中反映了宋元時期我國工農業生産中常用的機械裝置及其成就。
根據書中記載，元代在機械制造方面也有很大進步，如發明了水轉連機磨、水力大紡車、水轉龍骨水車等一系列先進的機械設備。
水轉連機磨這是一種構造比較複雜的新型水磨，它用一個水輪帶動幾個磨同時工作。
這種水力加工機械，水輪高而寬，是立輪，要用急流大水沖動水輪。
輪軸要求很粗，但長度要适中。
軸上按一定的間距安裝三個齒輪，每個齒輪和一個磨上的齒輪相銜接，中間的三個磨又和各自旁邊的二個磨的木齒相接。
水輪轉動通過齒輪帶動中間的磨，中間的磨又通過磨上的木齒帶動旁邊的磨。
這樣，一個水輪能帶動九個磨同時工作。
水力大紡車這是一種專門紡麻的紡車，由以往的小紡車改造而成。
其特點是：（1）用水作動力，工作能量大；（2）紡紗的錠子多，達到三十二枚，因此，生産效率很高。
如以往的手搖或腳踏小紡車紡麻，用五個錠子，一晝夜不過紡二斤；而大紡車一天一夜能紡百餘斤麻。
因此，紡麻的時候常常要集中多家的麻才能滿足它的生産要求。
由于設備先進，“中原麻苎之鄉皆用之”，對紡織業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水轉龍骨水車這種水車，裝置和以往的水車差不多。
它的動力機械裝在水流湍急的河邊，先樹立一根大木架，在大木架中央豎立一根轉軸，軸上裝有上、下兩個大卧輪。
下卧輪是水輪，在水輪上裝有若幹闆葉，以借水的沖擊力使水輪轉動。
上卧輪是一個大齒輪，和水車上端軸上的豎齒輪相銜接。
把水車裝在河岸邊挖的一條深溝裡，流水沖擊水輪轉動，卧齒輪帶動水車軸上的豎齒輪轉動，再帶動水車轉動，從而把水從河中車上岸來。
這一設②《新元史·食貨志》。
備，利用一對大的木齒輪把水輪的回轉運動傳遞到水車的軸上帶動水車進行工作，是元代機械制造方面的一項重大成就。
印刷元朝建立後，元世祖忽必烈相當重視刻書，并曾撥發專款刻印漢文典籍，推動了印刷業的發展。
元代中央政府設有興文署和藝文監廣成局專門掌管刻書。
如至元二十六年（1290）刻印的《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通鑒釋文辨誤》就是興文署所刻書中最早和最好的兩種。
地方官府和各地書院刻書的也很多，如九路儒學分刻的《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隋書》、《唐書》、《北史》、《遼史》、《金史》、《宋史》等九史，杭州西湖書院刻印的馬端臨《文獻通考》等都很著名。
官府倡導于先，私家随之于後，民間以刻書為業的書坊也随之發展起來。
當時北方印刷業的中心是大都和平陽，南方印刷業的中心是杭州和福建的建安、建陽，所刻書籍風行全國。
元代在印刷技術方面的突出成就是王祯發明的木活字印刷術。
在北宋畢昇發明泥活字印刷術前後曾經試制過木活字，後來還有人試制過瓦活字和錫活字，但由于木料的紋理有疏密，沾水後高低不平，并且易于與松脂蠟藥相粘連，不便清理取用，而瓦字和錫字吸水性差，使用水墨效果不好，所以這些嘗試都沒有獲得成功。
王祯在認真研究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對木活字印刷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改進措施，較好地解決了其中一些具體的技術問題。
例如選擇硬質木闆雕字，用小鋸鋸開制成活字，再用小刀四面修整，使之大小高低整齊劃一；排版時不用粘合藥料，而是排字作行，用竹片夾持，再用小木楔塞緊，使之堅牢不動，然後即可用墨刷印。
為了揀字方便，王祯還發明了轉輪排字架，将木制單字按韻貯放在直徑七尺的大輪盤上，排字時轉動輪盤，以字就人，有效地提高了揀字效率。
《王祯農書》卷二二所附“造活字印書法”對這種木活字印刷術作了較詳細的記述。
王祯在任安徽旌德縣令時，曾請工匠刻制木活字三萬多個，并試印了他所撰寫的《旌德縣志》。
全書六萬餘字，不到一個月，就印成了一百部。
此後不久，浙江廣平人馬稱德在任奉化知州時，曾試制木活字十萬個，印成《大學衍義》一書共20冊①。
此外還有些人陸續用木活字印書。
但元代木活字印本，今存者極少，而且還存在争議，但卻有幾百個當時的維吾爾文木活字流傳下來。
套色印刷術的發明是元代印刷技術的又一項成就。
宋元時期無論是雕版印刷還是活字印刷的書籍，一般都是墨印黑色。
套色印刷，通稱“套版”，大約是在十四世紀中葉發明的。
最初的套版僅為朱、墨兩色。
現存元末至元六年（1340）中興路（湖北江陵）資福寺刻無聞和尚注解的《金剛經》，其①《至正四明續志》卷七。
卷首扉頁老僧講經圖桌前的靈芝草用朱墨兩色套印，全書經文為紅色，注文為黑色。
這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木刻套印本，比歐洲要早一百多年。
建築元大都和大都宮殿大都（今北京）是元朝的首都，這裡自戰國至唐代一直是北方的一個重鎮，遼曾在此建立南京，金又擴建為中都。
忽必烈即汗位後，決定由上都（開平）遷都于此，并于至元元年（1264）着手大規模的建設，曆時八年建成。
明清時期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改建和擴充而成的。
大都的規劃者是劉秉忠和阿拉伯人也黑疊兒丁。
他們按古代漢族傳統都城的布局進行設計，但又有新的特點。
城的平面接近方形，南北長約7400米，東西寬約6650米，北面二門，東、西、南三面各三門，城外繞以護城河。
皇城位于大城（外郭城）南部的中央地區，皇城中的南部偏東則為宮城，宮城建在全城的中軸線上，大城中的主要于道都通向城門，主要幹道之間有縱橫交錯的街巷，寺廟、衙署和商店、住宅分布在各街巷之間。
全城分為六十個坊，但所謂坊，隻是行政管理單位，已不是漢、唐長安那樣的封閉式裡坊①。
大都的水系是由傑出科學家郭守敬規劃的。
郭守敬（本卷下冊别有傳） 一方面主持疏浚了連接都城東西的運河&mdash&mdash通惠河，使南方物資可以通過運河直達大都，同時又設計開鑿了一條新渠，即著名的白浮堰，由北部山區引水，并彙合西山的泉水，流入甕山泊（昆明湖），然後通向積水潭，解決了通惠河的水源不足問題②。
大都的排水系統也相當完善，下水道全部用磚砌築，幹道與支道分工明确，計劃周密。
元朝的宮殿是大都城中的核心建築。
皇城主要包括三組宮殿和太液池、禦苑，宮城位于全城中軸線的南端，是主要宮殿所在。
宮城之西是太液池，池西側的南部是太後居住的西禦苑，北部是太子居住的興聖宮，宮城以北是禦苑。
皇城正門承天門外，有石橋與棂星門，再南，禦街兩側建長廊，稱千步廊，直抵都城的正門麗正門。
皇城的東西兩側建有太廟和社稷壇。
皇城有前後左右四座門，四角建有角樓。
宮城内有以大明殿、延春閣為主的兩組宮殿。
這兩組宮殿的主要建築都在全城的南北軸線上，其他殿堂則建在這條軸線的兩側，構成左右對稱的布局。
大都的宮殿窮極奢侈，使用了許多稀有的貴重材料，如紫檀、楠木和各種色彩的琉璃等。
在裝飾方面主要宮殿用方柱，塗以紅色并繪金龍。
牆壁上①阚铎：《元大都宮苑圖考》，《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1卷第2期，1930年；王璧文：《元大都城坊考》，《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6卷第3期，1936年。
②侯仁之：《北京都市發展過程中的水源問題》，《北京大學學報》1955年第1期。
挂氈毯和毛皮、絲質帷幕等，這是由于他們仍然保持着遊牧生活習慣，同時也受到喇嘛教建築和伊斯蘭教建築的影響。
壁畫、雕刻也有很多喇嘛教的題材和風格。
宮城内還有若幹盝頂殿及畏吾爾殿、棕毛殿等，是以往宮殿建築中所沒有的①。
宗教建築（1）佛教、道教和祠祀建築山西洪洞縣的廣勝寺是元代佛教建築的重要遺迹。
廣勝寺分上、下二寺。
上寺大部分已經明代重建，下寺基本上是元代的建築。
下寺正殿重建于1309年，它的梁架結構有兩個很大的特點。
第一，殿内使用移柱和減柱法以擴大殿堂内部的活動空間柱子分隔的間數少于上部梁架的間數，所以梁架不能直接放在柱上，而是在内柱上置橫向的大内額以承載各縫梁架，其内額長達11.5米。
第二，使用斜梁，斜梁的下端置于鬥拱上，而上端擱于大内額上，其上置檩，節省了一條大梁。
這種大膽而靈活的結構方法是元代地方建築的一個重要特色，也是木結構建築技術的新發展。
河北曲陽縣北嶽廟德甯殿和位于廣勝下寺旁的水神廟也都是元代建築的重要作品。
水神廟大殿建成于元泰定元年，但其餘建築已經後代重建。
大殿為重歇山周圍廊，是元朝祠祀建築大殿的一種典型。
殿前庭院很大，供當時公共集會和露天看戲之用。
中國戲曲在元代有很大發展，許多公共建
另有幾種加入一些營養成分制成的茶：枸杞茶，先取枸杞五鬥潔化，而後“用雀舌茶展溲碾子，茶芽不用”，再将枸杞碾成細末；玉磨茶，用上等紫筍與蘇門炒米各五十斤，篩淨後拌和，入玉磨内磨成茶；香茶，用白茶（宋代茶書中常見，也是貢茶中的上品）、龍腦、百藥煎、麝香按一定比例拌和細研，用熬成粥樣的香粳米調合成劑，印成餅狀；炒茶。
鐵鍋燒赤後，以馬思哥油（用牛奶“打取浮凝”的白酥油）、牛奶子、茶芽同炒而成。
還有“出①王祯：《農書》卷十《百谷譜》九《茶》。
②孔齊：《至正直記》卷二《宋末叛臣》，“宋末叛臣範殿帥文虎”。
③莊晚芳、王家斌：《西北茶葉貿易研究》，《農學研究》第3輯。
④李俊民：《新樣團茶》：“春風傾倒在靈芽，才到江南百草花。
未試人間小團月，異香先入玉川家”；薩都剌：《元統乙亥餘除閩憲知事未行立春十日參政許可用惠茶寄詩以謝》（《薩都剌詩集》後集）：“春到人間才十日，東風先過玉川家”。
直北地面，味溫甘”的女須兒茶；“出本土（指西番），味苦澀，煎用酥油”的西番茶，亦作西番大葉茶。
元廷在分甯（今江西修水）等處設官營作坊，“成造西番茶貨”①，西番大葉茶亦有可能在這裡成造。
值得一提的是，茶葉在唐代已傳入吐蕃與回鹘地區，十至十二世紀，繼續傳到吐蕃，并到達高昌、于阗和七河地區，而且可能經由于阗傳到河中以至波斯、印度，也可能經由于阗或西藏傳入印度、波斯。
十三世紀末蒙古興起後，中西海陸交通大開，茶葉随之進一步在中亞和西亞廣為傳播②。
制鹽業食鹽是人類生活的必需品，鹽業是我國封建社會中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支柱産業之一，“國之所資，其利最廣者莫如鹽”（《元史·食貨志》），因此曆代統治者都非常重視鹽業生産，并且長期實行食鹽專賣制度。
在元代，除四川的井鹽業有所衰退外、福建、廣東、廣海、兩淮、兩浙、大都、河間、山東、遼陽以及河東（山西解州）等地的鹽業生産都有所發展，制鹽技術也有了顯著的進步。
據統計，元代全國鹽場有一百六十餘所，竈戶、撈鹽戶等鹽業勞動者五萬餘戶，天曆年間，全國鹽産量達二百五十六萬引（每引四百斤），遠遠超過了宋代。
鹽有海鹽、井鹽、池鹽、岩鹽、土鹽等，其中以海鹽的産量最大，是食鹽的主要來源。
海鹽生産有煎、曬兩法，元代以前一般采用煎鹽法。
元至順元年（1330）陳椿所著《熬波圖詠》和明末宋應星《天工開物》對于這種方法作了相當詳細和具體的記述。
煎取海鹽要根據鹽田地勢高下和沙土情況采取不同的措施，大體上經過收集鹽料、淋鹵和煎煉等幾個步驟。
如有些鹽田要先鋪上稻麥稈灰和蘆茅灰一寸左右，壓使平勻，以吸收鹽分，然後到次日中午掃取灰鹽，再行淋鹵和煎煉。
有些鹽田則不用灰壓，而是待潮水過後，經半日曬出鹽霜再掃起淋煎。
如果鹽田地勢較低，則要先挖深坑，橫架竹木，上鋪席葦，再鋪上沙子，潮水過後，鹽鹵淋于坑内，即可取用煎煉。
淋鹵是制取海鹽的一個重要環節，據陳椿《熬波圖詠》所載，其具體作法是：先掘一淋坑，深二尺左右，方邊五六尺，四周及坑底壘築堅實，以防洩漏。
再在淋坑旁掘一深廣約六尺的鹵井。
淋坑底下埋一小竹管與鹵井相通。
淋鹵時，在淋坑内用一擔生灰鋪底，倒入灰鹽，再用一擔生灰蓋面，上鋪草把後用海水澆淋，于是濃度較高的鹽鹵便流入了鹵井。
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所載淋鹵法是先掘一深一淺兩個坑，淺坑約深一尺，深坑約七八尺。
淺坑上用竹木架以蘆席，席上鋪以鹽料（即掃來的灰鹽、沙鹽等），四周高起圍成一個圈子，再把海水澆入鹽料中間，鹽料中的鹽就随海水流入淺坑，①《元典章》卷七《吏部》卷一《官制》一《資品》；《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茶法》。
②黃時鑒：《關于茶在西北和西域的早期傳播：兼說馬可波羅未有記茶》，《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後又流入深坑。
這種制取鹵水的方法比元代更為簡便。
為了解鹵水含鹽量，宋代已出現了通過觀察雞蛋、桃仁或蓮子在鹵水中的浮沉，以判斷鹵水濃度的簡單方法。
《熬波圖詠》所載元代發明的蓮管試法，用竹管盛裝四枚挑選出來并經過泥浸處理的标準石蓮，根據其浮沉情形即可測定四等鹵水，使掌握鹵水濃度有了更為科學有效和簡便易行的測試手段。
鹽鹵制成以後，便要進行煎煉。
煎煉就是将鹽鹵置于鐵鑄或竹編的鹽盤中加熱蒸發。
随着水分的蒸發，鹽鹵漸漸濃厚，最後析出固體食鹽。
收取食鹽有兩種作法，一種是把水完全燒幹，一種是随時撈取食鹽，同時再加新鹵水，再蒸再撈，連續出鹽，《熬波圖詠》說：“如此則晝夜出鹽不息，比同逐一盤燒出幹鹽，倍功省力。
” 煎制海鹽的方法出鹽快，效率也較高。
但煎鹽法所用的鐵盤、竹盤不可能太大，鹽産量受到一定限制，并且還要消耗很多的工力和燃料。
為了克服這些缺點，我國勞動人民又創造了曬鹽法。
早在唐、宋時期，解州池鹽已經采用了畦曬法，即在鹽池周圍開辟鹽畦，将池中鹵水導入畦中，利用日光和風力蒸發成鹽。
在元代，福建的海鹽生産首先采用曬鹽法，“全憑日色曬曝成鹽”①，這在我國制鹽史上是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革新。
到了明代，曬鹽法已為閩、廣和長蘆鹽區所普遍采用，但尚未推廣到江淮和兩浙，所以徐光啟曾上奏議，“欲江淮、兩浙盡行此法”②。
礦冶蒙古族在成吉思汗之前還不會煉鐵，隻能用外來鐵器改造兵器。
元朝立國後，設洞冶總管府、淘金總管府統轄全國坑冶，又有出蠟局、鼓鑄局、镔鐵局，武備寺掌管金屬手工業和兵器制作。
元代礦冶以官營為主，由罪犯、在籍工匠服役。
又設冶戶、煽煉戶、銀戶、淘金戶按額納課，這種生産關系的倒退以及為防止民衆反抗，不準民間持有鐵刃器的禁令，嚴重阻礙了金屬手工業的發展。
為增加收入，元政府有時也不得不采取變通辦法，允許民間經營，如王恽《論革罷撥戶興煽爐冶事》所建議的，改冶戶納課為“自治窯冶煽煉，官用鐵貨給價和買，使官民兩便”①。
《續文獻通考·征榷·坑冶》記載至治三年（1323）“金銀冶聽民采煉，以十分之三輸官”，《麟原文集·劉宗海行狀》記廬陵“大冶煽，役者常千”，說明民營礦冶仍有一定規模。
雖然民間可以經營礦冶，但并無保障，朝廷随時可以收歸官營，如元貞二年（1296）“中書省奏罷百姓自備工本爐冶，官為興煽發賣”。
大德七年①《元典章》卷二二《禁治砂鹽》。
②李杕編：《增訂徐文正公集》卷二。
①王恽：《秋澗集》。
（1303）“定各處鐵冶課，依鹽法一體禁冶”②。
但總的來說，元代礦冶業仍有所發展，王恽《秋澗集》卷九十《省罷鐵冶戶》記載燕南北即有鐵冶17處，煽煉戶三萬餘，鐵的年産量達1600多萬斤。
除河北、山東、山西（元代稱為“腹裡”，屬中書省管轄）外，鐵産地主要是在江、浙、贛、湘、鄂等南方諸省。
元代的冶鐵技術水平從陳椿的《熬波圖》可略知一斑。
《熬波圖》記載，當時化鐵爐用瓶砂（碎陶瓷末），白墡（白色耐火土）、炭屑、小麥穗和泥修築。
這種混合料具有很強的耐高溫和抗侵蝕的性能而且不易開裂，是很好的耐火材料。
書中所繪煉爐爐口小，能減少熱量損失，上口小而下部爐膛大，能使爐料順行，避免懸料事故；爐子下部收口，使熱量集中有利于熔鐵。
所以，書中說其每化1斤鐵，隻需用1斤炭，這在當時條件下是很了不起的。
機械王祯《農書》在《農器圖譜》中詳載農業手工業所用機具二百多種，集中反映了宋元時期我國工農業生産中常用的機械裝置及其成就。
根據書中記載，元代在機械制造方面也有很大進步，如發明了水轉連機磨、水力大紡車、水轉龍骨水車等一系列先進的機械設備。
水轉連機磨這是一種構造比較複雜的新型水磨，它用一個水輪帶動幾個磨同時工作。
這種水力加工機械，水輪高而寬，是立輪，要用急流大水沖動水輪。
輪軸要求很粗，但長度要适中。
軸上按一定的間距安裝三個齒輪，每個齒輪和一個磨上的齒輪相銜接，中間的三個磨又和各自旁邊的二個磨的木齒相接。
水輪轉動通過齒輪帶動中間的磨，中間的磨又通過磨上的木齒帶動旁邊的磨。
這樣，一個水輪能帶動九個磨同時工作。
水力大紡車這是一種專門紡麻的紡車，由以往的小紡車改造而成。
其特點是：（1）用水作動力，工作能量大；（2）紡紗的錠子多，達到三十二枚，因此，生産效率很高。
如以往的手搖或腳踏小紡車紡麻，用五個錠子，一晝夜不過紡二斤；而大紡車一天一夜能紡百餘斤麻。
因此，紡麻的時候常常要集中多家的麻才能滿足它的生産要求。
由于設備先進，“中原麻苎之鄉皆用之”，對紡織業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水轉龍骨水車這種水車，裝置和以往的水車差不多。
它的動力機械裝在水流湍急的河邊，先樹立一根大木架，在大木架中央豎立一根轉軸，軸上裝有上、下兩個大卧輪。
下卧輪是水輪，在水輪上裝有若幹闆葉，以借水的沖擊力使水輪轉動。
上卧輪是一個大齒輪，和水車上端軸上的豎齒輪相銜接。
把水車裝在河岸邊挖的一條深溝裡，流水沖擊水輪轉動，卧齒輪帶動水車軸上的豎齒輪轉動，再帶動水車轉動，從而把水從河中車上岸來。
這一設②《新元史·食貨志》。
備，利用一對大的木齒輪把水輪的回轉運動傳遞到水車的軸上帶動水車進行工作，是元代機械制造方面的一項重大成就。
印刷元朝建立後，元世祖忽必烈相當重視刻書，并曾撥發專款刻印漢文典籍，推動了印刷業的發展。
元代中央政府設有興文署和藝文監廣成局專門掌管刻書。
如至元二十六年（1290）刻印的《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通鑒釋文辨誤》就是興文署所刻書中最早和最好的兩種。
地方官府和各地書院刻書的也很多，如九路儒學分刻的《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隋書》、《唐書》、《北史》、《遼史》、《金史》、《宋史》等九史，杭州西湖書院刻印的馬端臨《文獻通考》等都很著名。
官府倡導于先，私家随之于後，民間以刻書為業的書坊也随之發展起來。
當時北方印刷業的中心是大都和平陽，南方印刷業的中心是杭州和福建的建安、建陽，所刻書籍風行全國。
元代在印刷技術方面的突出成就是王祯發明的木活字印刷術。
在北宋畢昇發明泥活字印刷術前後曾經試制過木活字，後來還有人試制過瓦活字和錫活字，但由于木料的紋理有疏密，沾水後高低不平，并且易于與松脂蠟藥相粘連，不便清理取用，而瓦字和錫字吸水性差，使用水墨效果不好，所以這些嘗試都沒有獲得成功。
王祯在認真研究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對木活字印刷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改進措施，較好地解決了其中一些具體的技術問題。
例如選擇硬質木闆雕字，用小鋸鋸開制成活字，再用小刀四面修整，使之大小高低整齊劃一；排版時不用粘合藥料，而是排字作行，用竹片夾持，再用小木楔塞緊，使之堅牢不動，然後即可用墨刷印。
為了揀字方便，王祯還發明了轉輪排字架，将木制單字按韻貯放在直徑七尺的大輪盤上，排字時轉動輪盤，以字就人，有效地提高了揀字效率。
《王祯農書》卷二二所附“造活字印書法”對這種木活字印刷術作了較詳細的記述。
王祯在任安徽旌德縣令時，曾請工匠刻制木活字三萬多個，并試印了他所撰寫的《旌德縣志》。
全書六萬餘字，不到一個月，就印成了一百部。
此後不久，浙江廣平人馬稱德在任奉化知州時，曾試制木活字十萬個，印成《大學衍義》一書共20冊①。
此外還有些人陸續用木活字印書。
但元代木活字印本，今存者極少，而且還存在争議，但卻有幾百個當時的維吾爾文木活字流傳下來。
套色印刷術的發明是元代印刷技術的又一項成就。
宋元時期無論是雕版印刷還是活字印刷的書籍，一般都是墨印黑色。
套色印刷，通稱“套版”，大約是在十四世紀中葉發明的。
最初的套版僅為朱、墨兩色。
現存元末至元六年（1340）中興路（湖北江陵）資福寺刻無聞和尚注解的《金剛經》，其①《至正四明續志》卷七。
卷首扉頁老僧講經圖桌前的靈芝草用朱墨兩色套印，全書經文為紅色，注文為黑色。
這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木刻套印本，比歐洲要早一百多年。
建築元大都和大都宮殿大都（今北京）是元朝的首都，這裡自戰國至唐代一直是北方的一個重鎮，遼曾在此建立南京，金又擴建為中都。
忽必烈即汗位後，決定由上都（開平）遷都于此，并于至元元年（1264）着手大規模的建設，曆時八年建成。
明清時期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改建和擴充而成的。
大都的規劃者是劉秉忠和阿拉伯人也黑疊兒丁。
他們按古代漢族傳統都城的布局進行設計，但又有新的特點。
城的平面接近方形，南北長約7400米，東西寬約6650米，北面二門，東、西、南三面各三門，城外繞以護城河。
皇城位于大城（外郭城）南部的中央地區，皇城中的南部偏東則為宮城，宮城建在全城的中軸線上，大城中的主要于道都通向城門，主要幹道之間有縱橫交錯的街巷，寺廟、衙署和商店、住宅分布在各街巷之間。
全城分為六十個坊，但所謂坊，隻是行政管理單位，已不是漢、唐長安那樣的封閉式裡坊①。
大都的水系是由傑出科學家郭守敬規劃的。
郭守敬（本卷下冊别有傳） 一方面主持疏浚了連接都城東西的運河&mdash&mdash通惠河，使南方物資可以通過運河直達大都，同時又設計開鑿了一條新渠，即著名的白浮堰，由北部山區引水，并彙合西山的泉水，流入甕山泊（昆明湖），然後通向積水潭，解決了通惠河的水源不足問題②。
大都的排水系統也相當完善，下水道全部用磚砌築，幹道與支道分工明确，計劃周密。
元朝的宮殿是大都城中的核心建築。
皇城主要包括三組宮殿和太液池、禦苑，宮城位于全城中軸線的南端，是主要宮殿所在。
宮城之西是太液池，池西側的南部是太後居住的西禦苑，北部是太子居住的興聖宮，宮城以北是禦苑。
皇城正門承天門外，有石橋與棂星門，再南，禦街兩側建長廊，稱千步廊，直抵都城的正門麗正門。
皇城的東西兩側建有太廟和社稷壇。
皇城有前後左右四座門，四角建有角樓。
宮城内有以大明殿、延春閣為主的兩組宮殿。
這兩組宮殿的主要建築都在全城的南北軸線上，其他殿堂則建在這條軸線的兩側，構成左右對稱的布局。
大都的宮殿窮極奢侈，使用了許多稀有的貴重材料，如紫檀、楠木和各種色彩的琉璃等。
在裝飾方面主要宮殿用方柱，塗以紅色并繪金龍。
牆壁上①阚铎：《元大都宮苑圖考》，《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1卷第2期，1930年；王璧文：《元大都城坊考》，《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6卷第3期，1936年。
②侯仁之：《北京都市發展過程中的水源問題》，《北京大學學報》1955年第1期。
挂氈毯和毛皮、絲質帷幕等，這是由于他們仍然保持着遊牧生活習慣，同時也受到喇嘛教建築和伊斯蘭教建築的影響。
壁畫、雕刻也有很多喇嘛教的題材和風格。
宮城内還有若幹盝頂殿及畏吾爾殿、棕毛殿等，是以往宮殿建築中所沒有的①。
宗教建築（1）佛教、道教和祠祀建築山西洪洞縣的廣勝寺是元代佛教建築的重要遺迹。
廣勝寺分上、下二寺。
上寺大部分已經明代重建，下寺基本上是元代的建築。
下寺正殿重建于1309年，它的梁架結構有兩個很大的特點。
第一，殿内使用移柱和減柱法以擴大殿堂内部的活動空間柱子分隔的間數少于上部梁架的間數，所以梁架不能直接放在柱上，而是在内柱上置橫向的大内額以承載各縫梁架，其内額長達11.5米。
第二，使用斜梁，斜梁的下端置于鬥拱上，而上端擱于大内額上，其上置檩，節省了一條大梁。
這種大膽而靈活的結構方法是元代地方建築的一個重要特色，也是木結構建築技術的新發展。
河北曲陽縣北嶽廟德甯殿和位于廣勝下寺旁的水神廟也都是元代建築的重要作品。
水神廟大殿建成于元泰定元年，但其餘建築已經後代重建。
大殿為重歇山周圍廊，是元朝祠祀建築大殿的一種典型。
殿前庭院很大，供當時公共集會和露天看戲之用。
中國戲曲在元代有很大發展，許多公共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