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義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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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午一點多鐘出版，股友看到林三木的提點，仍可趕得上下午的交易，所以有段時間，全香港的股友都把《明晚》奉為奇臯。
那些大戶之所以自願向林三木提供消息，無非志在宣傳。
想一某隻股實開，最好的方法莫如能在事前通過傳媒制造消息，那麼，股票就一定會升。
這是先利己後利人的做法。
《明報晚報》的銷路就這樣越來越好，林三木借着他的關系，也在股票市場上賺了一大筆，于是便想自己也試着辦一份報紙。
林三木為人沉着，同時對商場也相當了解。
他暗中籌備，理想定得不太高。
他隻是想出一版大張的日報，内容全以經濟為主，副刊隻占半版。
這樣，他跟太太駱友梅兩個人就可以負起編輯工作，最多請兩個校對和一個記者，支出有限。
再加上他跟上流社會的交情，取得第一手資料自不成問題，同時也可以憑此拉一點廣告。
他的計劃應當說沒有什麼破綻。
一切成熟後，他便向金庸攤牌。
金庸自然再三挽留，但創業的激情使林三木決然他往。
于是，《信報》創刊了。
《信報》成為《明報晚報》的最大勁敵。
許多人認為林三木太過忘恩負義，但金庸說：“人望高處，水往低流，林三木有這麼好的成就，我也高興。
” 在許多社交場合，金庸都會跟林三木碰頭。
金庸一見林三木，一定會走過去握手，很客氣地稱呼他做“林先生”，而沒有一般老闆名人的習氣，總是将别人當做自己的昔日“馬仔”看待，稱人小名。
林三木離開《明報晚報》後，财經消息便由黃揚烈負責。
黃揚烈由此也認識了不少中小股票戶。
這些中小股民眼看林三木辦《信報》這麼成功，不免見财眼開，鼓動黃揚烈與他們合股創辦《财經日報》。
于是《明報晚報》又少了一員幹将。
《财經日報》的成績平平，不少股東相繼退股，最終實在頂不住了，黃揚烈請求金庸入股。
金庸居然答應了。
他沒有怪黃楊烈離開《明報》，反而百般安慰，說辦報就是這樣的了，不辦過不知個中苦樂。
沒有多久，金庸眼看《财經日報》仍然銷路不佳，怕黃揚烈累壞，便把《财經日報》買了下來，成為《明報》機構的一分子。
還有一個人不能不提。
那就是王世瑜，據說他是金庸最喜歡的人。
很多年前，王世瑜在《明報》打工，職位是信差。
他辦事勤快、機靈，深得金庸歡心，便升為校對，後又升為助理編輯、編輯，一直做到《華人夜報》的總編輯。
升職之快，一時無二。
但由于王世瑜與查夫人在編輯風格上産生矛盾，因而離開《明報》，進入《新報》，并創立《新夜報》。
王世瑜在《新夜報》上不停地制造新聞，欲貶低金庸。
當時有人勸金庸告他，金庸卻沒有那樣做，隻是笑笑說：“小孩子嘛，總是這樣的。
”不放在心上。
王世瑜後來自辦《今夜報》，賺了錢，便把報社賣掉，全家移民加拿大。
金庸一聽王世瑜不辦報了，立刻邀請他回來主持《明報晚報》，并任《财經日報》社長。
金庸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見，可謂俠骨柔腸，豪俠風度。
寬容，一向是金庸筆下人物最大的特點之一。
金庸認為，這是中國民族性中很重要的因素，也正體現了他的人格精神和處世原則。
在一般人心目中，金庸是一個威嚴而神秘的人。
他中等個子，國字臉，不苟言笑，初認識的會以為他不太好接近。
據說，他的管理手段虛虛實實，莫測高深。
他在社長辦公室辦公，很少在編輯部走動和與職員交談，日間也不常回報社。
敢于與查良镛面談的高級職員不多，大家都覺得他深不可測。
然而，金庸的屬下，曾長期在《明報》服務的王世瑜說他“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讓下屬辦事，三十多年來我從未見過他辭退一名員工，或罵過一名下屬，但公司内的同事對他均很尊敬。
” 在報館中，所有人都不稱金庸為“查社長”，而稱為查先生，連他自己打電話回報館，也自稱查先生。
查先生不發脾氣，但是他國字面型，在認真工作時，有不怒而威的效果。
報館同事，自然個個對他尊敬。
這種尊敬，不僅是老闆和雇員之間的關系，更多的是對金庸這位有高超見識，有那麼好的作品問世的文化人的尊敬。
金庸不擅辭令，講話很慢，似乎每個字都要經過深思熟慮才說出來。
有時，别人問得急了，他便會漲紅臉，讷讷的，半晌說不出話來。
大概因為口才不太好，他喜歡以筆代口。
他對于下屬有什麼指示或意見，經常用“寫條子”的方式。
以筆來管理一切，以筆來交際，這倒頗具有作家的風範。
有一次，倪匡、亦舒兄妹向金庸“抗議”，要求增加稿費。
金庸總是左推右擋，以太極卸勁招術化去倪氏兄妹剛猛淩厲的攻勢。
倪匡在一次宴會上，借着酒勁，大聲疾呼，要求加稿費。
他說：“查良镛，你賺了這麼多錢，應該加稿費了吧！” 金庸笑笑說：“好好，我加！”總算擺平了倪匡。
後來，真的加了稿費，是5％。
倪匡大為不滿，打電話去罵，金庸講不過他，于是便說：“好了好了，倪匡，不要吵了，給你寫信。
” 一聽寫信，倪匡幾乎昏了過去，大歎：“我命休矣！” 金庸的口才敵不過倪匡，但講到寫信評理，倪匡絕不是對手。
倪匡怕寫信，他是一字千金，認為寫信白寫沒錢收，隻有傻瓜才做。
但金庸就是有點傻氣，獨獨喜歡寫信。
倪匡說：“我從來不曾見過一個人像查良镛那麼喜歡寫信的。
” 過了兩天，查先生的信到了，拆開看，附列十幾條條文，不是申訴報館開銷大，就是經濟不景，唯有節約，最後例必是吾兄要加稿費，勢必引起連鎖反應。
意即若你加，人家也要加，這筆開銷不輕。
直把倪匡看得心酸難熬，最後惟有棄械投降，不提加稿費了。
這隻是作家沈西城筆下的趣事一樁。
千萬不要以為金庸是個吝啬的人。
其實，金庸并不吝啬，他隻是保持了文化人的習性，深谙節省之道，絕不富而後驕，亂花錢。
他是應用則用，對朋友，倒是相當慷慨。
這一點
那些大戶之所以自願向林三木提供消息，無非志在宣傳。
想一某隻股實開，最好的方法莫如能在事前通過傳媒制造消息，那麼，股票就一定會升。
這是先利己後利人的做法。
《明報晚報》的銷路就這樣越來越好，林三木借着他的關系，也在股票市場上賺了一大筆，于是便想自己也試着辦一份報紙。
林三木為人沉着，同時對商場也相當了解。
他暗中籌備，理想定得不太高。
他隻是想出一版大張的日報，内容全以經濟為主，副刊隻占半版。
這樣，他跟太太駱友梅兩個人就可以負起編輯工作，最多請兩個校對和一個記者，支出有限。
再加上他跟上流社會的交情，取得第一手資料自不成問題，同時也可以憑此拉一點廣告。
他的計劃應當說沒有什麼破綻。
一切成熟後，他便向金庸攤牌。
金庸自然再三挽留，但創業的激情使林三木決然他往。
于是，《信報》創刊了。
《信報》成為《明報晚報》的最大勁敵。
許多人認為林三木太過忘恩負義，但金庸說：“人望高處，水往低流，林三木有這麼好的成就，我也高興。
” 在許多社交場合，金庸都會跟林三木碰頭。
金庸一見林三木，一定會走過去握手，很客氣地稱呼他做“林先生”，而沒有一般老闆名人的習氣，總是将别人當做自己的昔日“馬仔”看待，稱人小名。
林三木離開《明報晚報》後，财經消息便由黃揚烈負責。
黃揚烈由此也認識了不少中小股票戶。
這些中小股民眼看林三木辦《信報》這麼成功，不免見财眼開，鼓動黃揚烈與他們合股創辦《财經日報》。
于是《明報晚報》又少了一員幹将。
《财經日報》的成績平平，不少股東相繼退股，最終實在頂不住了，黃揚烈請求金庸入股。
金庸居然答應了。
他沒有怪黃楊烈離開《明報》，反而百般安慰，說辦報就是這樣的了，不辦過不知個中苦樂。
沒有多久，金庸眼看《财經日報》仍然銷路不佳，怕黃揚烈累壞，便把《财經日報》買了下來，成為《明報》機構的一分子。
還有一個人不能不提。
那就是王世瑜，據說他是金庸最喜歡的人。
很多年前，王世瑜在《明報》打工，職位是信差。
他辦事勤快、機靈，深得金庸歡心，便升為校對，後又升為助理編輯、編輯，一直做到《華人夜報》的總編輯。
升職之快，一時無二。
但由于王世瑜與查夫人在編輯風格上産生矛盾，因而離開《明報》，進入《新報》，并創立《新夜報》。
王世瑜在《新夜報》上不停地制造新聞，欲貶低金庸。
當時有人勸金庸告他，金庸卻沒有那樣做，隻是笑笑說：“小孩子嘛，總是這樣的。
”不放在心上。
王世瑜後來自辦《今夜報》，賺了錢，便把報社賣掉，全家移民加拿大。
金庸一聽王世瑜不辦報了，立刻邀請他回來主持《明報晚報》，并任《财經日報》社長。
金庸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見，可謂俠骨柔腸，豪俠風度。
寬容，一向是金庸筆下人物最大的特點之一。
金庸認為，這是中國民族性中很重要的因素，也正體現了他的人格精神和處世原則。
在一般人心目中，金庸是一個威嚴而神秘的人。
他中等個子，國字臉，不苟言笑，初認識的會以為他不太好接近。
據說，他的管理手段虛虛實實，莫測高深。
他在社長辦公室辦公，很少在編輯部走動和與職員交談，日間也不常回報社。
敢于與查良镛面談的高級職員不多，大家都覺得他深不可測。
然而，金庸的屬下，曾長期在《明報》服務的王世瑜說他“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讓下屬辦事，三十多年來我從未見過他辭退一名員工，或罵過一名下屬，但公司内的同事對他均很尊敬。
” 在報館中，所有人都不稱金庸為“查社長”，而稱為查先生，連他自己打電話回報館，也自稱查先生。
查先生不發脾氣，但是他國字面型，在認真工作時，有不怒而威的效果。
報館同事，自然個個對他尊敬。
這種尊敬，不僅是老闆和雇員之間的關系，更多的是對金庸這位有高超見識，有那麼好的作品問世的文化人的尊敬。
金庸不擅辭令，講話很慢，似乎每個字都要經過深思熟慮才說出來。
有時，别人問得急了，他便會漲紅臉，讷讷的，半晌說不出話來。
大概因為口才不太好，他喜歡以筆代口。
他對于下屬有什麼指示或意見，經常用“寫條子”的方式。
以筆來管理一切，以筆來交際，這倒頗具有作家的風範。
有一次，倪匡、亦舒兄妹向金庸“抗議”，要求增加稿費。
金庸總是左推右擋，以太極卸勁招術化去倪氏兄妹剛猛淩厲的攻勢。
倪匡在一次宴會上，借着酒勁，大聲疾呼，要求加稿費。
他說：“查良镛，你賺了這麼多錢，應該加稿費了吧！” 金庸笑笑說：“好好，我加！”總算擺平了倪匡。
後來，真的加了稿費，是5％。
倪匡大為不滿，打電話去罵，金庸講不過他，于是便說：“好了好了，倪匡，不要吵了，給你寫信。
” 一聽寫信，倪匡幾乎昏了過去，大歎：“我命休矣！” 金庸的口才敵不過倪匡，但講到寫信評理，倪匡絕不是對手。
倪匡怕寫信，他是一字千金，認為寫信白寫沒錢收，隻有傻瓜才做。
但金庸就是有點傻氣，獨獨喜歡寫信。
倪匡說：“我從來不曾見過一個人像查良镛那麼喜歡寫信的。
” 過了兩天，查先生的信到了，拆開看，附列十幾條條文，不是申訴報館開銷大，就是經濟不景，唯有節約，最後例必是吾兄要加稿費，勢必引起連鎖反應。
意即若你加，人家也要加，這筆開銷不輕。
直把倪匡看得心酸難熬，最後惟有棄械投降，不提加稿費了。
這隻是作家沈西城筆下的趣事一樁。
千萬不要以為金庸是個吝啬的人。
其實，金庸并不吝啬，他隻是保持了文化人的習性，深谙節省之道，絕不富而後驕，亂花錢。
他是應用則用，對朋友，倒是相當慷慨。
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