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樊城實乃天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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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備奪得漢中後,曹操暗中策動孫權夾擊荊州,關羽奉漢中王之命,于公元219年主動出擊北伐。他攻取襄陽(今湖北省襄樊市),直逼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守将曹仁連輸幾陣,曹操急派大将于禁、龐德前往救援。龐德出征前令人造一木棺,對親友講:“今去樊城與關某決戰,我若不能殺彼,必為彼所殺;即不為彼所殺,我亦當自殺。”(第七十四回)下定了死戰的決心。

    關羽與龐德在陣前交鋒數日不決勝負,主帥于禁心怕龐德立下大功,暗中掣肘,移軍于山口,令龐德屯兵于罾口川。時值八月秋天,關羽軍隊預備船筏,收拾水具,并向關平解釋說:“方今秋雨連綿,襄江之水必然泛漲;吾已差人堰住各處水口,待水發時,乘高就船,放水一淹,樊城、罾口川之兵皆為魚鼈矣。”(第七十四回)果然連日大雨不止,江水泛濫,平地水深丈餘,龐德之軍不及躲避,多被水淹,荊州兵将乘大船斬殺殘敵,于禁投降,龐德被擒殺。

    水淹七軍

    于禁、龐德率北方精兵前來救援,與樊城之軍相合,兵力上占有優勢,之所以能稍戰即敗,全軍覆沒,是由統将用兵上的嚴重失誤導緻的。

    第一,“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作戰篇》)援兵一至,本當内外夾擊,以求速勝,但于禁在與荊州兵交鋒幾日且并無失利的情況下,卻令軍隊移屯于山後,擺開了久峙的架勢,這種消極避戰的思想和援兵的使命不大相符,也違背了用兵的基本原則。

    第二,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實”(《行軍篇》)。兵法又雲:“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地形篇》)一句話,軍隊宜避開陰濕之處,駐紮于高地。于禁在多雨的秋季令自己的軍隊屯于谷窪之地,無視天時、地利的因素,這是用兵上一個緻命的錯誤。

    第三,兵法上對統兵之将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将者,智、信、仁、勇、嚴也。”(《計篇》)曹軍主将于禁不懂基本的用兵之法,屢犯錯誤;且心嫉龐德成功,一再對其用“魏王戒旨”相壓服,兵敗後又乞哀求降,“必生(指貪生畏怯),可虜也”。看來他是絕對不符合任将條件的。曹軍副将龐德以必死的決心去赴戰,然而,“必死,可殺也”(《九變篇》)。兵法認為将帥輕生決死,就有被殺的危險,一味逞血氣之勇的龐德看來也不完全符合任将的條件。

    關羽水淹曹軍,大獲全勝,既不是實力過分強大,也不是戰術策略上有出奇制勝的特别高招。而是他作為富有經驗的将領,注意到了天時、地利的特點,利用了曹軍将領對自然條件的疏忽及其用兵的失誤。巨大的勝利不乏僥幸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