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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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至元二年（1336）十一月壬申日下記：“印造至元三年鈔本一百五十萬錠”，至元四年正月癸亥日下記：“印造鈔本一百二十萬錠”，以及至正元年（1341）二月“印造至元鈔九十九萬錠，中統鈔一萬錠”。
同書又有至元六年二月朔“诏權止今年印鈔”、至正元年十二月癸亥“以在庫至元、中統鈔二百八十二萬二千四百八十八錠，可支二年，住造明年鈔本”的記載，據此推測，沒有記載的其他年份當是照常印鈔的。
元統年間，蘇天爵在《災異建白十事》①中論及鈔法，謂所印鈔已逾定額數倍，鈔日益虛，物日益重，因此主張行銅錢法與鈔相權。
至正三年，揭傒斯在朝廷集議政事時又提出“當兼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的建議②。
據至正六年的物價資料，銀每兩為鈔30貫，金每兩鈔6錠③，比至順時高百分之二十。
這說明，自順帝即位以來，鈔虛物貴的情況日益突出，鈔法之弊又成為一大問題。
當時，元朝政治已十分腐敗。
至正四年的黃河決口造成中下遊“方數千裡”嚴重受災，随後又連年水旱，使社會矛盾急劇激化，各處饑民、流民不時起事，國家稅賦收入減少，而經費開支卻愈益浩大。
九年，脫脫複任中書右丞相，亟欲有所作為，而如何解決财政困窘便是一大難題。
在這種背景下，變更鈔法之議又被提了出來。
至正十年四月，左司都事武祺建議變更鈔法。
武祺前曾進言：“鈔法自世祖時已行之後，除撥支鈔本倒易昏鈔以新行用外，有合支名目，于寶鈔總庫料鈔轉撥，所以鈔法疏通，民受其利。
比年以來，失祖宗元行鈔法本意，不與轉撥，故民間流轉者少，緻僞鈔滋多。
”（《元史·食貨志一》）遂準其言，凡合支名目，于總庫轉支。
武祺之言并不符合世祖以來鈔法的實際情況。
考中統鈔法初行，曾規定“總庫印到料鈔，除支備随路庫司關用外，一切經費雖緩急不許動支借貸”（王恽《中堂事記》），最初十餘年遵行惟謹，軍國經費皆于差發課内支使，不輕易動用總庫料鈔，故鈔币發行有節，信用甚高，流通亦暢。
後當權者不計出入，一切經費随意支用新印料鈔，以緻濫印濫支，造成通貨膨脹。
這是世祖後期以來曆次鈔法敗壞的重要原因，所以議者多反對動用鈔本。
為了反駁這種意見，武祺還特著《寶鈔通考》一書（今不存，《四庫總目提要》政書類存目有概略介紹），“曆考中統以後八十餘年鈔法”，大旨是申述其流轉鈔多則鈔法通、少則鈔法壞的顯然是極為片面的觀點。
據此書所載統計數字，數十年中總印鈔5905萬餘錠，總支（投放）①《滋溪文稿》卷二六。
②黃溍：《揭傒斯神道碑》，《黃金華集》卷二六。
③杉村勇造：《元公牍零拾》，《服部先生古稀祝賀紀念論文集》。
5620餘萬錠，總燒（昏鈔）3600萬餘錠，則除庫存280餘萬錠料鈔外，尚有約2000餘萬錠在行用中，怎麼能說“流轉者少”？顯然，由于當時财政困窘，當政者想采取至元中阿合馬的做法，直接動用總庫印到料鈔支發一切經費而不必受歲入的限制，武祺遂曲為之說以迎合其意。
但一味依賴動用鈔本無異于飲鸩止渴，必然導緻鈔法愈壞，于是又提出變更鈔法的主張。
其年十月，吏部尚書偰哲笃也建議變更鈔法。
他們的方案大略是：改印新交鈔并鑄至正銅錢，錢鈔兼行，以交鈔為母，一貫權銅錢一千文，而錢為子；新鈔、舊鈔、至正錢、曆代銅錢通用。
诏命中書省、禦史台及集賢、翰林兩院集議。
由于變鈔符合丞相脫脫之意，衆皆唯唯，不敢出一語，獨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呂思誠表示反對，監察禦史秉承當權者之意劾呂思誠狂妄。
遂定變鈔之議，奏準頒诏實行。
其法為：（1）發行至正印造中統交鈔（據現存實物，其正面鈔名仍為“中統元寶交鈔”，背面印“至正印造元寶交鈔”字樣及交叉錢貫圖形），一貫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鈔二貫；（2）鑄造“至正通寶”錢（據現存實物，正面文為漢字楷書，背面上方有八思巴字地幹紀年；又有折二、當三、當五、當十等大錢，背面有八思巴字及漢字數碼），與曆代銅錢并用，以實鈔法；（3）至元寶鈔通行如故。
遂置諸路寶泉都提舉司于大都（取代原諸路寶鈔都提舉司），下屬有鼓鑄局、永利庫，掌鼓鑄至正銅錢、印造交鈔。
十一年十月，又置寶泉提舉司于河南行省及濟南、冀甯（太原）等處，凡九所，江浙、江西、湖廣三行省各一所①。
變更鈔法後鈔的印造數，僅《元史·順帝本紀》載有至正十二年正月和十三年正月各“诏印造中統元寶交鈔一百九十萬錠，至元鈔十萬錠”，以及十五年十二月“以諸郡軍儲供饷繁浩，命戶部印造明年鈔本六百萬錠給之”，顯然是記載有阙。
至正鈔、錢法實行不久，果如呂思誠所料，因新舊鈔、錢兼行，有輕重、虛實之殊，造成了貨币流通的混亂。
時人王祎作《泉貨議》雲：“頃歲以中統交鈔重其貫陌，與至元寶鈔相等并行，京師複鑄至正新錢，使配異代舊錢，與二鈔兼用。
其意殆将合古而達今，而不知适以起天下人心之疑。
夫中統本輕，至元本重，二鈔并行，則民必取重而棄輕；鈔乃虛文，錢乃實器，錢鈔兼用，則民必舍虛而取實。
故自變法以來，民間或争用中統，或純用至元，好惡不常。
以及近時，又皆絕不用二鈔，而惟錢之是用。
”②據葉子奇《草木子》載，至正印造中統交鈔“料既窳惡易敗，難以倒換，遂澀滞不行。
及兵亂，國用不足，多印鈔以賈兵，鈔賤物貴，無所于授，其法遂廢。
”這裡指出了至正鈔法敗壞的兩個原因：一是所用料紙極差，“用未久辄腐爛，不堪倒換”，一是多印濫支，鈔值大貶。
由于爆發了大規模農民起義，戰事頻繁，軍費激增，而大片地區淪為争戰之地或落入農民軍之手，使政府稅賦收入銳減，惟賴多印鈔币以給之，又需要廣籴糧米諸物供給京①參見《元史》的《順帝紀》、《食貨志》、《百官志》。
②《王忠文公集》卷十二。
師，還有奢侈的宮廷消費，賞賜諸王貴族和維持龐大的官僚機構等，各項經費均極浩大，動辄十、百萬錠，是以“鈔币倍出，物重鈔輕”①。
虛鈔泛濫，鈔值随貶，所規定的一貫鈔權銅錢一千文，一開始就是不能兌現的空文，到至正十二年，一些地方一貫隻值錢14文②。
時人孔齊《至正直記》卷一曆述鈔法崩壞過程雲：“至正壬辰，天下大亂，鈔法頗艱；癸巳又艱澀；至于乙未，将絕于用。
遂有觀音鈔、畫鈔、折腰鈔、波鈔、糜不爛之說。
觀言鈔，描不成，畫不就，如觀音美貌也。
畫者，如畫也。
折腰者，折半用也。
波者，俗言急走，謂不樂受即走去也。
糜不爛，如碎絮筋渣也。
丙申（十六年）絕不用，交易惟用錢耳。
”可見至正鈔法甫行二、三年即澀滞不通，才七年竟化為無用之廢紙。
《元史·食貨志》對至正鈔法有一段很精當的概括：“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
又值海内大亂，軍儲供給，賞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勝計。
舟車裝運，軸轳相接，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
昏軟者不複行用。
京師料鈔十錠，易鬥粟不可得。
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弊楮。
”實行了近百年的元朝鈔法，就這樣先于元朝的滅亡而滅亡了。
①朱德潤：《送張德平序》，《存複齋文集》。
②周霆震：《紀事》，《石初集》卷五。
同書又有至元六年二月朔“诏權止今年印鈔”、至正元年十二月癸亥“以在庫至元、中統鈔二百八十二萬二千四百八十八錠，可支二年，住造明年鈔本”的記載，據此推測，沒有記載的其他年份當是照常印鈔的。
元統年間，蘇天爵在《災異建白十事》①中論及鈔法，謂所印鈔已逾定額數倍，鈔日益虛，物日益重，因此主張行銅錢法與鈔相權。
至正三年，揭傒斯在朝廷集議政事時又提出“當兼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的建議②。
據至正六年的物價資料，銀每兩為鈔30貫，金每兩鈔6錠③，比至順時高百分之二十。
這說明，自順帝即位以來，鈔虛物貴的情況日益突出，鈔法之弊又成為一大問題。
當時，元朝政治已十分腐敗。
至正四年的黃河決口造成中下遊“方數千裡”嚴重受災，随後又連年水旱，使社會矛盾急劇激化，各處饑民、流民不時起事，國家稅賦收入減少，而經費開支卻愈益浩大。
九年，脫脫複任中書右丞相，亟欲有所作為，而如何解決财政困窘便是一大難題。
在這種背景下，變更鈔法之議又被提了出來。
至正十年四月，左司都事武祺建議變更鈔法。
武祺前曾進言：“鈔法自世祖時已行之後，除撥支鈔本倒易昏鈔以新行用外，有合支名目，于寶鈔總庫料鈔轉撥，所以鈔法疏通，民受其利。
比年以來，失祖宗元行鈔法本意，不與轉撥，故民間流轉者少，緻僞鈔滋多。
”（《元史·食貨志一》）遂準其言，凡合支名目，于總庫轉支。
武祺之言并不符合世祖以來鈔法的實際情況。
考中統鈔法初行，曾規定“總庫印到料鈔，除支備随路庫司關用外，一切經費雖緩急不許動支借貸”（王恽《中堂事記》），最初十餘年遵行惟謹，軍國經費皆于差發課内支使，不輕易動用總庫料鈔，故鈔币發行有節，信用甚高，流通亦暢。
後當權者不計出入，一切經費随意支用新印料鈔，以緻濫印濫支，造成通貨膨脹。
這是世祖後期以來曆次鈔法敗壞的重要原因，所以議者多反對動用鈔本。
為了反駁這種意見，武祺還特著《寶鈔通考》一書（今不存，《四庫總目提要》政書類存目有概略介紹），“曆考中統以後八十餘年鈔法”，大旨是申述其流轉鈔多則鈔法通、少則鈔法壞的顯然是極為片面的觀點。
據此書所載統計數字，數十年中總印鈔5905萬餘錠，總支（投放）①《滋溪文稿》卷二六。
②黃溍：《揭傒斯神道碑》，《黃金華集》卷二六。
③杉村勇造：《元公牍零拾》，《服部先生古稀祝賀紀念論文集》。
5620餘萬錠，總燒（昏鈔）3600萬餘錠，則除庫存280餘萬錠料鈔外，尚有約2000餘萬錠在行用中，怎麼能說“流轉者少”？顯然，由于當時财政困窘，當政者想采取至元中阿合馬的做法，直接動用總庫印到料鈔支發一切經費而不必受歲入的限制，武祺遂曲為之說以迎合其意。
但一味依賴動用鈔本無異于飲鸩止渴，必然導緻鈔法愈壞，于是又提出變更鈔法的主張。
其年十月，吏部尚書偰哲笃也建議變更鈔法。
他們的方案大略是：改印新交鈔并鑄至正銅錢，錢鈔兼行，以交鈔為母，一貫權銅錢一千文，而錢為子；新鈔、舊鈔、至正錢、曆代銅錢通用。
诏命中書省、禦史台及集賢、翰林兩院集議。
由于變鈔符合丞相脫脫之意，衆皆唯唯，不敢出一語，獨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呂思誠表示反對，監察禦史秉承當權者之意劾呂思誠狂妄。
遂定變鈔之議，奏準頒诏實行。
其法為：（1）發行至正印造中統交鈔（據現存實物，其正面鈔名仍為“中統元寶交鈔”，背面印“至正印造元寶交鈔”字樣及交叉錢貫圖形），一貫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鈔二貫；（2）鑄造“至正通寶”錢（據現存實物，正面文為漢字楷書，背面上方有八思巴字地幹紀年；又有折二、當三、當五、當十等大錢，背面有八思巴字及漢字數碼），與曆代銅錢并用，以實鈔法；（3）至元寶鈔通行如故。
遂置諸路寶泉都提舉司于大都（取代原諸路寶鈔都提舉司），下屬有鼓鑄局、永利庫，掌鼓鑄至正銅錢、印造交鈔。
十一年十月，又置寶泉提舉司于河南行省及濟南、冀甯（太原）等處，凡九所，江浙、江西、湖廣三行省各一所①。
變更鈔法後鈔的印造數，僅《元史·順帝本紀》載有至正十二年正月和十三年正月各“诏印造中統元寶交鈔一百九十萬錠，至元鈔十萬錠”，以及十五年十二月“以諸郡軍儲供饷繁浩，命戶部印造明年鈔本六百萬錠給之”，顯然是記載有阙。
至正鈔、錢法實行不久，果如呂思誠所料，因新舊鈔、錢兼行，有輕重、虛實之殊，造成了貨币流通的混亂。
時人王祎作《泉貨議》雲：“頃歲以中統交鈔重其貫陌，與至元寶鈔相等并行，京師複鑄至正新錢，使配異代舊錢，與二鈔兼用。
其意殆将合古而達今，而不知适以起天下人心之疑。
夫中統本輕，至元本重，二鈔并行，則民必取重而棄輕；鈔乃虛文，錢乃實器，錢鈔兼用，則民必舍虛而取實。
故自變法以來，民間或争用中統，或純用至元，好惡不常。
以及近時，又皆絕不用二鈔，而惟錢之是用。
”②據葉子奇《草木子》載，至正印造中統交鈔“料既窳惡易敗，難以倒換，遂澀滞不行。
及兵亂，國用不足，多印鈔以賈兵，鈔賤物貴，無所于授，其法遂廢。
”這裡指出了至正鈔法敗壞的兩個原因：一是所用料紙極差，“用未久辄腐爛，不堪倒換”，一是多印濫支，鈔值大貶。
由于爆發了大規模農民起義，戰事頻繁，軍費激增，而大片地區淪為争戰之地或落入農民軍之手，使政府稅賦收入銳減，惟賴多印鈔币以給之，又需要廣籴糧米諸物供給京①參見《元史》的《順帝紀》、《食貨志》、《百官志》。
②《王忠文公集》卷十二。
師，還有奢侈的宮廷消費，賞賜諸王貴族和維持龐大的官僚機構等，各項經費均極浩大，動辄十、百萬錠，是以“鈔币倍出，物重鈔輕”①。
虛鈔泛濫，鈔值随貶，所規定的一貫鈔權銅錢一千文，一開始就是不能兌現的空文，到至正十二年，一些地方一貫隻值錢14文②。
時人孔齊《至正直記》卷一曆述鈔法崩壞過程雲：“至正壬辰，天下大亂，鈔法頗艱；癸巳又艱澀；至于乙未，将絕于用。
遂有觀音鈔、畫鈔、折腰鈔、波鈔、糜不爛之說。
觀言鈔，描不成，畫不就，如觀音美貌也。
畫者，如畫也。
折腰者，折半用也。
波者，俗言急走，謂不樂受即走去也。
糜不爛，如碎絮筋渣也。
丙申（十六年）絕不用，交易惟用錢耳。
”可見至正鈔法甫行二、三年即澀滞不通，才七年竟化為無用之廢紙。
《元史·食貨志》對至正鈔法有一段很精當的概括：“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
又值海内大亂，軍儲供給，賞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勝計。
舟車裝運，軸轳相接，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
昏軟者不複行用。
京師料鈔十錠，易鬥粟不可得。
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弊楮。
”實行了近百年的元朝鈔法，就這樣先于元朝的滅亡而滅亡了。
①朱德潤：《送張德平序》，《存複齋文集》。
②周霆震：《紀事》，《石初集》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