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商業與市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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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年定中原課稅額為銀五十萬兩，此後逐年增長，1238年達一百一十萬兩，次年，回回豪商奧都剌合蠻通過翻譯官安天合和寵臣田鎮海的舉薦，提出以倍額撲買中原課稅，窩闊台不聽耶律楚材的苦勸，當即批準，命奧都剌合蠻為提領諸路課稅所官，他在承包二百二十萬兩的稅額之外最大限度地為自己營利，當然必須額外課征，因而，“科、榷并行，民無所措手足”（《元史·劉秉忠傳》）撲買課稅成了勢要們緻富的又一重要手段。
耶律楚材時期，又有劉忽笃馬以銀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涉獵發丁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天下系官廊房、地基、水利、豬雞，劉廷玉和一回鹘人以銀五萬兩和一百萬撲買燕京（大都）酒課和葡萄酒課，撲買對象，乃至天下河泊、橋梁、渡口①，到了至元初年，有西域商人“以增歲課為辭”，甚至企圖買進國庫鈔本②。
國家大量稅收的征收權被收買，平民橫遭盤剝，西域商人和權豪勢要由此中飽私囊。
四是買賣食鹽。
鹽屬于“榷貨”，除由國家實行官營外，另實行給據賣引的商運商銷制度。
商人購買鹽引（“行鹽法”）或按指定地點納糧，換取鹽引（“市籴法”），便成為有權經銷食鹽的專商，持票赴倉支鹽，在官府指定的區域銷售。
鹽商的豪富，曆來是有名的，元代自不例外，“人生不願萬戶侯，但願鹽利淮西頭”，“人生不願千金宅，但願鹽商千料舶”，“鹽商本是賤家子，獨與王家埒富豪”③。
因而，特權階層、官吏紛紛鑽營圖利。
政府規定，諸王、公主、驸馬位下的斡脫及官豪勢要可“納課買引，赴倉支鹽”，但支鹽時，他們“攙越資次，恃賴氣力，逼勒場官，多要斤重”，發賣時，又“把握行市”，“增價鬻鹽”④，如一引鹽官價十五兩，“官員、豪富、有氣力的人每詭名兒教人買出鹽來”，高價出售，至元十八年，潭州和江西賣到一百八十兩和一百七十兩，二十一年在大都賣到一百二十兩①。
元代每引鹽重四百斤，權貴仗勢，有的多取至七百斤②。
主持鹽政的官員乘勢貪污受賄，至元時兩淮鹽運使納速納丁受商賈賄賂，多付出的鹽計鈔二萬二千八百錠③。
文宗時權臣倒剌沙向姻親長蘆鹽運司判官亦剌馬丹借貸鈔四萬錠，“買鹽營利于京師”（權衡《庚申外史》）。
順帝時馬紮兒台，也借⑤方回：《聽航船歌》，《桐江續集》卷十三。
①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類》卷五七。
②《元史》卷一六三《馬亨傳》。
③楊維桢：《鐵崖先生古樂府》卷五《鹽商行》。
④《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課程·鹽課立都提舉司辦鹽課》；《元史》卷二五《仁宗紀》二。
①《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課程·鹽課·設立常平鹽局》。
②《元史》卷十五《世祖紀》十二。
③《元史》卷十七《世祖紀》十四。
其子丞相脫脫之勢，“廣販長蘆淮南鹽”（《元史·文宗紀一》）牟取暴利。
官府、權貴、豪商把持鹽市，紊亂鹽法，哄擡鹽價，百姓除“淡食”之外，普遍購買“私相販易”的“私鹽”，因此，私鹽販子不時出沒民間，特别是“瀕江并海”地帶，更是“私鹽公行”（《元史·食貨志五》），有的還私下煎煮，進行武裝“走私”販賣④。
六是糧食貿易。
元代南糧北調，主要由官方通過海道和運河組織運輸，或通過市籴鹽法指定商人運糧到指定地點（見前），另外還鼓勵客商販運。
大都是糧食的集積地，再由此分散到遼陽上都、大都等地區。
因此，大批糧商常年活躍在運河與北方高寒地區。
其中權貴及富商大賈生意越做越大，會通河中被三五百料的大船擠得水洩不通，針對這種情況，元廷于延祐元年二月立“隘閘”之法，在沽頭及臨清各立一座石閘，限制糧船寬度，以防止二百料以上大船進入，但财力雄厚的商賈權要又“改造減舷添倉長船至八九十尺，甚至百尺”的五六百料大船，增加運載量①。
在大同一帶，有專門從事運糧“供饷北邊”的商人，其中有位商人，僅盜竊的糧食即達數十萬石②。
元代經商緻富的項目遠遠不限于上述幾類，如順帝寵妃龍瑞嬌，用朝廷頒賜的巨額諸色錦緞立市貨賣，“京師官族富民及四方商賈争相來買”，“歲得銀數萬”（陶宗儀《元氏掖庭記》）。
文宗時賜予權臣燕鐵木兒一所質庫③，從事典當業，馬紮兒台還在通州開酒館糟坊，耗糧日至萬石④。
大都與杭州亦有豪商釀造“價高而味薄”的劣酒牟利⑤。
僧道、也裡可溫及答失蠻也普遍“将着大錢本開張店鋪做大買賣”⑥。
種植蔬菜也可發财緻富，在大都市郊，“治蔬千畦，可當萬戶之祿”⑦。
“江南田地裡做買賣的人每”和“官司”人等，還紛紛進入雲南，以“私■”交易當地的黃金、馬匹⑧。
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商業的運營方式和内容逐步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在一些脫穎而出的商人身上得到體現，這些商人或商業組織可歸納為以下三種類型，其一，出現了善于經營的商人和經營規模很大的商業組織，譬如，在蒙古軍占據華北、中原時期，河北清州高氏依據在鹽糧買賣過程中積累的豐富經驗，掌握了市場經濟的規律，後來選中具有天時地利的長蘆，“中市而立，權天④《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鹽課》；《元史》卷一九○《瞻思傳》；《元詩選》癸集壬卷下《福甯州謠》。
①《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
②《元史》卷一七五《敬俨傳》。
③《元史》卷三四《文宗紀》三。
④權衡：《庚申外史》上。
⑤《元史》卷十三《世祖紀》十；《牧庵集》卷十四《平章蒙古公神道碑》。
⑥《通制條格》卷二九《僧道·商稅地稅》。
⑦黃文仲：《大都賦》，《天下同文》前甲集卷十六。
⑧《通制條格》卷十八《關市·私■》。
下之貨”，“四方販負，日受指畫，操其要，因其勢，豫其時，審其地，人什常貧，我五常富，故言利者以高氏為師”①。
仁宗時威順王開設“廣樂園”，“多萃名倡巨賈以綱大利”（《元史·星吉傳》）。
揚州大商張文盛“從計然之木，研得其精，為大區廣陵市中，家童數百指，北出燕齊，南抵閩廣，懋遷絡繹，資用豐沛”②。
像這些“以善經紀”而“積資至巨萬計”③的商人在元代是比較普遍的。
二是牙人（有牙子、驵儈、牙保等異稱）和牙行。
這是溝通買賣雙方，收取一定傭金的經紀人，是一種特殊的商人和行業。
牙人有官有私，按元律規定，商品由他們每月評定一次價格，如有變動，亦須事先申報、核準後才能成交，因而，他們利用中介人的地位，“僥幸圖利”、“上下其值”④，其活動具有強烈的封建色彩。
然而，也必須看到，元代牙人、牙行廣泛存在于城市鄉村，活動幾乎滲透到各類商品交易、土地房産買賣乃至仆役的紹介等社會交易的所有領域，從而開辟了大批隐形市場，這一事實說明了元代商業發展具有相當的深度和廣度。
并且，由于一切貨物的交易，經由他們與賣主買主辦理必要的手續，然後成交納稅，從而在一定程序上起到減少“詐冒昏賴”、“詞訟紛纭”⑤的作用。
就總體而言，牙人在平息買賣糾紛、提供商品信息、促進産品走向市場方面的積極作用應該得到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從事海外貿易的牙人（舶牙人），其職能很可能不限于為出海舶商作保，而涉及中外官私商人和商品的介紹、經紀，因而他們與宋代的牙人一樣，是較早出現的買辦資本的經營者。
三是出現了這樣一批商人，其營運範圍已不限于農産品和低級産品的營銷和轉販，如湖州等地出現一些“收積機産”的絹莊或牙行；錢塘相安裡等地的“饒于财者”雇人從事機織（見“市鎮”條）。
礦冶業中，有“尤善生殖”的江西永福人劉宗海，“嘗業鐵爐于金牛（今安徽廬江縣西北）大冶，煽役者常千人”①；“治生教子，三緻豐阜”的李玉，“鼓鐵煮礬，所居城市，凡能傭力而無恒産者，魚聚水而鳥投林，相率來歸”②。
在福建，每當荔枝開花之時，商人便“計株斷之以立券”，訂購水果；有的商人雇傭“十百為群”的臨時工，從事染料作物的采摘③。
在這裡，商業資本的投向無疑發生了積極的轉化，有些還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産業資本。
①程钜夫：《清州高氏先德之碑》，《雪樓文集》卷十九。
②陸文圭：《巽溪翁墓志銘》，《牆東類稿》卷十三。
③陶宗儀：《辍耕錄》卷十七《哨遍》。
④《通制條格》卷十八《關市·牙保欺蔽》。
⑤胡祗遹：《革昏田地榜文》，《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①王禮：《劉宗海行狀》，《麟原文集·前集》卷三。
②胡祗遹：《李公墓志銘》，《紫山大全集》卷十八。
③王祯：《農書》卷九《百谷譜》六《果屬·荔枝》。
耶律楚材時期，又有劉忽笃馬以銀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涉獵發丁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天下系官廊房、地基、水利、豬雞，劉廷玉和一回鹘人以銀五萬兩和一百萬撲買燕京（大都）酒課和葡萄酒課，撲買對象，乃至天下河泊、橋梁、渡口①，到了至元初年，有西域商人“以增歲課為辭”，甚至企圖買進國庫鈔本②。
國家大量稅收的征收權被收買，平民橫遭盤剝，西域商人和權豪勢要由此中飽私囊。
四是買賣食鹽。
鹽屬于“榷貨”，除由國家實行官營外，另實行給據賣引的商運商銷制度。
商人購買鹽引（“行鹽法”）或按指定地點納糧，換取鹽引（“市籴法”），便成為有權經銷食鹽的專商，持票赴倉支鹽，在官府指定的區域銷售。
鹽商的豪富，曆來是有名的，元代自不例外，“人生不願萬戶侯，但願鹽利淮西頭”，“人生不願千金宅，但願鹽商千料舶”，“鹽商本是賤家子，獨與王家埒富豪”③。
因而，特權階層、官吏紛紛鑽營圖利。
政府規定，諸王、公主、驸馬位下的斡脫及官豪勢要可“納課買引，赴倉支鹽”，但支鹽時，他們“攙越資次，恃賴氣力，逼勒場官，多要斤重”，發賣時，又“把握行市”，“增價鬻鹽”④，如一引鹽官價十五兩，“官員、豪富、有氣力的人每詭名兒教人買出鹽來”，高價出售，至元十八年，潭州和江西賣到一百八十兩和一百七十兩，二十一年在大都賣到一百二十兩①。
元代每引鹽重四百斤，權貴仗勢，有的多取至七百斤②。
主持鹽政的官員乘勢貪污受賄，至元時兩淮鹽運使納速納丁受商賈賄賂，多付出的鹽計鈔二萬二千八百錠③。
文宗時權臣倒剌沙向姻親長蘆鹽運司判官亦剌馬丹借貸鈔四萬錠，“買鹽營利于京師”（權衡《庚申外史》）。
順帝時馬紮兒台，也借⑤方回：《聽航船歌》，《桐江續集》卷十三。
①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類》卷五七。
②《元史》卷一六三《馬亨傳》。
③楊維桢：《鐵崖先生古樂府》卷五《鹽商行》。
④《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課程·鹽課立都提舉司辦鹽課》；《元史》卷二五《仁宗紀》二。
①《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課程·鹽課·設立常平鹽局》。
②《元史》卷十五《世祖紀》十二。
③《元史》卷十七《世祖紀》十四。
其子丞相脫脫之勢，“廣販長蘆淮南鹽”（《元史·文宗紀一》）牟取暴利。
官府、權貴、豪商把持鹽市，紊亂鹽法，哄擡鹽價，百姓除“淡食”之外，普遍購買“私相販易”的“私鹽”，因此，私鹽販子不時出沒民間，特别是“瀕江并海”地帶，更是“私鹽公行”（《元史·食貨志五》），有的還私下煎煮，進行武裝“走私”販賣④。
六是糧食貿易。
元代南糧北調，主要由官方通過海道和運河組織運輸，或通過市籴鹽法指定商人運糧到指定地點（見前），另外還鼓勵客商販運。
大都是糧食的集積地，再由此分散到遼陽上都、大都等地區。
因此，大批糧商常年活躍在運河與北方高寒地區。
其中權貴及富商大賈生意越做越大，會通河中被三五百料的大船擠得水洩不通，針對這種情況，元廷于延祐元年二月立“隘閘”之法，在沽頭及臨清各立一座石閘，限制糧船寬度，以防止二百料以上大船進入，但财力雄厚的商賈權要又“改造減舷添倉長船至八九十尺，甚至百尺”的五六百料大船，增加運載量①。
在大同一帶，有專門從事運糧“供饷北邊”的商人，其中有位商人，僅盜竊的糧食即達數十萬石②。
元代經商緻富的項目遠遠不限于上述幾類，如順帝寵妃龍瑞嬌，用朝廷頒賜的巨額諸色錦緞立市貨賣，“京師官族富民及四方商賈争相來買”，“歲得銀數萬”（陶宗儀《元氏掖庭記》）。
文宗時賜予權臣燕鐵木兒一所質庫③，從事典當業，馬紮兒台還在通州開酒館糟坊，耗糧日至萬石④。
大都與杭州亦有豪商釀造“價高而味薄”的劣酒牟利⑤。
僧道、也裡可溫及答失蠻也普遍“将着大錢本開張店鋪做大買賣”⑥。
種植蔬菜也可發财緻富，在大都市郊，“治蔬千畦，可當萬戶之祿”⑦。
“江南田地裡做買賣的人每”和“官司”人等，還紛紛進入雲南，以“私■”交易當地的黃金、馬匹⑧。
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商業的運營方式和内容逐步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在一些脫穎而出的商人身上得到體現，這些商人或商業組織可歸納為以下三種類型，其一，出現了善于經營的商人和經營規模很大的商業組織，譬如，在蒙古軍占據華北、中原時期，河北清州高氏依據在鹽糧買賣過程中積累的豐富經驗，掌握了市場經濟的規律，後來選中具有天時地利的長蘆，“中市而立，權天④《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鹽課》；《元史》卷一九○《瞻思傳》；《元詩選》癸集壬卷下《福甯州謠》。
①《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
②《元史》卷一七五《敬俨傳》。
③《元史》卷三四《文宗紀》三。
④權衡：《庚申外史》上。
⑤《元史》卷十三《世祖紀》十；《牧庵集》卷十四《平章蒙古公神道碑》。
⑥《通制條格》卷二九《僧道·商稅地稅》。
⑦黃文仲：《大都賦》，《天下同文》前甲集卷十六。
⑧《通制條格》卷十八《關市·私■》。
下之貨”，“四方販負，日受指畫，操其要，因其勢，豫其時，審其地，人什常貧，我五常富，故言利者以高氏為師”①。
仁宗時威順王開設“廣樂園”，“多萃名倡巨賈以綱大利”（《元史·星吉傳》）。
揚州大商張文盛“從計然之木，研得其精，為大區廣陵市中，家童數百指，北出燕齊，南抵閩廣，懋遷絡繹，資用豐沛”②。
像這些“以善經紀”而“積資至巨萬計”③的商人在元代是比較普遍的。
二是牙人（有牙子、驵儈、牙保等異稱）和牙行。
這是溝通買賣雙方，收取一定傭金的經紀人，是一種特殊的商人和行業。
牙人有官有私，按元律規定，商品由他們每月評定一次價格，如有變動，亦須事先申報、核準後才能成交，因而，他們利用中介人的地位，“僥幸圖利”、“上下其值”④，其活動具有強烈的封建色彩。
然而，也必須看到，元代牙人、牙行廣泛存在于城市鄉村，活動幾乎滲透到各類商品交易、土地房産買賣乃至仆役的紹介等社會交易的所有領域，從而開辟了大批隐形市場，這一事實說明了元代商業發展具有相當的深度和廣度。
并且，由于一切貨物的交易，經由他們與賣主買主辦理必要的手續，然後成交納稅，從而在一定程序上起到減少“詐冒昏賴”、“詞訟紛纭”⑤的作用。
就總體而言，牙人在平息買賣糾紛、提供商品信息、促進産品走向市場方面的積極作用應該得到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從事海外貿易的牙人（舶牙人），其職能很可能不限于為出海舶商作保，而涉及中外官私商人和商品的介紹、經紀，因而他們與宋代的牙人一樣，是較早出現的買辦資本的經營者。
三是出現了這樣一批商人，其營運範圍已不限于農産品和低級産品的營銷和轉販，如湖州等地出現一些“收積機産”的絹莊或牙行；錢塘相安裡等地的“饒于财者”雇人從事機織（見“市鎮”條）。
礦冶業中，有“尤善生殖”的江西永福人劉宗海，“嘗業鐵爐于金牛（今安徽廬江縣西北）大冶，煽役者常千人”①；“治生教子，三緻豐阜”的李玉，“鼓鐵煮礬，所居城市，凡能傭力而無恒産者，魚聚水而鳥投林，相率來歸”②。
在福建，每當荔枝開花之時，商人便“計株斷之以立券”，訂購水果；有的商人雇傭“十百為群”的臨時工，從事染料作物的采摘③。
在這裡，商業資本的投向無疑發生了積極的轉化，有些還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産業資本。
①程钜夫：《清州高氏先德之碑》，《雪樓文集》卷十九。
②陸文圭：《巽溪翁墓志銘》，《牆東類稿》卷十三。
③陶宗儀：《辍耕錄》卷十七《哨遍》。
④《通制條格》卷十八《關市·牙保欺蔽》。
⑤胡祗遹：《革昏田地榜文》，《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①王禮：《劉宗海行狀》，《麟原文集·前集》卷三。
②胡祗遹：《李公墓志銘》，《紫山大全集》卷十八。
③王祯：《農書》卷九《百谷譜》六《果屬·荔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