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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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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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斷情感作為治經的六法之一,說明傳統學術所缺乏的工具理性已經在一定的意義上發揮作用。

    而按照梁啟超的說法,盛清學者的獨異之處,是具有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嘗言:“凡真學者之态度,皆當為學問而治學問。

    ”參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40頁,複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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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們說中國學術至清中葉已經開始有了現代學術的萌芽,可以得到理據的支持,但也隻是萌芽而已。

    真正現代學術之開端還是在晚清,歐風美雨襲來,學人産生追求學術獨立的自覺性,并試圖用新的學術觀念和方法反思固有學術,尋求新解。

     這一轉變的時間約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1898年嚴複發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啟超發表《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現代學術思想和學術規範得到比較集中的體現參閱拙稿《文化托命與中國現代學術傳統》,載《中國文化》第六期,北京三聯書店、香港中華書局、台灣風雲時代出版社聯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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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尤以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最具有學科的代表性,是學術史上文學評論一門第一次引入西方的觀念和方法,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

    在時間上,《紅樓夢評論》比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隐》早十三年,比胡适發表《紅樓夢考證》早十七年。

    如果說王、蔡、胡分别為紅學的小說批評、紅學索隐、紅學考證建立了學派的典範,那末王靜安先生的《紅樓夢評論》不僅為紅學的小說批評建立了典範,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也具有奠基的意義。

     第二,回顧百年以來的紅學,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特異的現象,現代中國思想文化舞台上許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紅學。

    有的是自覺卷入,有的是被迫卷入,有的是不知不覺地誤入。

    王國維之外,蔡元培、胡适之、陳獨秀、顧颉剛、俞平伯、吳宓等,都寫過研究《紅樓夢》的專著或單篇論文。

    “五四”前夕,吳宓、陳寅恪、湯用彤、俞大維在哈佛留學,當時中國學生會曾舉行過學術聚會,請吳宓講《紅樓夢》,後來這篇演講以《紅樓夢新談》為題,在刊物上公開發表。

    演講時間為1919年3月2日。

    3月26日陳寅恪為這次演講題詞,寫了一首七律: 等是閻浮夢裡身,夢中談夢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更有人。

     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

     春霄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嗆神。

    原載《雨僧日記》,《陳寅恪詩集》收入,載于第7頁,寫作時間署“1919年3月”。

    原詩第四句後面有注:“虞初号黃車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