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從變通祖述到粉飾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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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皇慶延祐間漢法的再推行及其波折“崇文右儒”
由于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奮清宮”、“文參定策”的功迹，元武宗在即位的翌月朔旦，即立之為皇太子，面授金寶，又遣太尉丞相塔思不花持節授予玉冊，并約定“自是兄弟叔侄，世世相承”①。
以後，武宗漸萌改儲之心。
至大三年，武宗身體不适，委托三寶奴召集親信議更改儲副事宜。
三寶奴以叔侄相授難以憑信為理由，主張重立海山長子和世?為儲君。
這時，早已受答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母子拉攏的康裡脫脫慨然以“三宮協和”為己任，竭力反對違背前約，遂罷議。
次年正月，武宗死。
愛育黎拔力八達終于熬過四年潛龍蟄居的艱難時日，順利繼位，是為仁宗。
仁宗長年生活在漢地。
從十歲左右起，就與海山一起在著名的師儒李孟輔導下學習儒學。
海山鎮北以後，李孟更成為仁宗早年朝夕不離的導師。
大德年間起跟随仁宗的其他侍臣，除漢人儒士如陳颢、王結等人外，還有很多是色目、蒙古人。
但他們大多數也都對漢文化和儒學有較多的了解和同情。
仁宗被冊立為皇太子以後，新入東宮的侍巨大多數是漢人，當時已以文名為天下知的姚燧，亦以七十歲高齡起為太子賓客。
在這種崇文右儒的風氣激蕩下，仁宗的漢文化素養應明顯地高于在他之前的元代諸帝。
書法至少從兩宋以來就被視為中原皇帝最重要的修養之一，仁宗有“禦書除官制”傳世，似是最早掌握了書法技藝的元朝皇帝。
①作為這樣一個文化背景與武宗完全不同的君主，主持朝政伊始，仁宗即将武宗的施政方針完全否定。
武宗死後兩天，他就下令罷尚書省，“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元史·文宗紀一》）。
又過了四天，以“變亂舊章，流毒百姓”的罪名，誅脫虎脫、三寶奴、樂實等尚書省主要官員五人。
尚書省的理财措施大多被漢儒看作是“回回法”。
因此漢人對誅殺西域人三寶奴最感痛快。
當時人作詩志喜，有“受盡君恩弄盡權，富傾禦府貴熏天”，“富①閻複：《皇太子冊文》，《元文類》卷十；《元史》卷一三八《康裡脫脫傳》。
①袁桷：《仁廟禦書除官序》，《清容居士集》卷十七。
按當時人的看法，“帝王德業雖不系乎書，然寸心之微，衆欲攻之。
不惑聲色，則荒遊畋。
萬機之暇，誠絕衆欲。
深宮靜己，寓意于書。
心正筆正，出治之源于是乎清矣”。
足見書法在某種程度上被看作萬乘之君正心誠意所必需的一種基本修養。
見許有壬；《恭題伯顔奎章閣記賜本》，《至正集》卷七一。
據傳，南宋第二帝孝宗，以書法優秀才被高宗選為帝位繼承人。
是知将書法看成培養帝德的基本訓練在當時是何等流行的觀點。
貴轉頭成鬼撲，奸谀到死帶奴顔”等句，其矛頭都針對着三寶奴②。
三月，仁宗正式即位。
即位诏中宣布：“除樞密院、禦史台、徽政院、宣政院各依舊制，其餘諸衙門及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啟中書政務者，以違制論”；“至元三十年已後諸衙門改升韌設，并多餘員數，非世祖皇帝之制者，從省台分揀，減并降罷”①。
翌月，又下诏廢至大銀鈔和至大銅錢，恢複中統鈔的發行和使用。
至此，武宗以“惟新”為核心的全部措置，幾乎在兩三個月内被掃蕩幹淨。
仁宗初執國政，确實取得了“風動天下”的表面效果②。
自從忽必烈之後，元朝諸帝的政治率以遵行世祖成憲為标榜。
被仁宗斥為“辄意變更”祖制的至大年間鈔币改革，在實行當初也曾被說成是“乃循舊典”的行動。
仁宗對武宗朝政的批評，集中在變易至元、大德之政這一點上。
實際上，盡管武宗時期選法混亂、機構膨脹，幹擾了官僚政治的有效運轉和正常機能，但在其他方面，它并沒有觸動忽必烈遺規的基本格局。
真正在一些更帶有根本性的方面企圖改變忽必烈漢、蒙、回回法相參用的統治體制的，倒是仁宗自己。
不過這些作法深合儒臣和一部分漢化較深的蒙古、色目官僚們的心意，所以不但不受譴責，且多被美化成為“興滞補阙”的創設。
前期漢法的再推行仁宗前期漢法的再推行，主要圍繞兩個側重點開展。
一是力圖抑制諸王貴戚們基于草原分封制而獲得的權益，進一步加強皇權；二是想用儒術澄清吏治，強化中原式官僚政治的運作程序。
至大四年冬，诏罷諸王斷事官，蒙古人犯盜詐者令所隸千戶鞠問。
皇慶二年（1313）四月，廢除諸王份地達魯花赤由封主自辟的舊制，以流官任之；諸王位下所辟降為副達魯花赤。
有鑒于武宗以鎮北親王的軍權奪取帝位，仁宗遂命驸馬醜漢出總北軍，加封為安遠王；對居庸關的軍事守備亦顯著加強。
這些措施，應當含有暗中防範業已鎮北多年的晉王勢力坐大的用心。
至于澄清吏治的關鍵環節，則是嚴禁近侍幹政，整頓選法，登用儒士。
至大四年七月诏谕省臣：“朕前戒近臣毋辄以文記傳旨中書。
自今敢有犯者，不須奏聞，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
”（《元史·文宗紀一》）延祐元年（1314）六月，敕内侍自今隻授中官，不畀文階。
十月，又敕由吏入仕者，晉官止于從七品。
也就在這一年，元朝舉行了實行科舉制度後的第一次鄉試。
與他之前諸帝相比，仁宗用儒抑吏的傾向可以說是至為鮮明。
自從十三世紀三十年代元朝滅金，迄于仁宗複科，科舉取士制度在中原②劉壎：《三寶奴伏誅》，《水雲村泯稿》卷五；尹廷高：《三寶奴丞相故宅》，《玉井樵唱》卷中。
①劉敏中：《皇慶改元歲奏議》，《中庵集》卷十五。
按姚燧所撰仁宗即位诏載《元文類》卷九，其文稍異于《元史》卷二四《仁宗紀》一所載。
惟二者均未錄诏書所附條畫。
因此上引條款僅見于劉敏中奏議。
②《元史》卷一七六《劉正傳》。
漢地停廢幾達一個世紀（河北、山東從十三世紀初即因被蒙古攻占而未行科舉）；江淮以南，自宋亡以後廢科亦已三十餘年。
元朝用人制度，高級軍政官員率多出自勳貴子弟，即所謂“方今出宰大蕃、入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①；中下級官員，很大一部分都由吏員晉升，“中土之才跻是者十八九”②。
從忽必烈時代開始，雖然曆朝幾次議行科舉，但它總是被視為不急之務。
中原傳統的封建官僚體制向來靠儒學培植根基。
“世胄”中除了少數幾家漢人世侯的後人外，大多數是蒙古、色目人；而選拔吏員的實際标準，經常是“吏廉無才，不若亡廉而才”①。
所以随着政紀日漸廢弛，拔擢儒士以補“季勞用人”的積弊，在漢人儒生乃至部分漢化的蒙古、色目官員中間，成為越來越普遍的話題。
仁宗個人的文化背景使他受到這種觀點的強烈影響。
所以他一登基就宣布：“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
然匪用儒士，何以緻此？”（《元史·仁宗紀一》）至大四年七月，诏“勿限資級”，拔擢儒生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及儒學提舉等文職，“雖白身亦用之”。
皇慶二年十一月，以行科舉诏頒布天下。
每三年開試一次，分鄉試、會試、殿試三道。
按右、左兩榜分别取錄“國族暨諸部”和漢、南人士子。
考試科目分經義疑、古賦诏诰章表、時務策論三門。
“經疑經義以觀其學之底蘊；古賦诏诰章表以著其文章之華藻；複策以經史時務以考其用世之才”②。
元朝科舉取士的規模相當有限，對于改變當時的官僚構成并沒有多大的作用。
但是，科舉制度在廢止數十年之後被仁宗恢複，對整個社會都發生震動性的效果。
尤其是處于壓抑狀态中的士人，更把它看作“文運将興”的标志。
因此，在他們的感覺中，延祐複科“如陽春布獲陰崖冰谷，荄粒無不翹達”③。
科舉考試一以程朱理學對儒學經典闡釋為判卷标準，也推動了理學在全國範圍内的傳播普及。
在整頓吏治方面的另一項努力，是編纂有關國家政制法程的各部類單行法，總成一書。
元朝行政立法，長期根據因時立制、臨事制宜的原則，用條格、斷例等形式個别頒布。
各級政府機構均置“格例簿”，“遇事有難決，則搜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比拟施行”①。
随日積月累，針對各種具體問題頒發的格例越來越多，于是出現新舊相悖、冗雜重出的現象，緻使行政紊亂，極大地增加了官吏任情玩法、用谲行私的便利。
仁宗時始對現行格例加以類集折衷、整理增删，以期統一法制。
延祐三年夏，書成，分“制诏”、①劉嶽申：《送吳澄赴國子祭酒序》，《申齋集》卷一。
②陶安：《送馬師魯引》，《陶學士集》卷十五。
①楊維桢：《送範緻道序》，《東維子文集》卷五。
②鄭玉：《送唐仲實赴鄉試序》，《師山集》卷三。
③徐明善：《送汪子中序》，《芳谷集》卷二。
①孛術魯翀：《大元通制序》，《元文類》卷三六。
同卷有馬祖常《風憲宏綱序》。
此書所載系禦史台“訓辭”。
或以為是即成書于延祐三年的《大元通制》前身，此誤。
“條格”、“斷例”、“别類”四部分。
是書編成後，又命朝臣審定，雖然終仁宗之世未及頒行，但它卻為英宗朝頒布天下的《大元通制》奠定了充分的基礎。
後期的政治弊端皇慶、延祐之初漢法的再推行，從一開始就處在答己太後集團的掣肘之下。
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之一鐵木疊兒，武宗初任宣徽使時就與答己關系非同尋常。
至大元年，鐵木疊兒被外調江西、雲南。
後來他擅自“離職赴阙”，偷偷回到了答己身邊，最後以皇太後旨“得貸罪還職”。
武宗一死，答己趁仁宗尚未即位，從興聖宮降懿旨，搶先召鐵木疊兒回京，并用為中書右丞相。
這年春天，答己以“内降旨除官千餘人”，“徽政、宣徽用人，率多罪廢之流”（《元史·仁宗紀一》）。
太後這種縱情私欲、濁亂朝政的行為，用儒家學說關于端坐宮闱、“母儀天下”的規範來衡量，相差實在太多。
她與仁宗所信任的儒臣之間的潛在對立，毫無疑問是存在的。
仁宗對答己母後的态度頗有微妙之處。
他對答己肆行威福，心中肯定懷有不滿。
延祐元年敕内侍隻授中官，很大程度上當針對内降旨除授而發。
皇慶二年初，太後起用的中書右丞相鐵木疊兒“以病去職”。
是年十二月，以歸葬父母規避鐵木疊兒的李孟還朝，仁宗立即以中書平章政事之職複授之。
事隔不到半年，鐵木疊兒複為首相，李孟即行乞退。
延祐元年末李孟雖仍拜為中書平章，但似乎隻是為了以中書執政地位主持策試進士的科舉考試，自此以衰病不任事。
仁宗出于無奈，又起用禦史中丞蕭拜住為中書右丞，尋升平章政事，期以牽制鐵木疊兒①。
中書省内這種變動不居的人事更替，曲折地反映出帝、後之間對官僚中樞的暗中争奪。
漢族文人多把仁宗對答己的曲意退讓奉承為“孝養順承，惟恐不至”，稱贊他“視虞舜而不愧”②。
但是，除了仁宗個性的孝順以外，促成帝後之間妥協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實際是他一意改變叔侄相繼的先約，要把皇位傳給自己兒子的私心。
延祐二年十一月，仁宗疊經猶疑之後，終于下決心采取行動，遂封武宗長子和世?為周王；次年三月，又置周王常侍府，命随周王道經陝西、四川之雲南就藩。
和世?到陛前入辭，賴伯鐵木兒向仁宗力谏，方得“留燕餞而後行。
道途委積，百爾所須皆為之豫備”③。
和世?行至陝西，遂利用關中駐軍發動兵變，分軍攻潼關、河中府。
已而以内部不和退兵；①《元史》卷二○五《鐵木疊兒傳》；卷一七五《李孟傳》。
皇慶二年正月鐵木疊兒從中書去職，據黃溍《伯帖木兒家傳》，是傳主向太後叩頭力陳的結果。
見《黃金華集》卷四三。
②蘇天爵：《高昉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許有壬：《慶雲賦》，《至正集》卷一。
③黃溍：《伯帖木兒家傳》，《黃金華集》卷四三○。
和世?“盤桓屯難，草行露宿”，狼狽西奔，到金山投靠察合台後王①。
在遣周王出京的同年年底，仁宗便迫不及待地立自己的兒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并于次年閏正月诏告天下。
漢文記載，都将仁宗脅迫和世?離京就藩、改立己子為皇太子的行為歸咎于答己集團，或雲“興聖諸臣定謀禁中”，或雲“丞相鐵木疊而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按即仁宗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
無論如何，仁宗改儲的意圖亟須母後的贊同，而且事實上也獲得了答己太後這一方的支持。
他為此不可能不付出某些代價。
差不多與此同時，在河南、江南等地實施的“經理法”，由于蔡五九起事而宣告失敗。
這一挫折也促使他在政治上趨于消極，轉而向後黨妥協。
延祐經理本來是仁宗推行改革的重要經濟措施之一，是要通過核實田土占有狀況來甄别隐占，考較田糧。
延祐元年冬，遣張驢等人分道經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糧，“诏江南東、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實土田”②。
由于當時各地吏治腐敗，“郡縣并緣以厲民”，因此“經理考核多失其實”③。
奉行過當的結果，“自實土田”演變為括田的暴政，有些地方甚至撤毀民廬，“夷墓揚骨”以虛張頃畝。
延祐經理的慘烈，于“贛為甚，甯都又甚”④。
二年四月，蔡五九在甯都州起兵反元，進圍州城，燒四關，轉攻福建；至九月，方在江浙、江西兩省元軍合剿下失敗。
由于怨言騰沸，仁宗被迫下诏，凡在三省經理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租稅三年。
五年，又下诏罷河南新括民田，依舊例輸稅。
江西部分地區，後來亦因民衆反抗而免征新稅。
盡管這次經理所确定的土田畝積，在很多地方還是被登入籍冊，作為後來的征稅依據，但延祐經理在當時人們印象中，仍是仁宗在位期間的一項重大劣政。
由于上述種種原因的綜合影響，元仁宗即位之初那種一新政治的銳氣，到延祐二、三年間逐漸悄然退失。
他本是一個好酒之徒①，又頗為迷信②。
這時他的個性更在内心矛盾的浸逼下變得乖戾多疑。
哈剌乞台氏人回會“嘗朝仁宗皇帝别殿。
見近臣疾超[趨？
以後，武宗漸萌改儲之心。
至大三年，武宗身體不适，委托三寶奴召集親信議更改儲副事宜。
三寶奴以叔侄相授難以憑信為理由，主張重立海山長子和世?為儲君。
這時，早已受答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母子拉攏的康裡脫脫慨然以“三宮協和”為己任，竭力反對違背前約，遂罷議。
次年正月，武宗死。
愛育黎拔力八達終于熬過四年潛龍蟄居的艱難時日，順利繼位，是為仁宗。
仁宗長年生活在漢地。
從十歲左右起，就與海山一起在著名的師儒李孟輔導下學習儒學。
海山鎮北以後，李孟更成為仁宗早年朝夕不離的導師。
大德年間起跟随仁宗的其他侍臣，除漢人儒士如陳颢、王結等人外，還有很多是色目、蒙古人。
但他們大多數也都對漢文化和儒學有較多的了解和同情。
仁宗被冊立為皇太子以後，新入東宮的侍巨大多數是漢人，當時已以文名為天下知的姚燧，亦以七十歲高齡起為太子賓客。
在這種崇文右儒的風氣激蕩下，仁宗的漢文化素養應明顯地高于在他之前的元代諸帝。
書法至少從兩宋以來就被視為中原皇帝最重要的修養之一，仁宗有“禦書除官制”傳世，似是最早掌握了書法技藝的元朝皇帝。
①作為這樣一個文化背景與武宗完全不同的君主，主持朝政伊始，仁宗即将武宗的施政方針完全否定。
武宗死後兩天，他就下令罷尚書省，“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元史·文宗紀一》）。
又過了四天，以“變亂舊章，流毒百姓”的罪名，誅脫虎脫、三寶奴、樂實等尚書省主要官員五人。
尚書省的理财措施大多被漢儒看作是“回回法”。
因此漢人對誅殺西域人三寶奴最感痛快。
當時人作詩志喜，有“受盡君恩弄盡權，富傾禦府貴熏天”，“富①閻複：《皇太子冊文》，《元文類》卷十；《元史》卷一三八《康裡脫脫傳》。
①袁桷：《仁廟禦書除官序》，《清容居士集》卷十七。
按當時人的看法，“帝王德業雖不系乎書，然寸心之微，衆欲攻之。
不惑聲色，則荒遊畋。
萬機之暇，誠絕衆欲。
深宮靜己，寓意于書。
心正筆正，出治之源于是乎清矣”。
足見書法在某種程度上被看作萬乘之君正心誠意所必需的一種基本修養。
見許有壬；《恭題伯顔奎章閣記賜本》，《至正集》卷七一。
據傳，南宋第二帝孝宗，以書法優秀才被高宗選為帝位繼承人。
是知将書法看成培養帝德的基本訓練在當時是何等流行的觀點。
貴轉頭成鬼撲，奸谀到死帶奴顔”等句，其矛頭都針對着三寶奴②。
三月，仁宗正式即位。
即位诏中宣布：“除樞密院、禦史台、徽政院、宣政院各依舊制，其餘諸衙門及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啟中書政務者，以違制論”；“至元三十年已後諸衙門改升韌設，并多餘員數，非世祖皇帝之制者，從省台分揀，減并降罷”①。
翌月，又下诏廢至大銀鈔和至大銅錢，恢複中統鈔的發行和使用。
至此，武宗以“惟新”為核心的全部措置，幾乎在兩三個月内被掃蕩幹淨。
仁宗初執國政，确實取得了“風動天下”的表面效果②。
自從忽必烈之後，元朝諸帝的政治率以遵行世祖成憲為标榜。
被仁宗斥為“辄意變更”祖制的至大年間鈔币改革，在實行當初也曾被說成是“乃循舊典”的行動。
仁宗對武宗朝政的批評，集中在變易至元、大德之政這一點上。
實際上，盡管武宗時期選法混亂、機構膨脹，幹擾了官僚政治的有效運轉和正常機能，但在其他方面，它并沒有觸動忽必烈遺規的基本格局。
真正在一些更帶有根本性的方面企圖改變忽必烈漢、蒙、回回法相參用的統治體制的，倒是仁宗自己。
不過這些作法深合儒臣和一部分漢化較深的蒙古、色目官僚們的心意，所以不但不受譴責，且多被美化成為“興滞補阙”的創設。
前期漢法的再推行仁宗前期漢法的再推行，主要圍繞兩個側重點開展。
一是力圖抑制諸王貴戚們基于草原分封制而獲得的權益，進一步加強皇權；二是想用儒術澄清吏治，強化中原式官僚政治的運作程序。
至大四年冬，诏罷諸王斷事官，蒙古人犯盜詐者令所隸千戶鞠問。
皇慶二年（1313）四月，廢除諸王份地達魯花赤由封主自辟的舊制，以流官任之；諸王位下所辟降為副達魯花赤。
有鑒于武宗以鎮北親王的軍權奪取帝位，仁宗遂命驸馬醜漢出總北軍，加封為安遠王；對居庸關的軍事守備亦顯著加強。
這些措施，應當含有暗中防範業已鎮北多年的晉王勢力坐大的用心。
至于澄清吏治的關鍵環節，則是嚴禁近侍幹政，整頓選法，登用儒士。
至大四年七月诏谕省臣：“朕前戒近臣毋辄以文記傳旨中書。
自今敢有犯者，不須奏聞，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
”（《元史·文宗紀一》）延祐元年（1314）六月，敕内侍自今隻授中官，不畀文階。
十月，又敕由吏入仕者，晉官止于從七品。
也就在這一年，元朝舉行了實行科舉制度後的第一次鄉試。
與他之前諸帝相比，仁宗用儒抑吏的傾向可以說是至為鮮明。
自從十三世紀三十年代元朝滅金，迄于仁宗複科，科舉取士制度在中原②劉壎：《三寶奴伏誅》，《水雲村泯稿》卷五；尹廷高：《三寶奴丞相故宅》，《玉井樵唱》卷中。
①劉敏中：《皇慶改元歲奏議》，《中庵集》卷十五。
按姚燧所撰仁宗即位诏載《元文類》卷九，其文稍異于《元史》卷二四《仁宗紀》一所載。
惟二者均未錄诏書所附條畫。
因此上引條款僅見于劉敏中奏議。
②《元史》卷一七六《劉正傳》。
漢地停廢幾達一個世紀（河北、山東從十三世紀初即因被蒙古攻占而未行科舉）；江淮以南，自宋亡以後廢科亦已三十餘年。
元朝用人制度，高級軍政官員率多出自勳貴子弟，即所謂“方今出宰大蕃、入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①；中下級官員，很大一部分都由吏員晉升，“中土之才跻是者十八九”②。
從忽必烈時代開始，雖然曆朝幾次議行科舉，但它總是被視為不急之務。
中原傳統的封建官僚體制向來靠儒學培植根基。
“世胄”中除了少數幾家漢人世侯的後人外，大多數是蒙古、色目人；而選拔吏員的實際标準，經常是“吏廉無才，不若亡廉而才”①。
所以随着政紀日漸廢弛，拔擢儒士以補“季勞用人”的積弊，在漢人儒生乃至部分漢化的蒙古、色目官員中間，成為越來越普遍的話題。
仁宗個人的文化背景使他受到這種觀點的強烈影響。
所以他一登基就宣布：“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
然匪用儒士，何以緻此？”（《元史·仁宗紀一》）至大四年七月，诏“勿限資級”，拔擢儒生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及儒學提舉等文職，“雖白身亦用之”。
皇慶二年十一月，以行科舉诏頒布天下。
每三年開試一次，分鄉試、會試、殿試三道。
按右、左兩榜分别取錄“國族暨諸部”和漢、南人士子。
考試科目分經義疑、古賦诏诰章表、時務策論三門。
“經疑經義以觀其學之底蘊；古賦诏诰章表以著其文章之華藻；複策以經史時務以考其用世之才”②。
元朝科舉取士的規模相當有限，對于改變當時的官僚構成并沒有多大的作用。
但是，科舉制度在廢止數十年之後被仁宗恢複，對整個社會都發生震動性的效果。
尤其是處于壓抑狀态中的士人，更把它看作“文運将興”的标志。
因此，在他們的感覺中，延祐複科“如陽春布獲陰崖冰谷，荄粒無不翹達”③。
科舉考試一以程朱理學對儒學經典闡釋為判卷标準，也推動了理學在全國範圍内的傳播普及。
在整頓吏治方面的另一項努力，是編纂有關國家政制法程的各部類單行法，總成一書。
元朝行政立法，長期根據因時立制、臨事制宜的原則，用條格、斷例等形式個别頒布。
各級政府機構均置“格例簿”，“遇事有難決，則搜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比拟施行”①。
随日積月累，針對各種具體問題頒發的格例越來越多，于是出現新舊相悖、冗雜重出的現象，緻使行政紊亂，極大地增加了官吏任情玩法、用谲行私的便利。
仁宗時始對現行格例加以類集折衷、整理增删，以期統一法制。
延祐三年夏，書成，分“制诏”、①劉嶽申：《送吳澄赴國子祭酒序》，《申齋集》卷一。
②陶安：《送馬師魯引》，《陶學士集》卷十五。
①楊維桢：《送範緻道序》，《東維子文集》卷五。
②鄭玉：《送唐仲實赴鄉試序》，《師山集》卷三。
③徐明善：《送汪子中序》，《芳谷集》卷二。
①孛術魯翀：《大元通制序》，《元文類》卷三六。
同卷有馬祖常《風憲宏綱序》。
此書所載系禦史台“訓辭”。
或以為是即成書于延祐三年的《大元通制》前身，此誤。
“條格”、“斷例”、“别類”四部分。
是書編成後，又命朝臣審定，雖然終仁宗之世未及頒行，但它卻為英宗朝頒布天下的《大元通制》奠定了充分的基礎。
後期的政治弊端皇慶、延祐之初漢法的再推行，從一開始就處在答己太後集團的掣肘之下。
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之一鐵木疊兒，武宗初任宣徽使時就與答己關系非同尋常。
至大元年，鐵木疊兒被外調江西、雲南。
後來他擅自“離職赴阙”，偷偷回到了答己身邊，最後以皇太後旨“得貸罪還職”。
武宗一死，答己趁仁宗尚未即位，從興聖宮降懿旨，搶先召鐵木疊兒回京，并用為中書右丞相。
這年春天，答己以“内降旨除官千餘人”，“徽政、宣徽用人，率多罪廢之流”（《元史·仁宗紀一》）。
太後這種縱情私欲、濁亂朝政的行為，用儒家學說關于端坐宮闱、“母儀天下”的規範來衡量，相差實在太多。
她與仁宗所信任的儒臣之間的潛在對立，毫無疑問是存在的。
仁宗對答己母後的态度頗有微妙之處。
他對答己肆行威福，心中肯定懷有不滿。
延祐元年敕内侍隻授中官，很大程度上當針對内降旨除授而發。
皇慶二年初，太後起用的中書右丞相鐵木疊兒“以病去職”。
是年十二月，以歸葬父母規避鐵木疊兒的李孟還朝，仁宗立即以中書平章政事之職複授之。
事隔不到半年，鐵木疊兒複為首相，李孟即行乞退。
延祐元年末李孟雖仍拜為中書平章，但似乎隻是為了以中書執政地位主持策試進士的科舉考試，自此以衰病不任事。
仁宗出于無奈，又起用禦史中丞蕭拜住為中書右丞，尋升平章政事，期以牽制鐵木疊兒①。
中書省内這種變動不居的人事更替，曲折地反映出帝、後之間對官僚中樞的暗中争奪。
漢族文人多把仁宗對答己的曲意退讓奉承為“孝養順承，惟恐不至”，稱贊他“視虞舜而不愧”②。
但是，除了仁宗個性的孝順以外，促成帝後之間妥協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實際是他一意改變叔侄相繼的先約，要把皇位傳給自己兒子的私心。
延祐二年十一月，仁宗疊經猶疑之後，終于下決心采取行動，遂封武宗長子和世?為周王；次年三月，又置周王常侍府，命随周王道經陝西、四川之雲南就藩。
和世?到陛前入辭，賴伯鐵木兒向仁宗力谏，方得“留燕餞而後行。
道途委積，百爾所須皆為之豫備”③。
和世?行至陝西，遂利用關中駐軍發動兵變，分軍攻潼關、河中府。
已而以内部不和退兵；①《元史》卷二○五《鐵木疊兒傳》；卷一七五《李孟傳》。
皇慶二年正月鐵木疊兒從中書去職，據黃溍《伯帖木兒家傳》，是傳主向太後叩頭力陳的結果。
見《黃金華集》卷四三。
②蘇天爵：《高昉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許有壬：《慶雲賦》，《至正集》卷一。
③黃溍：《伯帖木兒家傳》，《黃金華集》卷四三○。
和世?“盤桓屯難，草行露宿”，狼狽西奔，到金山投靠察合台後王①。
在遣周王出京的同年年底，仁宗便迫不及待地立自己的兒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并于次年閏正月诏告天下。
漢文記載，都将仁宗脅迫和世?離京就藩、改立己子為皇太子的行為歸咎于答己集團，或雲“興聖諸臣定謀禁中”，或雲“丞相鐵木疊而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按即仁宗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
無論如何，仁宗改儲的意圖亟須母後的贊同，而且事實上也獲得了答己太後這一方的支持。
他為此不可能不付出某些代價。
差不多與此同時，在河南、江南等地實施的“經理法”，由于蔡五九起事而宣告失敗。
這一挫折也促使他在政治上趨于消極，轉而向後黨妥協。
延祐經理本來是仁宗推行改革的重要經濟措施之一，是要通過核實田土占有狀況來甄别隐占，考較田糧。
延祐元年冬，遣張驢等人分道經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糧，“诏江南東、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實土田”②。
由于當時各地吏治腐敗，“郡縣并緣以厲民”，因此“經理考核多失其實”③。
奉行過當的結果，“自實土田”演變為括田的暴政，有些地方甚至撤毀民廬，“夷墓揚骨”以虛張頃畝。
延祐經理的慘烈，于“贛為甚，甯都又甚”④。
二年四月，蔡五九在甯都州起兵反元，進圍州城，燒四關，轉攻福建；至九月，方在江浙、江西兩省元軍合剿下失敗。
由于怨言騰沸，仁宗被迫下诏，凡在三省經理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租稅三年。
五年，又下诏罷河南新括民田，依舊例輸稅。
江西部分地區，後來亦因民衆反抗而免征新稅。
盡管這次經理所确定的土田畝積，在很多地方還是被登入籍冊，作為後來的征稅依據，但延祐經理在當時人們印象中，仍是仁宗在位期間的一項重大劣政。
由于上述種種原因的綜合影響，元仁宗即位之初那種一新政治的銳氣，到延祐二、三年間逐漸悄然退失。
他本是一個好酒之徒①，又頗為迷信②。
這時他的個性更在内心矛盾的浸逼下變得乖戾多疑。
哈剌乞台氏人回會“嘗朝仁宗皇帝别殿。
見近臣疾超[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