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蒙、藏、回鹘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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цтобЧоо新蒙文譯本（1976年再版改訂）
1960-61（中）姚從吾、劄奇斯欽：漢字蒙音蒙古秘史&mdash&mdash新譯并注，漢文譯注本*1962（匈）L.Lige■AMongolokTitkosT.rtenete匈牙利文譯注本1963（英）A.Waley：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andotherPieces英文譯本（前十卷）
1970-76（日）村上正二：《モンゴル秘史&mdash&mdashチンラス·カン物語》日文譯注本*①下列諸譯本據括注者外，均系據漢字音寫蒙文譯出。
有*号者為重要文獻。
本表參閱了原山煌編：《元朝秘史文獻目錄》，日本蒙古學會，1978年。
1971（匈）L.Ligeti：HistoiresecretedesMongols拉丁字音寫本*1971-83（澳）I.deRachewiltz：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ds英文譯注本*1972（澳）I.deRachewitz：IndextotheSecretHisr-toryoftheMongols（附）拉丁字音寫本ンンチ1979（中）道潤梯步：《新譯簡注蒙古秘史》漢文譯注本1981（中）巴雅爾：《蒙古秘史》古蒙文複原、近代蒙文譯本1982（美）F.W.Cleaves：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英文譯本*1987（中）亦鄰真：《元朝秘史》（畏兀體蒙古文）複原本*碑銘及其他現存最早的畏兀字蒙古文資料是1225年所立的一塊石刻（國外學者稱之為“成吉思汗石”），文僅5行21個詞，述成吉思汗西征歸來，大聚會時，移相哥（成吉思汗弟合撒兒之子）射中遠的。
其後有1240年河南濟源紫微宮碑上的三行蒙文：1246年貴由汗谕教皇信（波斯文）上所钤蒙文印玺；1257年外剌部驸馬所立釋迦院碑上的蒙文碑記；1259年、1261年和1268年的少林寺聖旨碑等。
至元六年（1269）頒行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以後，規定凡元廷诏敕及其他官文書均用新字。
但在其他場合，特别是蒙古地區和各汗國，仍繼續通用畏兀字蒙古文。
現存文獻有碑銘、漢籍和佛經的蒙文譯本、牌子、伊利汗文書等。
中外學者對這些文獻分别做過大量研究（詳本書“元史的研究”篇）。
1971年，匈牙利學者李蓋提所編的《蒙古語文獻彙編》（MonumentaLinguaeMongolicaeCollecta）第二部《前古典時期文獻，Ⅰ，13和14世紀》于布達佩斯出版，此書收集了世界各地發現的畏兀字蒙古文遺物六十多件，原文均用拉丁字音寫，并說明其形狀、來源、保存地和年代，附有參考文獻書目。
這是迄今最完全的一部蒙元時代畏兀字蒙古文文獻總彙。
1983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我國學者道布編輯、注釋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獻彙編》（蒙文）。
八思巴字蒙文資料八思巴字的正式名稱是“蒙古國字”（初稱蒙古新字）。
忽必烈即位後，鑒于遼、金朝都制有“國字”，遂令國師八思巴制作蒙古字，以代替原先借用的畏吾字拼寫蒙古語，并作為通用字母譯寫各民族文字。
八思巴及其助手們依據藏文字母，參照蒙古語音、漢語語音并仿漢文方體字型加以改造，制成字母41個，至元六年下诏頒行，定為“國字”。
此後，凡诏敕及諸王後妃令旨、懿旨，印信、牌符文字，省、部、台、院的奏章及行移文書事目等，規定都要用蒙古字書寫，為此在中央置蒙古翰林院，各機關都設了蒙古必阇赤。
大都設蒙古國子學（上都設分學），諸王位下、各蒙古千戶及各路均設蒙古學校，用蒙古字譯《通鑒節要》等典籍作為教材推廣教習。
用八思巴字拼寫蒙古語雖比用畏兀字更準确，但因字形繁難，且各音節分開，把多音節的蒙古語詞割裂了，很不便識讀，故難于推廣應用。
至于用八思巴字拼寫漢語或其他民族語言，就更難通行了。
因此，其實際使用範圍很有限。
現存文物，有八思巴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拼寫漢語的聖旨、令旨、帝師法旨（絕大多數為碑刻，隻有少數文書原件）、官印、牌子、鈔币、碑額文字、崖刻、器皿題字，以及居庸關石刻、元順帝上皇太後尊号玉冊、《孝經直解》蒙譯本殘頁等。
此外，還有為譯寫漢字需要而編的《蒙古字韻》和《百家姓蒙古文》。
早在上世紀中葉，學術界就開始注意到八思巴字文物資料的價值并進行研究。
近幾十年來，我國學者韓儒林、蔡美彪、亦鄰真、照那斯圖，國外學者伯希和、鮑貝、阿爾托、李蓋提、福赫伯、博森、小澤重男等人，都在考釋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獻方面作出
有*号者為重要文獻。
本表參閱了原山煌編：《元朝秘史文獻目錄》，日本蒙古學會，1978年。
1971（匈）L.Ligeti：HistoiresecretedesMongols拉丁字音寫本*1971-83（澳）I.deRachewiltz：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ds英文譯注本*1972（澳）I.deRachewitz：IndextotheSecretHisr-toryoftheMongols（附）拉丁字音寫本ンンチ1979（中）道潤梯步：《新譯簡注蒙古秘史》漢文譯注本1981（中）巴雅爾：《蒙古秘史》古蒙文複原、近代蒙文譯本1982（美）F.W.Cleaves：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英文譯本*1987（中）亦鄰真：《元朝秘史》（畏兀體蒙古文）複原本*碑銘及其他現存最早的畏兀字蒙古文資料是1225年所立的一塊石刻（國外學者稱之為“成吉思汗石”），文僅5行21個詞，述成吉思汗西征歸來，大聚會時，移相哥（成吉思汗弟合撒兒之子）射中遠的。
其後有1240年河南濟源紫微宮碑上的三行蒙文：1246年貴由汗谕教皇信（波斯文）上所钤蒙文印玺；1257年外剌部驸馬所立釋迦院碑上的蒙文碑記；1259年、1261年和1268年的少林寺聖旨碑等。
至元六年（1269）頒行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以後，規定凡元廷诏敕及其他官文書均用新字。
但在其他場合，特别是蒙古地區和各汗國，仍繼續通用畏兀字蒙古文。
現存文獻有碑銘、漢籍和佛經的蒙文譯本、牌子、伊利汗文書等。
中外學者對這些文獻分别做過大量研究（詳本書“元史的研究”篇）。
1971年，匈牙利學者李蓋提所編的《蒙古語文獻彙編》（MonumentaLinguaeMongolicaeCollecta）第二部《前古典時期文獻，Ⅰ，13和14世紀》于布達佩斯出版，此書收集了世界各地發現的畏兀字蒙古文遺物六十多件，原文均用拉丁字音寫，并說明其形狀、來源、保存地和年代，附有參考文獻書目。
這是迄今最完全的一部蒙元時代畏兀字蒙古文文獻總彙。
1983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我國學者道布編輯、注釋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獻彙編》（蒙文）。
八思巴字蒙文資料八思巴字的正式名稱是“蒙古國字”（初稱蒙古新字）。
忽必烈即位後，鑒于遼、金朝都制有“國字”，遂令國師八思巴制作蒙古字，以代替原先借用的畏吾字拼寫蒙古語，并作為通用字母譯寫各民族文字。
八思巴及其助手們依據藏文字母，參照蒙古語音、漢語語音并仿漢文方體字型加以改造，制成字母41個，至元六年下诏頒行，定為“國字”。
此後，凡诏敕及諸王後妃令旨、懿旨，印信、牌符文字，省、部、台、院的奏章及行移文書事目等，規定都要用蒙古字書寫，為此在中央置蒙古翰林院，各機關都設了蒙古必阇赤。
大都設蒙古國子學（上都設分學），諸王位下、各蒙古千戶及各路均設蒙古學校，用蒙古字譯《通鑒節要》等典籍作為教材推廣教習。
用八思巴字拼寫蒙古語雖比用畏兀字更準确，但因字形繁難，且各音節分開，把多音節的蒙古語詞割裂了，很不便識讀，故難于推廣應用。
至于用八思巴字拼寫漢語或其他民族語言，就更難通行了。
因此，其實際使用範圍很有限。
現存文物，有八思巴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拼寫漢語的聖旨、令旨、帝師法旨（絕大多數為碑刻，隻有少數文書原件）、官印、牌子、鈔币、碑額文字、崖刻、器皿題字，以及居庸關石刻、元順帝上皇太後尊号玉冊、《孝經直解》蒙譯本殘頁等。
此外，還有為譯寫漢字需要而編的《蒙古字韻》和《百家姓蒙古文》。
早在上世紀中葉，學術界就開始注意到八思巴字文物資料的價值并進行研究。
近幾十年來，我國學者韓儒林、蔡美彪、亦鄰真、照那斯圖，國外學者伯希和、鮑貝、阿爾托、李蓋提、福赫伯、博森、小澤重男等人，都在考釋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獻方面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