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商業與市鎮
關燈
小
中
大
的著名人物有奧都剌合蠻、烏馬兒、桑哥與盧世榮等人。
被稱為“素無文藝，亦無武功，唯以商販所獲之資趨赴權臣，營求入仕”（《元史，陳祐傳》）的盧世榮主持經濟改革期間，曾設立“經營錢谷”的“規措所”，該機構“所有官吏以善賈為之”（《元史·世祖紀十》）。
地方上也有類似情況，如元後期廬州立義兵三品衙門，“使者悉以富商大賈為之”，有一巨商兄弟五人均獲官任職②。
商人既享有令人豔羨的優厚物質生活，又擺脫了前代備受壓抑的社會地位，這無形中影響了人們的價值取向。
河南人姚仲實索性棄官從商，十年操賈，又以百萬之資上攀皇室。
元政府曾在大都挑選數十名“皆富商”的“耆老”，讓他們出入宮廷，參與重大朝典，施予免役等特權，姚仲實就被元政府選為“耆耋”之長③，成為統治層中的座上賓。
所以，有些地區“十室之邑，必有數家通貨财，而無數人能文學”④，“工商浮侈，遊手衆多，驅垅畝之業，就市井之末”⑤自然成了比較普遍的社會風尚。
但統治階級參與營利、放任行商的基本目的是滿足自己巨額耗費和享受的需要，當然不可能因勢利導，形成一套比較合理的運營機制，相反，商人的運營及其構成深受政治制度的制約。
以政治權勢為标準，元代商人大體可劃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由貴族、西域商人、官僚、上層僧侶和豪商組成，他們在行商時受到官方多方面的庇護和優遇，有的甚至不當雜泛差役、豁免或逃匿商稅①，取得持玺書、佩虎符、乘驿馬的特權②，①彭大雅、徐霆：《蒙鞑備錄》，此回鹘人姓田，王國維認為即田鎮海（王國維：《黑鞑事略箋證》三，載《大公報》史地周刊第135期）。
②餘阙：《再上賀丞相書》，《青陽先生文集》卷五。
③朱德潤：《買公世德之碑》，《存複齋文集》卷一；程钜夫：《姚長者傳》，《雪樓集》卷七。
④葉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談薮篇》。
⑤馬祖常：《建白一十五事》，《石田集》卷七。
①不當雜泛差役，主要施行于西域商賈（《元史》卷一三四《朵羅台傳》；王恽：《為在都回回戶不納差稅事狀》，《秋澗先生大金集》，卷八八；蘇天爵：《侍禦史韓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二）。
豁免商稅，主要施行于上層僧侶（《通制條格》卷二九《僧道》；《元史》卷十七《世祖紀》十四，卷二七《英宗紀》，卷二九《泰定紀》，卷三十《泰定紀》二）。
②《元史》卷二二《武宗紀》一，卷二四《仁宗紀》一。
因此，這些人的實際身份是官商合一，亦官亦商，氣勢相當顯赫，市場上則占據絕對優勢地位。
第二大類是具有獨立身份的大中小商人，他們在行商過程中，有程度不同地依附、甚至勾結官府的一面，但即使是其中的大商人，主要從事的還是相對正常的商業活動。
其中的中小商人，一方面時時遭受官府的種種盤剝（如以“和雇”、“和買”等名義向商人的強征強取，另一方面又處于“有勢之家占據行市，豪奪民利”的不利地位。
然而，一當他們因此而“不敢往來”之時，物價便“因而湧貴”③，可見，占商人絕大多數的這類普通商販，從事的正是有益于國計民生的商品流通，是維系市場正常運行的中堅。
第一大類的各種特權商人和第二大類中的大商人，把持着商業的重要部門，從事的主要是高級商品和國民必需品的經營，其範圍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主要方面，一是海外貿易。
元政府側重于抽解和征稅，海外貿易的實際運營者始終是商人。
因海商動辄“赢億萬數”①，故而“商者益衆”（《元史·鐵木疊兒傳》），官僚以至元、大德時“政位顯要”的朱清、張瑄為代表，他們“以巨艘大舶交諸番中”，“富過封君，珠寶番貨，以巨萬萬計”（《辍耕錄》卷五《朱張》）。
朱清之子官至參知政事，繼父業為元廷從事海上糧食運輸，每年詐稱漕糧沉沒，而将吞沒資金“轉入外番貨買”（《農田餘話》下）。
僧侶、也裡可溫與西域商人亦“多是夾帶俗人過番買賣”而獲厚利②，如回回人哈哈的，從至治年間開始貸官鈔，“違制别往番邦，得寶貨無算”（《元史·文宗紀一》）。
皇室貴族自不甘寂寞，順帝元統二年（1334），由中書省出面，“請發兩艘船下番，為皇後營利”（《元史·順帝紀一》）。
因海舶緻富的巨商還有“南蕃回回”佛蓮，手中掌握八十艘海舶，死後抄沒家财，“見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稱是”（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下）。
泉州揚客從事十多年海外貿易，“緻赀二萬萬”（《夷堅續志》丁6）。
嘉定大場沈氏，“因下番買賣緻巨富”③。
定海人夏仲賢，從事海外貿易僅數年，“泉餘于庫，粟餘于廪，而定海之言富者歸夏氏”④。
此外，廣東豪民于瀕海構築海堰，“專商舶以射利”（《元史·蔔天璋傳》），浙江四明沿海居民，占地利之便，“有資累巨萬者”⑤。
二是珍異珠寶貿易。
珍異珠寶是皇室貴族的嗜好，專營權則主要被回回豪商所掌握，因而，“其興販營運百色，侵奪民利，并無分豪差役”①，并且，“持玺書，佩虎符，乘驿馬，③《通制條格》卷十八《關市·牙保欺蔽》。
①吳澄：《平章董忠宣公神道碑》，《吳文正文集》卷三二。
②《元典章》卷二二《課程·市舶·市舶則法二十三條》。
③陶宗儀：《辍耕錄》卷二七《金甲》。
④戴良：《元逸處士夏君墓志銘》，《九靈山房集》卷十五。
⑤戴良：《一經齋記》，《九靈山房集》卷十二。
①王恽：《為在都回回戶不納差役事狀》，《秋澗集》卷八八。
名求珍異，既而以一豹上獻，複邀回賜，似此甚衆”（《元史·武宗紀一》），售出的珠寶，“動以數十萬錠”（《元史·泰定紀二》），如憲宗時回商獻水晶盆、珍珠傘等物，得價三萬餘錠②；成宗時，回商以一兩三錢一塊的“紅剌”石，索價十四萬錠③，而所謂“押花大珠”一枚，要價竟達六十萬錠④；泰定帝時，所欠珠室價達四十萬錠，相當于全國包銀歲額（十一萬錠）的近四倍。
朝廷不惜重金購取珍玩，無力償還時，竟以市舶番貨或鹽引墊支，使回商利外獲利。
珍異珠寶的另一來源是由皇室招人直接至海外購求。
中外舶商的貨物被抽解之後，可在規定地點發賣，因此，銷售珠寶的商人、店鋪當遍及大都和沿海貿易港口。
三是經營斡脫錢和樸買課程。
據載，蒙古貴族雖黩貨好财，但“隻知撒花”，對于商販、聚财幾乎茫然無知，因而，大汗、諸王、公主等紛紛将财寶交給回商，讓他們去放債營利或從事買賣。
回商将銀子借貸于人，年息一倍，如無力償還，次年連息再翻一倍，如照此推算，一錠銀子翻番十年，即達一千零二十四錠，這種高利貸被稱為斡脫錢，又稱羊羔兒息，蒙古貴族也稱這些幫他們營利的回商為斡脫。
大汗、諸王、後妃、公主提供的是他們的私有資本，斡脫們利用這些資本從事商販和放債，獲利的是貴族本人和回回商人而不是官府⑤，但政府卻指定專人、設立專門機構并制訂一系列條例保護斡脫的經營，所以斡脫倚仗政治特權，肆行暴虐，如紮忽真妃子派人到杭州索讨斡脫錢，拿不出全部借貸人的花名和貸款數額依據，便強指三人借貸，三人又指告他人，追征蔓引，使一百四十餘民戶遭緻橫禍①。
1238年至1239年，真定路遭蝗旱，被迫借斡脫錢交納貢賦，本利銀達一萬三千餘錠②。
1240年，諸路官民欠斡脫銀三百八十萬兩③，相當于當時占領區三年半的課稅。
貴族和西域商人還乘百姓和地方官吏無力完納賦稅時借債、勒索，如蒙哥時期磁州人民無力交納包銀，斡脫便乘機以年息借額為條件，出母錢“代輸”，來年無法賠償，又“易子為母”，不到十年，“阖郡委積，數盈百萬，令長逃債，多委印去”④。
從窩闊台時開始，雖一本一息的限令屢屢下達，但并不能真正實行。
貴族與西域商人利用斡脫錢營利，同時助長了整個高利貸的惡性發展，官府利用發放高利貸營息，解決财政開支，寺院、官吏、豪強地主與商人也乘勢而上，其結果，“十千債要廿千償，債主仍須數倍強。
②《元史》卷三《憲宗紀》。
③楊瑀：《山居新語》。
④《元史》卷一七○《尚文傳》。
⑤斡脫的活動屬私營商業範疇，後來有望地方官府仿照這種方式營利，但已不屬斡脫或斡脫錢的本初性質。
①程钜夫：《梁國何公神道碑》，《雪樓集》卷八。
②王恽：《史天澤家傳》，《秋澗集》卷四八。
③《元史》卷二《太宗紀》。
④姚燧：《高澤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五。
定是還家被官縛，且将貫百寄妻娘”⑤，百姓為之傾家蕩産，淪為奴婢，形成一項嚴重的社會公害。
撲買課稅的惡例首開于窩闊台時代。
耶律楚材于
被稱為“素無文藝，亦無武功，唯以商販所獲之資趨赴權臣，營求入仕”（《元史，陳祐傳》）的盧世榮主持經濟改革期間，曾設立“經營錢谷”的“規措所”，該機構“所有官吏以善賈為之”（《元史·世祖紀十》）。
地方上也有類似情況，如元後期廬州立義兵三品衙門，“使者悉以富商大賈為之”，有一巨商兄弟五人均獲官任職②。
商人既享有令人豔羨的優厚物質生活，又擺脫了前代備受壓抑的社會地位，這無形中影響了人們的價值取向。
河南人姚仲實索性棄官從商，十年操賈，又以百萬之資上攀皇室。
元政府曾在大都挑選數十名“皆富商”的“耆老”，讓他們出入宮廷，參與重大朝典，施予免役等特權，姚仲實就被元政府選為“耆耋”之長③，成為統治層中的座上賓。
所以，有些地區“十室之邑，必有數家通貨财，而無數人能文學”④，“工商浮侈，遊手衆多，驅垅畝之業，就市井之末”⑤自然成了比較普遍的社會風尚。
但統治階級參與營利、放任行商的基本目的是滿足自己巨額耗費和享受的需要，當然不可能因勢利導，形成一套比較合理的運營機制，相反，商人的運營及其構成深受政治制度的制約。
以政治權勢為标準，元代商人大體可劃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由貴族、西域商人、官僚、上層僧侶和豪商組成，他們在行商時受到官方多方面的庇護和優遇，有的甚至不當雜泛差役、豁免或逃匿商稅①，取得持玺書、佩虎符、乘驿馬的特權②，①彭大雅、徐霆：《蒙鞑備錄》，此回鹘人姓田，王國維認為即田鎮海（王國維：《黑鞑事略箋證》三，載《大公報》史地周刊第135期）。
②餘阙：《再上賀丞相書》，《青陽先生文集》卷五。
③朱德潤：《買公世德之碑》，《存複齋文集》卷一；程钜夫：《姚長者傳》，《雪樓集》卷七。
④葉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談薮篇》。
⑤馬祖常：《建白一十五事》，《石田集》卷七。
①不當雜泛差役，主要施行于西域商賈（《元史》卷一三四《朵羅台傳》；王恽：《為在都回回戶不納差稅事狀》，《秋澗先生大金集》，卷八八；蘇天爵：《侍禦史韓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二）。
豁免商稅，主要施行于上層僧侶（《通制條格》卷二九《僧道》；《元史》卷十七《世祖紀》十四，卷二七《英宗紀》，卷二九《泰定紀》，卷三十《泰定紀》二）。
②《元史》卷二二《武宗紀》一，卷二四《仁宗紀》一。
因此，這些人的實際身份是官商合一，亦官亦商，氣勢相當顯赫，市場上則占據絕對優勢地位。
第二大類是具有獨立身份的大中小商人，他們在行商過程中，有程度不同地依附、甚至勾結官府的一面，但即使是其中的大商人，主要從事的還是相對正常的商業活動。
其中的中小商人，一方面時時遭受官府的種種盤剝（如以“和雇”、“和買”等名義向商人的強征強取，另一方面又處于“有勢之家占據行市，豪奪民利”的不利地位。
然而，一當他們因此而“不敢往來”之時，物價便“因而湧貴”③，可見，占商人絕大多數的這類普通商販，從事的正是有益于國計民生的商品流通，是維系市場正常運行的中堅。
第一大類的各種特權商人和第二大類中的大商人，把持着商業的重要部門，從事的主要是高級商品和國民必需品的經營，其範圍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主要方面，一是海外貿易。
元政府側重于抽解和征稅，海外貿易的實際運營者始終是商人。
因海商動辄“赢億萬數”①，故而“商者益衆”（《元史·鐵木疊兒傳》），官僚以至元、大德時“政位顯要”的朱清、張瑄為代表，他們“以巨艘大舶交諸番中”，“富過封君，珠寶番貨，以巨萬萬計”（《辍耕錄》卷五《朱張》）。
朱清之子官至參知政事，繼父業為元廷從事海上糧食運輸，每年詐稱漕糧沉沒，而将吞沒資金“轉入外番貨買”（《農田餘話》下）。
僧侶、也裡可溫與西域商人亦“多是夾帶俗人過番買賣”而獲厚利②，如回回人哈哈的，從至治年間開始貸官鈔，“違制别往番邦，得寶貨無算”（《元史·文宗紀一》）。
皇室貴族自不甘寂寞，順帝元統二年（1334），由中書省出面，“請發兩艘船下番，為皇後營利”（《元史·順帝紀一》）。
因海舶緻富的巨商還有“南蕃回回”佛蓮，手中掌握八十艘海舶，死後抄沒家财，“見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稱是”（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下）。
泉州揚客從事十多年海外貿易，“緻赀二萬萬”（《夷堅續志》丁6）。
嘉定大場沈氏，“因下番買賣緻巨富”③。
定海人夏仲賢，從事海外貿易僅數年，“泉餘于庫，粟餘于廪，而定海之言富者歸夏氏”④。
此外，廣東豪民于瀕海構築海堰，“專商舶以射利”（《元史·蔔天璋傳》），浙江四明沿海居民，占地利之便，“有資累巨萬者”⑤。
二是珍異珠寶貿易。
珍異珠寶是皇室貴族的嗜好，專營權則主要被回回豪商所掌握，因而，“其興販營運百色，侵奪民利，并無分豪差役”①，并且，“持玺書，佩虎符，乘驿馬，③《通制條格》卷十八《關市·牙保欺蔽》。
①吳澄：《平章董忠宣公神道碑》，《吳文正文集》卷三二。
②《元典章》卷二二《課程·市舶·市舶則法二十三條》。
③陶宗儀：《辍耕錄》卷二七《金甲》。
④戴良：《元逸處士夏君墓志銘》，《九靈山房集》卷十五。
⑤戴良：《一經齋記》，《九靈山房集》卷十二。
①王恽：《為在都回回戶不納差役事狀》，《秋澗集》卷八八。
名求珍異，既而以一豹上獻，複邀回賜，似此甚衆”（《元史·武宗紀一》），售出的珠寶，“動以數十萬錠”（《元史·泰定紀二》），如憲宗時回商獻水晶盆、珍珠傘等物，得價三萬餘錠②；成宗時，回商以一兩三錢一塊的“紅剌”石，索價十四萬錠③，而所謂“押花大珠”一枚，要價竟達六十萬錠④；泰定帝時，所欠珠室價達四十萬錠，相當于全國包銀歲額（十一萬錠）的近四倍。
朝廷不惜重金購取珍玩，無力償還時，竟以市舶番貨或鹽引墊支，使回商利外獲利。
珍異珠寶的另一來源是由皇室招人直接至海外購求。
中外舶商的貨物被抽解之後，可在規定地點發賣，因此，銷售珠寶的商人、店鋪當遍及大都和沿海貿易港口。
三是經營斡脫錢和樸買課程。
據載，蒙古貴族雖黩貨好财，但“隻知撒花”，對于商販、聚财幾乎茫然無知，因而，大汗、諸王、公主等紛紛将财寶交給回商，讓他們去放債營利或從事買賣。
回商将銀子借貸于人，年息一倍，如無力償還，次年連息再翻一倍，如照此推算，一錠銀子翻番十年，即達一千零二十四錠，這種高利貸被稱為斡脫錢，又稱羊羔兒息，蒙古貴族也稱這些幫他們營利的回商為斡脫。
大汗、諸王、後妃、公主提供的是他們的私有資本，斡脫們利用這些資本從事商販和放債，獲利的是貴族本人和回回商人而不是官府⑤，但政府卻指定專人、設立專門機構并制訂一系列條例保護斡脫的經營，所以斡脫倚仗政治特權，肆行暴虐，如紮忽真妃子派人到杭州索讨斡脫錢，拿不出全部借貸人的花名和貸款數額依據，便強指三人借貸，三人又指告他人，追征蔓引，使一百四十餘民戶遭緻橫禍①。
1238年至1239年，真定路遭蝗旱，被迫借斡脫錢交納貢賦，本利銀達一萬三千餘錠②。
1240年，諸路官民欠斡脫銀三百八十萬兩③，相當于當時占領區三年半的課稅。
貴族和西域商人還乘百姓和地方官吏無力完納賦稅時借債、勒索，如蒙哥時期磁州人民無力交納包銀，斡脫便乘機以年息借額為條件，出母錢“代輸”，來年無法賠償，又“易子為母”，不到十年，“阖郡委積，數盈百萬，令長逃債，多委印去”④。
從窩闊台時開始，雖一本一息的限令屢屢下達，但并不能真正實行。
貴族與西域商人利用斡脫錢營利，同時助長了整個高利貸的惡性發展，官府利用發放高利貸營息，解決财政開支，寺院、官吏、豪強地主與商人也乘勢而上，其結果，“十千債要廿千償，債主仍須數倍強。
②《元史》卷三《憲宗紀》。
③楊瑀：《山居新語》。
④《元史》卷一七○《尚文傳》。
⑤斡脫的活動屬私營商業範疇，後來有望地方官府仿照這種方式營利，但已不屬斡脫或斡脫錢的本初性質。
①程钜夫：《梁國何公神道碑》，《雪樓集》卷八。
②王恽：《史天澤家傳》，《秋澗集》卷四八。
③《元史》卷二《太宗紀》。
④姚燧：《高澤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五。
定是還家被官縛，且将貫百寄妻娘”⑤，百姓為之傾家蕩産，淪為奴婢，形成一項嚴重的社會公害。
撲買課稅的惡例首開于窩闊台時代。
耶律楚材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