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回 王稼祥力促遵義會 周恩來舉薦成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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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看不見敵人的強大，進攻時打陣地戰，攻堅戰，同敵人拼消耗，冒險主義，說什麼一省數省的勝利就如何如何；時而呢，又是敵人太過于強大，不可戰勝。
他們在這兩方面碰得頭破血流，也不願意從主觀上來找找原因，還以巴黎公社為據，說失敗了也是正确的。
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中國革命的敵人是強大的，但中國革命的勝利又是可能的，這是因為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敵人内部不統一，有一些空子可鑽，有許多的薄弱環節，這可以說是中國革命的又一個特點。
有的同志也看不到這一點，于是便有軍事上的單純防禦，指揮上的平均主義，即防禦中的保守主義。
最後沒法子，隻好來個匆忙大搬家，逃跑主義。
不要以為冒險主義同保守主義是不相容的，也不要以為保守主義同逃跑主義是不相容的。
不了解中國革命戰争的特點，不解決這個戰略問題，我們是什麼錯誤都可能犯的。
不了解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加上不了解中國的其他一些國情，戰役和戰術指揮上是一定要犯錯誤的。
博古同志的報告避而不講主觀指揮上的錯誤，我以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掩蓋錯誤，還叫什麼總結呀，是不是還要繼續去發展已經犯過的錯誤呀？我還想講一點，我在行軍途中同稼祥同志談過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問題。
有的同志可能認為，這樣一來，馬克思主義豈不就不是百分之百了，參了中國的東西了。
是呀，你是在中國幹這個事情，要求馬克思把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條一款都講得清清楚楚，我們自己完全用不着去研究中國的實際，完全不需要提供中國的一點東西，這可能嗎？列甯是這樣解決俄國革命問題的嗎？這是一個思想方法問題。
我所以講到這一點，是因為這同解決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密切相關的……” 王稼祥立即發言支持毛澤東的意見。
他說：“我完全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意見，問題在于戰略思想不對頭，戰術思想更是一團糟。
我隻覺得，毛澤東同志說的，對在座有的同志也許生疏了一點。
要是覺得生疏，是不是就不要管那麼多的事了，下去好好讀點書，挑子裡好像還有幾本ＡＢＣ。
當然，最主要的是要好好思考，眼睛裡要有中國。
” 周恩來接着發言。
他說：“同志們，對于博古同志的報告，我和大家的認識一樣，也認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第五次反‘圍剿’中，紅軍的抵抗力不能同敵人相比，這是事實。
由于中央指揮上的錯誤，使得我們接連失敗，也是事實。
面對優勢敵軍，采取正面陣地戰，紅軍是很難取勝的。
我完全同意毛澤東、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對中央所犯錯誤的批評。
我作為‘三人團’的成員，我毫無疑問要承擔責任。
我認為，免去導緻失敗的指揮員，以獲得勝利的指揮員取而代之，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因此，我請求中央撤換我的職務，讓過去在戰争中用正确的軍事原則擊退敵人的進攻，使蘇區有過很大發展的同志來接替，我決心把軍事指揮權交還給黨。
我這裡建議，毛澤東同志應該回到野戰軍的領導和指揮崗位上來！” 會議頓時騷動起來。
朱德、劉伯承和各軍團指揮員連聲表示贊同。
洛甫說：“毛澤東同志不隻是要回到紅軍的指揮崗位上，政治局的分工也應作出相應的安排。
” 騷動中，博古似乎有些思想準備，他表現得頗為鎮靜，凱豐卻是坐立不安，他臉色發白，眼睛發紅，一會看看博古，一會又看看坐在門口悶頭抽煙的李德。
經過第三次會議讨論，政治局擴大會議形成了幾項重要決定：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由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毛澤東為周恩來在黨内決定軍事問題的幫助者；洛甫負責起草會議決議，主要是歸納整理會議關于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和毛澤東闡明的中國革命戰争的基本戰略，以及重組黨的領導核心問題。
凱豐一直不服，他不僅在會上表示“保留意見”，會後還對博古說：“對所謂錯誤路線的批判，我是接受不了的，中央的大印不能就這樣交出去。
”當博古表示“局勢已定，中央的挑子還是要交出去”以後，他還當着毛澤東的面斥責道：“你懂什麼馬列主義呀？你頂多就是看了些《孫子兵法》！”毛澤東以一種“不與小人論道”的口氣說：“你要是連《孫子兵法》都沒有讀過的，就自己去讀吧，我是不會再給你講孫子兵法的。
” 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三次會議都是在晚上召開的，當時婁山關那邊的戰鬥還在進行，白天有很多的軍務要處理。
李卓然是在會議中途從部隊趕來開會的，彭德懷沒等開完會，就飛馬到前線指揮作戰去了。
在最後的一次會議上，關于新根據地的選擇，根據已經發生的敵情變化，劉伯承和聶榮臻提出，是不是打過長江去，到川西北去尋找立足之地，他們的理由是：四川的人口、地理條件比貴州好，隻要站穩腳跟，同4方面軍取得協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四川對外交通不便，當地軍閥長期有排外思想，蔣介石大量調兵入川是不容易的。
他們的意見得到了會議的口頭贊成。
最後一次會議結束，已是淩晨兩點。
毛澤東在樓下
他們在這兩方面碰得頭破血流，也不願意從主觀上來找找原因，還以巴黎公社為據，說失敗了也是正确的。
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中國革命的敵人是強大的，但中國革命的勝利又是可能的，這是因為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敵人内部不統一，有一些空子可鑽，有許多的薄弱環節，這可以說是中國革命的又一個特點。
有的同志也看不到這一點，于是便有軍事上的單純防禦，指揮上的平均主義，即防禦中的保守主義。
最後沒法子，隻好來個匆忙大搬家，逃跑主義。
不要以為冒險主義同保守主義是不相容的，也不要以為保守主義同逃跑主義是不相容的。
不了解中國革命戰争的特點，不解決這個戰略問題，我們是什麼錯誤都可能犯的。
不了解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加上不了解中國的其他一些國情，戰役和戰術指揮上是一定要犯錯誤的。
博古同志的報告避而不講主觀指揮上的錯誤，我以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掩蓋錯誤，還叫什麼總結呀，是不是還要繼續去發展已經犯過的錯誤呀？我還想講一點，我在行軍途中同稼祥同志談過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問題。
有的同志可能認為，這樣一來，馬克思主義豈不就不是百分之百了，參了中國的東西了。
是呀，你是在中國幹這個事情，要求馬克思把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條一款都講得清清楚楚，我們自己完全用不着去研究中國的實際，完全不需要提供中國的一點東西，這可能嗎？列甯是這樣解決俄國革命問題的嗎？這是一個思想方法問題。
我所以講到這一點，是因為這同解決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密切相關的……” 王稼祥立即發言支持毛澤東的意見。
他說：“我完全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意見，問題在于戰略思想不對頭，戰術思想更是一團糟。
我隻覺得，毛澤東同志說的，對在座有的同志也許生疏了一點。
要是覺得生疏，是不是就不要管那麼多的事了，下去好好讀點書，挑子裡好像還有幾本ＡＢＣ。
當然，最主要的是要好好思考，眼睛裡要有中國。
” 周恩來接着發言。
他說：“同志們，對于博古同志的報告，我和大家的認識一樣，也認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第五次反‘圍剿’中，紅軍的抵抗力不能同敵人相比，這是事實。
由于中央指揮上的錯誤，使得我們接連失敗，也是事實。
面對優勢敵軍，采取正面陣地戰，紅軍是很難取勝的。
我完全同意毛澤東、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對中央所犯錯誤的批評。
我作為‘三人團’的成員，我毫無疑問要承擔責任。
我認為，免去導緻失敗的指揮員，以獲得勝利的指揮員取而代之，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因此，我請求中央撤換我的職務，讓過去在戰争中用正确的軍事原則擊退敵人的進攻，使蘇區有過很大發展的同志來接替，我決心把軍事指揮權交還給黨。
我這裡建議，毛澤東同志應該回到野戰軍的領導和指揮崗位上來！” 會議頓時騷動起來。
朱德、劉伯承和各軍團指揮員連聲表示贊同。
洛甫說：“毛澤東同志不隻是要回到紅軍的指揮崗位上，政治局的分工也應作出相應的安排。
” 騷動中，博古似乎有些思想準備，他表現得頗為鎮靜，凱豐卻是坐立不安，他臉色發白，眼睛發紅，一會看看博古，一會又看看坐在門口悶頭抽煙的李德。
經過第三次會議讨論，政治局擴大會議形成了幾項重要決定：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由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毛澤東為周恩來在黨内決定軍事問題的幫助者；洛甫負責起草會議決議，主要是歸納整理會議關于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和毛澤東闡明的中國革命戰争的基本戰略，以及重組黨的領導核心問題。
凱豐一直不服，他不僅在會上表示“保留意見”，會後還對博古說：“對所謂錯誤路線的批判，我是接受不了的，中央的大印不能就這樣交出去。
”當博古表示“局勢已定，中央的挑子還是要交出去”以後，他還當着毛澤東的面斥責道：“你懂什麼馬列主義呀？你頂多就是看了些《孫子兵法》！”毛澤東以一種“不與小人論道”的口氣說：“你要是連《孫子兵法》都沒有讀過的，就自己去讀吧，我是不會再給你講孫子兵法的。
” 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三次會議都是在晚上召開的，當時婁山關那邊的戰鬥還在進行，白天有很多的軍務要處理。
李卓然是在會議中途從部隊趕來開會的，彭德懷沒等開完會，就飛馬到前線指揮作戰去了。
在最後的一次會議上，關于新根據地的選擇，根據已經發生的敵情變化，劉伯承和聶榮臻提出，是不是打過長江去，到川西北去尋找立足之地，他們的理由是：四川的人口、地理條件比貴州好，隻要站穩腳跟，同4方面軍取得協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四川對外交通不便，當地軍閥長期有排外思想，蔣介石大量調兵入川是不容易的。
他們的意見得到了會議的口頭贊成。
最後一次會議結束，已是淩晨兩點。
毛澤東在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