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節 寶玉的變态心理及其激烈思想(2)
關燈
小
中
大
對《四書》，已可概見。
二是反對八股。
吾國自隋唐以後，純以文詞取人，士之精華果銳者，皆盡瘁于記問詞章聲病帖括之中，其不能得到人才，事之至明。
唐時，賈至已言：“間者禮部取人……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意……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唯擇浮豔……取士試之小道，不以遠者大者，使幹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賈曾傳》）宋時，司馬光亦說：“文辭者乃藝能之一端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二十《論舉選狀》）“以言取人，固未足以盡人之才，今之科場，格之以辭賦，又不足以觀言。
”（同上卷三十《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顧“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同上卷三十二《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以文辭“進退天下士，不問其賢不肖，雖頑如跖，苟程試合格，不廢高第；行如顔骞，程試不合格，不免黜落，老死衡宇”（同上卷五十四《起請科場劄子》）。
然而“四方之人雖于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于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邪”（同上卷三十二《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元明二代，考試均由朱子所撰《四書章句集注》内命題，但明又定下文章的格式，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
《明史》謂為太祖與劉基所創（《明史》卷七十《選舉志二》），顧炎武則謂始于成化以後（《日知錄》卷十六《試文格式》）。
文章不在于窮理，而思想則受朱熹注釋的拘束，所以士人必須記誦章句，而後方能下筆成文。
王陽明說：“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
”（《陽明全書》卷七《别湛甘泉序》）又說：“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鹜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
”（同上卷七《重修山陰縣學記》）顧炎武抨擊八股尤力，他說：“八股之害等于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于鹹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
”（《日知錄》卷十六《拟題》）黃梨洲亦謂：“今也……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舉之一途，雖使古豪傑之士舍是亦無由而進取之……流俗之人徒見夫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于其中，遂以為科目已善，不必他求。
不知科目之中既聚此百千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
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目，非科目之得功名氣節之士也。
”（《明夷待訪錄·取士下》）寶玉反對八股，在今日固不足為奇，而在寶玉時代，不失為革命性的見解。
三是反對道學。
道學亦稱理學，創于北宋之周敦頤，光大于二程及張載、邵雍，而繼承于朱熹等輩。
一般人均謂，朱熹是集道學的大成。
餘嘗區别漢宋儒家思想之不同，漢儒注重治平之術，對于人主生活，不甚苛求。
賈誼說：“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托于鄉黨裡邑。
人主者天下安，社會固不耳……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
”（《新書》卷一《益壤》）反之，宋儒尤其道學家注重正誠修齊之道，依孟子“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注疏》卷七下《離婁上》），而主張為政之道以“格君心”為本。
如何而格君心之非，道學家對此問題，先假定“人性本善”，而用玄之又玄的觀念以證明性善之說。
詳言之，他們由無極，而太極，而陰陽，而五行，而四時，而萬物，用此以說明天人之理。
無極大約是指虛空，由虛空之中，發生混然一氣，是之謂太極。
太極一動一靜，則生陰陽。
陰陽變化，五行生焉，四時行焉。
有了五行四時，又加以陰陽二氣之交感，于是化生萬物。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所以人性本善。
道學如何得此性善的結論？他們以為太極是理，陰陽隻是氣。
太極——理未有不善，陰陽——氣有時不能和穆，例如春凋秋榮冬溫夏寒，這樣，在氣的方面就有善與不善。
人類由陽變陰合而産生，陰陽既有乖戾，則人類（包括人君）不免也有邪僻。
如何矯正邪僻而為良善？道學家主張變化氣質，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窒欲之極，遂由寡欲，進而希望無欲。
周濂溪說：“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予謂養心當寡焉以至于無。
”如何使欲“寡焉以至于無”？他們主張主靜。
道學家主靜之法似受釋氏的影響，主張靜坐。
“程子見人靜坐，便歎為善學。
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引自梁啟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蓋靜坐而能“止于所不見”，則“外物不蔽，内欲不萌”。
唯由吾人觀之，這不能視為道德行為，不過如小乘佛教那樣，閉室靜坐，以求涅槃圓寂而已。
本段所述，除已注明出處外，均根據《近思錄集注》，可參閱拙著《中國政治思想史》及《中國社會政治史》。
二是反對八股。
吾國自隋唐以後，純以文詞取人，士之精華果銳者，皆盡瘁于記問詞章聲病帖括之中，其不能得到人才，事之至明。
唐時，賈至已言：“間者禮部取人……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意……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唯擇浮豔……取士試之小道，不以遠者大者，使幹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賈曾傳》）宋時，司馬光亦說：“文辭者乃藝能之一端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二十《論舉選狀》）“以言取人，固未足以盡人之才，今之科場，格之以辭賦，又不足以觀言。
”（同上卷三十《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顧“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同上卷三十二《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以文辭“進退天下士，不問其賢不肖，雖頑如跖，苟程試合格，不廢高第；行如顔骞，程試不合格，不免黜落，老死衡宇”（同上卷五十四《起請科場劄子》）。
然而“四方之人雖于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于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邪”（同上卷三十二《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元明二代，考試均由朱子所撰《四書章句集注》内命題，但明又定下文章的格式，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
《明史》謂為太祖與劉基所創（《明史》卷七十《選舉志二》），顧炎武則謂始于成化以後（《日知錄》卷十六《試文格式》）。
文章不在于窮理，而思想則受朱熹注釋的拘束，所以士人必須記誦章句，而後方能下筆成文。
王陽明說：“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
”（《陽明全書》卷七《别湛甘泉序》）又說：“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鹜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
”（同上卷七《重修山陰縣學記》）顧炎武抨擊八股尤力，他說：“八股之害等于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于鹹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
”（《日知錄》卷十六《拟題》）黃梨洲亦謂：“今也……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舉之一途，雖使古豪傑之士舍是亦無由而進取之……流俗之人徒見夫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于其中，遂以為科目已善，不必他求。
不知科目之中既聚此百千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
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目，非科目之得功名氣節之士也。
”（《明夷待訪錄·取士下》）寶玉反對八股，在今日固不足為奇，而在寶玉時代，不失為革命性的見解。
三是反對道學。
道學亦稱理學，創于北宋之周敦頤，光大于二程及張載、邵雍，而繼承于朱熹等輩。
一般人均謂，朱熹是集道學的大成。
餘嘗區别漢宋儒家思想之不同，漢儒注重治平之術，對于人主生活，不甚苛求。
賈誼說：“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托于鄉黨裡邑。
人主者天下安，社會固不耳……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
”（《新書》卷一《益壤》）反之，宋儒尤其道學家注重正誠修齊之道，依孟子“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注疏》卷七下《離婁上》），而主張為政之道以“格君心”為本。
如何而格君心之非，道學家對此問題，先假定“人性本善”，而用玄之又玄的觀念以證明性善之說。
詳言之，他們由無極，而太極，而陰陽，而五行，而四時，而萬物，用此以說明天人之理。
無極大約是指虛空，由虛空之中，發生混然一氣，是之謂太極。
太極一動一靜，則生陰陽。
陰陽變化，五行生焉，四時行焉。
有了五行四時，又加以陰陽二氣之交感，于是化生萬物。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所以人性本善。
道學如何得此性善的結論？他們以為太極是理，陰陽隻是氣。
太極——理未有不善，陰陽——氣有時不能和穆，例如春凋秋榮冬溫夏寒，這樣，在氣的方面就有善與不善。
人類由陽變陰合而産生，陰陽既有乖戾，則人類（包括人君）不免也有邪僻。
如何矯正邪僻而為良善？道學家主張變化氣質，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窒欲之極，遂由寡欲，進而希望無欲。
周濂溪說：“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予謂養心當寡焉以至于無。
”如何使欲“寡焉以至于無”？他們主張主靜。
道學家主靜之法似受釋氏的影響，主張靜坐。
“程子見人靜坐，便歎為善學。
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引自梁啟超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蓋靜坐而能“止于所不見”，則“外物不蔽，内欲不萌”。
唯由吾人觀之，這不能視為道德行為，不過如小乘佛教那樣，閉室靜坐，以求涅槃圓寂而已。
本段所述，除已注明出處外，均根據《近思錄集注》，可參閱拙著《中國政治思想史》及《中國社會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