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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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中，先申明蒙古軍威和對歸順者的優待政策，然後傳達闊端的令旨，要點有：（1）各地世俗首領官仍原職；（2）任命薩斯迦首領為達魯花赤，賜金、銀符；各地方官員處理政務應請示薩斯迦金字長官，不得自由行事；（3）各地編出籍冊，開列官員名單、俗衆人數與貢物定額，一式三份：一進呈，一交薩斯迦、一由本地官員保管；由朝廷遣官與薩斯迦官員共收國賦。
信末還開列一長串蒙古人喜愛的金、銀、象牙、珠寶、獸皮、羊毛等物①。
會見後，薩班與二侄仍居留涼州，奉命傳法。
八思巴随伯父學法，恰那則習蒙古語，闊端命恰那着蒙古裝，後賜之以女，受封白蘭王。
在薩斯迦的帶動下，烏思藏納裡諸地歸附蒙古。
對未歸附者，蒙古人繼續用兵。
1251年憲宗蒙哥即位，命和裡■統吐蕃等處蒙古、漢軍“仍前征進”，深入到今拉薩北的達木地方。
1253年，忽必烈征大理，取道四川西部的吐蕃之地，渡大渡河，直抵金沙江，收服了這一帶的許多部落。
與此同時，蒙哥還下令在烏思藏括戶，并将本地區各地方指定分授給宗王。
藏傳佛教其他派别的上層人物根據這一分封分别依附蒙古王室：必裡公受到蒙哥的保護，搽裡八受到忽必烈的保護，伯木古魯、雅裡不藏思八托庇于旭烈兀，思答籠剌則依附阿裡不哥，且分别接受封賜土地與人戶，建立臣屬關系①。
在吐蕃東部極具影響的噶舉派喇嘛噶哩麻巴哈失，為同薩斯迦的八思巴争奪在朝廷中的寵信，展開激烈鬥争。
他也在忽必烈南征大理的行軍途中受到召見，但不肯留随，而北依蒙哥可汗。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尊八思巴為國師，賜玉印。
命恰那管理吐蕃地方事務。
1267年恰那死于薩斯迦地方，元廷趁機對吐蕃統治方式作了調整，加強了朝廷的統治權。
對吐蕃的管理吐蕃地方歸屬中央政府管轄之後，元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與制度實施管理：一、在朝廷設立宣政院：宣政院初名總制院，即釋教總制院，設立于至元元年（1264），“掌釋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隸治之”，以國師八思巴領院事，其長官院使（初置二人，後增至十人）或以朝廷大臣兼領之，位居第二者由帝師辟舉擔任。
至元二十五年，尚書右丞相兼總制院使桑哥“以總制院所統西番諸宣慰司軍民财谷，事體甚重，宜有以崇異之，奏改為宣政院”（《元史·桑哥傳》）。
宣政院為從一品衙門，與中書省，樞密院和禦史台同為朝廷機構，铨授官吏和處理所掌大小機務均可徑奏皇帝，不必通過中書省。
其用人“軍民通攝、僧俗并用”。
吐蕃有軍政大事，則設行宣政院前往辦理，且與樞密院同議而行。
宣政院是管理吐蕃地方的最高行政機構。
二、宗王分鎮與帝師的統領：忽必烈即位後，繼續實行蒙古的分封制度，至元六年（1269）封第七子奧魯赤為西平王，出鎮吐蕃之地。
奧魯赤死後，其子鎮西武靖王鐵木兒不花、孫搠思班相繼承襲。
至洪武三年（1370）明軍取河州，元鎮西武靖王蔔納剌以所領吐蕃諸部歸降明朝。
元代吐蕃地區有①《薩班緻蕃人書》，分見《薩斯迦全集》和阿旺公哥索南《薩斯迦世系史》。
①巴卧祖拉陳瓦：《賢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事，常由奧魯赤及其繼承者受命處理。
在元朝廷加強集權、藩王權力相對削弱之後，吐蕃地方的軍民财賦轉由朝廷設置的直轄行政機構宣政院管理。
鎮西武靖王不能直接處理地方軍政事務，而必須将意見陳告宣政院，由宣政院議拟處理辦法，上奏皇帝，請旨決定。
由于吐蕃地區佛教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元世祖竭力扶持首先歸附且有巨大勢力的薩斯迦派首領。
至元六年八思巴制蒙古新字成，升号帝師大寶法王，領宣政院&mdash&mdash管理吐蕃地區的最高機構。
故有“帝師之命與诏敕并行于西土”之說①。
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區，至今還保存有許多元朝皇帝聖旨和帝師法旨，足以證明。
帝師法旨都是以“皇帝聖旨裡”擡頭，表明系奉旨行令。
自世祖以後，元朝曆代皇帝都置有帝師。
有元一代的十三四任帝師除兩三人出身不明外，其餘皆出自八思巴的款氏家族（七人）或門徒（四人），至于款氏家族成員被封為國師、國公，司徒、司空，乃至尚公主封王者，為數也甚多。
三、地方機構：在吐蕃地區，直接管理地方事務的是宣政院屬下的三道宣慰司都元帥府；宣慰司下，設有宣撫司、按撫司、招讨司、萬戶府、千戶所等，在鄰近内地的蕃漢雜居區則置路府州縣。
（一）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所轄主要是朵思麻地方，約在至元初設置。
至元六年割鞏昌都總帥府所領河州路（治河州，今甘肅臨複）、朵思麻路（設有總管府和軍民萬戶府等）隸之。
至元五年至八年，又先後割鞏昌都總帥府所領安西州、洮州、岷州來屬。
積石州置元帥府（在今青海循化），貴德州（治今青海貴德）置達魯花赤、知州等。
禮店文州元帥府（治禮店，今甘肅禮縣東北），中統初，按竺迩子趙國寶所招文州吐蕃首領勘陁孟迦入朝，賜金符，立文州吐蕃萬戶府，趙國寶以元帥兼萬戶府達魯花赤。
松潘疊宕威茂州宣撫司，闊端曾以吐蕃首領趙阿哥昌為疊州安撫使，及松、潘、岩、威、茂等州各部相繼來降，遂合置一安撫司轄治之；至大二年（1309）宣政院依鎮西武靖王和朵思麻宣慰司的建議，改安撫司為宣撫司，遷治茂州汶川縣。
（二）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管轄吐蕃朵甘思之地，并轄有四川黎州（今漢源）、雅州（今雅安）等州縣，以及奔不招讨司、奔不兒亦思剛和赤思馬兒甘萬戶府等。
元初，曾置碉門（今四川天全）等處安撫使、魚通（今四川康定東）等處達魯花赤等官，以招谕、鎮撫這一帶的吐蕃部落。
至元二年（1265）建吐蕃哈答城（一作匣答，在今四川乾甯北）遣軍戌守，十三年以之為甯遠府。
十五年以吐蕃李唐城為李唐州。
至元二十年，又割成都路所領黎、雅兩州屬吐蕃招讨司。
大德二年（1298）并吐蕃、碉門安撫司、運司為一，改稱“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甯遠軍民宣撫司”并置“朵甘思哈答李唐魚通等處錢糧總管府”為掌管錢谷的機構。
①《元史》卷二○二《釋老傳》。
（三）烏思藏納裡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簡稱烏思藏宣慰司，納裡速古魯孫元帥二員，烏思藏各地方萬戶十一（其中二萬戶府各置達魯花赤一員），千戶四，管民官二。
吐蕃史籍多記元在烏思藏置十三萬戶（khri-skorchu-gsum）。
烏思藏宣慰司大約設置于至元二十年之前。
本欽（dpon-chen）是朝廷任命的管理烏思藏十三萬戶的行政長官，多出于帝師薦舉。
其治所在薩斯迦。
第一任本欽釋迦藏蔔是在八思巴為帝師時，由忽必烈皇帝敕授烏思藏三路軍民萬戶之印，使任本欽。
這是元朝在吐蕃本土最早設置的最高行政長官，時在至元五年。
這一年元朝派官在烏思藏清查戶口、土地，按萬戶制劃分行政區域，任命各萬戶長，計有十三個①：沙魯（Zha-lu）田地裡管民萬戶，在今西藏日喀則南數十裡的霞爐地方。
搽裡八（Tshal-pa）田地裡管民萬戶，在今拉薩東郊蔡貢塘。
烏思藏（dBus-gtsang）田地裡管民萬戶，應即薩斯迦本欽直轄的萬戶，《賢者喜宴》作“lha-sde-gzhung-pa”。
出密（Chu-mig）萬戶，在今日喀則西南曲彌地方。
敖籠答剌萬戶，所在不詳。
伯木古魯（Phag-mogru-pa）萬戶，治聶烏東城（sNdhu-gdong-rtse），在今乃東縣。
加麻瓦（rGya-ma-ba）萬戶，在今墨竹工卡縣西南甲馬之地。
劄由瓦（Bya-yul-ba）萬戶，在今隆子縣東南加玉地方。
牙裡不藏思八（gYah-bzang）萬戶，在今乃東縣境。
迷兒軍（必裡公bBri-gung）萬戶，在今墨竹工卡東北止貢地方。
拉堆绛（La-stod-byang）萬戶，在今昂仁一帶。
拉堆洛（La-stod-lho）萬戶，在今定日一帶。
绛卓（Byang-hbrog）即香萬戶，在今日喀則東北香曲流域。
俺蔔羅（Yar-hbrog）即思答籠剌萬戶，在今羊卓雍湖一帶。
十三萬戶初設應為實指，後成為對烏思藏地方政區分劃的概稱，其間有消長變化。
最高長官是萬戶長，皆由朝廷任命，其下屬有千戶長、百戶長、五十夫長等。
四、置驿與籍戶：至元元年（1264），在吐蕃設置了驿站，這一任務是由答失蠻完成的。
他受元世祖之命，仿照漢地設置驿站之例，從朵思麻的丹底水晶佛殿（今青海化隆境内）起，經朵甘思、錯多桑珠、後藏，最後到薩斯迦寺，共置27個大驿站①。
其中朵思麻7個，朵甘思9個，烏思藏地區11個。
驿站的烏拉差役由各地人支應。
置驿保障了元朝中央與吐蕃地方聯系的①《元史》卷八七《百官志·宣政院》及達倉巴·班覺藏蔔《漢藏史集》等。
參見王森：《西藏佛教發展史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
①《漢藏史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暢通。
設在吐蕃地區的驿站并不歸屬各萬戶府，而是由宣慰使司中朝廷委派的官員管理。
1280年左右，薩斯迦本欽公哥藏蔔違抗中央，元世祖派大臣桑哥率軍入藏查處。
平息叛亂後，桑哥一面在吐蕃留下部分蒙古軍駐守各地，一面對驿站作了一些調整，即由蒙古駐軍負責烏思驿站事務，原來的站戶隻提供食品、用具和藥品等，不再遠戍應驿。
為了保持驿路暢通，元朝中央屢次撥款赈濟站戶。
與置驿相伴的重要政策是籍戶，而籍戶之目的是征收賦稅、攤派差役與劃分行政機構。
籍戶有三次：一在1268年，一在1287年，一在1335年。
藏史記陽土龍年（1268）初，由朝廷派來金字使者阿衮與彌林二人對俗民、土地及人戶進行了清查。
此後二十年（1287）由大衙署派來的和肅與烏努汗二人，與本欽軟奴旺術一起，按照大清查的規定統計了戶口。
“從上部納裡速古魯孫到沙魯萬戶的轄地以上，是由阿衮與彌林二人清查的，從這以下到必裡公萬戶轄地以上，是由司徒阿什傑等清查的”。
清查的結果是：烏思藏四茹及納裡速古魯孫共有三萬六千四百五十五戶，其中烏思地方有二萬七百六十三戶，納裡速及藏地方有一萬五千六百九十戶。
另有不屬烏思藏地方羊卓萬戶的十六部份，計七百五十戶。
當時把吐蕃的民戶分為僧戶和俗戶兩大類，籍戶是不包前者的。
據謂，吐蕃的每個萬戶各有寺院屬民四千戶，貴族屬民六千戶。
另有一部分民戶既不在萬戶之内，也不歸寺院管轄。
因此，當時統計出的人戶比實際人口要少得多。
吐蕃人戶的統計辦法是：有六根柱子面積的房子，有可種十二蒙古克種子的土地，有夫妻、子女、仆人共六個人，乘畜、耕畜與乳畜三種牲畜，山羊、綿羊計二十四頭，方可稱為一個霍爾堆，五十個霍爾堆稱為一個達果（馬頭），兩個達果為一個百戶，十個百戶為一個千戶，十個千戶為一個萬戶①。
元朝在吐蕃采取的諸項制度使朝廷有效地實施了對吐蕃的統治，并進而對吐蕃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産生積極的影響。
吐蕃經濟的發展元代吐蕃地區的經濟主要是新興的封建莊園經濟，其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大大小小的農奴主與廣大農奴之間的矛盾，奴隸制殘餘依然存在，但社會生産較前有較大的發展。
莊園，藏文叫“溪卡”（gzhis-kha），它肇始于奴隸制瓦解後各地封建勢力的各自為政與互為仇雠。
由于這些大小不等的地方武裝擁部自主、互不統屬，形成無數個相對獨立的軍事和經濟單元。
它的消長依其軍事與經濟實力的變化為轉移，由于吞并或聯合，逐漸形成勢力更大的地方權力組織，軍事與生産密切結合，自成壁壘。
在生産方面，由于舊的奴隸制秩序的瓦解，①《漢藏史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起義的奴隸已獲得更大的人身自由，統治者也不得不采取新的封建經營方式，發展生産以充實經濟實力，保存自己并伺機擴大勢力範圍。
在封建農奴主莊園發展的同時，寺院經濟也發展起來。
由于吐蕃地區封建制的确立與藏傳佛教的形成相輔而行，在經濟上也出現了二者同步發展的局面。
雙方相互依持，相互利用，寺院支持封建主的統治政策，在精神上感召人們承認并服從新的統治者，各封建主則捐獻土地莊園給高僧大德，增強了寺院的經濟實力。
高僧收徒傳法多要接受大批财産作為報酬，這也使一部分僧人成為擁有财富的僧侶貴族。
于是在吐蕃就存在着另一大經濟勢力與社會階層&mdash&mdash寺院經濟與僧侶貴族。
在蒙古軍入藏前，吐蕃地方的必裡公、古爾摩、薩斯迦之拉德雄巴、搽裡八、俺蔔羅、牙藏、伯木古魯及湯蔔赤等十一個教派勢力，均派各自的使者分别投靠蒙哥汗、闊端、薛禅汗、阿裡不哥及旭烈兀，向這些蒙古王子“請求桂本（sgos-dpon）之職”。
“桂本”即“私有莊園管理人”或“貴族領主”。
烏思藏十三萬戶的确立，首先是以其經濟實力為基礎的，它們的消長，除政治因素之外，經濟實力是其核心依據。
搽裡八派是在搽裡溪卡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薩斯迦之受蒙古推重，不僅是因為薩班之德高望重，更重要的還是其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
款氏貴族在斯塘開設商市、建立民舍，在仲堆、仲麥、達托、芒卡支欽、藏地中部和谷地、上下複甫地區及達納等地建立有溪卡，在北方的瓊地、克甫索、貢支及卡爾甫等地建立了衆多的牧場，在熱索放牧馬群①。
元代吐蕃的莊園分為兩類，一是歸貴族所有，一是歸寺院所有。
管理人稱“溪聶”（gzhis-gnyer），負責溪卡大小事務。
莊園的主要勞動者是農奴。
寺院溪卡叫“衮溪”（dgon-gzhis）或“卻溪”（chos-gzhis）。
寺院的屬民由寺院領主管理，如果萬戶長為教派領袖，則集政教大權于一身，也兼管貴族莊園。
寺院溪卡受到元朝中央的特别保護，元代藏漢文聖旨法旨均表示了對寺院的優待政策，即其财産不得侵犯，且免納賦稅。
如八思巴在至元四年（1267）賜給卻頂寺的法旨，即令“無論何人俱不得征派兵役、賦稅、勞役三者，不得征收商稅，不得索要飯食及烏拉差役，不得在寺院住宿”等。
帝師辇真監藏曉谕烏思藏宣慰使的法旨亦謂諸官員“不得倚勢欺淩，征收前所未有之差稅、食物、烏拉，不得随意征派牛馬，不得幹涉俗人出家為僧..不得派僧差”等。
寺戶不僅從事農業、牧業，而且也從事商業貿易，是元代吐蕃經濟很重要的一部分。
僧差、僧稅雖有其名，往往通過皇帝或帝師的優禮诏書被免除，這些負擔自然轉嫁到普通農奴的身上。
貴族所屬莊園叫“格溪”（sger-gzhis）或者“桂溪”（sgos-gz-his），①《薩斯迦世系史》，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參見黃颙：《元初對西藏人口的普查及其經濟意義》，《中國民族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
屬民稱“彌德”（mi-sde）。
貴族溪卡由“桂本”或“格本”管理。
農奴從事生産，其權益也受到元廷一定程度的保護，但對貴族和中央有納貢應驿的義務。
元代籍戶即是為征稅、派差與置驿提供依據，這些均由貴族所屬的俗民來承擔，同時他們還對寺院承擔一定的勞役。
元廷對帝師賜有莊園土地，使其成為吐蕃地方的封建主。
據《漢藏史集》載，“在河州的熱布卡地方，有屬于囊索管轄的莊園，在城牆根有叫做拉哇城的，再往下有叫典康溪的莊園，這些是按照聖旨奉獻給上師八思巴的份地，不負擔府庫及驿站等漢地、吐蕃的任何稅賦差役，不在編籍之内。
據說有可下五百蒙古克種籽的土地”。
在帝師之下，烏思藏宣慰使司及下轄的諸萬戶、千戶，吐蕃等處、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及安撫司、招讨司、元帥府等長、使，也因擁有一定數量的莊園而成為大小不等的農奴主。
元代吐蕃地方的經濟在中央政府的管轄下較前有了新的發展。
社會的安定、封建莊園制的進一步發展，勢必為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産生積極影響。
在雅魯藏布江流域農區，主要種植青稞，這是吐蕃人的主食與歲貢物品之一。
藏史記載吐蕃地方在山谷地區是以牧業經濟為主，在河谷地區是農業經濟為主，反映了亦農亦牧農牧并舉的特點。
在吐蕃的人口調查中，作為一戶的标準即包括有一定的土地、一定數量的馬驢牛羊。
牲畜既是農業耕種的得力助手，交通運輸的優良工具，而且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主要食物。
在吐蕃人的納稅項目及朝廷對吐蕃地方的救濟物品中均有馬牛等。
而支應驿站少不了馬匹、馱畜、乳畜與肉羊。
吐蕃人的家庭手工業也有一定的發展，牦牛尾制作的帳篷以及羊毛制成各種織物，不僅種類增多，而且質量更加精美，如“毛布”、“花毯子”、“藏地哔叽”、“氆氇”等，均頗受人們喜愛，其中烏思藏的細氆氇尤為馳名，還是上貢的佳品。
坐墊和圍裙也是常用而大批制作的物品。
至于金、銀、象牙、珍珠、銀珠的加工及藏紅花、木香、牛黃、虎、豹、水獺皮張、麝香等均很有名，既作為上貢物品，又有一部分進入市場。
吐蕃人對僧人或親友也常以披風、坎肩及各種金銀加工品或絲毛制品相贈，其生産與加工規模自然很大。
元代吐蕃的商業與集市貿易也十分發達。
由于農牧業的發展、手工業的進步，為商業的繁榮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在各教派和封建領主的莊園上，形成大大小小的貿易網點，大多以寺院為中心，宗教節日或年節成了開展商業活動的大好時光。
從而也推動了新的城鎮的産生與政治中心的形成。
交換的物品主要是農牧及土特産品、加工物，包括絲毛制品、刀劍、金銀首飾等佩帶物。
元代繼承宋代以來吐蕃地方與内地的“茶馬互市”傳統，且由于吐蕃成為中央政府轄下的一個地方機構，雙方的經濟聯系更加密切，貿易的次數與數額均有增加。
1277年，元軍取四川以後，在碉門、黎州設榷場與吐蕃貿易。
以後，大批吐蕃官員與僧侶陸續來到内地，以朝貢的方式獲得厚賜或采購貨物，以至于給驿站帶來沉重的負擔。
以各種方式開展的民間私營貿易也有增無已。
吐蕃的文化元代吐蕃的文化事業較前有所發展，這與元朝廷的扶持、吐蕃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及各民族相互聯系的加強有着密切的關系。
在語言文字方面，薩班與八思巴叔侄貢獻最大。
薩班是一位學富五明的學者，在與闊端商定吐蕃歸附蒙古的條件後，他應闊端之請留在涼州，從事佛教傳播工作。
他感到當時蒙古人所使用的畏兀字母有不完備的地方，無法标注、翻譯一些梵文、藏文，便對此加以改革。
他在畏兀字的基礎上增以藏文表音字母，形成一套新的字母。
這套字母是否被納入畏兀體蒙古文字，尚不清楚，但它對蒙古文字的改進所産生的影響卻是不可低估的。
後來，在元文宗時代，國師搠思吉·斡節兒進一步改進畏兀體蒙古文字，即是以薩班的改革成果為基礎的。
八思巴在元代的政治與文化方面的影響更大。
就文字而言亦複如此。
其事見八思巴傳。
在文學方面，藏族長篇史詩《格薩爾王傳》大約形成于元代。
據目前的統計，已發現的口頭說唱本、木刻本和手抄本共有六十多部，約一百五十多萬行，一千五百多萬字。
這是中國文學史及世界文學史上罕見的史詩巨作。
它是藏族民間長期流傳下來的群衆性創作，通過英雄格薩爾王抑強扶弱、降妖除魔、安輯百姓的偉大業績，來展示複雜動蕩的社會生活與人們的理想。
薩班的《薩迦格言》一書，元代就被譯成蒙古文，是藏蒙人民喜愛的文學作品。
它以勸世修身為内容，共分九章，包含四百五十七首格言詩，使用四句七音節格律。
内容涉及治國之道、處世哲學等方面，頗富哲理性，成為格言體作品的典範之一。
其蒙古語譯本殘頁已被發現。
元代藏族史學也有長足發展。
寺院都很重視對珍貴文獻的保管，在薩斯迦寺有專管文書的官吏叫朋你克。
各教派均記錄、保存本門諸高僧大德的著述與事迹，成為後代撰寫教法史的基本材料。
十五卷本的《薩斯迦全集》是薩斯迦五祖的全集，其中包含有重要的原始資料。
元代藏族學者讀史、撰史之風興起。
贊巴拉多室利衮讀漢文史籍而記“漢地由周至唐的曆史”與“漢地由梁至南宋的曆史”。
漢族譯師胡将祖将宋祁和範祖禹執筆所寫的《唐書·吐蕃傳》和《資治通鑒·唐紀》譯為藏文，并由喇嘛亦鄰真乞剌思刊行。
《紅史》①是現存最古老的藏文史籍之一，由搽裡八的公哥朵兒隻于1346至1363年寫成。
公哥朵兒隻原是搽裡八的萬戶長，任職28年，曾朝見過元帝，後來出家為僧，受封為司徒，他著《紅史》除利用各種藏文資料及上述漢文①搽裡八·公哥朵兒隻：《紅史》，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材料之外，在撰寫“西夏曆史”時，還利用了西夏禅師喜饒益希記載的西夏資料，撰寫蒙元曆史則利用了蒙古文史書《蒙古秘史》，并對史料做了初步的考定，表現出良好的學風。
該書先寫印度教法史，繼寫漢地、西夏、蒙古與吐蕃諸王統史，再寫教派史，此一體例對後代藏史作者的創作産生了重要的影響。
出身于佛學名門的布思端（1290&mdash1364）的《佛教史大寶藏論》（善逝教法史）也是元代的史學名著。
完成于1332年，全書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闡述正法之功德、經義，對佛教基本教法、教義及經典之内容、意義與修煉方法、禮拜儀式作了簡要說明。
第二部分叙述印度和藏族地區的佛教史。
第三部分是來藏弘法高僧與西藏大譯師名錄及藏文大藏經《甘珠爾》、《丹珠爾》目錄。
該書開辟了“教法史”體例的先河，在目錄學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元廷對佛教的提倡與支持推動了佛學研究與佛教事業的發展。
至元十七年（1280）十二月丙申，忽必烈敕令镂闆印造帝師八思巴新譯戒本五百部，頒降諸路僧人。
泰定元年（1324）七月“以畏兀字譯西番經”。
藏文大藏經的編纂尤為佛學界一件盛事。
這就是在搽裡八萬戶長公哥朵兒隻主持下，由被邀請的布思端校勘那塘版《甘珠爾》等藏區所有經藏，以金銀汁書寫的二百六十餘部經籍&mdash&mdash《搽裡八甘珠爾》，被藏族學者尊為範本。
薩斯迦派的薩班、八思巴、薩班高足膽巴，噶舉派的噶哩麻巴哈失、乳必多吉等，均是元代著名的宗教家。
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285&mdash1287），藏族經學大師遠丹巴、釋速端然等5人，與天竺及内地，北庭高僧一起校勘藏漢經籍，吸收了藏文《東塘丹迦宮目錄》和《桑耶欽浦目錄》的内容，編出《至元法寶勘同總錄》，首次
信末還開列一長串蒙古人喜愛的金、銀、象牙、珠寶、獸皮、羊毛等物①。
會見後，薩班與二侄仍居留涼州，奉命傳法。
八思巴随伯父學法，恰那則習蒙古語，闊端命恰那着蒙古裝，後賜之以女，受封白蘭王。
在薩斯迦的帶動下，烏思藏納裡諸地歸附蒙古。
對未歸附者，蒙古人繼續用兵。
1251年憲宗蒙哥即位，命和裡■統吐蕃等處蒙古、漢軍“仍前征進”，深入到今拉薩北的達木地方。
1253年，忽必烈征大理，取道四川西部的吐蕃之地，渡大渡河，直抵金沙江，收服了這一帶的許多部落。
與此同時，蒙哥還下令在烏思藏括戶，并将本地區各地方指定分授給宗王。
藏傳佛教其他派别的上層人物根據這一分封分别依附蒙古王室：必裡公受到蒙哥的保護，搽裡八受到忽必烈的保護，伯木古魯、雅裡不藏思八托庇于旭烈兀，思答籠剌則依附阿裡不哥，且分别接受封賜土地與人戶，建立臣屬關系①。
在吐蕃東部極具影響的噶舉派喇嘛噶哩麻巴哈失，為同薩斯迦的八思巴争奪在朝廷中的寵信，展開激烈鬥争。
他也在忽必烈南征大理的行軍途中受到召見，但不肯留随，而北依蒙哥可汗。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尊八思巴為國師，賜玉印。
命恰那管理吐蕃地方事務。
1267年恰那死于薩斯迦地方，元廷趁機對吐蕃統治方式作了調整，加強了朝廷的統治權。
對吐蕃的管理吐蕃地方歸屬中央政府管轄之後，元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與制度實施管理：一、在朝廷設立宣政院：宣政院初名總制院，即釋教總制院，設立于至元元年（1264），“掌釋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隸治之”，以國師八思巴領院事，其長官院使（初置二人，後增至十人）或以朝廷大臣兼領之，位居第二者由帝師辟舉擔任。
至元二十五年，尚書右丞相兼總制院使桑哥“以總制院所統西番諸宣慰司軍民财谷，事體甚重，宜有以崇異之，奏改為宣政院”（《元史·桑哥傳》）。
宣政院為從一品衙門，與中書省，樞密院和禦史台同為朝廷機構，铨授官吏和處理所掌大小機務均可徑奏皇帝，不必通過中書省。
其用人“軍民通攝、僧俗并用”。
吐蕃有軍政大事，則設行宣政院前往辦理，且與樞密院同議而行。
宣政院是管理吐蕃地方的最高行政機構。
二、宗王分鎮與帝師的統領：忽必烈即位後，繼續實行蒙古的分封制度，至元六年（1269）封第七子奧魯赤為西平王，出鎮吐蕃之地。
奧魯赤死後，其子鎮西武靖王鐵木兒不花、孫搠思班相繼承襲。
至洪武三年（1370）明軍取河州，元鎮西武靖王蔔納剌以所領吐蕃諸部歸降明朝。
元代吐蕃地區有①《薩班緻蕃人書》，分見《薩斯迦全集》和阿旺公哥索南《薩斯迦世系史》。
①巴卧祖拉陳瓦：《賢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事，常由奧魯赤及其繼承者受命處理。
在元朝廷加強集權、藩王權力相對削弱之後，吐蕃地方的軍民财賦轉由朝廷設置的直轄行政機構宣政院管理。
鎮西武靖王不能直接處理地方軍政事務，而必須将意見陳告宣政院，由宣政院議拟處理辦法，上奏皇帝，請旨決定。
由于吐蕃地區佛教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元世祖竭力扶持首先歸附且有巨大勢力的薩斯迦派首領。
至元六年八思巴制蒙古新字成，升号帝師大寶法王，領宣政院&mdash&mdash管理吐蕃地區的最高機構。
故有“帝師之命與诏敕并行于西土”之說①。
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區，至今還保存有許多元朝皇帝聖旨和帝師法旨，足以證明。
帝師法旨都是以“皇帝聖旨裡”擡頭，表明系奉旨行令。
自世祖以後，元朝曆代皇帝都置有帝師。
有元一代的十三四任帝師除兩三人出身不明外，其餘皆出自八思巴的款氏家族（七人）或門徒（四人），至于款氏家族成員被封為國師、國公，司徒、司空，乃至尚公主封王者，為數也甚多。
三、地方機構：在吐蕃地區，直接管理地方事務的是宣政院屬下的三道宣慰司都元帥府；宣慰司下，設有宣撫司、按撫司、招讨司、萬戶府、千戶所等，在鄰近内地的蕃漢雜居區則置路府州縣。
（一）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所轄主要是朵思麻地方，約在至元初設置。
至元六年割鞏昌都總帥府所領河州路（治河州，今甘肅臨複）、朵思麻路（設有總管府和軍民萬戶府等）隸之。
至元五年至八年，又先後割鞏昌都總帥府所領安西州、洮州、岷州來屬。
積石州置元帥府（在今青海循化），貴德州（治今青海貴德）置達魯花赤、知州等。
禮店文州元帥府（治禮店，今甘肅禮縣東北），中統初，按竺迩子趙國寶所招文州吐蕃首領勘陁孟迦入朝，賜金符，立文州吐蕃萬戶府，趙國寶以元帥兼萬戶府達魯花赤。
松潘疊宕威茂州宣撫司，闊端曾以吐蕃首領趙阿哥昌為疊州安撫使，及松、潘、岩、威、茂等州各部相繼來降，遂合置一安撫司轄治之；至大二年（1309）宣政院依鎮西武靖王和朵思麻宣慰司的建議，改安撫司為宣撫司，遷治茂州汶川縣。
（二）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管轄吐蕃朵甘思之地，并轄有四川黎州（今漢源）、雅州（今雅安）等州縣，以及奔不招讨司、奔不兒亦思剛和赤思馬兒甘萬戶府等。
元初，曾置碉門（今四川天全）等處安撫使、魚通（今四川康定東）等處達魯花赤等官，以招谕、鎮撫這一帶的吐蕃部落。
至元二年（1265）建吐蕃哈答城（一作匣答，在今四川乾甯北）遣軍戌守，十三年以之為甯遠府。
十五年以吐蕃李唐城為李唐州。
至元二十年，又割成都路所領黎、雅兩州屬吐蕃招讨司。
大德二年（1298）并吐蕃、碉門安撫司、運司為一，改稱“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甯遠軍民宣撫司”并置“朵甘思哈答李唐魚通等處錢糧總管府”為掌管錢谷的機構。
①《元史》卷二○二《釋老傳》。
（三）烏思藏納裡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簡稱烏思藏宣慰司，納裡速古魯孫元帥二員，烏思藏各地方萬戶十一（其中二萬戶府各置達魯花赤一員），千戶四，管民官二。
吐蕃史籍多記元在烏思藏置十三萬戶（khri-skorchu-gsum）。
烏思藏宣慰司大約設置于至元二十年之前。
本欽（dpon-chen）是朝廷任命的管理烏思藏十三萬戶的行政長官，多出于帝師薦舉。
其治所在薩斯迦。
第一任本欽釋迦藏蔔是在八思巴為帝師時，由忽必烈皇帝敕授烏思藏三路軍民萬戶之印，使任本欽。
這是元朝在吐蕃本土最早設置的最高行政長官，時在至元五年。
這一年元朝派官在烏思藏清查戶口、土地，按萬戶制劃分行政區域，任命各萬戶長，計有十三個①：沙魯（Zha-lu）田地裡管民萬戶，在今西藏日喀則南數十裡的霞爐地方。
搽裡八（Tshal-pa）田地裡管民萬戶，在今拉薩東郊蔡貢塘。
烏思藏（dBus-gtsang）田地裡管民萬戶，應即薩斯迦本欽直轄的萬戶，《賢者喜宴》作“lha-sde-gzhung-pa”。
出密（Chu-mig）萬戶，在今日喀則西南曲彌地方。
敖籠答剌萬戶，所在不詳。
伯木古魯（Phag-mogru-pa）萬戶，治聶烏東城（sNdhu-gdong-rtse），在今乃東縣。
加麻瓦（rGya-ma-ba）萬戶，在今墨竹工卡縣西南甲馬之地。
劄由瓦（Bya-yul-ba）萬戶，在今隆子縣東南加玉地方。
牙裡不藏思八（gYah-bzang）萬戶，在今乃東縣境。
迷兒軍（必裡公bBri-gung）萬戶，在今墨竹工卡東北止貢地方。
拉堆绛（La-stod-byang）萬戶，在今昂仁一帶。
拉堆洛（La-stod-lho）萬戶，在今定日一帶。
绛卓（Byang-hbrog）即香萬戶，在今日喀則東北香曲流域。
俺蔔羅（Yar-hbrog）即思答籠剌萬戶，在今羊卓雍湖一帶。
十三萬戶初設應為實指，後成為對烏思藏地方政區分劃的概稱，其間有消長變化。
最高長官是萬戶長，皆由朝廷任命，其下屬有千戶長、百戶長、五十夫長等。
四、置驿與籍戶：至元元年（1264），在吐蕃設置了驿站，這一任務是由答失蠻完成的。
他受元世祖之命，仿照漢地設置驿站之例，從朵思麻的丹底水晶佛殿（今青海化隆境内）起，經朵甘思、錯多桑珠、後藏，最後到薩斯迦寺，共置27個大驿站①。
其中朵思麻7個，朵甘思9個，烏思藏地區11個。
驿站的烏拉差役由各地人支應。
置驿保障了元朝中央與吐蕃地方聯系的①《元史》卷八七《百官志·宣政院》及達倉巴·班覺藏蔔《漢藏史集》等。
參見王森：《西藏佛教發展史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
①《漢藏史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暢通。
設在吐蕃地區的驿站并不歸屬各萬戶府，而是由宣慰使司中朝廷委派的官員管理。
1280年左右，薩斯迦本欽公哥藏蔔違抗中央，元世祖派大臣桑哥率軍入藏查處。
平息叛亂後，桑哥一面在吐蕃留下部分蒙古軍駐守各地，一面對驿站作了一些調整，即由蒙古駐軍負責烏思驿站事務，原來的站戶隻提供食品、用具和藥品等，不再遠戍應驿。
為了保持驿路暢通，元朝中央屢次撥款赈濟站戶。
與置驿相伴的重要政策是籍戶，而籍戶之目的是征收賦稅、攤派差役與劃分行政機構。
籍戶有三次：一在1268年，一在1287年，一在1335年。
藏史記陽土龍年（1268）初，由朝廷派來金字使者阿衮與彌林二人對俗民、土地及人戶進行了清查。
此後二十年（1287）由大衙署派來的和肅與烏努汗二人，與本欽軟奴旺術一起，按照大清查的規定統計了戶口。
“從上部納裡速古魯孫到沙魯萬戶的轄地以上，是由阿衮與彌林二人清查的，從這以下到必裡公萬戶轄地以上，是由司徒阿什傑等清查的”。
清查的結果是：烏思藏四茹及納裡速古魯孫共有三萬六千四百五十五戶，其中烏思地方有二萬七百六十三戶，納裡速及藏地方有一萬五千六百九十戶。
另有不屬烏思藏地方羊卓萬戶的十六部份，計七百五十戶。
當時把吐蕃的民戶分為僧戶和俗戶兩大類，籍戶是不包前者的。
據謂，吐蕃的每個萬戶各有寺院屬民四千戶，貴族屬民六千戶。
另有一部分民戶既不在萬戶之内，也不歸寺院管轄。
因此，當時統計出的人戶比實際人口要少得多。
吐蕃人戶的統計辦法是：有六根柱子面積的房子，有可種十二蒙古克種子的土地，有夫妻、子女、仆人共六個人，乘畜、耕畜與乳畜三種牲畜，山羊、綿羊計二十四頭，方可稱為一個霍爾堆，五十個霍爾堆稱為一個達果（馬頭），兩個達果為一個百戶，十個百戶為一個千戶，十個千戶為一個萬戶①。
元朝在吐蕃采取的諸項制度使朝廷有效地實施了對吐蕃的統治，并進而對吐蕃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産生積極的影響。
吐蕃經濟的發展元代吐蕃地區的經濟主要是新興的封建莊園經濟，其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大大小小的農奴主與廣大農奴之間的矛盾，奴隸制殘餘依然存在，但社會生産較前有較大的發展。
莊園，藏文叫“溪卡”（gzhis-kha），它肇始于奴隸制瓦解後各地封建勢力的各自為政與互為仇雠。
由于這些大小不等的地方武裝擁部自主、互不統屬，形成無數個相對獨立的軍事和經濟單元。
它的消長依其軍事與經濟實力的變化為轉移，由于吞并或聯合，逐漸形成勢力更大的地方權力組織，軍事與生産密切結合，自成壁壘。
在生産方面，由于舊的奴隸制秩序的瓦解，①《漢藏史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起義的奴隸已獲得更大的人身自由，統治者也不得不采取新的封建經營方式，發展生産以充實經濟實力，保存自己并伺機擴大勢力範圍。
在封建農奴主莊園發展的同時，寺院經濟也發展起來。
由于吐蕃地區封建制的确立與藏傳佛教的形成相輔而行，在經濟上也出現了二者同步發展的局面。
雙方相互依持，相互利用，寺院支持封建主的統治政策，在精神上感召人們承認并服從新的統治者，各封建主則捐獻土地莊園給高僧大德，增強了寺院的經濟實力。
高僧收徒傳法多要接受大批财産作為報酬，這也使一部分僧人成為擁有财富的僧侶貴族。
于是在吐蕃就存在着另一大經濟勢力與社會階層&mdash&mdash寺院經濟與僧侶貴族。
在蒙古軍入藏前，吐蕃地方的必裡公、古爾摩、薩斯迦之拉德雄巴、搽裡八、俺蔔羅、牙藏、伯木古魯及湯蔔赤等十一個教派勢力，均派各自的使者分别投靠蒙哥汗、闊端、薛禅汗、阿裡不哥及旭烈兀，向這些蒙古王子“請求桂本（sgos-dpon）之職”。
“桂本”即“私有莊園管理人”或“貴族領主”。
烏思藏十三萬戶的确立，首先是以其經濟實力為基礎的，它們的消長，除政治因素之外，經濟實力是其核心依據。
搽裡八派是在搽裡溪卡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薩斯迦之受蒙古推重，不僅是因為薩班之德高望重，更重要的還是其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
款氏貴族在斯塘開設商市、建立民舍，在仲堆、仲麥、達托、芒卡支欽、藏地中部和谷地、上下複甫地區及達納等地建立有溪卡，在北方的瓊地、克甫索、貢支及卡爾甫等地建立了衆多的牧場，在熱索放牧馬群①。
元代吐蕃的莊園分為兩類，一是歸貴族所有，一是歸寺院所有。
管理人稱“溪聶”（gzhis-gnyer），負責溪卡大小事務。
莊園的主要勞動者是農奴。
寺院溪卡叫“衮溪”（dgon-gzhis）或“卻溪”（chos-gzhis）。
寺院的屬民由寺院領主管理，如果萬戶長為教派領袖，則集政教大權于一身，也兼管貴族莊園。
寺院溪卡受到元朝中央的特别保護，元代藏漢文聖旨法旨均表示了對寺院的優待政策，即其财産不得侵犯，且免納賦稅。
如八思巴在至元四年（1267）賜給卻頂寺的法旨，即令“無論何人俱不得征派兵役、賦稅、勞役三者，不得征收商稅，不得索要飯食及烏拉差役，不得在寺院住宿”等。
帝師辇真監藏曉谕烏思藏宣慰使的法旨亦謂諸官員“不得倚勢欺淩，征收前所未有之差稅、食物、烏拉，不得随意征派牛馬，不得幹涉俗人出家為僧..不得派僧差”等。
寺戶不僅從事農業、牧業，而且也從事商業貿易，是元代吐蕃經濟很重要的一部分。
僧差、僧稅雖有其名，往往通過皇帝或帝師的優禮诏書被免除，這些負擔自然轉嫁到普通農奴的身上。
貴族所屬莊園叫“格溪”（sger-gzhis）或者“桂溪”（sgos-gz-his），①《薩斯迦世系史》，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參見黃颙：《元初對西藏人口的普查及其經濟意義》，《中國民族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
屬民稱“彌德”（mi-sde）。
貴族溪卡由“桂本”或“格本”管理。
農奴從事生産，其權益也受到元廷一定程度的保護，但對貴族和中央有納貢應驿的義務。
元代籍戶即是為征稅、派差與置驿提供依據，這些均由貴族所屬的俗民來承擔，同時他們還對寺院承擔一定的勞役。
元廷對帝師賜有莊園土地，使其成為吐蕃地方的封建主。
據《漢藏史集》載，“在河州的熱布卡地方，有屬于囊索管轄的莊園，在城牆根有叫做拉哇城的，再往下有叫典康溪的莊園，這些是按照聖旨奉獻給上師八思巴的份地，不負擔府庫及驿站等漢地、吐蕃的任何稅賦差役，不在編籍之内。
據說有可下五百蒙古克種籽的土地”。
在帝師之下，烏思藏宣慰使司及下轄的諸萬戶、千戶，吐蕃等處、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及安撫司、招讨司、元帥府等長、使，也因擁有一定數量的莊園而成為大小不等的農奴主。
元代吐蕃地方的經濟在中央政府的管轄下較前有了新的發展。
社會的安定、封建莊園制的進一步發展，勢必為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産生積極影響。
在雅魯藏布江流域農區，主要種植青稞，這是吐蕃人的主食與歲貢物品之一。
藏史記載吐蕃地方在山谷地區是以牧業經濟為主，在河谷地區是農業經濟為主，反映了亦農亦牧農牧并舉的特點。
在吐蕃的人口調查中，作為一戶的标準即包括有一定的土地、一定數量的馬驢牛羊。
牲畜既是農業耕種的得力助手，交通運輸的優良工具，而且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主要食物。
在吐蕃人的納稅項目及朝廷對吐蕃地方的救濟物品中均有馬牛等。
而支應驿站少不了馬匹、馱畜、乳畜與肉羊。
吐蕃人的家庭手工業也有一定的發展，牦牛尾制作的帳篷以及羊毛制成各種織物，不僅種類增多，而且質量更加精美，如“毛布”、“花毯子”、“藏地哔叽”、“氆氇”等，均頗受人們喜愛，其中烏思藏的細氆氇尤為馳名，還是上貢的佳品。
坐墊和圍裙也是常用而大批制作的物品。
至于金、銀、象牙、珍珠、銀珠的加工及藏紅花、木香、牛黃、虎、豹、水獺皮張、麝香等均很有名，既作為上貢物品，又有一部分進入市場。
吐蕃人對僧人或親友也常以披風、坎肩及各種金銀加工品或絲毛制品相贈，其生産與加工規模自然很大。
元代吐蕃的商業與集市貿易也十分發達。
由于農牧業的發展、手工業的進步，為商業的繁榮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在各教派和封建領主的莊園上，形成大大小小的貿易網點，大多以寺院為中心，宗教節日或年節成了開展商業活動的大好時光。
從而也推動了新的城鎮的産生與政治中心的形成。
交換的物品主要是農牧及土特産品、加工物，包括絲毛制品、刀劍、金銀首飾等佩帶物。
元代繼承宋代以來吐蕃地方與内地的“茶馬互市”傳統，且由于吐蕃成為中央政府轄下的一個地方機構，雙方的經濟聯系更加密切，貿易的次數與數額均有增加。
1277年，元軍取四川以後，在碉門、黎州設榷場與吐蕃貿易。
以後，大批吐蕃官員與僧侶陸續來到内地，以朝貢的方式獲得厚賜或采購貨物，以至于給驿站帶來沉重的負擔。
以各種方式開展的民間私營貿易也有增無已。
吐蕃的文化元代吐蕃的文化事業較前有所發展，這與元朝廷的扶持、吐蕃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及各民族相互聯系的加強有着密切的關系。
在語言文字方面，薩班與八思巴叔侄貢獻最大。
薩班是一位學富五明的學者，在與闊端商定吐蕃歸附蒙古的條件後，他應闊端之請留在涼州，從事佛教傳播工作。
他感到當時蒙古人所使用的畏兀字母有不完備的地方，無法标注、翻譯一些梵文、藏文，便對此加以改革。
他在畏兀字的基礎上增以藏文表音字母，形成一套新的字母。
這套字母是否被納入畏兀體蒙古文字，尚不清楚，但它對蒙古文字的改進所産生的影響卻是不可低估的。
後來，在元文宗時代，國師搠思吉·斡節兒進一步改進畏兀體蒙古文字，即是以薩班的改革成果為基礎的。
八思巴在元代的政治與文化方面的影響更大。
就文字而言亦複如此。
其事見八思巴傳。
在文學方面，藏族長篇史詩《格薩爾王傳》大約形成于元代。
據目前的統計，已發現的口頭說唱本、木刻本和手抄本共有六十多部，約一百五十多萬行，一千五百多萬字。
這是中國文學史及世界文學史上罕見的史詩巨作。
它是藏族民間長期流傳下來的群衆性創作，通過英雄格薩爾王抑強扶弱、降妖除魔、安輯百姓的偉大業績，來展示複雜動蕩的社會生活與人們的理想。
薩班的《薩迦格言》一書，元代就被譯成蒙古文，是藏蒙人民喜愛的文學作品。
它以勸世修身為内容，共分九章，包含四百五十七首格言詩，使用四句七音節格律。
内容涉及治國之道、處世哲學等方面，頗富哲理性，成為格言體作品的典範之一。
其蒙古語譯本殘頁已被發現。
元代藏族史學也有長足發展。
寺院都很重視對珍貴文獻的保管，在薩斯迦寺有專管文書的官吏叫朋你克。
各教派均記錄、保存本門諸高僧大德的著述與事迹，成為後代撰寫教法史的基本材料。
十五卷本的《薩斯迦全集》是薩斯迦五祖的全集，其中包含有重要的原始資料。
元代藏族學者讀史、撰史之風興起。
贊巴拉多室利衮讀漢文史籍而記“漢地由周至唐的曆史”與“漢地由梁至南宋的曆史”。
漢族譯師胡将祖将宋祁和範祖禹執筆所寫的《唐書·吐蕃傳》和《資治通鑒·唐紀》譯為藏文，并由喇嘛亦鄰真乞剌思刊行。
《紅史》①是現存最古老的藏文史籍之一，由搽裡八的公哥朵兒隻于1346至1363年寫成。
公哥朵兒隻原是搽裡八的萬戶長，任職28年，曾朝見過元帝，後來出家為僧，受封為司徒，他著《紅史》除利用各種藏文資料及上述漢文①搽裡八·公哥朵兒隻：《紅史》，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材料之外，在撰寫“西夏曆史”時，還利用了西夏禅師喜饒益希記載的西夏資料，撰寫蒙元曆史則利用了蒙古文史書《蒙古秘史》，并對史料做了初步的考定，表現出良好的學風。
該書先寫印度教法史，繼寫漢地、西夏、蒙古與吐蕃諸王統史，再寫教派史，此一體例對後代藏史作者的創作産生了重要的影響。
出身于佛學名門的布思端（1290&mdash1364）的《佛教史大寶藏論》（善逝教法史）也是元代的史學名著。
完成于1332年，全書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闡述正法之功德、經義，對佛教基本教法、教義及經典之内容、意義與修煉方法、禮拜儀式作了簡要說明。
第二部分叙述印度和藏族地區的佛教史。
第三部分是來藏弘法高僧與西藏大譯師名錄及藏文大藏經《甘珠爾》、《丹珠爾》目錄。
該書開辟了“教法史”體例的先河，在目錄學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元廷對佛教的提倡與支持推動了佛學研究與佛教事業的發展。
至元十七年（1280）十二月丙申，忽必烈敕令镂闆印造帝師八思巴新譯戒本五百部，頒降諸路僧人。
泰定元年（1324）七月“以畏兀字譯西番經”。
藏文大藏經的編纂尤為佛學界一件盛事。
這就是在搽裡八萬戶長公哥朵兒隻主持下，由被邀請的布思端校勘那塘版《甘珠爾》等藏區所有經藏，以金銀汁書寫的二百六十餘部經籍&mdash&mdash《搽裡八甘珠爾》，被藏族學者尊為範本。
薩斯迦派的薩班、八思巴、薩班高足膽巴，噶舉派的噶哩麻巴哈失、乳必多吉等，均是元代著名的宗教家。
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285&mdash1287），藏族經學大師遠丹巴、釋速端然等5人，與天竺及内地，北庭高僧一起校勘藏漢經籍，吸收了藏文《東塘丹迦宮目錄》和《桑耶欽浦目錄》的内容，編出《至元法寶勘同總錄》，首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