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國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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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哥爾·阿堪赤（Gri-gorofAkanc，1250&mdash1335）的《引弓民族史》。
帕特卡諾夫于1870至1871年出版了此書的原文刊本和俄文譯注本，題為《僧侶馬迦基的蒙古史》，但根據的是一種很晚的有破損的手抄本。
晚近，布雷克（R.P.Blake）與弗萊（R.N.Frye）利用耶路撒冷亞美尼亞修道院收藏的更好的古手稿（寫于1271年，有1870年刊本）為底本進行校訂，出了新的原文與英文譯注合璧本（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1949）。
據其考訂，此書著者并非馬迦基，而是格裡哥爾；他不是蒙古征服事件的目擊者，其書主要取材于著名亞美尼亞長老、史家瓦納堪（VanakanVardapet，乞剌可思和瓦爾丹的老師，曾被蒙古人俘虜）的一部已佚曆史著作，并加進了他自己掌握的資料。
書中着重記述了蒙古西征軍統帥綽兒馬罕、拜住和伊利汗旭烈兀、阿八哈對西亞各國的征服和統治，尤詳于谷兒隻、小亞美尼亞史事，迄于海屯一世去世（1271）和其子列昂三世（LeonⅢ，1269年奉阿八哈汗之命嗣父位）在位初年。
《東方史精華》曆史家海屯（Hethumpatmich）著有《東方史精華》（LesFleursdesHistoiredelaterred&rsquoorient）。
海屯是小亞美尼亞王海屯一世之侄，格裡哥斯（Grigos）公國王公，1305年向國王海屯二世交還封國，出家至塞浦路斯為僧。
不久赴法國阿維尼翁晉見教皇，教皇克力門五世授以普瓦提埃（Poitier，在法國西部）修道院，1308年于此去世。
其書系1307年著成于普瓦提埃（以法語口授），分60章，包含亞洲諸國志、蒙古諸汗史、聖地及東方基督教情況三部分，對蒙古與小亞美尼亞關系記載尤詳。
有多種法文、拉丁文抄本。
玉爾曾摘譯其第一部分中的“中國”章為英文，編入《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
刊本有1906年巴黎出版的《十字軍曆史家叢刊（亞美尼亞文獻Ⅱ）》本。
第五節 叙利亞文史料《東方總主教雅八剌哈與巡視總監列班掃馬傳》 十四世紀前期一位佚名聶思脫裡派教士所著。
列班掃馬（RabbanSawma，1230-1294），大都人，基督教聶思脫裡派教士，大約在1275年與其弟子、東勝洲人馬忽思（Marqos，1245-1317）決意同赴耶路撒冷朝聖。
他們循陸路西行，至蔑剌哈城（今伊朗東阿塞拜疆省馬臘格），谒見了正在該城的聶思脫裡教會總主教馬兒·腆合，得到他的谕令，參觀了報達（巴格達）和西亞許多地方的修道院與先賢聖迹，但因伊利汗國與馬木魯克王朝的敵對關系，未能去耶路撒冷。
馬兒·腆合授馬忽思為“契丹”與汪古教區主教（易名雅八剌哈YahbhAllaha），列班掃馬為巡視總監，命他們東歸主持教務，但由于中亞有戰事而中途折回。
1281年馬兒·腆合亡故，馬忽思被選為總主教（稱雅八剌哈三世），他一直得到伊利汗的優遇，在聶思脫裡教會事業中發揮了特殊作用。
列班掃馬于1287&mdash1288年奉阿魯渾汗之命出使拜占廷（君士坦丁堡）、羅馬教廷、法國（巴黎）和英國（至當時英王愛德華駐地、法國西部之波爾多）；從歐洲歸來後，先後主管桃裡寺（Tabriz，伊利汗國都，今大不裡士）、蔑剌哈教堂，1293年至報達輔助總主教。
此書佚名作者應是雅八剌哈身邊的親信教士，所撰“雅八剌哈三世傳記”叙事甚詳；其述他們師徒二人由大都至西域各地的旅行經曆和列班掃馬的歐洲之行，出自列班掃馬的旅行記（由波斯文節譯為叙利亞文）。
第一個原文刊本是1888年由貝占神父（P.Bedian）在巴黎出版的；1895年法國學者夏博（J.B.Chabot）出了法文譯注本。
同年，貝占得到更好的抄本，又出了第二版（修訂本）；1928年出的布治（E.A.Budge）英譯本，系據貝占修訂本與其他抄本校勘後譯成，題為《中國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侶》，有一篇很長的緒言，引用其他史料（如把·赫蔔烈思《教會編年史》關于兩位僧侶系奉忽必烈之命西來朝聖的記載），對本書内容作了扼要考述，并略叙東方聶思脫裡教派情況，但譯文無注釋。
1958年又有彼古列夫斯卡娅（Н.В.Пигулевская）的俄文譯注本。
《叙利亞編年史》與《教會編年史》把·赫蔔烈思（BarHebraeus，1226-1286）著有《叙利亞編年史》和《教會編年史》。
把·赫蔔烈思，阿拉伯語名阿布·法剌茲（GregoryAbu&rsquol-Faraj），猶太人，出生于馬拉提亞（在今土耳其東部）。
父為醫生，1243年曾服務于一蒙古将領，次年舉家遷居安條克。
把·赫蔔烈思17歲為修士，曆任阿勒頗等地雅各派主教，1260年以後在伊利汗國從事宗教活動，升任總主教（Maphrian），并成為伊利汗宮廷醫生。
他學識淵博，精通叙利亞、阿拉伯、希伯來諸語及科學、文學各科知識，有著作三十餘部，最有名的就是這兩部曆史著作。
《叙利亞編年史》叙述從創世迄于當代的政治史，包括蒙古諸汗史；有關蒙古的記載除利用同時代波斯、阿拉伯史料外，多基于親身見聞，十分可貴。
《教會編年史》主要記述安條克及東叙利亞教會、雅各派、聶思脫裡派的曆史，也有不少有關蒙古的珍貴史料。
前者有1789年出的叙利亞原文與拉丁文譯本（萊比錫），1932年出的布治英譯本（含原文，題為《格裡哥裡·阿布·法剌茲編年史》，倫敦）；後者有1872&mdash1877年出的原文與拉丁文譯本（魯文）。
第六節 俄、日文資料 俄文資料 十三至十四世紀蒙古對俄羅斯各公國的征服和欽察汗國（金帳汗國）的統治，在當時俄羅斯各公國、各城市的編年史著作中留下了大量記載。
記載較多者有《諾甫哥羅德編年史》、《拉甫連齊耶夫編年史》、《伊帕齊耶夫編年史》、《尼康諾夫編年史》、《羅戈日編年史》等。
十九世紀後期以來，俄國陸續出版《俄羅斯編年史全集》（ПолноеСобраниерусскихлетописей），卷帙浩繁，檢索頗難。
尼柯拉葉甫娜（М.Т.Николаевна）編集了一部《十二&mdash十四世紀俄羅斯編年史故事》（莫斯科，1968），摘錄蒙古統治時代主要史料譯為新俄文并加注釋，便于參閱。
日文資料元代為日本的鐮倉幕府（1192&mdash1333）中後期和南北朝（1336&mdash1392） 前期，這個時期的日本史籍十分豐富，包括朝廷、幕府和諸家貴族的記錄、寺院文書、地方史志、僧傳及高僧著作、私家著述等許多類。
有關元朝與日本外交、戰争及民間交往的記載，散見于各類史籍中。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集的《大日本史料》第四編和第五編是鐮倉時代史料，第六編是南北朝時代史料，用編年體，逐年輯錄，注明出處，便于查檢。
至元十一年（日本龜山天皇文永十一年）和十八年（日本後宇多天皇弘安四年）的兩次元朝侵日戰争是元代中日關系史中最重大的事件。
日本方面的主要史料有《八幡愚童記》、日澄的《日蓮聖人注畫贊》和竹崎季長的《蒙古襲來繪詞》。
文永、弘安兩役期間，京都石清水八幡社舉行誦坐祈禱，祈求保佑戰勝來犯之敵，《八幡愚童記》旨在記載此事以說明祈禳之功。
此書著成于弘安之役不久，主要利用從戰地送達京都的戰情報告，詳細記述了兩次戰役的經過，史料價值很高，唯作者居于京都，不谙九州地理，常有訛誤。
《日蓮聖人注畫贊》第五篇《蒙古來》内容與前書大略相同而較簡約，其資料來源也是送到京都的報告文書。
竹崎季長（竹崎五郎兵衛尉）是肥後國禦家人，文永、弘安兩役中戰功卓著的武将，為傳揚其功勳，令畫家土佐長隆父子二人作戰況圖卷，自撰詞文，記其親身參加的曆次戰鬥始末，地點、戰況均翔實可信，無疑是元代中日戰争最重要的第一手史料。
圖中對元軍将卒、戰船、服飾、兵仗、戰法等都有生動描繪，尤為可貴。
明治二十四年（1891），山田安榮搜集有關文永、弘安兩役的文書、日記、朝野記錄等各類史料，編成《伏敵篇》兩冊，甚便參閱。
僧人語錄、詩文集和傳記中包含了大量元代中日經濟、文化交流的寶貴資料。
由于來元日僧和赴日元僧基本上都是搭乘商船來往的，他們的記錄就反映了當時中日間貿易之繁盛。
至于這些記錄在反映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史料價值，那更是不言而喻的。
帕特卡諾夫于1870至1871年出版了此書的原文刊本和俄文譯注本，題為《僧侶馬迦基的蒙古史》，但根據的是一種很晚的有破損的手抄本。
晚近，布雷克（R.P.Blake）與弗萊（R.N.Frye）利用耶路撒冷亞美尼亞修道院收藏的更好的古手稿（寫于1271年，有1870年刊本）為底本進行校訂，出了新的原文與英文譯注合璧本（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1949）。
據其考訂，此書著者并非馬迦基，而是格裡哥爾；他不是蒙古征服事件的目擊者，其書主要取材于著名亞美尼亞長老、史家瓦納堪（VanakanVardapet，乞剌可思和瓦爾丹的老師，曾被蒙古人俘虜）的一部已佚曆史著作，并加進了他自己掌握的資料。
書中着重記述了蒙古西征軍統帥綽兒馬罕、拜住和伊利汗旭烈兀、阿八哈對西亞各國的征服和統治，尤詳于谷兒隻、小亞美尼亞史事，迄于海屯一世去世（1271）和其子列昂三世（LeonⅢ，1269年奉阿八哈汗之命嗣父位）在位初年。
《東方史精華》曆史家海屯（Hethumpatmich）著有《東方史精華》（LesFleursdesHistoiredelaterred&rsquoorient）。
海屯是小亞美尼亞王海屯一世之侄，格裡哥斯（Grigos）公國王公，1305年向國王海屯二世交還封國，出家至塞浦路斯為僧。
不久赴法國阿維尼翁晉見教皇，教皇克力門五世授以普瓦提埃（Poitier，在法國西部）修道院，1308年于此去世。
其書系1307年著成于普瓦提埃（以法語口授），分60章，包含亞洲諸國志、蒙古諸汗史、聖地及東方基督教情況三部分，對蒙古與小亞美尼亞關系記載尤詳。
有多種法文、拉丁文抄本。
玉爾曾摘譯其第一部分中的“中國”章為英文，編入《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
刊本有1906年巴黎出版的《十字軍曆史家叢刊（亞美尼亞文獻Ⅱ）》本。
第五節 叙利亞文史料《東方總主教雅八剌哈與巡視總監列班掃馬傳》 十四世紀前期一位佚名聶思脫裡派教士所著。
列班掃馬（RabbanSawma，1230-1294），大都人，基督教聶思脫裡派教士，大約在1275年與其弟子、東勝洲人馬忽思（Marqos，1245-1317）決意同赴耶路撒冷朝聖。
他們循陸路西行，至蔑剌哈城（今伊朗東阿塞拜疆省馬臘格），谒見了正在該城的聶思脫裡教會總主教馬兒·腆合，得到他的谕令，參觀了報達（巴格達）和西亞許多地方的修道院與先賢聖迹，但因伊利汗國與馬木魯克王朝的敵對關系，未能去耶路撒冷。
馬兒·腆合授馬忽思為“契丹”與汪古教區主教（易名雅八剌哈YahbhAllaha），列班掃馬為巡視總監，命他們東歸主持教務，但由于中亞有戰事而中途折回。
1281年馬兒·腆合亡故，馬忽思被選為總主教（稱雅八剌哈三世），他一直得到伊利汗的優遇，在聶思脫裡教會事業中發揮了特殊作用。
列班掃馬于1287&mdash1288年奉阿魯渾汗之命出使拜占廷（君士坦丁堡）、羅馬教廷、法國（巴黎）和英國（至當時英王愛德華駐地、法國西部之波爾多）；從歐洲歸來後，先後主管桃裡寺（Tabriz，伊利汗國都，今大不裡士）、蔑剌哈教堂，1293年至報達輔助總主教。
此書佚名作者應是雅八剌哈身邊的親信教士，所撰“雅八剌哈三世傳記”叙事甚詳；其述他們師徒二人由大都至西域各地的旅行經曆和列班掃馬的歐洲之行，出自列班掃馬的旅行記（由波斯文節譯為叙利亞文）。
第一個原文刊本是1888年由貝占神父（P.Bedian）在巴黎出版的；1895年法國學者夏博（J.B.Chabot）出了法文譯注本。
同年，貝占得到更好的抄本，又出了第二版（修訂本）；1928年出的布治（E.A.Budge）英譯本，系據貝占修訂本與其他抄本校勘後譯成，題為《中國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侶》，有一篇很長的緒言，引用其他史料（如把·赫蔔烈思《教會編年史》關于兩位僧侶系奉忽必烈之命西來朝聖的記載），對本書内容作了扼要考述，并略叙東方聶思脫裡教派情況，但譯文無注釋。
1958年又有彼古列夫斯卡娅（Н.В.Пигулевская）的俄文譯注本。
《叙利亞編年史》與《教會編年史》把·赫蔔烈思（BarHebraeus，1226-1286）著有《叙利亞編年史》和《教會編年史》。
把·赫蔔烈思，阿拉伯語名阿布·法剌茲（GregoryAbu&rsquol-Faraj），猶太人，出生于馬拉提亞（在今土耳其東部）。
父為醫生，1243年曾服務于一蒙古将領，次年舉家遷居安條克。
把·赫蔔烈思17歲為修士，曆任阿勒頗等地雅各派主教，1260年以後在伊利汗國從事宗教活動，升任總主教（Maphrian），并成為伊利汗宮廷醫生。
他學識淵博，精通叙利亞、阿拉伯、希伯來諸語及科學、文學各科知識，有著作三十餘部，最有名的就是這兩部曆史著作。
《叙利亞編年史》叙述從創世迄于當代的政治史，包括蒙古諸汗史；有關蒙古的記載除利用同時代波斯、阿拉伯史料外，多基于親身見聞，十分可貴。
《教會編年史》主要記述安條克及東叙利亞教會、雅各派、聶思脫裡派的曆史，也有不少有關蒙古的珍貴史料。
前者有1789年出的叙利亞原文與拉丁文譯本（萊比錫），1932年出的布治英譯本（含原文，題為《格裡哥裡·阿布·法剌茲編年史》，倫敦）；後者有1872&mdash1877年出的原文與拉丁文譯本（魯文）。
第六節 俄、日文資料 俄文資料 十三至十四世紀蒙古對俄羅斯各公國的征服和欽察汗國（金帳汗國）的統治，在當時俄羅斯各公國、各城市的編年史著作中留下了大量記載。
記載較多者有《諾甫哥羅德編年史》、《拉甫連齊耶夫編年史》、《伊帕齊耶夫編年史》、《尼康諾夫編年史》、《羅戈日編年史》等。
十九世紀後期以來，俄國陸續出版《俄羅斯編年史全集》（ПолноеСобраниерусскихлетописей），卷帙浩繁，檢索頗難。
尼柯拉葉甫娜（М.Т.Николаевна）編集了一部《十二&mdash十四世紀俄羅斯編年史故事》（莫斯科，1968），摘錄蒙古統治時代主要史料譯為新俄文并加注釋，便于參閱。
日文資料元代為日本的鐮倉幕府（1192&mdash1333）中後期和南北朝（1336&mdash1392） 前期，這個時期的日本史籍十分豐富，包括朝廷、幕府和諸家貴族的記錄、寺院文書、地方史志、僧傳及高僧著作、私家著述等許多類。
有關元朝與日本外交、戰争及民間交往的記載，散見于各類史籍中。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集的《大日本史料》第四編和第五編是鐮倉時代史料，第六編是南北朝時代史料，用編年體，逐年輯錄，注明出處，便于查檢。
至元十一年（日本龜山天皇文永十一年）和十八年（日本後宇多天皇弘安四年）的兩次元朝侵日戰争是元代中日關系史中最重大的事件。
日本方面的主要史料有《八幡愚童記》、日澄的《日蓮聖人注畫贊》和竹崎季長的《蒙古襲來繪詞》。
文永、弘安兩役期間，京都石清水八幡社舉行誦坐祈禱，祈求保佑戰勝來犯之敵，《八幡愚童記》旨在記載此事以說明祈禳之功。
此書著成于弘安之役不久，主要利用從戰地送達京都的戰情報告，詳細記述了兩次戰役的經過，史料價值很高，唯作者居于京都，不谙九州地理，常有訛誤。
《日蓮聖人注畫贊》第五篇《蒙古來》内容與前書大略相同而較簡約，其資料來源也是送到京都的報告文書。
竹崎季長（竹崎五郎兵衛尉）是肥後國禦家人，文永、弘安兩役中戰功卓著的武将，為傳揚其功勳，令畫家土佐長隆父子二人作戰況圖卷，自撰詞文，記其親身參加的曆次戰鬥始末，地點、戰況均翔實可信，無疑是元代中日戰争最重要的第一手史料。
圖中對元軍将卒、戰船、服飾、兵仗、戰法等都有生動描繪，尤為可貴。
明治二十四年（1891），山田安榮搜集有關文永、弘安兩役的文書、日記、朝野記錄等各類史料，編成《伏敵篇》兩冊，甚便參閱。
僧人語錄、詩文集和傳記中包含了大量元代中日經濟、文化交流的寶貴資料。
由于來元日僧和赴日元僧基本上都是搭乘商船來往的，他們的記錄就反映了當時中日間貿易之繁盛。
至于這些記錄在反映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史料價值，那更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