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漢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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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基本史料《元史》 《元史》210卷,明宋濂等撰。

    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乙亥(初四日),奪取元末農民戰争勝利果實的朱元璋即皇帝位,建元洪武。

    同年八月庚午(初二日),明軍占領元朝大都(今北京),元亡。

    朱元璋為把自己取得政權的經過說成是“奉天承運”、“紹百王之正統”①,并為了總結前朝成敗得失的經驗,作為本朝統治的鑒戒②,乃決意仿唐朝以來新建王朝必組織一定人力,設局纂修前朝曆史的做法,于當年十二月,命令宋濂,王祎等人纂修《元史》。

     洪武二年(1369)二月丙寅(初一),在南京天界寺(今南京朝天宮東)正式開局編寫,至秋八月癸酉(十一日)結束,參加的人有總裁宋濂、王祎及纂修汪克寬、胡翰、宋僖等16人,僅用了188天的時間,便修成了除元順帝一朝以外的紀37卷,志53卷,表6卷,傳63卷,共159卷。

    由于編纂的時間太倉猝,缺乏順帝時代的資料,全書沒有完成,于是派歐陽佑等人到全國各地調集順帝一朝資料,于洪武三年二月六日重開史局,仍命宋濂、王祎為總裁,率領趙埙,朱右、貝瓊等15人繼續纂修,經過143天,七月初一書成,增編順帝紀10卷,增補元統以後的《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貨志》各1卷,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列傳》36卷,共計53卷。

    然後合前後二書,厘分附麗,共成210卷,也就是現在的卷數。

    兩次纂修,曆時僅331天。

     《元史》正文由《本紀》、《志》、《表》和《列傳》等部分組成。

     早在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原金朝狀元王鹗就奏請纂修成吉思汗的實錄了①。

    此後,自成吉思汗到甯宗十三朝,代代都有實錄,這是明初纂修《元史》的主要材料之一,《元史》47卷本紀除順帝一朝之外,主要就是依據十三朝實錄編撰而成。

    十三朝實錄早已不存,幸賴《元史》本紀,尚得保存其部分内容,故本紀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元史》的58卷志和8卷表的史料來源,除順帝朝部分之外,大體上是根據元文宗時所修的《皇朝經世①見李善長《進<元史>表》。

     ②《宋濂目錄後記》雲:“欽惟皇上龍飛江左,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大統既正,亦诏修前代之史,以為世鑒。

    ”可為證。

     ①《元史》卷一六○《王鹗傳》。

     大典》編撰而成,而這部書現已大部分散失,隻能從《元史》志表中略知梗概,因此,《元史》的志、表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元史》的97卷列傳大體根據墓志、神道碑、家傳、行述之類編寫而成;部分列傳的史料來源則為《元朝名臣事略》和今已不存的官修後妃功臣列傳,也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在總體上不及本紀、志和表。

     當然,《元史》由于其成書倉促等原因,存在不少缺點和弊病,遭緻時人的不滿和後來學者的譏議。

    朱元璋本人就曾命解缙進行修改,原編修之一朱右撰有《元史拾遺》,均可為時人不滿的證明,不過因《元史》是奉敕纂修的,所以明人不敢推翻重修,隻作了些補遺、續編之類的工作。

    清代部分學者對《元史》的譏議更多,如顧炎武指出《元史》有“一人作兩傳”的現象;“本紀有脫漏月者”,“列傳有重書年者”;“諸志皆案牍之文,并無熔範”等等①。

    錢大昕也指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無如《元史》者”;“開國功臣,首稱四傑,而赤老溫無傳。

    尚主世胄,不過數家,而郓國亦無傳。

    丞相見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傳者不及其半”;“本紀或一事而再書,列傳或一人而兩傳”,等等②。

     鑒于《元史》的成書草率和它所受到的種種指摘,自明朝以來就不斷有人企圖增續和重修,先後成書的有:明代胡粹中的《元史續編》,清代邵遠平的《元史類編》,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曾廉的《元書》;民國以後屠寄的《蒙兀兒史記》,柯紹忞的《新元史》等。

     《元史》的版本很多,最早的是洪武刻本,洪武三年秋七月《元史》修成,十月便已“镂版訖功”。

    嘉靖初年,南京國子監編刊二十一史,其中《元史》用的是洪武舊版,損壞的版面加以補刊,一般版心有嘉靖八、九、十年補刊字樣,是為南監本。

    萬曆二十四年(1596)至三十四年(1606),北京國子監重刻二十一史,《元史》也在其中,是為北監本。

    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又仿北監本重刻《元史》,是為殿本。

    乾隆四十六年(1781),對遼、金、元三史的譯名進行了謬誤百出的妄改,挖改了殿本的木版,重新印刷,通稱乾隆四十六年本,這是最壞的版本,毫無可取之處。

    道光四年(1824),又對《元史》作了進一步的改動,重新刊刻,是為道光本。

    以後還有各種翻刻重印的版本,通常為治元史者所不取。

    1935年,商務印書館以99卷洪武本和南監本合配在一起影印出版,是為百衲本,此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于洪武本的原貌,為治元史的中外學者沿用了四十餘年。

    1976年4月,中華書局出版點校本《元史》,以百衲本為底本,用其他各種版本進行校勘,還吸收了前人對《元史》校勘的成果,并利用了大量的原始資料,校正了有關史文,這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①《日知錄》卷二六《元史》。

     ②《潛研堂文集》卷十三《答問十》。

     《元典章》本書全名《大元聖政國朝典章》,60卷,附《新集至治條例》,編者不詳。

    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曾規定各地官府編類中統建元以來的“聖旨、條畫及朝廷已行格例,置簿編寫檢舉”,作為官吏遵循的依據。

    所以沈家本于光緒戊申(1908)為《元典章》撰寫的跋文中即認為“此書當日乃奉官刊布,以資遵守,非僅為吏胥之鈔記”。

    但有人以為此書“殆吏胥所鈔記,然主其事,似為坊賈也”①。

     本書是一部元朝法令公牍文書的彙編,上起世祖中統元年(1260),下迄英宗至治二年(1322)。

    分诏令、聖政、朝綱、台綱、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類,《新集至治條例》分國典、朝綱、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八大類,各大類之下又有門、目,目下列舉條格事例,全書共有81門、467目、2391條。

     此書是研究元代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文獻資料。

    書中具體生動地反映了元代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面。

    書中抄引的聖旨和中書省、禦史台的文件,保存了元朝最高統治集團議決政務的記錄,從中可以看出元朝政府決定和處理政務的準則、方法和過程。

    社會經濟史料主要集中在戶部各卷中,是研究元代經濟極為寶貴的資料。

    有關土地買賣、租佃關系、會種科差、課稅制度、手工業生産、商業貿易、元代币制、高利貸盤剝及農業政策和村社制度等情況,都有詳細的記載、生動的反映。

    吏部各卷對元代各類官吏的官職、品級、職責、任免、升轉、考核,各種公規,乃至文牍程式都有記載。

    刑部各卷提供了元代司法制度的詳細資料,對研究元代法制史和社會史極有價值。

    本書可以補充和印證《元史》和其他史籍中的許多記載。

     《元典章》文體獨特,不僅使用一般書面語,詞訟文字中又常用元代口語。

    此外,還有聖旨、令旨和省、台文件中使用以口語硬譯蒙古語的特殊文體,其語法特征與漢語大不相同。

    有時在同一文牍中混用這些不同文體。

    這就為一般讀者和初學元史者帶來困難。

    今可參讀亦鄰真《元代硬譯公牍文體》一文①,作為打開《元典章》等史籍之門的一把鑰匙。

     《元典章》過去通行的是光緒戊申(1908)北京法律學堂刊行的由沈家本作跋的刻本,世稱沈刻本。

    惟此刻本錯誤極多,錯字、漏字且不說,其中整段、整頁脫漏者亦不在少數;陳垣據元刊本作《沈刻元典章校補》及《元典章校補釋例》,勘正“僞、誤、衍、脫、颠倒諸處一萬二千餘條”①,讀①昌彼德:《跋元坊刊本大元聖政國朝典章》,見台灣影印元刊本《元典章》後。

    ①見《元史論叢》第1輯,中華書局1982年版。

     ①兩書分别于1931年、1934年由國立北平大學研究所刊行。

    1958年中華書局重印《元典章》沈刻本時,将兩書收入,同時重印。

     沈刻本時,當對照利用此書。

    1972年,台灣故宮博物院已将所藏元刊本《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影印出版,為讀者帶來很大的方便。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對該書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分别于1964年和1972年出版了校定本《元典章·刑部》第一冊、第二冊。

     《通制條格》本書現存22卷,官修。

    元仁宗即位之初,允中書所奏,擇“耆舊之賢、明練之士,時則若中書右丞伯杭、平章政事商議中書劉正等,由開創以來政制法程可著為令者,類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大綱有三:一《制诏》、二《條格》、三《斷例》;另将錯居于《條格》、《斷例》之間的内容亦彙輯成《别類》。

    書成于延祐三年(1316)夏五月,名為《風憲宏綱》,命監察禦史馬祖常作序。

    書成之後,又命“樞密、禦史、翰林、國史、集賢之臣相與正是,凡經八年而是事未克果”,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才審定頒行,題名《大元通制》②。

    全書88卷,凡2539條。

    此書僅有第二部分《條格》的一部分流傳至今,故名《通制條格》,現存的22卷是:卷二至九(戶令、學令、選舉、軍防、儀制、衣服),卷十三至二十二(祿令、倉庫、廄牧、田令、賦役、關市、捕亡、賞令、醫藥、假甯),卷二十七至三十(雜令、僧道、營繕)。

     本書的性質與《元典章》相似,亦是元朝法令文書的彙編,故其史料價值極高,研究元代曆史尤其是各種制度時,必須參考此書。

    惟其通讀的難度,也和《元典章》相仿。

    本書僅有原國立北平圖書館1930年影印本,凡6冊。

    日本岡本敬二編《通制條格研究譯注》3冊(國書刊行會刊),将《通制條格》全部加以句讀,然後譯成日文,并詳加注釋。

    1986年3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黃時鑒點校本,用新式标點對全書進行分段點校,為讀者通讀本書,特别是難度很大的“硬譯”公牍,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經世大典》本書全名《皇朝經世大典》,880卷,目錄12卷,公牍1卷,纂修通議1卷。

    此書是元文宗時官修的一部政書。

    天曆二年(1329)冬,元文宗下令“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粹國朝故實之文”,命趙世延、虞集等主其事。

    次年(1330)四月十六日開局,至順二年(1331)五月一日成書。

    全書分10篇:帝号、帝訓、帝制、帝系4篇為“君事”,由蒙古局擔任纂修;治典、賦典、禮典、政典、憲典、工典6篇為“臣事”,由虞集等編纂。

     《經世大典》書成之後,僅有“繕寫呈上”的寫本,未有刻本,今不傳。

    ②孛術魯翀:《大元通制序》,《元文類》卷三六。

     現據《元文類》所收《經世大典序錄》可以略見各“典”的子目,而“政典”部分的若幹類子目除序錄外,還收錄了一部分子目的内容,其中以“征伐”、“招捕”兩類收錄較多,内容涉及元朝的統一、民族關系、對外關系和各族人民的反抗鬥争等方面。

    根據《元史》各志,可以略知是書的内容梗概。

    閱讀《永樂大典》殘卷中保存的《經世大典》殘文,尚可窺見其部分内容,其中主要是出自《政典·驿傳》類的“站赤”①,出自《賦典·漕運》類的“海運”②,出自《憲典·倉庫》類的“倉庫”③。

    翻檢《廣倉學窘叢書》所收的《大元馬政記》、《大元倉庫記》、《大元氈罽工物記》、《元代畫塑記》、《元高麗紀事》、《大元官制雜記》等6篇,又可知道《經世大典》的部分内容,此6篇都是清朝末年徐松和文廷式由《永樂大典》中鈔出的,這些原文除《倉庫》一卷尚存外,其餘上述各卷如今亦已散失。

    此外,魏源《海國圖志》(道光甲辰古微堂木活字印本)中尚轉載有《元經世大典地圖》一幅,據魏氏在說明中稱該圖“得自《永樂大典》,即《元史》地理志末附西北地名二頁”。

    如今刊載原圖的《永樂大典》業已不存,幸賴《海國圖志》得以保存。

     《經世大典》是元代官修的政書,其内容大都來自有關機構的檔案,故其史料價值極高。

    惜保存至今的隻是極少一部分。

    盡管如此,它仍然受到史家的高度重視。

     近年來,台灣蘇振申對《經世大典》作了較詳細的研究,著有《元政書經世大典之研究》,由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印行,1984年5月版。

    可供參閱。

    《元朝名臣事略》本書15卷,元蘇天爵編。

    蘇天爵本卷另有傳。

    他曾預修《武宗實錄》及《文宗實錄》,其著作流傳至今的,除本書外,還有《元文類》和《滋溪文稿》。

    另有《松廳章疏》和《春風亭筆記》等,都已散佚。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蘇天爵此書“記元代名臣事實,始木華黎,終劉因,凡四十七人。

    大抵據諸家文集所載墓碑、墓志、行狀、家傳為多,其雜書可征信者亦采納焉,一一注其所出,以示有征”,基本概括了本書特點。

    此書取材極廣博,其中有不少碑傳早已散佚,全靠此書保存下來,成為研究蒙元史的珍貴資料。

    清朝末年福建重刊姚燧《牧庵集》時,曾取此書“互相考證,借資審定”;缪荃孫輯元明善、閻複等人的文集,也從此書中搜集了許多資料。

    明朝初年纂修《元史》,取材于此書的更多,例如木華黎傳,差不多全采用此書。

    又此書47篇事略,都是元朝前期的名臣,前4卷都是蒙①見《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六&mdash&mdash一九四二三。

     ②見《永樂大典》卷一五九四九&mdash&mdash一五九五○。

     ③見《永樂大典》卷七五一一。

     古人、色目人,其餘是漢人(其中無南人);而《元史》列傳前32卷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卷三十三以下都是漢人和南人,可見《元史》連列傳的編次也是仿照此書的。

     此書元刊本極少見。

    1962年,中華書局根據元統乙亥(1335)建安餘氏勤有堂刊本重新影印,開頭有韓儒林撰《影印元刊本國朝名臣事略序》,序文介紹了本書作者簡況、史料價值和版本狀況。

    這是目前最好而又容易找到的版本。

    過去通行的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刊本,是依據《四庫全書》于敏中家藏本刊印的,因為校勘不精,差不多沒有一篇沒有錯字和脫文,脫文多的竟達千字以上,甚至因《趙良弼傳》和《賈居貞傳》中間有缺頁,竟把兩傳并為一傳,而且人名、官名、地名都遵照乾隆皇帝的谕旨,一律加以改譯,給研究蒙元史的人帶來很大的不便,對一般讀者而言,更是莫大的障礙。

    《曆代名臣奏議》本書共350卷,明黃淮、楊士奇等奉敕編。

    永樂間,朱棣命翰林編修黃淮、楊士奇等編輯此書,采古名臣奏疏之類,彙集以備觀覽。

    永樂十四年(1416)十二月書成進覽,命刊印,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

    是書所錄自商、周迄于宋、元,分64門,名目過繁,然搜羅甚富,曆代典制的沿革、政事的得失等,均可一一披閱而知。

     本書搜集元代諸名臣的奏議,對了解和研究元代曆史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書所搜集的元代兩種重要的奏議,一是元世祖末年“東平布衣”趙天麟所上的《太平金鏡策》,今雖有元刊本8卷傳世,但極罕見,一般讀者很難有機會睹其廬山真面目,而本書中已加收錄,散見于有關各門;另一種是大德七年(1303)鄭介夫所上的《太平策》,未見單刻本傳世。

    單就這兩種奏議而言,其涉及元代政治生活和經濟領域的各個方面,内容廣泛,如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