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回 王稼祥力促遵義會 周恩來舉薦成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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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周恩來作副報告——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問題。
博古的主報告承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但拒不檢查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也就根本談不上總結出什麼經驗教訓來。
第一次會議開得懶洋洋的，第二次會議進入大會發言，氣氛一下子便繃緊了。
彭德懷打頭炮，矛頭直指博古的主報告。
他說：“主報告承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這還不錯，恐怕也就是這一點不錯。
但是，不是叫作總結嗎？教訓是什麼？為什麼失敗了？主報告說是敵人太強大，根據地太落後。
請問，哪裡的革命不是有強大的敵人？哪裡不是窮得太落後才革命的？沒有說到點子上嘛。
失敗的原因主要是指揮上的錯誤，你們的作戰指揮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
圖上作業的戰術家，短促突擊，不能集中兵力，哪有不打敗仗的！西進突圍，搬家逃跑，行動遲緩，在湘江受到那樣大的損失，這個責任完全要由中央來負，由‘三人團’來負！” 李德單獨坐在靠門口的木椅上，前一天聽了博古的主報告，就曾想，隻要博古的報告能夠通過，他也就不再吭聲，完全做個旁聽的列席者。
此刻聽伍修權譯說了彭德懷的發言，急性子的日耳曼人坐不住了。
在紅軍指揮員中，李德最不滿意的是兩個人：一個是劉伯承，一個就是這個彭德懷。
在江西時，劉伯承曾經罵過他是“帝國主義分子作風！”他把劉伯承的總參謀長撤了。
彭德懷說他是“崽賣爺田不心疼”，他把彭德懷的軍委副主席勾了。
此刻見彭德懷把矛頭指向了他，他叽裡呱啦反駁道：“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完全在于敵人過于強大；短促突擊的戰術之所以沒有取勝，完全是由于前方指揮員執行上發生偏差！” 這可是火上加油了。
洛甫發言，據理憑實，尖銳地批評了主報告拒不檢查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和教訓。
朱德、王稼祥、聶榮臻、陳雲、李卓然，全都開了火。
朱德說：“華夫同志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命令紅軍打陣地戰，結果丢掉了蘇區，犧牲了那麼多同志！轉移時又是倉皇逃跑，以緻損失慘重，這當然是指揮上的責任，中央的責任！再要這樣繼續下去，我們就不能跟着走了！”聶榮臻說：“想起湘江戰役，簡直是一場惡夢！我很同意彭德懷同志的意見，失敗的原因不能找到蔣介石那裡去，要在自己身上找！“王稼祥說：“我很同意上邊幾位同志的意見。
我再重複一句：錯誤的領導必須改變，‘三人團’要重新考慮。
”陳雲說：“過湘江的曆史不能再重演！博古同志作為黨的主要負責人，再領導下去是有困難的，‘三人團’無疑要作些改變。
” 劉少奇到蘇區以後還是主管白區工作。
會前洛甫給他打過招呼，擴大會議主要讨論軍事問題，他本不想說話的。
但此刻聽了一些同志的發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蘇區的丢失，同白區工作這幾年損失十之有九，在路線上完全是一回事嘛！他也激動和氣憤起來，說：“四中全會以後，白區工作也犯了‘左’的嚴重錯誤，導緻職工運動和黨組織的瓦解，特别是五中全會以後，白區和蘇區的路線是否正确，要求中央作出全面的檢讨和改正。
” 博古開始還能坐得住。
不管怎麼說，犧牲了那麼多的人，是令人痛心的。
但此刻聽劉少奇把白區工作的損失也拉了上來，并提出了整個路線的是非問題，他覺得這有些太過分了。
他腦子裡有個“整個路線是同國際聯系在一起”的問題。
他推推眼鏡，侃侃說道：“我不能同意少奇同志對中央路線的指責。
四中全會以來，在國際的幫助和曆次重要指示下，我們克服了羅章龍右傾分裂的危險，粉碎了國民黨的第四次‘圍剿’，建立了蘇區根據地，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有了30萬鐵的紅軍……如此等等，怎麼能說是整個路線有問題？怎麼能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就抹殺全黨奮鬥的功績？這種論調與托陳取消派、羅章龍右派的言論有何區别？” 凱豐跟着吼道：“否定四中全會以來的路線，隻能是機會主義！” “這是拿别人的胭脂往自己臉上擦！”劉少奇起身反駁道：“井岡山的鬥争，到第四次反‘圍剿’，是取得很大的成績，那是因為臨時中央還在上海！”劉少奇的嗓音因氣憤而有些發顫：“白區工作卻是由于有臨時中央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已經到了兩手空空的地步……” 王稼祥補了一句，“蘇區工作要好一點，隻空了一隻手。
” 會議陷入僵局。
毛澤東見勢不妙，插進來作了近一個小時的長篇發言。
他說：“我是贊成這次會議集中讨論軍事問題的，就是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指揮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不解決，别講空了一隻手，兩隻手，你就是七隻手八隻手，也得空！軍事上為什麼空了一隻手？主報告強調的是敵人的強大，我們不可能戰勝敵人。
在中國，革命的敵人強大不強大？當然是強大的，這甚至可以說是中國革命戰争的一個特點。
問題在于引出一個什麼結論來。
是引出國内革命戰争的長期性來呢，還是引出革命的失敗論來？在我們黨内，有的人在理論上就是不那麼一以貫之，他們時
博古的主報告承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但拒不檢查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也就根本談不上總結出什麼經驗教訓來。
第一次會議開得懶洋洋的，第二次會議進入大會發言，氣氛一下子便繃緊了。
彭德懷打頭炮，矛頭直指博古的主報告。
他說：“主報告承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這還不錯，恐怕也就是這一點不錯。
但是，不是叫作總結嗎？教訓是什麼？為什麼失敗了？主報告說是敵人太強大，根據地太落後。
請問，哪裡的革命不是有強大的敵人？哪裡不是窮得太落後才革命的？沒有說到點子上嘛。
失敗的原因主要是指揮上的錯誤，你們的作戰指揮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
圖上作業的戰術家，短促突擊，不能集中兵力，哪有不打敗仗的！西進突圍，搬家逃跑，行動遲緩，在湘江受到那樣大的損失，這個責任完全要由中央來負，由‘三人團’來負！” 李德單獨坐在靠門口的木椅上，前一天聽了博古的主報告，就曾想，隻要博古的報告能夠通過，他也就不再吭聲，完全做個旁聽的列席者。
此刻聽伍修權譯說了彭德懷的發言，急性子的日耳曼人坐不住了。
在紅軍指揮員中，李德最不滿意的是兩個人：一個是劉伯承，一個就是這個彭德懷。
在江西時，劉伯承曾經罵過他是“帝國主義分子作風！”他把劉伯承的總參謀長撤了。
彭德懷說他是“崽賣爺田不心疼”，他把彭德懷的軍委副主席勾了。
此刻見彭德懷把矛頭指向了他，他叽裡呱啦反駁道：“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完全在于敵人過于強大；短促突擊的戰術之所以沒有取勝，完全是由于前方指揮員執行上發生偏差！” 這可是火上加油了。
洛甫發言，據理憑實，尖銳地批評了主報告拒不檢查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和教訓。
朱德、王稼祥、聶榮臻、陳雲、李卓然，全都開了火。
朱德說：“華夫同志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命令紅軍打陣地戰，結果丢掉了蘇區，犧牲了那麼多同志！轉移時又是倉皇逃跑，以緻損失慘重，這當然是指揮上的責任，中央的責任！再要這樣繼續下去，我們就不能跟着走了！”聶榮臻說：“想起湘江戰役，簡直是一場惡夢！我很同意彭德懷同志的意見，失敗的原因不能找到蔣介石那裡去，要在自己身上找！“王稼祥說：“我很同意上邊幾位同志的意見。
我再重複一句：錯誤的領導必須改變，‘三人團’要重新考慮。
”陳雲說：“過湘江的曆史不能再重演！博古同志作為黨的主要負責人，再領導下去是有困難的，‘三人團’無疑要作些改變。
” 劉少奇到蘇區以後還是主管白區工作。
會前洛甫給他打過招呼，擴大會議主要讨論軍事問題，他本不想說話的。
但此刻聽了一些同志的發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蘇區的丢失，同白區工作這幾年損失十之有九，在路線上完全是一回事嘛！他也激動和氣憤起來，說：“四中全會以後，白區工作也犯了‘左’的嚴重錯誤，導緻職工運動和黨組織的瓦解，特别是五中全會以後，白區和蘇區的路線是否正确，要求中央作出全面的檢讨和改正。
” 博古開始還能坐得住。
不管怎麼說，犧牲了那麼多的人，是令人痛心的。
但此刻聽劉少奇把白區工作的損失也拉了上來，并提出了整個路線的是非問題，他覺得這有些太過分了。
他腦子裡有個“整個路線是同國際聯系在一起”的問題。
他推推眼鏡，侃侃說道：“我不能同意少奇同志對中央路線的指責。
四中全會以來，在國際的幫助和曆次重要指示下，我們克服了羅章龍右傾分裂的危險，粉碎了國民黨的第四次‘圍剿’，建立了蘇區根據地，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有了30萬鐵的紅軍……如此等等，怎麼能說是整個路線有問題？怎麼能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就抹殺全黨奮鬥的功績？這種論調與托陳取消派、羅章龍右派的言論有何區别？” 凱豐跟着吼道：“否定四中全會以來的路線，隻能是機會主義！” “這是拿别人的胭脂往自己臉上擦！”劉少奇起身反駁道：“井岡山的鬥争，到第四次反‘圍剿’，是取得很大的成績，那是因為臨時中央還在上海！”劉少奇的嗓音因氣憤而有些發顫：“白區工作卻是由于有臨時中央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已經到了兩手空空的地步……” 王稼祥補了一句，“蘇區工作要好一點，隻空了一隻手。
” 會議陷入僵局。
毛澤東見勢不妙，插進來作了近一個小時的長篇發言。
他說：“我是贊成這次會議集中讨論軍事問題的，就是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指揮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不解決，别講空了一隻手，兩隻手，你就是七隻手八隻手，也得空！軍事上為什麼空了一隻手？主報告強調的是敵人的強大，我們不可能戰勝敵人。
在中國，革命的敵人強大不強大？當然是強大的，這甚至可以說是中國革命戰争的一個特點。
問題在于引出一個什麼結論來。
是引出國内革命戰争的長期性來呢，還是引出革命的失敗論來？在我們黨内，有的人在理論上就是不那麼一以貫之，他們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