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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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潘複生将“炮轟派”們昔日勢不兩立而且已被瓦解的“保皇組織”扶植了起來，旗鼓相當地與他們重新勢不兩立，“炮轟派”無不憤怒到咬牙切齒的地步，決心血戰到底。
“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到了這一階段，造反派們完完全全卷入了權力之争的漩渦。
無論“炮轟派”還是“捍聯總”，區别僅僅在于，核心人物都是為了所謂“政權”而鬥争，群衆則都是為了所謂“正義”而鬥争。
“政權”和“正義”，是内涵很不相同的兩個詞。
因為被“正義”所召喚，所驅使，因為鬥争的形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不再是千人萬衆地鬥幾個“走資派”，而是千人萬衆與千人萬衆鬥，是“大兵團”與“大兵團”鬥，是真真實實的誰存誰亡的鬥，就演出一幕幕的确堪稱史劇的節目來。
本無所謂的鬥似乎就帶有了極莊嚴的色彩。
“東北新曙光”并沒有給“東方紅城”哪怕一線什麼曙光，“炮轟派”與“捍聯總”攪得“東方紅城”天昏地暗，人仰馬翻。
盧叔的死，盧嬸的瘋，馬家獨生子的失蹤，我的哥哥的被“收容”，都并沒使我這個紅衛兵徹底置身于“文化大革命”之外。
我這個昔日同情“八·八團”的“保皇派”紅衛兵，又同情起“炮轟派”來。
不久我便加入了中學“炮轟派”組織，而且是一個堅定不移的“炮轟派”。
十七歲的我，不，那一年我應該是十八歲了，當然沒有什麼政治野心，加入“炮轟派”也絕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誰坐在新生的省“革命委員會”的第一把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交椅上，都是與我毫無關系的事兒。
象《水浒傳》中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樣，排上它十萬八千把交椅，肯定也是輪不到我的名下。
使我加入“炮轟派”的也并不是什麼“正義”感，而是一種悲劇精神。
悲劇精神是人的一種常常自以為高貴的精神。
又常常是與可悲的英雄人物們的命運同時存在的。
它最容易在渴望顯示出高貴品質的浪漫蒂克的青少年的頭腦中發生作用。
驅使他們大冒傻氣，一往無前地去做蠢事，甚至不惜毀滅自己。
“八·八團”解散那一天，在體育場召開了萬人大會。
由哈軍工“八·八團”的領袖宣讀中央文革措詞嚴厲的“最後通牒”。
讀罷，宣讀者泣不成聲。
他隻說了一句話：“我對不起大家，我請求大家寬恕我。
” 于是萬人恸哭。
哭聲直上九霄。
我也哭了。
哭得象個受了莫大委屈而又無處申訴的孩子。
萬人邊哭邊唱： 遠飛的大雁啊， 請你捎個信兒到北京， “八八”戰士想念毛主席， 日夜想念毛主席…… 那一天我就感受到了一種籠罩會場的悲劇精神。
也許我看過的悲劇英雄主義的文學作品太多了，它們對我的精神人格潛移默化地起到了影響。
俄國的十二月黨人，意大利的燒炭黨人，英國的輝格黨人，在滲透着悲劇精神的英雄主義方面都令我無比敬仰。
悲劇精神是失敗了的或注定要失敗的英雄們的永遠不敗的精神。
我在“文化大革命”這場史無前例的鬧劇中，象條經過訓練的狗尋找蹤迹一樣，嗅到哪裡有“悲劇精神”的似乎高貴的氣味，就滿懷準備自我犧牲的心理投奔向哪裡。
“八·八團”演變為“捍聯總”，對所有“八·八團”的舊部來說，由受壓而開始壓人，可能會感到複仇雪恥的痛快，揚眉吐氣的驕傲。
但對我來說，它正是因此而喪失掉了一種悲劇精神。
它便同時也喪失掉了足以讓我去為之鬥争的号召力。
這好比兩個拳擊手的較量，我的感情總無法站在獲勝者的一方，與之分享勝利的得意。
而總是站在被擊倒在地的一方，恨不能分擔他失敗的痛苦。
并且我從來就不習慣于在生活的任何方面将自己想象成一個勝利者，總是習慣于将自己想象成一個失敗者。
失敗的痛苦比勝利的驕傲似乎更能豐富我内心的情感。
我甚至認為深刻的情感從來都産生于失敗的痛苦之中。
失敗的痛苦本身就意味着是一種深刻的情感。
它與深刻的思想是孿生姊妹。
沒有體驗過失敗的痛苦所獲得的勝利，其驕傲，得意，興奮和喜悅，都是索然無味的。
我絕不
“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到了這一階段，造反派們完完全全卷入了權力之争的漩渦。
無論“炮轟派”還是“捍聯總”，區别僅僅在于，核心人物都是為了所謂“政權”而鬥争，群衆則都是為了所謂“正義”而鬥争。
“政權”和“正義”，是内涵很不相同的兩個詞。
因為被“正義”所召喚，所驅使，因為鬥争的形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不再是千人萬衆地鬥幾個“走資派”，而是千人萬衆與千人萬衆鬥，是“大兵團”與“大兵團”鬥，是真真實實的誰存誰亡的鬥，就演出一幕幕的确堪稱史劇的節目來。
本無所謂的鬥似乎就帶有了極莊嚴的色彩。
“東北新曙光”并沒有給“東方紅城”哪怕一線什麼曙光，“炮轟派”與“捍聯總”攪得“東方紅城”天昏地暗，人仰馬翻。
盧叔的死，盧嬸的瘋，馬家獨生子的失蹤，我的哥哥的被“收容”，都并沒使我這個紅衛兵徹底置身于“文化大革命”之外。
我這個昔日同情“八·八團”的“保皇派”紅衛兵，又同情起“炮轟派”來。
不久我便加入了中學“炮轟派”組織，而且是一個堅定不移的“炮轟派”。
十七歲的我，不，那一年我應該是十八歲了，當然沒有什麼政治野心，加入“炮轟派”也絕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誰坐在新生的省“革命委員會”的第一把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交椅上，都是與我毫無關系的事兒。
象《
使我加入“炮轟派”的也并不是什麼“正義”感，而是一種悲劇精神。
悲劇精神是人的一種常常自以為高貴的精神。
又常常是與可悲的英雄人物們的命運同時存在的。
它最容易在渴望顯示出高貴品質的浪漫蒂克的青少年的頭腦中發生作用。
驅使他們大冒傻氣，一往無前地去做蠢事，甚至不惜毀滅自己。
“八·八團”解散那一天，在體育場召開了萬人大會。
由哈軍工“八·八團”的領袖宣讀中央文革措詞嚴厲的“最後通牒”。
讀罷，宣讀者泣不成聲。
他隻說了一句話：“我對不起大家，我請求大家寬恕我。
” 于是萬人恸哭。
哭聲直上九霄。
我也哭了。
哭得象個受了莫大委屈而又無處申訴的孩子。
萬人邊哭邊唱： 遠飛的大雁啊， 請你捎個信兒到北京， “八八”戰士想念毛主席， 日夜想念毛主席…… 那一天我就感受到了一種籠罩會場的悲劇精神。
也許我看過的悲劇英雄主義的文學作品太多了，它們對我的精神人格潛移默化地起到了影響。
俄國的十二月黨人，意大利的燒炭黨人，英國的輝格黨人，在滲透着悲劇精神的英雄主義方面都令我無比敬仰。
悲劇精神是失敗了的或注定要失敗的英雄們的永遠不敗的精神。
我在“文化大革命”這場史無前例的鬧劇中，象條經過訓練的狗尋找蹤迹一樣，嗅到哪裡有“悲劇精神”的似乎高貴的氣味，就滿懷準備自我犧牲的心理投奔向哪裡。
“八·八團”演變為“捍聯總”，對所有“八·八團”的舊部來說，由受壓而開始壓人，可能會感到複仇雪恥的痛快，揚眉吐氣的驕傲。
但對我來說，它正是因此而喪失掉了一種悲劇精神。
它便同時也喪失掉了足以讓我去為之鬥争的号召力。
這好比兩個拳擊手的較量，我的感情總無法站在獲勝者的一方，與之分享勝利的得意。
而總是站在被擊倒在地的一方，恨不能分擔他失敗的痛苦。
并且我從來就不習慣于在生活的任何方面将自己想象成一個勝利者，總是習慣于将自己想象成一個失敗者。
失敗的痛苦比勝利的驕傲似乎更能豐富我内心的情感。
我甚至認為深刻的情感從來都産生于失敗的痛苦之中。
失敗的痛苦本身就意味着是一種深刻的情感。
它與深刻的思想是孿生姊妹。
沒有體驗過失敗的痛苦所獲得的勝利，其驕傲，得意，興奮和喜悅，都是索然無味的。
我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