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二十年代以後元史研究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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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王國維、陳垣、陳寅恪等在元史研究上的卓越成就
洪鈞、柯劭忞、屠寄諸家的元史研究固然比前人進了一大步，但他們受時代和自身條件的局限，語言工具和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缺陷，與當時外國東方學家的蒙元史研究相比，顯然落後了一段距離。
其著述的内容和形式仍未能跳出舊史學的窠臼。
民國初年以來，在西方漢學的影響下，研究元史的學者遂另辟蹊徑，采用新方法進行專題的深入研究，突破了數百年來補綴或重修《元史》的老路。
開辟新路徑的是史學大師王國維（1877&mdash1927）、陳垣（1880&mdash1971）和陳寅恪（1890&mdash1969）。
他們都通曉外文，兼精中西之學；他們在蒙元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标志着我國這一學科的發展開始進入一個新時期。
王國維1898至1900年在滬工作期間入東文學社攻習英、日文和哲學等科，是為“治新學之始”。
1901年以老師藤田豐八和羅振玉之介助赴日留學，旋因病歸。
他初治西洋哲學，1906年後改治文學史，尤傾心于古典戲曲研究。
其名著《宋元戲曲考》（1912）被公認為這一領域的“開山之作”，書中對元雜劇和南戲的淵源、時代與作者、結構、文采等諸方面作了精辟的考述，也可以說是他有關元史的第一部論著。
1911年他随羅振玉流亡日本（1916年回國），自此轉向經史和古文字研究。
承晚清西北輿地之學的餘緒，王國維也十分重視西北史地和民族史研究，而善于利用考古發現新資料，借鑒外國東方學家成果，運用嚴密的科學方法，使他的成就大大超過了前輩。
他還将徐松、文廷式從《永樂大典》中抄出的元《經世大典》遺文《大元馬政記》等六種（各一卷）以及出自元刊本的元《秘書監志》（11卷）抄本編刊入《廣倉學宭叢書》（1916）。
1925年王國維受聘為清華研究院導師後，專注于蒙元史研究，短短兩年多，出了大量卓越成果。
論文有《鞑靼考》、《萌古考》、《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黑東子室韋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金界壕考》、《蒙古劄記》等，還撰有《耶律文正公年譜》以及多種元代史籍的序跋。
其《鞑靼考》依據對宋遼金和蒙古史籍記載的對比分析與地理考證，精辟地論證了遼金史所載之“阻蔔”即是鞑靼。
《萌古考》一文廣泛搜集漢、蒙文和域外史料，對唐代至成吉思汗建國前蒙古部落晦暗不明的曆史活動作了考述，指出蒙古部（唐蒙兀室韋）早先所居之地望建河即額爾古納河，《金史》于用兵蒙古事多所忌諱，而所征之廣吉剌、合底忻、山隻昆實皆蒙古部落（弘吉剌、合答斤、散隻兀）。
《黑車子室韋考》論證此為室韋一部之名，即唐之和解室韋，并考述了此部于唐末葉南遷的史實。
金朝為防禦北方諸遊牧屬部而修築的界壕邊堡曾在蒙金關系和蒙古興起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蒙古地區的重要曆史遺迹。
《金界壕考》最早全面研究了其修築過程、各段走向以及沿線邊堡軍鎮和部族的地理方位，為後來的考古和曆史地理研究者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參考文獻。
《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考證此名應即金朝的乣軍，列舉大量資料對金元之際乣軍的情況和“乣”字的讀音作了缜密的分析，把這個問題的研究大大推進了一步。
王國維早先就十分注意搜集整理蒙元史史料，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用很多精力從事校勘、注釋，完成了《蒙鞑備錄箋證》、《黑鞑事略箋證》、《聖武親征錄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劉祁北使記注》、《劉郁西使記校注》等多種，不僅為後學者提供了這些重要史料的完善校本，而且對諸書所載人物、地理、史事、年代、制度、風俗等都有精辟的考釋。
如考定《蒙鞑備錄》作者應為趙珙而非原題之孟珙，《親征錄》載西征事系年皆晚一年，辨明屠寄以《西遊記》所載宣差阿裡鮮即劄八兒火者之誤，考證魚兒灤即達裡泊，渾獨剌河（土拉河）西之契丹故城（在喀魯哈河東）應即遼代之鎮州可敦城，以及關于窩魯朵城（古回鹘城，即哈剌八剌哈孫）、鼈思馬（别失八裡）城及其東之三小城、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即《西遊記》之大石林牙）的考證等等，精采之處不一而足。
這些史籍校注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與上述論文同為對元史研究的重大貢獻。
此外，他還有二十多種有關蒙元史的未完成遺稿和古籍校、批。
若不是昆明湖水過早淹沒了這位曠世學術巨子，其嘉惠于後學者必将更多。
①陳垣早年就具有深厚的史學根柢，1913年入京從政後，利用北京藏書豐富的條件，閱讀益廣，且見政局日益混亂，乃漸潛心于治學和任教，自1922年出任北大研究所國學導師和京師圖書館館長後，一直在北京著名大學工作。
1917年，他準備撰著一部中國基督教史，首先研究的課題便是當時國人還不甚明了的元代也裡可溫①，完成了第一篇史學論文《元也裡可溫教考》。
此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更廣泛搜集有關漢文資料，分15章作了全面的考述，正确指出也裡可溫是“元時基督教之通稱”。
文章發表後，當即受到中外學界的重視。
此後，他在宗教史、元史、曆史年代學、校勘學等方面連續出了大量研究成果。
元史方面的主要論著有1924年完成的《元西域人華化考》，1931年完成的《沈刻元典章校補》和《校補釋例》，1933年完成的《元秘史譯音用字考》，以及《十四世紀南俄人之漢文學》（1927）、《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異趣》（1929）、《馬定先
其著述的内容和形式仍未能跳出舊史學的窠臼。
民國初年以來，在西方漢學的影響下，研究元史的學者遂另辟蹊徑，采用新方法進行專題的深入研究，突破了數百年來補綴或重修《元史》的老路。
開辟新路徑的是史學大師王國維（1877&mdash1927）、陳垣（1880&mdash1971）和陳寅恪（1890&mdash1969）。
他們都通曉外文，兼精中西之學；他們在蒙元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标志着我國這一學科的發展開始進入一個新時期。
王國維1898至1900年在滬工作期間入東文學社攻習英、日文和哲學等科，是為“治新學之始”。
1901年以老師藤田豐八和羅振玉之介助赴日留學，旋因病歸。
他初治西洋哲學，1906年後改治文學史，尤傾心于古典戲曲研究。
其名著《宋元戲曲考》（1912）被公認為這一領域的“開山之作”，書中對元雜劇和南戲的淵源、時代與作者、結構、文采等諸方面作了精辟的考述，也可以說是他有關元史的第一部論著。
1911年他随羅振玉流亡日本（1916年回國），自此轉向經史和古文字研究。
承晚清西北輿地之學的餘緒，王國維也十分重視西北史地和民族史研究，而善于利用考古發現新資料，借鑒外國東方學家成果，運用嚴密的科學方法，使他的成就大大超過了前輩。
他還将徐松、文廷式從《永樂大典》中抄出的元《經世大典》遺文《大元馬政記》等六種（各一卷）以及出自元刊本的元《秘書監志》（11卷）抄本編刊入《廣倉學宭叢書》（1916）。
1925年王國維受聘為清華研究院導師後，專注于蒙元史研究，短短兩年多，出了大量卓越成果。
論文有《鞑靼考》、《萌古考》、《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黑東子室韋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金界壕考》、《蒙古劄記》等，還撰有《耶律文正公年譜》以及多種元代史籍的序跋。
其《鞑靼考》依據對宋遼金和蒙古史籍記載的對比分析與地理考證，精辟地論證了遼金史所載之“阻蔔”即是鞑靼。
《萌古考》一文廣泛搜集漢、蒙文和域外史料，對唐代至成吉思汗建國前蒙古部落晦暗不明的曆史活動作了考述，指出蒙古部（唐蒙兀室韋）早先所居之地望建河即額爾古納河，《金史》于用兵蒙古事多所忌諱，而所征之廣吉剌、合底忻、山隻昆實皆蒙古部落（弘吉剌、合答斤、散隻兀）。
《黑車子室韋考》論證此為室韋一部之名，即唐之和解室韋，并考述了此部于唐末葉南遷的史實。
金朝為防禦北方諸遊牧屬部而修築的界壕邊堡曾在蒙金關系和蒙古興起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蒙古地區的重要曆史遺迹。
《金界壕考》最早全面研究了其修築過程、各段走向以及沿線邊堡軍鎮和部族的地理方位，為後來的考古和曆史地理研究者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參考文獻。
《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考證此名應即金朝的乣軍，列舉大量資料對金元之際乣軍的情況和“乣”字的讀音作了缜密的分析，把這個問題的研究大大推進了一步。
王國維早先就十分注意搜集整理蒙元史史料，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用很多精力從事校勘、注釋，完成了《蒙鞑備錄箋證》、《黑鞑事略箋證》、《聖武親征錄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劉祁北使記注》、《劉郁西使記校注》等多種，不僅為後學者提供了這些重要史料的完善校本，而且對諸書所載人物、地理、史事、年代、制度、風俗等都有精辟的考釋。
如考定《蒙鞑備錄》作者應為趙珙而非原題之孟珙，《親征錄》載西征事系年皆晚一年，辨明屠寄以《西遊記》所載宣差阿裡鮮即劄八兒火者之誤，考證魚兒灤即達裡泊，渾獨剌河（土拉河）西之契丹故城（在喀魯哈河東）應即遼代之鎮州可敦城，以及關于窩魯朵城（古回鹘城，即哈剌八剌哈孫）、鼈思馬（别失八裡）城及其東之三小城、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即《西遊記》之大石林牙）的考證等等，精采之處不一而足。
這些史籍校注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與上述論文同為對元史研究的重大貢獻。
此外，他還有二十多種有關蒙元史的未完成遺稿和古籍校、批。
若不是昆明湖水過早淹沒了這位曠世學術巨子，其嘉惠于後學者必将更多。
①陳垣早年就具有深厚的史學根柢，1913年入京從政後，利用北京藏書豐富的條件，閱讀益廣，且見政局日益混亂，乃漸潛心于治學和任教，自1922年出任北大研究所國學導師和京師圖書館館長後，一直在北京著名大學工作。
1917年，他準備撰著一部中國基督教史，首先研究的課題便是當時國人還不甚明了的元代也裡可溫①，完成了第一篇史學論文《元也裡可溫教考》。
此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更廣泛搜集有關漢文資料，分15章作了全面的考述，正确指出也裡可溫是“元時基督教之通稱”。
文章發表後，當即受到中外學界的重視。
此後，他在宗教史、元史、曆史年代學、校勘學等方面連續出了大量研究成果。
元史方面的主要論著有1924年完成的《元西域人華化考》，1931年完成的《沈刻元典章校補》和《校補釋例》，1933年完成的《元秘史譯音用字考》，以及《十四世紀南俄人之漢文學》（1927）、《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異趣》（1929）、《馬定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