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哈剌哈孫 李孟 鐵木疊兒 拜住 燕鐵木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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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免遭報複并繼續掌權，不願皇位落入海山兄弟手中，遂與其黨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馬辛、中政使怯列等策劃，先實行皇後臨朝稱制，以安西王阿難答（世祖第三子忙哥剌之子）為輔，掌握主動權，然後擁立阿難答為帝。
阿難答與諸王明裡鐵木兒已于成宗死前三日至大都，參與謀劃。
朝中反對立安西王的一派以右丞相哈剌哈孫為首，他秘密遣使分赴漠北和懷州，向海山、愛育黎拔力八達報告，請他們速回京城。
愛育黎拔力八達猶豫未決，李孟進言，先指出安西王圖謀皇位違背了“支子不嗣”的世祖典訓，繼而說以利害，謂形勢危急，而海山遠在萬裡，一旦安西王得逞，下诏來召，勢将難以自保。
經他啟發，愛育黎拔力八達母子決計回京，二月十六日至大都。
哈剌哈孫守宿東掖門，稱病卧床以抵制皇後内旨，愛育黎拔力八達遣李孟前往與他計議，适逢皇後接連派人來探病，孟假裝醫者，從容上前為哈剌哈孫診脈，瞞過了皇後使者耳目。
據《元史·李孟傳》記載，孟從哈剌哈孫處得知安西王即位日期已定，即還報，主張先發制人，盡快采取行動。
同列意見不一，有人認為，皇後掌有玉玺，可以調動四衛之士（怯薛），安西王侍衛亦多，而殿下（愛育黎拔力八達）侍衛才數十人，恐難成功，不如等兄海山到來再行動。
李孟分析說，皇後之黨違棄祖訓，欲立庶子，人心必然疑惑不附，殿下進入内庭，曉以大義（指對宿衛之士），凡明白事理者都将舍彼而聽命于殿下，成功必有把握；如果失去了時機，讓安西王搶先即了位，即使海山來到，他豈肯拱手讓位，必将發生内戰。
愛育黎拔力八達命以占蔔決之，蔔者按照李孟的事先囑咐隻言大吉，于是決計舉事。
據《武宗紀》、《仁宗紀》及《哈剌哈孫傳》，哈剌哈孫于三月一日夜遣人密報皇後已定于三日臨朝稱制的消息，并提出不能等海山到來，“當先事而發”的主張。
應該說，後一種記載更具權威性，哈剌哈孫以右丞相兼掌一部分宿衛并守宿宮内，他的主意無疑起着決定性作用。
但根據同時代人對李孟“定難”功勳的贊頌，孟運籌定策，不避艱險與嫌疑，在這次政變中确是起了重大作用。
傳記所載事實是可信的，很可能是在他與哈剌哈孫的秘密聯絡中商議了計策，故敢于力主先期舉事。
三月二日，愛育黎拔力八達率李孟等侍從、衛士由延春門入宮，哈剌哈孫來迎，立即控制了宮廷，召捕阿忽台等誅之，囚阿難答、明裡帖木兒（後送上都由武宗下令賜死），貶蔔魯罕皇後出居東安州。
政變一舉成功，愛育黎拔力八達監國，李孟被任為中書參知政事。
孟久在民間，備知民情，其處理政務興利除害，悉皆得當；因抑絕僥幸之風引起群小人不滿，仍毫不退縮。
然而，随着政變成功而來的海山兄弟之間的皇位風波，卻使他陷入因窘恐懼。
海山居長，又因統軍漠北，手握重兵，論名分和實力，皇位自當優先屬他。
但在他還沒有南還之前，愛育黎拔力八達便在②見元文宗即位诏與泰定帝即位诏。
甘麻剌是否真金元妃闊闊真所生嫡長子，仍有疑問（參見周良霄：《蒙古選汗儀制與元朝皇位繼承問題》，《元史論叢》第3輯）。
朝中諸王、大臣和宿衛軍支持下撲滅政敵，先掌握了皇權，當下就有諸王闊闊出、牙忽都等請愛育黎拔力八達早登帝位，據《元史·仁宗紀》載，他當即推辭，表示無意“觊望神器”，皇位應屬其兄海山。
但令人疑惑的是，其母答己卻請陰陽家推算兩子星命以“問所宜立”，“推算”結果兄兇弟吉，即遣内侍以此傳谕海山，意在要他主動退讓而擁立其弟①。
可是海山野心勃勃，一聞成宗死訊，其部下大将就提出以武力為後盾來取皇位；三月至和林，迫不及待地召集諸王勳戚大會商議推戴，并向他們頒發賞賜。
對母親的勸谕，他極為惱怒，竟指責為“近日任事之臣”的奸謀，并表示皇位志在必得，随即親率大軍南下。
在這種情況下，答己隻得慌忙遣使迎請海山南來即位。
李孟在這場皇位風波中的态度不明，隻是他作為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心腹謀士參與策劃政變，事成後又立即被任命為執政大臣，不能不招緻嫌疑。
海山對“任事之臣”的指責充滿殺機，無疑使他深感震懼，于是就在海山南來之際提出辭職說：“執政大臣宜出于嗣天子親擢，今銮輿在道，臣未見顔色，誠不敢冒當重寄。
”愛育黎拔力八達不準，他竟不告而别，逃到許昌陉山中隐居。
五月，海山（武宗）即位，果然就有人告發說：“内難之初定也，李孟嘗勸皇弟以自取。
”武宗察其誣，不予追究，愛育黎拔力八達也不敢再推薦李孟。
避難隐居中，他作有《寄東宮二首》詩（東宮指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即位後立為皇太子，兄弟達成妥協）①，表達了對朝廷政争險惡的認識：艱危勤扈從，俯仰盡周旋。
小試屠龍技，翻成抱虎眠。
脫鈎魚縱壑，漏網鳥沖天。
萬事衆今始，灰心未死前。
十年陪顧問，一旦決安危。
自合成功去，應慚識事遲。
長城何自壞，孤注莫相疑，辟谷求仙者，高明百世師。
時隔兩年多，愛育黎拔力八達才在一次内宴上向武宗提起李孟定難之功，遂命尋訪之，遣使召至京，至大三年（1310）正月入見，特授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隻是虛銜清職。
就在這一年，發生了企圖廢儲另立的風波。
武宗濫行賞賜，奢侈無度，以緻庫藏空竭，寵信脫虎脫、三寶奴、樂實等斂财之臣，立尚書省，任為宰執，授以重權，通過發行至大銀鈔、增加稅課等手段進行搜括。
尚書左丞相三寶奴等恃寵專權，懼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通過宦官李邦甯勸武宗另立皇子為皇太子，并以“建儲議急”，亟召右丞相康裡脫脫來議，因脫脫反對而作罷①。
三寶奴所說：“今日兄已授弟，後日叔當授侄，能保之乎？”可能就是武宗本人的憂慮，此事背後必有武宗與其弟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之間複雜、微妙的權力鬥争和政治路線鬥争。
至大四年正月，武宗死，愛育黎拔力八達立刻罷尚書省，并以“變亂舊章，流毒百姓”的罪名将丞相脫虎脫、三寶奴、平章樂實等處死，随即任命李孟和太子詹事完澤為中書平章政事以掌政務；三月，以儲君身份，無須通過忽裡台推舉形式直接宣布即位（是為仁宗）。
在這段雖隐秘卻十分激烈的鬥争期間，李孟一直居于京中，與愛育黎拔力八達當有接觸，可是關于他的活動竟毫無記載。
唯同時人姚燧（武宗時任太子賓客、翰林承旨）稱頌他說，當成宗死後和武宗末年，“洪濟于艱，①《元史》卷一一六《後妃傳》；卷一三八《康裡脫脫傳》。
①《元詩選》二集乙《秋谷集》。
①《元史》卷一三八《康裡脫脫傳》；卷二○四《宦者傳》。
嘉猷是賴，兩扶青天之紅日”②；張養浩（武宗時任太子文學、中台監察禦史）也明白說他“兩定内難”③。
看來，他在保儲和仁宗即位過程中，也曾出謀畫策，起了很大作用。
入主中書，施行新政李孟當政後，針對當時的弊政之尤甚者進行改革，主要有四項：一、節賞賜，辦法是“複其舊”④，即按原行定例頒給，削其額外增賜和停止濫賜。
二、重名爵。
大德以來，名爵大濫，封授三公者無數；又僧、道皆另署官府管理，擾亂政事。
孟奏請削奪濫冒名爵，罷僧道官。
三、核太官之濫費。
宣徽院掌宮廷飲膳、宴飨及宿衛廪給等事，太府監領左、右藏等内庫，掌其錢物出納，這些内廷機構收支不受政府核查，欺冒、濫支情況十分嚴重。
李孟提出應予核查。
至大四年三月仁宗令太府監：“自今雖一缯之微，不言于朕，毋辄與人。
”（《元史·仁宗紀一》）當是施行新政的一環。
四、汰宿衛之冗員。
元代四宿衛（怯薛）人數累朝增加，同時，由于充當宿衛士（怯薛歹）是做官的捷徑，諸色非蒙古人冒入者甚多，成為财政的沉重負擔。
仁宗诏命分汰宿衛士，漢人、高麗、南人冒入者還其原籍，當出于李孟之議。
這四項改革都觸犯到貴族、近臣的利益，雖蒙古大臣亦不敢議及，李孟乃能挺身任之，明知将有危險而不顧。
他還奉命兼領國子監學，親詣國子學課督諸生，整饬學政。
建議：“四方儒士成才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
”仁宗采納其議，诏“自今勿限資級，果才而賢，雖白身亦用之”（《元史·仁宗紀一》）。
并命李孟博選南北才學之士任職翰林。
仁宗即位一年就頗多善政，如選用儒臣，重視教育（增國子生額及其廪膳等），整頓機構（至元三十年後新設、升級諸衙門及冗員分别裁、并、降、罷），撙節經費等等。
這和李孟多年教學的影響和當政後的輔佐有很大關系。
他曾說：“道複以道德相朕，緻天下蒙澤。
” 當政才數月，李孟便請辭平章職，仁宗不允，謂“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
”至大四年閏七月，加封秦國公，命裝潢其畫像，填金刻匾，摹前賜号及親署，令文臣作序、贊于其下。
對一個布衣出身的漢族儒臣來說，可謂備極榮寵。
然而，半年後，皇慶元年（1312）正月，李孟即告假歸葬其父母于上黨，雖仁宗囑其事畢速還，卻延宕至十二月（三月葬事已畢）方回京，并堅請辭政務，終于獲準解除平章政事實職，保留原職銜、爵位，留任翰林學士承旨。
皇慶二年夏，又繳還秦國公印绶。
為什麼李孟正當君臣相得之際卻一再請求辭去相職？時人張養浩說是“公自以布衣緻此，懼弗克任。
”①實際上應有更深一層原因。
對李孟的改革，“貴戚近臣惡其不利于已”，隻是礙于有仁宗支持，不敢公然反對，但朝中還存在着以皇太後答己及其寵臣、中書右丞相鐵木疊兒為首的另一強大守舊勢力。
他們處處掣肘新政，反其道而行之。
至大四年十一月，李孟奏報了嚴重的财政狀況：“今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内降旨賞賜複用三百餘萬②姚燧：《［李孟］考贈韓國忠獻公制》，《牧庵集》卷二。
③張養浩：《李平章還山亭記》，《歸田類稿》卷五。
④許有壬：《秋谷文集序》，《至正集》卷三五。
①張養浩：《李平章還山亭記》，《歸田類稿》卷五。
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
今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錠，若此安能周給！自今不急浮費，宜悉停罷。
”指出營繕、賞賜仍為巨大支出。
十二月，中書省臣奏：“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躐等進階，僭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複置者有之。
今春以内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僞，豈能悉知！壞亂選法，莫此為甚。
”可見财政和官制方面的改革受到幹擾（尤以“内降旨”為甚），并不順利；反對新政的貴戚近臣有太後為之奧援，不能不使無“根腳”漢人李孟深感處境艱危。
這從他的《偶成》詩（疑作于歸鄉葬親期間）中可以看出：日午山中道，停骖進步難，鹼侵苔徑滑，風吹毳袍寒。
匡國終無補，全身尚未安。
一尊茅店酒，強飲不成歡。
皇慶二年十月，仁宗命中書省集議實行科舉，李孟亦預議。
十一月，頒《行科舉诏》，定于明年八月鄉試，又明年二月會試。
當時科舉停辦已久，恢複科舉一事，從世祖初年以來屢次議而不行，直到仁宗時阻力仍然很大，“大臣且笑且怒，下而素以士名，恥不出此，亦複
阿難答與諸王明裡鐵木兒已于成宗死前三日至大都，參與謀劃。
朝中反對立安西王的一派以右丞相哈剌哈孫為首，他秘密遣使分赴漠北和懷州，向海山、愛育黎拔力八達報告，請他們速回京城。
愛育黎拔力八達猶豫未決，李孟進言，先指出安西王圖謀皇位違背了“支子不嗣”的世祖典訓，繼而說以利害，謂形勢危急，而海山遠在萬裡，一旦安西王得逞，下诏來召，勢将難以自保。
經他啟發，愛育黎拔力八達母子決計回京，二月十六日至大都。
哈剌哈孫守宿東掖門，稱病卧床以抵制皇後内旨，愛育黎拔力八達遣李孟前往與他計議，适逢皇後接連派人來探病，孟假裝醫者，從容上前為哈剌哈孫診脈，瞞過了皇後使者耳目。
據《元史·李孟傳》記載，孟從哈剌哈孫處得知安西王即位日期已定，即還報，主張先發制人，盡快采取行動。
同列意見不一，有人認為，皇後掌有玉玺，可以調動四衛之士（怯薛），安西王侍衛亦多，而殿下（愛育黎拔力八達）侍衛才數十人，恐難成功，不如等兄海山到來再行動。
李孟分析說，皇後之黨違棄祖訓，欲立庶子，人心必然疑惑不附，殿下進入内庭，曉以大義（指對宿衛之士），凡明白事理者都将舍彼而聽命于殿下，成功必有把握；如果失去了時機，讓安西王搶先即了位，即使海山來到，他豈肯拱手讓位，必将發生内戰。
愛育黎拔力八達命以占蔔決之，蔔者按照李孟的事先囑咐隻言大吉，于是決計舉事。
據《武宗紀》、《仁宗紀》及《哈剌哈孫傳》，哈剌哈孫于三月一日夜遣人密報皇後已定于三日臨朝稱制的消息，并提出不能等海山到來，“當先事而發”的主張。
應該說，後一種記載更具權威性，哈剌哈孫以右丞相兼掌一部分宿衛并守宿宮内，他的主意無疑起着決定性作用。
但根據同時代人對李孟“定難”功勳的贊頌，孟運籌定策，不避艱險與嫌疑，在這次政變中确是起了重大作用。
傳記所載事實是可信的，很可能是在他與哈剌哈孫的秘密聯絡中商議了計策，故敢于力主先期舉事。
三月二日，愛育黎拔力八達率李孟等侍從、衛士由延春門入宮，哈剌哈孫來迎，立即控制了宮廷，召捕阿忽台等誅之，囚阿難答、明裡帖木兒（後送上都由武宗下令賜死），貶蔔魯罕皇後出居東安州。
政變一舉成功，愛育黎拔力八達監國，李孟被任為中書參知政事。
孟久在民間，備知民情，其處理政務興利除害，悉皆得當；因抑絕僥幸之風引起群小人不滿，仍毫不退縮。
然而，随着政變成功而來的海山兄弟之間的皇位風波，卻使他陷入因窘恐懼。
海山居長，又因統軍漠北，手握重兵，論名分和實力，皇位自當優先屬他。
但在他還沒有南還之前，愛育黎拔力八達便在②見元文宗即位诏與泰定帝即位诏。
甘麻剌是否真金元妃闊闊真所生嫡長子，仍有疑問（參見周良霄：《蒙古選汗儀制與元朝皇位繼承問題》，《元史論叢》第3輯）。
朝中諸王、大臣和宿衛軍支持下撲滅政敵，先掌握了皇權，當下就有諸王闊闊出、牙忽都等請愛育黎拔力八達早登帝位，據《元史·仁宗紀》載，他當即推辭，表示無意“觊望神器”，皇位應屬其兄海山。
但令人疑惑的是，其母答己卻請陰陽家推算兩子星命以“問所宜立”，“推算”結果兄兇弟吉，即遣内侍以此傳谕海山，意在要他主動退讓而擁立其弟①。
可是海山野心勃勃，一聞成宗死訊，其部下大将就提出以武力為後盾來取皇位；三月至和林，迫不及待地召集諸王勳戚大會商議推戴，并向他們頒發賞賜。
對母親的勸谕，他極為惱怒，竟指責為“近日任事之臣”的奸謀，并表示皇位志在必得，随即親率大軍南下。
在這種情況下，答己隻得慌忙遣使迎請海山南來即位。
李孟在這場皇位風波中的态度不明，隻是他作為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心腹謀士參與策劃政變，事成後又立即被任命為執政大臣，不能不招緻嫌疑。
海山對“任事之臣”的指責充滿殺機，無疑使他深感震懼，于是就在海山南來之際提出辭職說：“執政大臣宜出于嗣天子親擢，今銮輿在道，臣未見顔色，誠不敢冒當重寄。
”愛育黎拔力八達不準，他竟不告而别，逃到許昌陉山中隐居。
五月，海山（武宗）即位，果然就有人告發說：“内難之初定也，李孟嘗勸皇弟以自取。
”武宗察其誣，不予追究，愛育黎拔力八達也不敢再推薦李孟。
避難隐居中，他作有《寄東宮二首》詩（東宮指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即位後立為皇太子，兄弟達成妥協）①，表達了對朝廷政争險惡的認識：艱危勤扈從，俯仰盡周旋。
小試屠龍技，翻成抱虎眠。
脫鈎魚縱壑，漏網鳥沖天。
萬事衆今始，灰心未死前。
十年陪顧問，一旦決安危。
自合成功去，應慚識事遲。
長城何自壞，孤注莫相疑，辟谷求仙者，高明百世師。
時隔兩年多，愛育黎拔力八達才在一次内宴上向武宗提起李孟定難之功，遂命尋訪之，遣使召至京，至大三年（1310）正月入見，特授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隻是虛銜清職。
就在這一年，發生了企圖廢儲另立的風波。
武宗濫行賞賜，奢侈無度，以緻庫藏空竭，寵信脫虎脫、三寶奴、樂實等斂财之臣，立尚書省，任為宰執，授以重權，通過發行至大銀鈔、增加稅課等手段進行搜括。
尚書左丞相三寶奴等恃寵專權，懼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通過宦官李邦甯勸武宗另立皇子為皇太子，并以“建儲議急”，亟召右丞相康裡脫脫來議，因脫脫反對而作罷①。
三寶奴所說：“今日兄已授弟，後日叔當授侄，能保之乎？”可能就是武宗本人的憂慮，此事背後必有武宗與其弟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之間複雜、微妙的權力鬥争和政治路線鬥争。
至大四年正月，武宗死，愛育黎拔力八達立刻罷尚書省，并以“變亂舊章，流毒百姓”的罪名将丞相脫虎脫、三寶奴、平章樂實等處死，随即任命李孟和太子詹事完澤為中書平章政事以掌政務；三月，以儲君身份，無須通過忽裡台推舉形式直接宣布即位（是為仁宗）。
在這段雖隐秘卻十分激烈的鬥争期間，李孟一直居于京中，與愛育黎拔力八達當有接觸，可是關于他的活動竟毫無記載。
唯同時人姚燧（武宗時任太子賓客、翰林承旨）稱頌他說，當成宗死後和武宗末年，“洪濟于艱，①《元史》卷一一六《後妃傳》；卷一三八《康裡脫脫傳》。
①《元詩選》二集乙《秋谷集》。
①《元史》卷一三八《康裡脫脫傳》；卷二○四《宦者傳》。
嘉猷是賴，兩扶青天之紅日”②；張養浩（武宗時任太子文學、中台監察禦史）也明白說他“兩定内難”③。
看來，他在保儲和仁宗即位過程中，也曾出謀畫策，起了很大作用。
入主中書，施行新政李孟當政後，針對當時的弊政之尤甚者進行改革，主要有四項：一、節賞賜，辦法是“複其舊”④，即按原行定例頒給，削其額外增賜和停止濫賜。
二、重名爵。
大德以來，名爵大濫，封授三公者無數；又僧、道皆另署官府管理，擾亂政事。
孟奏請削奪濫冒名爵，罷僧道官。
三、核太官之濫費。
宣徽院掌宮廷飲膳、宴飨及宿衛廪給等事，太府監領左、右藏等内庫，掌其錢物出納，這些内廷機構收支不受政府核查，欺冒、濫支情況十分嚴重。
李孟提出應予核查。
至大四年三月仁宗令太府監：“自今雖一缯之微，不言于朕，毋辄與人。
”（《元史·仁宗紀一》）當是施行新政的一環。
四、汰宿衛之冗員。
元代四宿衛（怯薛）人數累朝增加，同時，由于充當宿衛士（怯薛歹）是做官的捷徑，諸色非蒙古人冒入者甚多，成為财政的沉重負擔。
仁宗诏命分汰宿衛士，漢人、高麗、南人冒入者還其原籍，當出于李孟之議。
這四項改革都觸犯到貴族、近臣的利益，雖蒙古大臣亦不敢議及，李孟乃能挺身任之，明知将有危險而不顧。
他還奉命兼領國子監學，親詣國子學課督諸生，整饬學政。
建議：“四方儒士成才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
”仁宗采納其議，诏“自今勿限資級，果才而賢，雖白身亦用之”（《元史·仁宗紀一》）。
并命李孟博選南北才學之士任職翰林。
仁宗即位一年就頗多善政，如選用儒臣，重視教育（增國子生額及其廪膳等），整頓機構（至元三十年後新設、升級諸衙門及冗員分别裁、并、降、罷），撙節經費等等。
這和李孟多年教學的影響和當政後的輔佐有很大關系。
他曾說：“道複以道德相朕，緻天下蒙澤。
” 當政才數月，李孟便請辭平章職，仁宗不允，謂“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
”至大四年閏七月，加封秦國公，命裝潢其畫像，填金刻匾，摹前賜号及親署，令文臣作序、贊于其下。
對一個布衣出身的漢族儒臣來說，可謂備極榮寵。
然而，半年後，皇慶元年（1312）正月，李孟即告假歸葬其父母于上黨，雖仁宗囑其事畢速還，卻延宕至十二月（三月葬事已畢）方回京，并堅請辭政務，終于獲準解除平章政事實職，保留原職銜、爵位，留任翰林學士承旨。
皇慶二年夏，又繳還秦國公印绶。
為什麼李孟正當君臣相得之際卻一再請求辭去相職？時人張養浩說是“公自以布衣緻此，懼弗克任。
”①實際上應有更深一層原因。
對李孟的改革，“貴戚近臣惡其不利于已”，隻是礙于有仁宗支持，不敢公然反對，但朝中還存在着以皇太後答己及其寵臣、中書右丞相鐵木疊兒為首的另一強大守舊勢力。
他們處處掣肘新政，反其道而行之。
至大四年十一月，李孟奏報了嚴重的财政狀況：“今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内降旨賞賜複用三百餘萬②姚燧：《［李孟］考贈韓國忠獻公制》，《牧庵集》卷二。
③張養浩：《李平章還山亭記》，《歸田類稿》卷五。
④許有壬：《秋谷文集序》，《至正集》卷三五。
①張養浩：《李平章還山亭記》，《歸田類稿》卷五。
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
今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錠，若此安能周給！自今不急浮費，宜悉停罷。
”指出營繕、賞賜仍為巨大支出。
十二月，中書省臣奏：“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躐等進階，僭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複置者有之。
今春以内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僞，豈能悉知！壞亂選法，莫此為甚。
”可見财政和官制方面的改革受到幹擾（尤以“内降旨”為甚），并不順利；反對新政的貴戚近臣有太後為之奧援，不能不使無“根腳”漢人李孟深感處境艱危。
這從他的《偶成》詩（疑作于歸鄉葬親期間）中可以看出：日午山中道，停骖進步難，鹼侵苔徑滑，風吹毳袍寒。
匡國終無補，全身尚未安。
一尊茅店酒，強飲不成歡。
皇慶二年十月，仁宗命中書省集議實行科舉，李孟亦預議。
十一月，頒《行科舉诏》，定于明年八月鄉試，又明年二月會試。
當時科舉停辦已久，恢複科舉一事，從世祖初年以來屢次議而不行，直到仁宗時阻力仍然很大，“大臣且笑且怒，下而素以士名，恥不出此，亦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