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建國以來的蒙元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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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蒙元史研究的新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史學工作者積極學習曆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努力運用科學的曆史觀來研究曆史，蒙元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這一學科的主要領頭學者翁獨健、韓儒林、邵循正、楊志玖等繼續在高等學校從事研究和教學，在培養人才和組織、指導研究工作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後來在蒙元史領域最活躍的一批學者多出于他們門下。
六十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大的研究項目在他們主持下已着手進行，如《元史》的校點，元朝斷代史的編撰，域外史料的翻譯等。
這個階段的重要學者還有餘元庵、蔡美彪、劉榮峻、賈敬顔、方齡貴等。
餘元庵于1949年發表《元朝秘史遠箭近箭官号新釋》、《元史志、表部分史源探讨》等文，五十年代著有《成吉思汗傳》和《内蒙古曆史概要》。
蔡美彪參與範文瀾主持的多卷本《中國通史》編寫，着重研究遼金元史，注意收集和研究元代漢、蒙文碑刻，出版了與羅常培合著的《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和他整理考釋的《元代白話碑集錄》，并發表多篇研究元代戲曲史的論文。
此後他在八思巴字碑刻等文獻的考釋和蒙元制度、文化諸方面研究上又取得很多新成果。
劉榮峻以多年精力譯出符拉基米爾佐夫的經典名著《蒙古社會制度史》，原著廣博精深，譯者下了很大功夫，為研究者提供了一部準确的譯本。
賈敬顔擅長考證和文獻研究，發表多篇考釋蒙古名物制度和研究蒙古部族的論文（部分成果收集在《民族曆史文化萃要》一書中），并完成了《聖武親征錄》的校注。
方齡貴在考釋元雜劇中的蒙古語詞和搜集、研究雲南元代碑刻方面作出了很多貢獻，其所編《元朝秘史通檢》是研究者很有用的工具書。
一批共和國建立後培養的年輕學者也相繼發表論文，并在老一輩學者指導下參與研究工作。
這個階段的蒙元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元末農民戰争及與之相關的元代社會矛盾問題，古代蒙古社會性質問題，人物評價問題（主要是對成吉思汗的評價）。
三個方面都發表了不少論文，大部分出自年輕學者之手，研究方法和理論分析都面目一新，其中不乏資料充實、論證精細的專題研究。
幾項重要的蒙元史研究項目均已在進行中，包括近代史研究所通史組承擔的《中國通史》和曆史研究所宋元史研究室承擔的《中國史稿》元史部分，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承擔的《元朝史》專著等。
“文革”開始，正常的學術活動基本停頓，僅有個别項目在幾年後恢複工作，《元史》的校點和《中國曆史地圖集》的編繪就是在那時的政治運動夾縫中進行的。
十年動亂結束後，蒙元史研究很快就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大量具有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相繼發表。
研究領域大大擴展，不再局限于農民起義、社會性質、人物評價幾個課題。
嚴謹治學、實事求是的學風得到發揚，注重廣泛收集資料，進行詳盡的考釋辨析，作深入的創造性的專題研究，不務空言。
有更多的學者善于利用民族文字及外國文字史料與漢文史料相互考訂、補充，這是我國蒙元史研究進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随着研究工作的蓬勃開展，研究隊伍不斷擴大，湧現了一批基礎紮實、學風端正的新一代年輕學者（多數是“文革”後培養的博士、碩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學院曆史系，内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所，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南開大學曆史系等單位都擁有多位蒙元史研究者，形成研究中心。
1979和1980年，在翁獨健、韓儒林等倡導下先後成立了兩個主要蒙元史研究學術團體&mdash&mdash中國蒙古史學會和中國元史研究會，編輯出版了會刊《元史論叢》和《蒙古史研究》，集中發表較高質量的專題論文，并出版報道國内外研究情況的《通訊》。
兩個學會都召開了多次學術讨論會，并舉辦國際學術會議，對開展國内外學術交流和合作起了很大作用。
五十年代以來，台灣地區的蒙元史研究也有很多成就，這首先應歸功于其開創者姚從吾。
姚氏早期弟子、畢業于北京大學的著名蒙古族學者劄奇斯欽，在七十年代寓居美國之前任教于台灣大學。
他着重研究蒙元前期的蒙古制度文化及其與中原文化的相互影響，主要著作有《蒙古史論叢》（上下冊）、《蒙古的社會與文化》，并與姚從吾合作完成《漢字音譯蒙文蒙古秘史譯釋》，在元代蒙藏關系史研究方面也很有貢獻。
同時有另兩位學者成果也很豐富：孫克寬主要研究漢文化在蒙元治下如何延續及其影響，著有《元代漢軍與漢文化研究》、《元代漢文化的活動》以及有關南北道教、儒學等方面的數十篇論文；袁國藩的著述涉及蒙元前期制度、習俗、政治、人物等多方面。
與大陸情況相似，進入六十年代以後，一批卓有成就的第二代、第三代學者相繼崛起，他們中許多位出于姚從吾門下。
有些人後來雖寓居海外，仍經常回島内講學、發表論文和出版著作，其中以蕭啟慶成就最為顯著。
蒙元史是一門世界性學科。
由于涉及多種語言文字以及制度文化的多樣性等特殊困難，過去我國學人以此為專業者較少，研究者人數和許多方面研究成績反不如外國。
建國以來，蒙元史研究有了很大發展，基本上改變了這種落後狀态，不僅成果數量居各國之冠，總體學術水平也已進入世界前列。
李治安、王曉欣所編《元史學概說》一書（1989）對各方面研究成果已有詳細評述，本章僅擇要介紹，略加補充。
第二節 史料整理與研究 漢文史料 數百年來，學者們對明初官修《元史》做了大量校訂工作。
由翁獨健主持，主要由内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所周清澍、亦鄰真等多位學者承擔的《元史》點校本，不僅總結了前輩學者的成果，還利用大量文集、碑刻和域外史料，增添了數以千計的校勘條文，為研究者提供了最佳版本。
姚景安根據此本編了一部《元史人名索引》，利用前人成果盡可能地勘同辨異，甚便讀者。
《元史》漏誤甚多，訂正補缺不是點校本的任務，翁獨健提出“還需要做進一步的工作，就是搞一個史實訂誤”。
這個工作更艱巨，需要做大量細緻的研究，近年來許多專題研究實際上都是圍繞這個目标進行的。
翁獨健還提出“進一步搜集和整理”史料的任務，如《元典章》的整理，《經世大典》的輯佚，專題史料的輯錄，碑刻資料的彙集，蒙文和其他文字史料的研究與翻譯等。
這些工作都已陸續有了成果。
專題資料輯錄方面最豐富，出版有陳高華的《元代畫家史料》，楊讷、陳高華的《元代農民戰争史料彙編》，楊讷的《元代白蓮教資料彙編》，胡昭曦、唐唯目的《宋末四川戰争史料選編》，黃時鑒的《元代法律資料輯存》等。
元代史籍的點校也出了很多種，如《通制條格》（黃時鑒）、《吏學指南（外三種）》（楊讷）、《廟學典禮》（王廷）、《秘書監志》《高榮盛）以及《湛然居士集》、《增訂湖山類稿》、《揭傒斯集》等多部詩文集。
趙萬裡的《大元一統志》輯本和北京圖書館善本組的《析津志輯佚》部分恢複了久已散佚的這兩種重要史籍。
史籍的注釋是更艱苦的研究工作，先後出有向達的《西遊錄校注》（未完本）、蘇繼頃的《島夷志略校釋》、夏鼐的《真臘風土記校注》、陸峻嶺的《異域志校注》、賈敬顔的《聖武親征錄校注》、蕭啟慶的《元統元年進士錄校注》、任崇嶽的《庚申外史箋證》、缪啟愉的《元刻農桑輯要校釋》等。
碑刻資料的輯注有蔡美彪的《元代白話碑集錄》。
這裡所謂“白話”，指的主要是按蒙古語結構，用當時的口語、俗語将蒙文文件直譯為漢文，元代史料（特别是《元典章》）中此類文體的公文非常多，較難理解。
亦鄰真撰《元代硬譯公牍文體》，從蒙文語法結構和某些特殊用語的蒙漢文對應上作了闡釋，為閱讀這些史料提供了方便。
蒙文史料一類是史書：出了7種《元朝秘史》的新譯（或加注釋）、複原本，其中謝再善漢譯本（1956）系據達木丁蘇隆新蒙文本譯出；姚從吾、劄奇斯欽譯注本（1960&mdash1961）據漢字音寫蒙文重譯，姚氏還發表了多篇考釋文章；亦鄰真的畏兀兒字複原本加有簡要的注釋（蒙文），并附有一篇關于版本、文獻及複原方法的詳細導言。
其他蒙文史書，有留金鎖翻譯的《十善福白史》，朱風、賈敬顔的《漢譯蒙古黃金史綱》等。
另一類是碑刻、文書資料：元代使用兩種蒙古文字，都留有遺物。
道布彙輯了一部《回鹘式蒙古文文獻彙編》（1983），收集文獻22件，附有新蒙文轉譯和簡要說明。
八思巴字蒙文資料比較豐富，蔡美彪做了許多搜集、研究工作，發表《元代圓碑兩種之考釋》，《泾州水泉寺碑譯釋》，《河東延祚寺碑譯釋》，《元代開化寺碑譯釋》等多篇文章。
照那斯圖彙輯了一部《八思巴字蒙古語文獻》（1991），收集碑刻、文書達40件，并撰寫了《南華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語聖旨的複原與考釋》等多篇譯釋；他與道布合撰的《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聖旨碑考釋》，對新近出土的同一塊碑上所刻的憲宗九年、中統二年、至元五年、皇慶元年四道聖旨（前三道為回鹘式蒙文，後一道為八思巴字蒙文）作了詳細的語言和曆史的研究譯注。
亦鄰真《讀1276年龍門禹王廟八思巴字令旨碑》在注釋中讨論了若幹古蒙古語語法問題，對鮑培的譯注作了訂正。
藏文史料藏學家東嘎·洛桑赤列利用十餘種刊、寫本進行校勘，完成了重要史籍《紅史》的校注本，根據西藏檔案館
這一學科的主要領頭學者翁獨健、韓儒林、邵循正、楊志玖等繼續在高等學校從事研究和教學，在培養人才和組織、指導研究工作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後來在蒙元史領域最活躍的一批學者多出于他們門下。
六十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大的研究項目在他們主持下已着手進行，如《元史》的校點，元朝斷代史的編撰，域外史料的翻譯等。
這個階段的重要學者還有餘元庵、蔡美彪、劉榮峻、賈敬顔、方齡貴等。
餘元庵于1949年發表《元朝秘史遠箭近箭官号新釋》、《元史志、表部分史源探讨》等文，五十年代著有《成吉思汗傳》和《内蒙古曆史概要》。
蔡美彪參與範文瀾主持的多卷本《中國通史》編寫，着重研究遼金元史，注意收集和研究元代漢、蒙文碑刻，出版了與羅常培合著的《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和他整理考釋的《元代白話碑集錄》，并發表多篇研究元代戲曲史的論文。
此後他在八思巴字碑刻等文獻的考釋和蒙元制度、文化諸方面研究上又取得很多新成果。
劉榮峻以多年精力譯出符拉基米爾佐夫的經典名著《蒙古社會制度史》，原著廣博精深，譯者下了很大功夫，為研究者提供了一部準确的譯本。
賈敬顔擅長考證和文獻研究，發表多篇考釋蒙古名物制度和研究蒙古部族的論文（部分成果收集在《民族曆史文化萃要》一書中），并完成了《聖武親征錄》的校注。
方齡貴在考釋元雜劇中的蒙古語詞和搜集、研究雲南元代碑刻方面作出了很多貢獻，其所編《元朝秘史通檢》是研究者很有用的工具書。
一批共和國建立後培養的年輕學者也相繼發表論文，并在老一輩學者指導下參與研究工作。
這個階段的蒙元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元末農民戰争及與之相關的元代社會矛盾問題，古代蒙古社會性質問題，人物評價問題（主要是對成吉思汗的評價）。
三個方面都發表了不少論文，大部分出自年輕學者之手，研究方法和理論分析都面目一新，其中不乏資料充實、論證精細的專題研究。
幾項重要的蒙元史研究項目均已在進行中，包括近代史研究所通史組承擔的《中國通史》和曆史研究所宋元史研究室承擔的《中國史稿》元史部分，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承擔的《元朝史》專著等。
“文革”開始，正常的學術活動基本停頓，僅有個别項目在幾年後恢複工作，《元史》的校點和《中國曆史地圖集》的編繪就是在那時的政治運動夾縫中進行的。
十年動亂結束後，蒙元史研究很快就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大量具有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相繼發表。
研究領域大大擴展，不再局限于農民起義、社會性質、人物評價幾個課題。
嚴謹治學、實事求是的學風得到發揚，注重廣泛收集資料，進行詳盡的考釋辨析，作深入的創造性的專題研究，不務空言。
有更多的學者善于利用民族文字及外國文字史料與漢文史料相互考訂、補充，這是我國蒙元史研究進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随着研究工作的蓬勃開展，研究隊伍不斷擴大，湧現了一批基礎紮實、學風端正的新一代年輕學者（多數是“文革”後培養的博士、碩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學院曆史系，内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所，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南開大學曆史系等單位都擁有多位蒙元史研究者，形成研究中心。
1979和1980年，在翁獨健、韓儒林等倡導下先後成立了兩個主要蒙元史研究學術團體&mdash&mdash中國蒙古史學會和中國元史研究會，編輯出版了會刊《元史論叢》和《蒙古史研究》，集中發表較高質量的專題論文，并出版報道國内外研究情況的《通訊》。
兩個學會都召開了多次學術讨論會，并舉辦國際學術會議，對開展國内外學術交流和合作起了很大作用。
五十年代以來，台灣地區的蒙元史研究也有很多成就，這首先應歸功于其開創者姚從吾。
姚氏早期弟子、畢業于北京大學的著名蒙古族學者劄奇斯欽，在七十年代寓居美國之前任教于台灣大學。
他着重研究蒙元前期的蒙古制度文化及其與中原文化的相互影響，主要著作有《蒙古史論叢》（上下冊）、《蒙古的社會與文化》，并與姚從吾合作完成《漢字音譯蒙文蒙古秘史譯釋》，在元代蒙藏關系史研究方面也很有貢獻。
同時有另兩位學者成果也很豐富：孫克寬主要研究漢文化在蒙元治下如何延續及其影響，著有《元代漢軍與漢文化研究》、《元代漢文化的活動》以及有關南北道教、儒學等方面的數十篇論文；袁國藩的著述涉及蒙元前期制度、習俗、政治、人物等多方面。
與大陸情況相似，進入六十年代以後，一批卓有成就的第二代、第三代學者相繼崛起，他們中許多位出于姚從吾門下。
有些人後來雖寓居海外，仍經常回島内講學、發表論文和出版著作，其中以蕭啟慶成就最為顯著。
蒙元史是一門世界性學科。
由于涉及多種語言文字以及制度文化的多樣性等特殊困難，過去我國學人以此為專業者較少，研究者人數和許多方面研究成績反不如外國。
建國以來，蒙元史研究有了很大發展，基本上改變了這種落後狀态，不僅成果數量居各國之冠，總體學術水平也已進入世界前列。
李治安、王曉欣所編《元史學概說》一書（1989）對各方面研究成果已有詳細評述，本章僅擇要介紹，略加補充。
第二節 史料整理與研究 漢文史料 數百年來，學者們對明初官修《元史》做了大量校訂工作。
由翁獨健主持，主要由内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所周清澍、亦鄰真等多位學者承擔的《元史》點校本，不僅總結了前輩學者的成果，還利用大量文集、碑刻和域外史料，增添了數以千計的校勘條文，為研究者提供了最佳版本。
姚景安根據此本編了一部《元史人名索引》，利用前人成果盡可能地勘同辨異，甚便讀者。
《元史》漏誤甚多，訂正補缺不是點校本的任務，翁獨健提出“還需要做進一步的工作，就是搞一個史實訂誤”。
這個工作更艱巨，需要做大量細緻的研究，近年來許多專題研究實際上都是圍繞這個目标進行的。
翁獨健還提出“進一步搜集和整理”史料的任務，如《元典章》的整理，《經世大典》的輯佚，專題史料的輯錄，碑刻資料的彙集，蒙文和其他文字史料的研究與翻譯等。
這些工作都已陸續有了成果。
專題資料輯錄方面最豐富，出版有陳高華的《元代畫家史料》，楊讷、陳高華的《元代農民戰争史料彙編》，楊讷的《元代白蓮教資料彙編》，胡昭曦、唐唯目的《宋末四川戰争史料選編》，黃時鑒的《元代法律資料輯存》等。
元代史籍的點校也出了很多種，如《通制條格》（黃時鑒）、《吏學指南（外三種）》（楊讷）、《廟學典禮》（王廷）、《秘書監志》《高榮盛）以及《湛然居士集》、《增訂湖山類稿》、《揭傒斯集》等多部詩文集。
趙萬裡的《大元一統志》輯本和北京圖書館善本組的《析津志輯佚》部分恢複了久已散佚的這兩種重要史籍。
史籍的注釋是更艱苦的研究工作，先後出有向達的《西遊錄校注》（未完本）、蘇繼頃的《島夷志略校釋》、夏鼐的《真臘風土記校注》、陸峻嶺的《異域志校注》、賈敬顔的《聖武親征錄校注》、蕭啟慶的《元統元年進士錄校注》、任崇嶽的《庚申外史箋證》、缪啟愉的《元刻農桑輯要校釋》等。
碑刻資料的輯注有蔡美彪的《元代白話碑集錄》。
這裡所謂“白話”，指的主要是按蒙古語結構，用當時的口語、俗語将蒙文文件直譯為漢文，元代史料（特别是《元典章》）中此類文體的公文非常多，較難理解。
亦鄰真撰《元代硬譯公牍文體》，從蒙文語法結構和某些特殊用語的蒙漢文對應上作了闡釋，為閱讀這些史料提供了方便。
蒙文史料一類是史書：出了7種《元朝秘史》的新譯（或加注釋）、複原本，其中謝再善漢譯本（1956）系據達木丁蘇隆新蒙文本譯出；姚從吾、劄奇斯欽譯注本（1960&mdash1961）據漢字音寫蒙文重譯，姚氏還發表了多篇考釋文章；亦鄰真的畏兀兒字複原本加有簡要的注釋（蒙文），并附有一篇關于版本、文獻及複原方法的詳細導言。
其他蒙文史書，有留金鎖翻譯的《十善福白史》，朱風、賈敬顔的《漢譯蒙古黃金史綱》等。
另一類是碑刻、文書資料：元代使用兩種蒙古文字，都留有遺物。
道布彙輯了一部《回鹘式蒙古文文獻彙編》（1983），收集文獻22件，附有新蒙文轉譯和簡要說明。
八思巴字蒙文資料比較豐富，蔡美彪做了許多搜集、研究工作，發表《元代圓碑兩種之考釋》，《泾州水泉寺碑譯釋》，《河東延祚寺碑譯釋》，《元代開化寺碑譯釋》等多篇文章。
照那斯圖彙輯了一部《八思巴字蒙古語文獻》（1991），收集碑刻、文書達40件，并撰寫了《南華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語聖旨的複原與考釋》等多篇譯釋；他與道布合撰的《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聖旨碑考釋》，對新近出土的同一塊碑上所刻的憲宗九年、中統二年、至元五年、皇慶元年四道聖旨（前三道為回鹘式蒙文，後一道為八思巴字蒙文）作了詳細的語言和曆史的研究譯注。
亦鄰真《讀1276年龍門禹王廟八思巴字令旨碑》在注釋中讨論了若幹古蒙古語語法問題，對鮑培的譯注作了訂正。
藏文史料藏學家東嘎·洛桑赤列利用十餘種刊、寫本進行校勘，完成了重要史籍《紅史》的校注本，根據西藏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