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胡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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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本書，我們談了幾句，我問他：為什麼别人對你有意見？他短短地回答：“因為我替知識分子說了幾句話。
”這大概是在一九四八年，他後來就到香港轉赴解放區了。
我讀到他在香港寫的文章，想起一件往事：一九四一年春天我從成都回重慶，那是在“皖南事變”之後，不少文化人都去了香港。
老舍還留在重慶主持抗戰文協的工作，他囑咐我：“你出去，要告訴我啊。
胡風走的時候來找我長談過。
”胡風還在重慶《新蜀報》上發表過五言律詩，是從香港寄來的，前四句我今天還不曾忘記：“破曉橫江渡，山城霧正濃，不彈遊子淚，猶抱逐臣忠。
”寫他大清早過江到南岸海棠溪出發時的情景和心情，我想起當時在重慶的生活。
一九四二年秋天我也到海棠溪搭汽車，不過我是去桂林。
不到兩年我又回到重慶，仍然經過海棠溪，以後就在重慶住下來。
胡風早己回到重慶了，他是在日軍攻占香港以後出來的，住在重慶鄉下，每逢文藝界抗敵協會開理事會，我總會在張家花園看見他。
有時我參加别的會或者社會活動，他也在場。
有一天下午我出席中蘇文化協會主辦的魯迅先生逝世八周年紀念會。
會場在民國路文化生活社附近，宋慶齡到會，中蘇文協的負責人張西曼也來了，雪峰、胡風都在。
會議照預定的議程順利進行，開了一半宋慶齡因事早退，她一走會場秩序就亂了，國民黨特色開始圍攻胡風，還有人诽謗在上海的許廣平，雪峰出來未許先生辯護，準備搗亂的人就吵起來，張西曼講話，特務不聽，反而訓他。
會場給那夥人霸占了，會議隻好草草結束，我們幾個人先後出來，都到了雪峰那裡，雪峰住在作家書屋，就在文化生活社的斜對面。
我們發了一些牢騷，雪峰很生氣，胡風好象在嚴肅地想些什麼。
我勸他小心，看樣子特務可能有什麼陰謀。
像這樣的事還有好些，但是當初不曾記錄下來，在我的記憶裡它們正在逐漸淡去，我想追記我們交往中的一些談話已經不可能了。
二 解放初期我和胡風經常見面。
出席首次全國文代會，我們不是在一個團，他先到北平，給編在南方第一團。
會後他和我，和第二團的同志們同車回上海。
九月參加首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我們同車赴北平，住在華文學校，每人一個房間，我就在他的隔壁，每天總要到他屋裡坐十多分鐘。
不開會的時候，我經常出去看朋友，他卻留在招待所接待客人，或者寫文章。
會議閉幕，我便登記車票回上海。
他說有人要找他談話，他得留下來。
他還托我帶了信給梅志。
這一“留”好象就是幾個月。
我聽見一個朋友說胡風在華文學校很寂寞。
最近我找出一封亡友蔡楚生“一九五○年一月廿三晨”寫給我的信，楚生同我一起參加會議，當時也住在華文學校，信中有這樣一段話：“你走後，胡老就更寂寞了，他雖‘寄情詩文’，嘴裡卻總是念念有詞，……因此他常在醉鄉中找尋解脫。
我從遷寓華文後，己久不見他了，想必早己回到阿毛和阿毛娘的身邊，而不再做古城的孤客了。
”但是胡風并沒有浪費時光，就在這期間，他那些歌頌新中國誕生的熱情的詩篇接連地發表了。
——這以後在上海、在北京，我們常在一起開會，卻很少有機會作過長談。
一九五三年七月我第二次去朝鮮，他早己移居北京，他說好要和我同行，後來因為修改為《人民文學》寫的一篇文章，給留了下來。
記得文章叫《身殘志不殘》，是寫志願軍傷員的報告文學。
胡風同幾位作家到東北那所醫院去生活過。
我動身前兩天還到他家去問他，是不是決定不去了。
我到了那裡，他們在吃晚飯，家裡有客人，我不認識，他也沒有介紹。
我把動身日期告訴他，就告辭走了。
我已經吃過飯，提了一大捆書，雇的三輪車還在外面等我。
不久第二次全國文代會在北京召開，我剛到朝鮮，不便回國參加，就請了假。
五個月後才回國。
五四年秋天我和胡風一起出席首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我們兩個都是四川省選出的代表，常在一處開會，見面時覺得親切，但始終交談不多。
我雖然學習過一些文件，報刊上有不少關于文藝的文章，我也經常聽到有關文藝方針、政策的報告，但我還是一竅不通。
我很想認真學習，改造自己，丢掉舊的，裝進新的，讓自己的機器盡快開動起來，寫出一點東西。
我怕開會，卻不敢不開會，但又動腦筋躲開一些會，結果常常是心不焉地參加許多會，不斷地檢讨或者準備檢讨，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時光。
我越是用功，就越是寫不出作品，而且戴上了作家帽子就更缺乏寫作的時間。
最近這段日子由于難治的病，準備擱筆，又給自己的寫作生活算一個總賬，我想起了下面的三大運動，不由得渾身戰栗，我沒有在“胡風集團”、“反右鬥争”或者“文化大革命”中掉進深淵，這是幸運。
但
”這大概是在一九四八年，他後來就到香港轉赴解放區了。
我讀到他在香港寫的文章，想起一件往事：一九四一年春天我從成都回重慶，那是在“皖南事變”之後，不少文化人都去了香港。
老舍還留在重慶主持抗戰文協的工作，他囑咐我：“你出去，要告訴我啊。
胡風走的時候來找我長談過。
”胡風還在重慶《新蜀報》上發表過五言律詩，是從香港寄來的，前四句我今天還不曾忘記：“破曉橫江渡，山城霧正濃，不彈遊子淚，猶抱逐臣忠。
”寫他大清早過江到南岸海棠溪出發時的情景和心情，我想起當時在重慶的生活。
一九四二年秋天我也到海棠溪搭汽車，不過我是去桂林。
不到兩年我又回到重慶，仍然經過海棠溪，以後就在重慶住下來。
胡風早己回到重慶了，他是在日軍攻占香港以後出來的，住在重慶鄉下，每逢文藝界抗敵協會開理事會，我總會在張家花園看見他。
有時我參加别的會或者社會活動，他也在場。
有一天下午我出席中蘇文化協會主辦的魯迅先生逝世八周年紀念會。
會場在民國路文化生活社附近，宋慶齡到會，中蘇文協的負責人張西曼也來了，雪峰、胡風都在。
會議照預定的議程順利進行，開了一半宋慶齡因事早退，她一走會場秩序就亂了，國民黨特色開始圍攻胡風，還有人诽謗在上海的許廣平，雪峰出來未許先生辯護，準備搗亂的人就吵起來，張西曼講話，特務不聽，反而訓他。
會場給那夥人霸占了，會議隻好草草結束，我們幾個人先後出來，都到了雪峰那裡，雪峰住在作家書屋，就在文化生活社的斜對面。
我們發了一些牢騷，雪峰很生氣，胡風好象在嚴肅地想些什麼。
我勸他小心，看樣子特務可能有什麼陰謀。
像這樣的事還有好些，但是當初不曾記錄下來，在我的記憶裡它們正在逐漸淡去，我想追記我們交往中的一些談話已經不可能了。
二 解放初期我和胡風經常見面。
出席首次全國文代會，我們不是在一個團，他先到北平，給編在南方第一團。
會後他和我，和第二團的同志們同車回上海。
九月參加首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我們同車赴北平，住在華文學校，每人一個房間，我就在他的隔壁，每天總要到他屋裡坐十多分鐘。
不開會的時候，我經常出去看朋友，他卻留在招待所接待客人，或者寫文章。
會議閉幕，我便登記車票回上海。
他說有人要找他談話，他得留下來。
他還托我帶了信給梅志。
這一“留”好象就是幾個月。
我聽見一個朋友說胡風在華文學校很寂寞。
最近我找出一封亡友蔡楚生“一九五○年一月廿三晨”寫給我的信，楚生同我一起參加會議，當時也住在華文學校，信中有這樣一段話：“你走後，胡老就更寂寞了，他雖‘寄情詩文’，嘴裡卻總是念念有詞，……因此他常在醉鄉中找尋解脫。
我從遷寓華文後，己久不見他了，想必早己回到阿毛和阿毛娘的身邊，而不再做古城的孤客了。
”但是胡風并沒有浪費時光，就在這期間，他那些歌頌新中國誕生的熱情的詩篇接連地發表了。
——這以後在上海、在北京，我們常在一起開會，卻很少有機會作過長談。
一九五三年七月我第二次去朝鮮，他早己移居北京，他說好要和我同行，後來因為修改為《人民文學》寫的一篇文章，給留了下來。
記得文章叫《身殘志不殘》，是寫志願軍傷員的報告文學。
胡風同幾位作家到東北那所醫院去生活過。
我動身前兩天還到他家去問他，是不是決定不去了。
我到了那裡，他們在吃晚飯，家裡有客人，我不認識，他也沒有介紹。
我把動身日期告訴他，就告辭走了。
我已經吃過飯，提了一大捆書，雇的三輪車還在外面等我。
不久第二次全國文代會在北京召開，我剛到朝鮮，不便回國參加，就請了假。
五個月後才回國。
五四年秋天我和胡風一起出席首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我們兩個都是四川省選出的代表，常在一處開會，見面時覺得親切，但始終交談不多。
我雖然學習過一些文件，報刊上有不少關于文藝的文章，我也經常聽到有關文藝方針、政策的報告，但我還是一竅不通。
我很想認真學習，改造自己，丢掉舊的，裝進新的，讓自己的機器盡快開動起來，寫出一點東西。
我怕開會，卻不敢不開會，但又動腦筋躲開一些會，結果常常是心不焉地參加許多會，不斷地檢讨或者準備檢讨，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時光。
我越是用功，就越是寫不出作品，而且戴上了作家帽子就更缺乏寫作的時間。
最近這段日子由于難治的病，準備擱筆，又給自己的寫作生活算一個總賬，我想起了下面的三大運動，不由得渾身戰栗，我沒有在“胡風集團”、“反右鬥争”或者“文化大革命”中掉進深淵，這是幸運。
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