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敗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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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逼到敵人一邊去,削弱自己,壯大敵人。

    許攸向袁紹獻計未被采納,這時去後方催糧的審配來信反映許攸過去在冀州的“經濟問題”,并彙報許攸之子侄已被收監。

    袁紹見信後大罵許:“濫行匹夫!尚有面目于吾前獻計耶!汝與曹操有舊,想今亦受他财賄,為他作奸細,啜賺吾軍耳!本當斬首,今權且寄頭在項!可速退出,今後不許相見!”(第三十回)許攸覺得自己子侄被害,無顔複回冀州,準備拔劍自殺,被身邊人勸住,投奔了曹操,向曹操獻了烏巢斷糧之計,後又獻了決漳河灌冀州之計,均獲成功。

    張郃、高覽二将曾被袁紹派去劫曹軍營寨,因為對方早有準備而失敗。

    出兵前與張郃有意見分歧的郭圖怕張郃回軍後追究是非,就在袁紹面前誣陷說:張郃、高覽見主公兵敗,心中必喜。

    原因是“二人素有降曹之意,今遣擊寨,故意不肯用力,以緻損折士卒”(第三十回)。

    袁紹即派人召二人回來問罪,而郭圖卻先讓人告知二将說,回來将被袁紹殺頭。

    二人隻好去投曹操。

    袁紹兵敗回冀州途中,對他出兵時未聽田豐之谏表示後悔,而前來接應袁紹的謀士逢紀卻誣陷說:“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曰:‘果不出吾之料!’”(第三十一回)袁紹竟信以為真,派人持劍先往冀州獄中殺掉田豐。

     袁紹作為最高領導人,在這些事情上的直接失誤,一是沒有調查研究,聽信一面之詞,甚至不給被誣陷者以申辯的機會,二是對部下追究責任不選擇适當的時機,因為即使是許攸果有經濟問題,張郃賣陣為真,也應在戰役結束後再作處理,絕不該在戰役的關鍵時刻,尤其是在自己不能控制張郃的時候就要給予處理。

    袁紹對這些事件的間接責任,一是他平時不能用明确的奮鬥目标統一部下的思想,緻使他們各懷私心,互相拆台和誣陷,二是他對部下沒有基本的信任。

     官渡之戰集中暴露了袁紹低劣的領導水平。

    然而,袁紹一生的重大失誤并非到此為止。

    他敗退冀州後,準備選定接班人,由于集團内部的派系鬥争錯綜複雜,幾個謀士各為其主,因而他對此事一直躊躇不決,下不了決心。

    他既不願按照傳統的接班方法立長子袁譚為接班人,又不能在對三子袁尚有所心許的情況下逐步收繳袁譚的兵權,保證袁尚地位的穩固性,結果在他死後,兩個兒子鏖兵相争,先前的派系鬥争公開化,袁譚甚至勾結曹操為外援。

    這種内部紛争被曹操所利用,導緻袁紹集團徹底覆滅。

     袁紹性格的一個最大弱點是對什麼事情都優柔寡斷,下不了決心。

    有時候似乎是下了決心,但行動起來又搖擺不定,這實際上還是信心不足,決心不大。

    但值得注意的是,袁紹當年在朝廷為司隸校尉,在何進手下幹事時,卻是表現得非常果斷。

    靈帝死後,宦官準備作亂,他挺身而出,點禦林兵五千斬關入宮,引大臣入内,扶立少帝。

    他曾向何進建議對宦官斬草除根,一再勸告何進乘軍權在手時下手,認為“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

    (第二回)他為誅宦官也曾提出過召外兵入京的錯誤建議,但并未顯出動搖不定的性格。

    當謀殺宦官的事情敗露後,他勸何進不要冒險入宮,何進不聽勸阻,決意入宮,他與曹操帶劍護送。

    何進被殺後,他即時誅殺宦官,平定叛亂。

    董卓謀廢少帝,大臣無人敢于反對,惟袁紹挺身抗争,拔劍相對。

    此時的袁紹英勇果斷,敢做敢為,也許是當時“初生牛犢不怕虎”,他尚具有青年人的勃勃朝氣,但人們各年齡段的性格變化不至于産生如此天壤差别。

    也許是有些人一當上主要領導,負起全面責任就顧慮重重,動搖不定,而袁紹就屬于這類人物。

     袁紹曾經組織和領導了當時最大的軍事集團,但在袁紹手下,謀士間勾心鬥角,文官對武将相陷害,上下級之間互相猜忌,身後妻妾間相互殘殺,子輩兄弟相互攻伐。

    這個集團存在的時間不長,但卻引發和包含了多種矛盾。

    這是一個病态的政治集團,它越是膨脹,越是虛弱,探讨它的緻病之因一定不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