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手工業、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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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每年從江西和買木棉布十二萬匹①。
政府以各種形式向民間征收絲、麻、棉等成品和半成品，大大加重了手工業者的負擔。
從前面引證的王冕和乃賢的詩篇中可以清楚看出，一般民戶竭盡全力從事織纴也難于應付官府科差。
《織工對》是一篇反映民間手工作坊生産狀況的典型材料，從中也可以看到，雇工“手提足蹴，皆蒼然無神色”地在“老屋将壓，杼具四五具”的條件下從事勞作。
民間手工業局促在狹小的規模中和艱難的條件下蹒跚而進。
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頁311注。
①《元典章》卷二六《戶部》十二《和買諸物對物估價支價》。
第三節 手工業工程的技術成就 在手工業工程中，有許多成就值得注意，今分别論述如下。
紡織業民間紡織業的發展元初，元兵散居鄉間，重放牧而輕耕織，對鄉人屢有騷擾。
農民隻有在湖邊、地角、山上種植桑樹，并且不得不關門閉戶養蠶缫絲，紡紗織布，因此，家庭紡織業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和影響。
後來，元代統治者為了能獲得更多的絲帛，逐漸重視農桑，勸勉诏令屢見于文獻。
中統二年“令宣撫司官勸農桑”，三年“禁戍軍士毋縱畜牧傷其禾稼桑棗”①。
大德年間又“申擾農之禁，縱畜牧損禾稼桑棗者，責其償而後罪之”②。
至元二十二年“诏以《農桑輯要》書頒諸路，克勤厥職者以次升獎，具怠于事者罷之”③。
延祐五年，司農丞苗好謙撰《栽桑圖說》，深受元仁宗贊賞，并命刊行于民間，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
元代中葉以後，民間紡織業得到了相當普遍的發展。
絲織和“納失失”絲織業是元代官、私手工業和家庭副業的主要行業之一，從事這項生産的大小手工業局院和作坊遍布全國，主要産地集中在建康（天曆二年改集慶，治今江蘇南京市）、平江、杭州、慶元、泉州、四川和中原等地；蠶桑業、絲織業與服飾業專門化分工的程序明顯提高。
元代絲織業局院和作坊規模較大，花色品種也十分豐富，如建康有兩處織染局，其中東局管人匠三千六百戶，織機一百五十四張，額定生産絲一萬一千五百二斤八兩，緞匹四千五百二十七段①；鎮江歲額品種有段匹、苎絲、暗花、素絲綢、胸背花與斜紋，每個品種下多少不等，分為枯竹褐、駝褐、稈草褐、橡子竹褐、明綠、鴉青等不同花飾；段匹額定為五千九百餘匹，其他少在三百有餘，多者近四千，而宋代見于載錄的僅绫、羅兩頃，歲貢在一二十匹到三百餘匹②。
1964年出土的曹氏（張士誠母）墓中出土有袍、襖、裙等衣着織物，質地有緞、绫、綢等，其中有件薄絲棉祆，緞紋為五枚經緞紋心，花五枚緯紋組織，以連續曲尺雲雜紋飾，間以如意、珊瑚、玉钏、銀錠等八寶圖案紋③，1975年山東鄒縣李裕庵墓中出土一幅绛色綢雲巾，上部是一老壽星，左右側分别為小鹿與仙鶴，中間為六行小字四十二個，人物、①《續通志》卷五八。
②魏光焘：《蠶桑萃編》卷一。
③魏光焘：《蠶桑萃編》卷一。
①《至正金陵志》卷六《曆代官職》。
②《至順鎮江志》卷六《賦稅·造作》。
③《蘇州吳張士誠母曹氏墓清理簡報》，《考古》1965年第6期。
鳥獸、花紋、文字同時織成④。
獨樹一幟的集慶官紗也是當時的名品，至正年間生産的“一色素淨者”尤為精妙，可作“暑月之雅服”⑤。
此外，順帝賜給淑妃的大批錦緞，有麒麟、鸾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萬壽、福壽字等紋飾⑥。
元代浙江湖州出産的絲織品也極佳。
有些織造過程要求嚴格，甚至連缫絲所用之水也要經過慎重選擇。
如“歸安之水宜繭絲”，練漂出來的絲，絲白如銀。
在南宋時有名的崇德狹幅絲織物，到元時也增添了绫、羅、水錦、缂絲、绮繡等品種。
魏唐的宓機絹，也比前代更為勻淨細密，為畫家所喜用。
蜀錦生産仍很發達，品種也更加繁多。
北方絲織業中有“燕人何失世，以織紗縠為業，與張進忠制筆齊名”①。
元代新引進了著名品種納失失（織金錦，來自波斯的一種織金錦緞）與撒答剌欺（來自中亞的一種絲織品），政府并設置專門管理織造的機構，如“撒答拉欺提舉司”下設有“别失八裡局”，“掌織造禦用領袖納失失等段”②。
在新疆地區還曾設專局織造。
1970年新疆烏魯木齊鹽湖一号古墓曾出土一件元代黃色油絹“辮線襖”，肩、領、袖及襟邊等處均有織金錦邊飾，至今仍可見其金線光澤③。
納失失是統治階級的專用衣料。
元代絲織物加金極為盛行，織金錦大量生産。
織金苎絲在官辦絲織業中占相當地位，它是在宋錦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并可能受到當時為上層所嗜好的納失失的啟示和影響。
元代的織金錦技藝包括兩類：一是用片金法，即在織造時把切成長條的金箔夾織在絲線中，二是用圓金法，即将金箔拈成的金線與絲線交織，前者金光奪目，後者牢固耐用，但金色要暗淡一些。
在集甯路遺址窖藏物中發現的幾件織金絲織品，顯現出了光彩奪目的效果④，是元代織金苎絲的代表之作。
馬可波羅在西安、正定、土番州、寶應、南京、鎮江等地也親眼見到各種金錦絲絹。
可能這類織物過于奢華，隻在上層使用，所以元廷禁止在規定範圍外織造、貨賣銷金産品①，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種技藝已從官營局院流傳到了民間。
《梓人遺制》與織機薛景石，字叔矩，山西萬泉（今萬榮縣）人，是一位智巧好思的木工，也是一位對紡織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專家。
他認真總結前人成就，并結合自己的實踐經驗，集當時木工技術之大成，編寫了我國④《鄒縣元代李裕庵墓清理簡報》，《文物》1978年第4期。
⑤孔齊：《至正直記》卷一《集慶官紗》。
⑥陶宗儀：《元氏掖庭記》。
①朱彜尊：《日下舊聞》卷三九《補遺》引《宋元詩會箋》。
②《元史·百官志》。
③王炳華：《鹽湖古墓》，《文物》1973年第10期。
④内蒙古文物工作隊：《元代集甯路遺址清理記》，《文物》1961年第9期。
①《元典章》卷五八《工部》卷一《禁治諸色銷金》。
古代著名的木工技術專著&mdash&mdash《梓人遺制》。
《梓人遺制》原書内容非常豐富，收有各種機械器具110種，現僅存《永樂大典》摘抄的“車制”和“織具”兩部分，共有機具14種。
段成己在書序中概括地指出了《梓人遺制》的成就和特色：“有景石者，夙習是業，而有智思，其所制作不失古法而間出新意，砻斷餘暇，求器圖之所自起，參以時制而為之圖。
”②在紡織機具方面，這部著作描述了立機子（立織機）、華機子（提花機），羅機子（紗羅織機）和布卧機子（織造絲麻織物的木機）等織機的具體形制、尺寸，并繪有各種織機的總體結構和零部件的詳圖。
這部書是研究我國古代織機發展史的寶貴資料。
《梓人遺制》中對華機子和布卧機子的結構論述詳盡，如書中記載的梭子的尺寸比以往更加規範化：梭子長一尺三寸到四寸，中心寬一寸五分，厚一寸二分，中間開一梭眼，以引導緯紗；織布機上開口、投梭、打緯三個主要運作程序也進一步完善，因而可使織布的産量和質量都大為提高。
山西的潞安州地區，由于薛景石織機的推廣應用，原來已經非常發達的紡織業更加興旺，以緻與長江流域的江浙地區并駕齊驅，有“南松江，北潞安，衣天下”的說法。
黃道婆與棉紡織業元初，植棉和棉紡織技術在我國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廣泛傳播發展。
《農桑輯要》記載：“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産。
近歲以來，苎麻藝于河南，木棉種于陝右，滋茂繁盛，與本土無異。
二方之民，深荷其利。
”①王祯《農書》卷二一載：“夫木棉産自海南，諸種藝制作之法骎骎北來，江淮川蜀既獲其利。
至南北混一之後，商販于北，服被漸廣。
”初傳入的制棉工具和方法繁簡不同。
關于長江流域的制棉工具和方法，艾可叔《木棉詩》有所描述：“收來老繭倍三春，匹似真棉白一分。
車轉輕雷秋紡雪，弓彎半月夜彈雲。
衣裘卒歲吟翁暖，機杼終年織婦勤。
聞得上方存節儉，區區欲獻野人芹。
”其中隻提到紡車、彈弓、織機等工具，并說棉花是“野人芹”。
可知棉織業傳入長江流域尚不久。
胡三省《通鑒注》“木棉”雲：“木棉，江南多有之..土人以鐵鋋碾去其核，取如棉者以竹為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強以彈棉，令其勻細，卷為小篇，就車紡之。
自然抽緒如缫絲狀，不勞紉緝，織以為布。
自閩之來者尤為麗密。
”可知，這時候棉花已在江南種植，不但已用鐵鋋、彈弓這些工具，而且對其的制作和使用也有些法則了。
黃河流域（特别是陝西）的制棉工具和方法比較簡陋，《農桑輯要》記載的木棉加工技術是：待籽棉曬幹後，用鐵杖一條，長二尺，粗如指，兩端漸細如擀面杖，用梨木闆長三尺、寬五寸、厚二寸，做成床子。
然後取棉子置于闆上用鐵杖旋趕出子粒，即為淨棉。
全書隻有碾去棉子的鐵杖和木闆，其他工具一概不提，顯然較之長江流域還差。
然而，當時南方的②薛景石：《梓人遺制》段成己序，《永樂大典》卷一八二四五，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
①《農桑輯要》卷二“論苎麻木棉”。
制棉工具和方法實際上也還是落後的，陶宗儀說：“松江府東去五十裡許烏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覓種于彼（閩廣）。
初元踏車樵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線弦竹弧置案間振撣成劑，厥功甚艱。
”①可見，不僅勞動者很辛苦，而且産品粗粝，銷售不好，人民的生活還是得不到改善。
黃道婆是松江府烏泥泾（上海舊城西南九裡）人，年輕時流落崖州（海南島南端的崖縣），從當地黎族人民學會運用制棉工具的技能和棉布織造方法。
成宗元貞年間（1295&mdash1297）遇順道海船回故鄉，把崖州進步的制棉生産工具和先進的織花技術也帶到了松江。
她在松江府以東五十裡烏泥泾地方教人制棉，傳授“做造捍、彈、紡、織之具”，又以崖州織被面法教婦女，“錯紗配色，綜線絜花”都有一定法則，“以故織成被、褥、帶、悅，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
”②一時烏泥泾和附近地方“人既受教，競相作為，轉貸他郡，家既就殷”，長江流域特别繁盛的松江棉紡織業就以黃道婆的卓越貢獻奠下了始基。
黃道婆死後，松江人民感念她的恩德，共同把她安葬，并于順帝至元二年為她立祠，歲時祭祀。
後因戰亂，祠被毀，至正二十二年張守中遷祠于他祖父墓地南邊，并求王逢作詩以為紀念。
明熹宗天啟六年（1626），張之象塑其像于甯國寺。
清嘉慶年間又有人在上海城内渡鶴樓西北小巷内為她修建了一座小廟，1919年這座小廟還在③。
黃道婆在棉織業上的貢獻，是将黎族先進的棉紡織技術和内地原有的紡織工藝結合起來，在制棉工具和織造方法上作出一系列重要的發明和技術革新。
如以前除去棉籽是由手剝，她則創制了軋棉籽用的攪機；以前彈花用的是線弦竹弓，她則代之以強而有力的繩弦大弓；她還設計出性能良好的三錠腳踏紗車，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紡紗工具；此外，她還改進了織造機具和提花技術，從而使從碾棉籽、彈花、紡紗到織布的整個棉紡織技術和效率得到了全面的提高。
在黃道婆傳入崖州少數民族的制棉工具和方法的十九年之後，即元武宗皇慶二年（1313），王祯在《農書》中對于捍（即軋花攪車）、彈（即彈棉椎弓）、紡（即紡車）、織（即織機）等紡織工具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其中有圖并有解說。
黃道婆在松江地區傳播先進的棉紡織技術之後，長江流域的棉紡織業随之勃發。
烏泥泾在元初本是個“民貧不給”的地方，可是後來由于制作棉織品而變得家戶殷實。
元以後，松江一帶成為全國棉紡織業的中心，享有“衣被天下”之美譽。
棉布印染水平也在明顯提高，到至正年間，松江地區從日本學會了印染①陶宗儀：《辍耕錄》卷二四；王逢：《梧溪詩集》卷三；褚華：《木棉譜》，《滬城備考》卷一。
②陶宗儀：《辍耕錄》卷二四；王逢：《梧溪詩集》卷三；褚華：《木棉譜》，《滬城備考》卷一。
③《松江府志》卷十八；包世臣：《齊民四術》卷五；《上海新建黃道婆寺碑文》，《上海續志》卷十二。
青花布，“宛如一軸院畫，或蘆雁花草尤妙”，“青久浣亦不脫”。
①麻織業宋代麻織業的基地在廣南西路，成都府路的成都府、邛、蜀、彭、漢諸地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到了元代，随着植麻的北移，麻織業也在河南、山西等地發展起來。
據《農書》記載，采用不同原料和方法（有毛絁布法、鐵勒布法、麻鐵黎布法），可生産出不同的品種，“比雲南布，或有價高數倍者”②。
河南陳州、蔡州一帶，善織者一斤成布一匹，次者一斤半一匹，再次者二斤、三斤一匹，其布“柔韌潔白，比之常布又價高一二倍”①。
山西出産的有大布、卷布、闆布等品種。
織造工具也有顯著改進。
中原地區用水轉大紡車，“晝夜紡績百斤”②。
山西一帶使用立機子、羅機子、小布卧機子，打苎絲線經上使用的有掉籰座等機具③。
氈毯業毛織業是适應遊牧民族生活需要而發展起來的産業，有蒙車、籍地、鋪設、障蔽等用途。
入主中原後，宮廷、貴族和軍隊對它的需要量越來越大，因而很多官營局院和投下作坊都從事氈毯的造作。
氈毯原料有羊毛、羊絨、駝毛、駝絨等約二十餘種，生産的毛織品有剪絨花毯、脫羅毯氈、入藥白氈、雀白氈、紅氈、白襪氈、回回剪絨氈等，名目有六七十種之多。
耗費的原材料數量也相當驚人，如中統三年（1262）造大小羊毛氈三千二百五十緞，計用荒羊絨毛十四萬一千七十斤，内白秋毛六萬六千一百二十五萬斤，青秋毛六萬七千五百七十斤，黑秋毛五千六百二十五斤，白絨毛一千七百五十斤，另有羊筋二千斤，羊頭骨二百五十斤。
另以至治三年（1322）成造的一條地毯為例，長五十尺，闊二十二尺五寸，氈毯業的發展由此可見④。
大同元墓出土的氈帽、氈靴，質地細緻，保存完好，說明了元代的氈毯業不但有大量生産，而且有着較高的工藝水平。
陶瓷業元代，北方諸窯相繼衰退，而南方的江西景德鎮異軍突起，一舉成為全國最重要的瓷器生産地。
元代瓷器的重大發展，主要反映在青花瓷和釉裡紅瓷器的燒制成功。
青花瓷是運用钴料進行繪畫裝飾的釉下彩瓷器。
制作過程是用钴料在瓷胎上繪畫，然後上透明釉，在1300℃左右的高溫下一次燒成。
青花瓷最早産于唐代鞏縣窯，在元代得到發展并成熟起來。
元青花造型博①孔齊：《至正直記》卷一《松江花布》。
②王祯：《農書》卷二二《苎麻門》。
①《農桑輯要》卷二《苎麻》。
②王祯：《農書》卷二二《苎麻門》。
③薛景石：《梓人遺制》，載《永樂大典》卷一八二四五。
④《大元氈罽工物記》。
大，畫法娴熟，色彩鮮豔，是陶瓷技術史上最引人入勝的品種之一。
釉裡紅是一種釉下彩，在胎上以氧化銅為呈色劑作飾紋，罩以透明釉後經高溫燒制而成，元代中期創燒于景德鎮。
釉裡紅燒成難度大，元代的傳世品不多，釉色純正者更是稀少。
明宣德和清康熙、雍正時期的釉裡紅瓷器頗負盛名，其成就便是在元代的基礎上取得的。
樞府器為元代景德鎮的又一重要發明。
這種白釉印花瓷器，胎體厚重，釉呈失透狀，色白微青，似鵝蛋色澤，故稱卵白。
印有“樞府”、“太禧”字款的器物，一般多制作精細，釉色純正，造型工整。
正如曹明仲在《格古要論》中所說：“元朝燒小足印花者，内有樞府字者高。
”這種卵白釉為元明清景德鎮各類瓷器的高度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制茶業元代茶葉的制作技術基本沿襲前代，江西等地區普遍采用的“水轉連磨”，則可能是在宋代“水磨”的基礎改進而成的制茶工具①。
從忽思慧《飲膳正要》載錄的品種看，紫筍雀舌茶與燕尾茶已見于前代，其他新發展、新制的品種主要有：金字茶，系江南湖州“造進末茶”；範殿帥茶，範殿帥當指範文虎②，系江浙慶元路“造進茶芽”，其味色“絕勝諸茶”；川茶、藤茶、誇茶，“皆出四川”，前二者似無可考。
誇（亦作誇、胯）茶宋代已有，而《元史·食貨志》所謂“無從知其始末”的“建甯誇茶”當指此；孩兒茶出自廣南；三玉川茶。
宋景德年中期，宋廷以兩湖茶葉與北方實行茶馬貿易。
為了便于長途運銷，湖北用米漿粘合成餅狀或圓柱體形狀，稱帽盒茶（又名“工夫茶”），這是青磚茶的前身。
但一
政府以各種形式向民間征收絲、麻、棉等成品和半成品，大大加重了手工業者的負擔。
從前面引證的王冕和乃賢的詩篇中可以清楚看出，一般民戶竭盡全力從事織纴也難于應付官府科差。
《織工對》是一篇反映民間手工作坊生産狀況的典型材料，從中也可以看到，雇工“手提足蹴，皆蒼然無神色”地在“老屋将壓，杼具四五具”的條件下從事勞作。
民間手工業局促在狹小的規模中和艱難的條件下蹒跚而進。
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頁311注。
①《元典章》卷二六《戶部》十二《和買諸物對物估價支價》。
第三節 手工業工程的技術成就 在手工業工程中，有許多成就值得注意，今分别論述如下。
紡織業民間紡織業的發展元初，元兵散居鄉間，重放牧而輕耕織，對鄉人屢有騷擾。
農民隻有在湖邊、地角、山上種植桑樹，并且不得不關門閉戶養蠶缫絲，紡紗織布，因此，家庭紡織業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和影響。
後來，元代統治者為了能獲得更多的絲帛，逐漸重視農桑，勸勉诏令屢見于文獻。
中統二年“令宣撫司官勸農桑”，三年“禁戍軍士毋縱畜牧傷其禾稼桑棗”①。
大德年間又“申擾農之禁，縱畜牧損禾稼桑棗者，責其償而後罪之”②。
至元二十二年“诏以《農桑輯要》書頒諸路，克勤厥職者以次升獎，具怠于事者罷之”③。
延祐五年，司農丞苗好謙撰《栽桑圖說》，深受元仁宗贊賞，并命刊行于民間，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
元代中葉以後，民間紡織業得到了相當普遍的發展。
絲織和“納失失”絲織業是元代官、私手工業和家庭副業的主要行業之一，從事這項生産的大小手工業局院和作坊遍布全國，主要産地集中在建康（天曆二年改集慶，治今江蘇南京市）、平江、杭州、慶元、泉州、四川和中原等地；蠶桑業、絲織業與服飾業專門化分工的程序明顯提高。
元代絲織業局院和作坊規模較大，花色品種也十分豐富，如建康有兩處織染局，其中東局管人匠三千六百戶，織機一百五十四張，額定生産絲一萬一千五百二斤八兩，緞匹四千五百二十七段①；鎮江歲額品種有段匹、苎絲、暗花、素絲綢、胸背花與斜紋，每個品種下多少不等，分為枯竹褐、駝褐、稈草褐、橡子竹褐、明綠、鴉青等不同花飾；段匹額定為五千九百餘匹，其他少在三百有餘，多者近四千，而宋代見于載錄的僅绫、羅兩頃，歲貢在一二十匹到三百餘匹②。
1964年出土的曹氏（張士誠母）墓中出土有袍、襖、裙等衣着織物，質地有緞、绫、綢等，其中有件薄絲棉祆，緞紋為五枚經緞紋心，花五枚緯紋組織，以連續曲尺雲雜紋飾，間以如意、珊瑚、玉钏、銀錠等八寶圖案紋③，1975年山東鄒縣李裕庵墓中出土一幅绛色綢雲巾，上部是一老壽星，左右側分别為小鹿與仙鶴，中間為六行小字四十二個，人物、①《續通志》卷五八。
②魏光焘：《蠶桑萃編》卷一。
③魏光焘：《蠶桑萃編》卷一。
①《至正金陵志》卷六《曆代官職》。
②《至順鎮江志》卷六《賦稅·造作》。
③《蘇州吳張士誠母曹氏墓清理簡報》，《考古》1965年第6期。
鳥獸、花紋、文字同時織成④。
獨樹一幟的集慶官紗也是當時的名品，至正年間生産的“一色素淨者”尤為精妙，可作“暑月之雅服”⑤。
此外，順帝賜給淑妃的大批錦緞，有麒麟、鸾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萬壽、福壽字等紋飾⑥。
元代浙江湖州出産的絲織品也極佳。
有些織造過程要求嚴格，甚至連缫絲所用之水也要經過慎重選擇。
如“歸安之水宜繭絲”，練漂出來的絲，絲白如銀。
在南宋時有名的崇德狹幅絲織物，到元時也增添了绫、羅、水錦、缂絲、绮繡等品種。
魏唐的宓機絹，也比前代更為勻淨細密，為畫家所喜用。
蜀錦生産仍很發達，品種也更加繁多。
北方絲織業中有“燕人何失世，以織紗縠為業，與張進忠制筆齊名”①。
元代新引進了著名品種納失失（織金錦，來自波斯的一種織金錦緞）與撒答剌欺（來自中亞的一種絲織品），政府并設置專門管理織造的機構，如“撒答拉欺提舉司”下設有“别失八裡局”，“掌織造禦用領袖納失失等段”②。
在新疆地區還曾設專局織造。
1970年新疆烏魯木齊鹽湖一号古墓曾出土一件元代黃色油絹“辮線襖”，肩、領、袖及襟邊等處均有織金錦邊飾，至今仍可見其金線光澤③。
納失失是統治階級的專用衣料。
元代絲織物加金極為盛行，織金錦大量生産。
織金苎絲在官辦絲織業中占相當地位，它是在宋錦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并可能受到當時為上層所嗜好的納失失的啟示和影響。
元代的織金錦技藝包括兩類：一是用片金法，即在織造時把切成長條的金箔夾織在絲線中，二是用圓金法，即将金箔拈成的金線與絲線交織，前者金光奪目，後者牢固耐用，但金色要暗淡一些。
在集甯路遺址窖藏物中發現的幾件織金絲織品，顯現出了光彩奪目的效果④，是元代織金苎絲的代表之作。
馬可波羅在西安、正定、土番州、寶應、南京、鎮江等地也親眼見到各種金錦絲絹。
可能這類織物過于奢華，隻在上層使用，所以元廷禁止在規定範圍外織造、貨賣銷金産品①，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種技藝已從官營局院流傳到了民間。
《梓人遺制》與織機薛景石，字叔矩，山西萬泉（今萬榮縣）人，是一位智巧好思的木工，也是一位對紡織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專家。
他認真總結前人成就，并結合自己的實踐經驗，集當時木工技術之大成，編寫了我國④《鄒縣元代李裕庵墓清理簡報》，《文物》1978年第4期。
⑤孔齊：《至正直記》卷一《集慶官紗》。
⑥陶宗儀：《元氏掖庭記》。
①朱彜尊：《日下舊聞》卷三九《補遺》引《宋元詩會箋》。
②《元史·百官志》。
③王炳華：《鹽湖古墓》，《文物》1973年第10期。
④内蒙古文物工作隊：《元代集甯路遺址清理記》，《文物》1961年第9期。
①《元典章》卷五八《工部》卷一《禁治諸色銷金》。
古代著名的木工技術專著&mdash&mdash《梓人遺制》。
《梓人遺制》原書内容非常豐富，收有各種機械器具110種，現僅存《永樂大典》摘抄的“車制”和“織具”兩部分，共有機具14種。
段成己在書序中概括地指出了《梓人遺制》的成就和特色：“有景石者，夙習是業，而有智思，其所制作不失古法而間出新意，砻斷餘暇，求器圖之所自起，參以時制而為之圖。
”②在紡織機具方面，這部著作描述了立機子（立織機）、華機子（提花機），羅機子（紗羅織機）和布卧機子（織造絲麻織物的木機）等織機的具體形制、尺寸，并繪有各種織機的總體結構和零部件的詳圖。
這部書是研究我國古代織機發展史的寶貴資料。
《梓人遺制》中對華機子和布卧機子的結構論述詳盡，如書中記載的梭子的尺寸比以往更加規範化：梭子長一尺三寸到四寸，中心寬一寸五分，厚一寸二分，中間開一梭眼，以引導緯紗；織布機上開口、投梭、打緯三個主要運作程序也進一步完善，因而可使織布的産量和質量都大為提高。
山西的潞安州地區，由于薛景石織機的推廣應用，原來已經非常發達的紡織業更加興旺，以緻與長江流域的江浙地區并駕齊驅，有“南松江，北潞安，衣天下”的說法。
黃道婆與棉紡織業元初，植棉和棉紡織技術在我國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廣泛傳播發展。
《農桑輯要》記載：“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産。
近歲以來，苎麻藝于河南，木棉種于陝右，滋茂繁盛，與本土無異。
二方之民，深荷其利。
”①王祯《農書》卷二一載：“夫木棉産自海南，諸種藝制作之法骎骎北來，江淮川蜀既獲其利。
至南北混一之後，商販于北，服被漸廣。
”初傳入的制棉工具和方法繁簡不同。
關于長江流域的制棉工具和方法，艾可叔《木棉詩》有所描述：“收來老繭倍三春，匹似真棉白一分。
車轉輕雷秋紡雪，弓彎半月夜彈雲。
衣裘卒歲吟翁暖，機杼終年織婦勤。
聞得上方存節儉，區區欲獻野人芹。
”其中隻提到紡車、彈弓、織機等工具，并說棉花是“野人芹”。
可知棉織業傳入長江流域尚不久。
胡三省《通鑒注》“木棉”雲：“木棉，江南多有之..土人以鐵鋋碾去其核，取如棉者以竹為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強以彈棉，令其勻細，卷為小篇，就車紡之。
自然抽緒如缫絲狀，不勞紉緝，織以為布。
自閩之來者尤為麗密。
”可知，這時候棉花已在江南種植，不但已用鐵鋋、彈弓這些工具，而且對其的制作和使用也有些法則了。
黃河流域（特别是陝西）的制棉工具和方法比較簡陋，《農桑輯要》記載的木棉加工技術是：待籽棉曬幹後，用鐵杖一條，長二尺，粗如指，兩端漸細如擀面杖，用梨木闆長三尺、寬五寸、厚二寸，做成床子。
然後取棉子置于闆上用鐵杖旋趕出子粒，即為淨棉。
全書隻有碾去棉子的鐵杖和木闆，其他工具一概不提，顯然較之長江流域還差。
然而，當時南方的②薛景石：《梓人遺制》段成己序，《永樂大典》卷一八二四五，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
①《農桑輯要》卷二“論苎麻木棉”。
制棉工具和方法實際上也還是落後的，陶宗儀說：“松江府東去五十裡許烏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覓種于彼（閩廣）。
初元踏車樵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線弦竹弧置案間振撣成劑，厥功甚艱。
”①可見，不僅勞動者很辛苦，而且産品粗粝，銷售不好，人民的生活還是得不到改善。
黃道婆是松江府烏泥泾（上海舊城西南九裡）人，年輕時流落崖州（海南島南端的崖縣），從當地黎族人民學會運用制棉工具的技能和棉布織造方法。
成宗元貞年間（1295&mdash1297）遇順道海船回故鄉，把崖州進步的制棉生産工具和先進的織花技術也帶到了松江。
她在松江府以東五十裡烏泥泾地方教人制棉，傳授“做造捍、彈、紡、織之具”，又以崖州織被面法教婦女，“錯紗配色，綜線絜花”都有一定法則，“以故織成被、褥、帶、悅，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
”②一時烏泥泾和附近地方“人既受教，競相作為，轉貸他郡，家既就殷”，長江流域特别繁盛的松江棉紡織業就以黃道婆的卓越貢獻奠下了始基。
黃道婆死後，松江人民感念她的恩德，共同把她安葬，并于順帝至元二年為她立祠，歲時祭祀。
後因戰亂，祠被毀，至正二十二年張守中遷祠于他祖父墓地南邊，并求王逢作詩以為紀念。
明熹宗天啟六年（1626），張之象塑其像于甯國寺。
清嘉慶年間又有人在上海城内渡鶴樓西北小巷内為她修建了一座小廟，1919年這座小廟還在③。
黃道婆在棉織業上的貢獻，是将黎族先進的棉紡織技術和内地原有的紡織工藝結合起來，在制棉工具和織造方法上作出一系列重要的發明和技術革新。
如以前除去棉籽是由手剝，她則創制了軋棉籽用的攪機；以前彈花用的是線弦竹弓，她則代之以強而有力的繩弦大弓；她還設計出性能良好的三錠腳踏紗車，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紡紗工具；此外，她還改進了織造機具和提花技術，從而使從碾棉籽、彈花、紡紗到織布的整個棉紡織技術和效率得到了全面的提高。
在黃道婆傳入崖州少數民族的制棉工具和方法的十九年之後，即元武宗皇慶二年（1313），王祯在《農書》中對于捍（即軋花攪車）、彈（即彈棉椎弓）、紡（即紡車）、織（即織機）等紡織工具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其中有圖并有解說。
黃道婆在松江地區傳播先進的棉紡織技術之後，長江流域的棉紡織業随之勃發。
烏泥泾在元初本是個“民貧不給”的地方，可是後來由于制作棉織品而變得家戶殷實。
元以後，松江一帶成為全國棉紡織業的中心，享有“衣被天下”之美譽。
棉布印染水平也在明顯提高，到至正年間，松江地區從日本學會了印染①陶宗儀：《辍耕錄》卷二四；王逢：《梧溪詩集》卷三；褚華：《木棉譜》，《滬城備考》卷一。
②陶宗儀：《辍耕錄》卷二四；王逢：《梧溪詩集》卷三；褚華：《木棉譜》，《滬城備考》卷一。
③《松江府志》卷十八；包世臣：《齊民四術》卷五；《上海新建黃道婆寺碑文》，《上海續志》卷十二。
青花布，“宛如一軸院畫，或蘆雁花草尤妙”，“青久浣亦不脫”。
①麻織業宋代麻織業的基地在廣南西路，成都府路的成都府、邛、蜀、彭、漢諸地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到了元代，随着植麻的北移，麻織業也在河南、山西等地發展起來。
據《農書》記載，采用不同原料和方法（有毛絁布法、鐵勒布法、麻鐵黎布法），可生産出不同的品種，“比雲南布，或有價高數倍者”②。
河南陳州、蔡州一帶，善織者一斤成布一匹，次者一斤半一匹，再次者二斤、三斤一匹，其布“柔韌潔白，比之常布又價高一二倍”①。
山西出産的有大布、卷布、闆布等品種。
織造工具也有顯著改進。
中原地區用水轉大紡車，“晝夜紡績百斤”②。
山西一帶使用立機子、羅機子、小布卧機子，打苎絲線經上使用的有掉籰座等機具③。
氈毯業毛織業是适應遊牧民族生活需要而發展起來的産業，有蒙車、籍地、鋪設、障蔽等用途。
入主中原後，宮廷、貴族和軍隊對它的需要量越來越大，因而很多官營局院和投下作坊都從事氈毯的造作。
氈毯原料有羊毛、羊絨、駝毛、駝絨等約二十餘種，生産的毛織品有剪絨花毯、脫羅毯氈、入藥白氈、雀白氈、紅氈、白襪氈、回回剪絨氈等，名目有六七十種之多。
耗費的原材料數量也相當驚人，如中統三年（1262）造大小羊毛氈三千二百五十緞，計用荒羊絨毛十四萬一千七十斤，内白秋毛六萬六千一百二十五萬斤，青秋毛六萬七千五百七十斤，黑秋毛五千六百二十五斤，白絨毛一千七百五十斤，另有羊筋二千斤，羊頭骨二百五十斤。
另以至治三年（1322）成造的一條地毯為例，長五十尺，闊二十二尺五寸，氈毯業的發展由此可見④。
大同元墓出土的氈帽、氈靴，質地細緻，保存完好，說明了元代的氈毯業不但有大量生産，而且有着較高的工藝水平。
陶瓷業元代，北方諸窯相繼衰退，而南方的江西景德鎮異軍突起，一舉成為全國最重要的瓷器生産地。
元代瓷器的重大發展，主要反映在青花瓷和釉裡紅瓷器的燒制成功。
青花瓷是運用钴料進行繪畫裝飾的釉下彩瓷器。
制作過程是用钴料在瓷胎上繪畫，然後上透明釉，在1300℃左右的高溫下一次燒成。
青花瓷最早産于唐代鞏縣窯，在元代得到發展并成熟起來。
元青花造型博①孔齊：《至正直記》卷一《松江花布》。
②王祯：《農書》卷二二《苎麻門》。
①《農桑輯要》卷二《苎麻》。
②王祯：《農書》卷二二《苎麻門》。
③薛景石：《梓人遺制》，載《永樂大典》卷一八二四五。
④《大元氈罽工物記》。
大，畫法娴熟，色彩鮮豔，是陶瓷技術史上最引人入勝的品種之一。
釉裡紅是一種釉下彩，在胎上以氧化銅為呈色劑作飾紋，罩以透明釉後經高溫燒制而成，元代中期創燒于景德鎮。
釉裡紅燒成難度大，元代的傳世品不多，釉色純正者更是稀少。
明宣德和清康熙、雍正時期的釉裡紅瓷器頗負盛名，其成就便是在元代的基礎上取得的。
樞府器為元代景德鎮的又一重要發明。
這種白釉印花瓷器，胎體厚重，釉呈失透狀，色白微青，似鵝蛋色澤，故稱卵白。
印有“樞府”、“太禧”字款的器物，一般多制作精細，釉色純正，造型工整。
正如曹明仲在《格古要論》中所說：“元朝燒小足印花者，内有樞府字者高。
”這種卵白釉為元明清景德鎮各類瓷器的高度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制茶業元代茶葉的制作技術基本沿襲前代，江西等地區普遍采用的“水轉連磨”，則可能是在宋代“水磨”的基礎改進而成的制茶工具①。
從忽思慧《飲膳正要》載錄的品種看，紫筍雀舌茶與燕尾茶已見于前代，其他新發展、新制的品種主要有：金字茶，系江南湖州“造進末茶”；範殿帥茶，範殿帥當指範文虎②，系江浙慶元路“造進茶芽”，其味色“絕勝諸茶”；川茶、藤茶、誇茶，“皆出四川”，前二者似無可考。
誇（亦作誇、胯）茶宋代已有，而《元史·食貨志》所謂“無從知其始末”的“建甯誇茶”當指此；孩兒茶出自廣南；三玉川茶。
宋景德年中期，宋廷以兩湖茶葉與北方實行茶馬貿易。
為了便于長途運銷，湖北用米漿粘合成餅狀或圓柱體形狀，稱帽盒茶（又名“工夫茶”），這是青磚茶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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