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頓盡追懷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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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中國大陸,又升起了兩顆以作家身份研究《紅樓夢》的新星——王蒙和劉心武。

    1991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王蒙的紅學專著《紅樓啟示錄》,15萬字,基本是在1989年下半年至1990年初寫成的。

    當時作者住在醫院中。

    成書之前,單篇文章曾披載于報刊,讀者争相傳閱,有洛陽紙貴之勢。

    作家宗璞為《紅樓啟示錄》作序,稱讀王蒙的紅學文字“有炎炎日午而瑤琴一曲來熏風之感”。

    她說這“的确是新星,不是因撰之者新涉足這一領域,而是因文章确有新意,是以前研究者沒有寫出,讀者沒有想到,或可說雪芹也沒意識到的”。

    讀過王著的人,會認可這一評價,不會認為是作家之間的調侃溢美之詞。

    《紅樓啟示錄》第一版印行一萬冊,不久再版、三版,現在已經印行五六萬冊了。

    劉心武對《紅樓夢》中的人物有别出新裁的理解,他發表在《讀書》雜志上的《話說趙姨娘》一文,頗有可讀性。

    後來還作起了紅學考證,提出“秦可卿的出身未必寒微”,文章發表于《紅樓夢學刊》,周汝昌撰文呼應,一時在讀者中有較大的反響。

     第四,百年來的《紅樓夢》研究表明,紅學的盛衰似乎與社會變端有一定的關系。

    何時《紅樓夢》研究變得熱門,往往有具體的文化背景。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有人寫了一首詩:“說部荒唐遣睡魔,黃車掌錄恣搜羅。

    不談新學談紅學,誰似蝸廬考索多。

    ”詩後有小注寫道:“都人士喜談石頭記,謂之紅學。

    新政風行,談紅學者改談經濟,康、梁事敗,談經濟者又改談紅學。

    ”參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第二冊,第404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這說明《紅樓夢》研究有自己的現實的關注點。

    1921年,胡适之、俞平伯、顧颉剛通信讨論《紅樓夢》,俞在給顧的信中說:“京事一切沉悶(新華門軍警打傷教職員),更無可道者,不如劇談紅樓為消夏神方,因此每一執筆必奕奕然若有神助也。

    ”參見俞平伯《紅樓夢辨》顧序第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

    “劇談紅樓”的雅興,使他們躲開了不忍觀的現實的關注點。

    今天的《紅樓夢》研究和社會變端是否仍然存在什麼關系,我不敢斷言。

    但我模模糊糊地意識到,凡是紅樓走紅、全社會大談紅樓,紅運上升、紅潮洶湧的時候,似乎并不是什麼大吉大利之事,常常國家民族的命運在此時卻未必甚佳。

    紅運和國運似乎不容易兩全——不知我這樣說是不是有以偏概全之嫌。

     第五,百年紅學,大故疊起,波詭雲谲,争吵不休,是學者們打架打得最多的領域。

    多年來,紅學論争和紅學公案之多,已成為紅學的學科特點。

    我曾舉出十七次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