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胡風
關燈
小
中
大
随意給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子是臨時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
總之，讀頭一遍我很不滿意。
可是過了一晚，一個朋友來找我，談起這篇文章，我就心平氣和無話可說了。
我寫的是思想批判文章，現在卻是聲讨“反革命集團”的時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樣發表，我便會成為批判的對象，說是有意為“反革命分子”開脫。
《人民日報》編者對我文章的增改倒是給我幫了大忙，否則我會遇到不小的麻煩。
就在這一年的《文藝月報》上刊登過一篇某著名音樂家的“檢讨”。
他寫過一篇“徹底揭發”胡風的文章，是在第二批材料發表以後交稿的。
可是等到《月報》在書市發售，第三批材料出現了，“胡風集團”的性質又升級了，于是讀者紛紛來信譴責，他隻好馬上公開檢讨“實際效果是替胡風黑幫分子打掩護”。
連《月報》編輯部也不得不承認“對這一錯誤……應該負主要的責任”。
這樣的氣氛，這樣的環境，這樣的做法……用全國的力量對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為了什麼？那麼這個“集團”真有什麼不能見人的陰謀吧。
不管怎樣，我隻有一條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應付一下，反正我有一個借口：“天王聖明”。
當時我的确還背着個人崇拜的包袱。
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沒有時間苦思苦想。
反胡風的鬥争熱鬧一陣之後又漸漸地冷下去了。
他本人和他的朋友們（那些所謂“胡風分子”）在鬥争中都不曾露過面，後來就石沉大海，也沒有人再提他們的名字。
我偶爾向熟人打聽胡風的消息，别人對我說：“你不用問了。
”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獄”，連連打幾個冷噤，也不敢做聲了。
外國朋友向我問起胡風的近況，我支支吾吾講不出來。
而且那些日子，那些年月，運動一個接一個，大會小會不斷，人人都要過關。
誰都自顧不暇，哪裡有功夫、有勇氣到處打聽不該打聽的事情。
隻有在“文革”中期不記得在哪裡看到一份小報或者材料，說是胡風在四川。
此外我什麼都不知道，一直到“文革”結束，被颠倒的一切又給颠倒過來的時候，被活埋的人才回到了人間，但已經不是原來的胡風了。
一個有說有笑、精力充沛的詩人變成了神情木然、生氣毫無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和折磨！不能繼續工作，再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了。
關于他，我知道的并不多，理解也并不深。
我讀過他那三十萬言的“上書”，不久就忘記了，但仔細想想好像也沒有什麼大不對。
為了寫這篇“懷念”，我翻看過當時的《文藝月報》，又找到編輯部承認錯誤的那句話。
我好象挨了當頭一棒！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
子孫後代是我們真正的裁判官。
究竟對什麼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們。
五十年代我常說做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
可是想到那些“鬥争”，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己而為之吧），也感到惡心，感到羞恥。
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要求後人原諒我。
我想，胡風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要是沒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沒有長期坐牢，無罪判刑，他不僅會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少新的成就。
但是現在什麼也沒有了。
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我是個衰老的病人，思想遲鈍，寫這樣的文章很困難，從開頭寫它到現在快一年了，有時每天隻寫三、五十個字。
我想講真話，也想聽别人講真話，可是拿起筆或者張開口，或者側耳傾聽，才知道說真話多麼不容易。
《文彙月刊》上《胡風傳》的最後部分我終于找來讀了。
文章未完，他們在四川的生活完全不曾寫到，我請求梅志同志繼續寫下去。
梅志稱她的文章“往事如煙”。
我說：往事不會消散，那些回憶聚在一起，将成為一口銅鑄的警鐘，我們必須牢牢記住這個慘痛的教訓。
我還要在這裡向路翎同志道歉。
我不認識他，隻是在首次文代會上見過幾面。
他當時年輕，是一位有才華的作家，可惜不曾給他機會讓他的筆發出更多的光彩。
我當初評《窪地上的“戰役”》并無傷害作者的心思，可是運動一升級，我的文章也升了級。
我不知道他的近況，隻聽說他喪失了精力和健康。
關于他的不幸的遭遇，他的冤案，他的病，我怎樣向後人交代？難道我們那時的文藝工作就沒有失誤？雖然不見有人出來承認對什麼錯誤“應當負責”，但是我向着井口投擲石塊就沒有自己的一份責任？曆史不能讓人随意編造，沉默妨礙不了真話的流傳，潑到他身上的不公平的污水也起不了什麼作用，隻是為了那些“違心之論”我絕不能寬恕自己。
八月二十日 *本篇最初連續發表于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①環龍路，現名南昌路。
總之，讀頭一遍我很不滿意。
可是過了一晚，一個朋友來找我，談起這篇文章，我就心平氣和無話可說了。
我寫的是思想批判文章，現在卻是聲讨“反革命集團”的時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樣發表，我便會成為批判的對象，說是有意為“反革命分子”開脫。
《人民日報》編者對我文章的增改倒是給我幫了大忙，否則我會遇到不小的麻煩。
就在這一年的《文藝月報》上刊登過一篇某著名音樂家的“檢讨”。
他寫過一篇“徹底揭發”胡風的文章，是在第二批材料發表以後交稿的。
可是等到《月報》在書市發售，第三批材料出現了，“胡風集團”的性質又升級了，于是讀者紛紛來信譴責，他隻好馬上公開檢讨“實際效果是替胡風黑幫分子打掩護”。
連《月報》編輯部也不得不承認“對這一錯誤……應該負主要的責任”。
這樣的氣氛，這樣的環境，這樣的做法……用全國的力量對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為了什麼？那麼這個“集團”真有什麼不能見人的陰謀吧。
不管怎樣，我隻有一條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應付一下，反正我有一個借口：“天王聖明”。
當時我的确還背着個人崇拜的包袱。
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沒有時間苦思苦想。
反胡風的鬥争熱鬧一陣之後又漸漸地冷下去了。
他本人和他的朋友們（那些所謂“胡風分子”）在鬥争中都不曾露過面，後來就石沉大海，也沒有人再提他們的名字。
我偶爾向熟人打聽胡風的消息，别人對我說：“你不用問了。
”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獄”，連連打幾個冷噤，也不敢做聲了。
外國朋友向我問起胡風的近況，我支支吾吾講不出來。
而且那些日子，那些年月，運動一個接一個，大會小會不斷，人人都要過關。
誰都自顧不暇，哪裡有功夫、有勇氣到處打聽不該打聽的事情。
隻有在“文革”中期不記得在哪裡看到一份小報或者材料，說是胡風在四川。
此外我什麼都不知道，一直到“文革”結束，被颠倒的一切又給颠倒過來的時候，被活埋的人才回到了人間，但已經不是原來的胡風了。
一個有說有笑、精力充沛的詩人變成了神情木然、生氣毫無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和折磨！不能繼續工作，再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了。
關于他，我知道的并不多，理解也并不深。
我讀過他那三十萬言的“上書”，不久就忘記了，但仔細想想好像也沒有什麼大不對。
為了寫這篇“懷念”，我翻看過當時的《文藝月報》，又找到編輯部承認錯誤的那句話。
我好象挨了當頭一棒！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
子孫後代是我們真正的裁判官。
究竟對什麼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們。
五十年代我常說做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
可是想到那些“鬥争”，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己而為之吧），也感到惡心，感到羞恥。
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要求後人原諒我。
我想，胡風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要是沒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沒有長期坐牢，無罪判刑，他不僅會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少新的成就。
但是現在什麼也沒有了。
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我是個衰老的病人，思想遲鈍，寫這樣的文章很困難，從開頭寫它到現在快一年了，有時每天隻寫三、五十個字。
我想講真話，也想聽别人講真話，可是拿起筆或者張開口，或者側耳傾聽，才知道說真話多麼不容易。
《文彙月刊》上《胡風傳》的最後部分我終于找來讀了。
文章未完，他們在四川的生活完全不曾寫到，我請求梅志同志繼續寫下去。
梅志稱她的文章“往事如煙”。
我說：往事不會消散，那些回憶聚在一起，将成為一口銅鑄的警鐘，我們必須牢牢記住這個慘痛的教訓。
我還要在這裡向路翎同志道歉。
我不認識他，隻是在首次文代會上見過幾面。
他當時年輕，是一位有才華的作家，可惜不曾給他機會讓他的筆發出更多的光彩。
我當初評《窪地上的“戰役”》并無傷害作者的心思，可是運動一升級，我的文章也升了級。
我不知道他的近況，隻聽說他喪失了精力和健康。
關于他的不幸的遭遇，他的冤案，他的病，我怎樣向後人交代？難道我們那時的文藝工作就沒有失誤？雖然不見有人出來承認對什麼錯誤“應當負責”，但是我向着井口投擲石塊就沒有自己的一份責任？曆史不能讓人随意編造，沉默妨礙不了真話的流傳，潑到他身上的不公平的污水也起不了什麼作用，隻是為了那些“違心之論”我絕不能寬恕自己。
八月二十日 *本篇最初連續發表于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①環龍路，現名南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