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節 寶玉的變态心理及其激烈思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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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玉反對念書，即由反對“祿蠹”而來。
葉适說：“今者化天下之人而為士，盡以入官。
”（《水心集》卷三《法度總論三》）入官的目的不在于治平，而在于發财，這是寶玉反對祿蠹，因又反對士大夫的原因。
吾人觀上述寶玉的見解，可以分析為三點，茲試述之如次： 一是反對《四書》。
“明明德”一語出自《大學》，而《大學》與《中庸》本來是《禮記》的一部分，朱子取出，與《論語》、《孟子》合為《四書》，複為之章句集注。
案《論》、《孟》兩書乃孔、孟門人記錄其老師的言論及行事。
王充說：“案聖賢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
”（《論衡》第九卷《問孔篇》）王氏舉孔子對子貢及冉子之言以為證，他說：“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信最重也。
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廪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
’讓生于有餘，争生于不足。
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
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為食。
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為信，信不立矣。
子适衛，冉子仆，子曰庶矣哉。
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語冉子先富而後教之。
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别，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問，孔子為國，意何定哉？”（同上）莊子說：“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莊子》第二十七篇《寓言》）後人多不研究那一句話是孔子說在年六十以前，那一句話是孔子說在年六十以後，而緻孔子之言不免有前後矛盾之處。
至于《大學》、《中庸》兩書之所言，與《論語》矛盾之處甚多。
舉一例言之，《論語·為政》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大學》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鄭氏注“放去惡人，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感服”。
孔穎達疏“既放此蔽賢之人，遠在四夷，是仁人能愛善人，惡不善之人”。
《中庸》說“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孔穎達疏“或安而行之，謂無所求為，安靜而行之。
或利而行之，謂貪其利益（即愛賞）而行之。
或勉強而行之，謂畏懼罪惡（即畏刑），勉力自強而行之”。
此即《孝經》第七章《三才》所謂“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邢昺疏雲：“示有好必賞之令，以引喻之，使其慕而歸善也。
示有惡必罰之禁，以懲止之，使其懼而不為也。
”此與法家由人性之有好惡，懸刑賞，獎民為善而禁民為惡，又有什麼區别。
換句話說，這不是“齊之以刑”麼？朱熹不察《四書》之中，矛盾的思想甚多，乃合之而為之注，所以寶玉才說“都是前人自己混編纂出來的”，“混編纂”三字值得吾人注意。
《四書》自元以來，用為取士的工具，固然多系孔孟嘉言，學者均崇之為“道德鐵則”。
然而王陽明乃說：“夫學貴得之心，求之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
求之于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于孔子者乎……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所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
故言之而是，雖異于己，乃益于己也。
言之而非，雖同于己，适損于己也。
”（《陽明全書》卷二《答羅整庵少宰書》）李卓吾之言更為激烈，他說：“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于孔子而後足也。
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為人乎。
”（《李氏焚書》卷一《答耿中丞書》）又說：“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為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為贊美之詞，又不然，則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前遺後，随其所見，筆之于書柳宗元說：“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
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
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
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
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耳。
”（《柳河東集》卷四《論語辯上篇》）。
後學不察，便謂出自聖人之口也。
決定目之為經矣，孰知其大半非聖人之言乎。
縱出自聖人，要亦有為而發，不過因病發藥，随時處方，以教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闊門徒雲耳。
藥醫假病方難定孰是，豈可遽以為萬世之至論乎。
”（同上卷三《童心說》）寶玉謂當世之人除“明明德”外，以為别無一本可讀的書，其反
葉适說：“今者化天下之人而為士，盡以入官。
”（《水心集》卷三《法度總論三》）入官的目的不在于治平，而在于發财，這是寶玉反對祿蠹，因又反對士大夫的原因。
吾人觀上述寶玉的見解，可以分析為三點，茲試述之如次： 一是反對《四書》。
“明明德”一語出自《大學》，而《大學》與《中庸》本來是《禮記》的一部分，朱子取出，與《論語》、《孟子》合為《四書》，複為之章句集注。
案《論》、《孟》兩書乃孔、孟門人記錄其老師的言論及行事。
王充說：“案聖賢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
”（《論衡》第九卷《問孔篇》）王氏舉孔子對子貢及冉子之言以為證，他說：“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信最重也。
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廪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
’讓生于有餘，争生于不足。
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
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為食。
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為信，信不立矣。
子适衛，冉子仆，子曰庶矣哉。
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語冉子先富而後教之。
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别，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問，孔子為國，意何定哉？”（同上）莊子說：“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莊子》第二十七篇《寓言》）後人多不研究那一句話是孔子說在年六十以前，那一句話是孔子說在年六十以後，而緻孔子之言不免有前後矛盾之處。
至于《大學》、《中庸》兩書之所言，與《論語》矛盾之處甚多。
舉一例言之，《論語·為政》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大學》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鄭氏注“放去惡人，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感服”。
孔穎達疏“既放此蔽賢之人，遠在四夷，是仁人能愛善人，惡不善之人”。
《中庸》說“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孔穎達疏“或安而行之，謂無所求為，安靜而行之。
或利而行之，謂貪其利益（即愛賞）而行之。
或勉強而行之，謂畏懼罪惡（即畏刑），勉力自強而行之”。
此即《孝經》第七章《三才》所謂“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邢昺疏雲：“示有好必賞之令，以引喻之，使其慕而歸善也。
示有惡必罰之禁，以懲止之，使其懼而不為也。
”此與法家由人性之有好惡，懸刑賞，獎民為善而禁民為惡，又有什麼區别。
換句話說，這不是“齊之以刑”麼？朱熹不察《四書》之中，矛盾的思想甚多，乃合之而為之注，所以寶玉才說“都是前人自己混編纂出來的”，“混編纂”三字值得吾人注意。
《四書》自元以來，用為取士的工具，固然多系孔孟嘉言，學者均崇之為“道德鐵則”。
然而王陽明乃說：“夫學貴得之心，求之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
求之于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于孔子者乎……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所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
故言之而是，雖異于己，乃益于己也。
言之而非，雖同于己，适損于己也。
”（《陽明全書》卷二《答羅整庵少宰書》）李卓吾之言更為激烈，他說：“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于孔子而後足也。
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為人乎。
”（《李氏焚書》卷一《答耿中丞書》）又說：“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為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為贊美之詞，又不然，則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前遺後，随其所見，筆之于書柳宗元說：“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
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
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
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
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耳。
”（《柳河東集》卷四《論語辯上篇》）。
後學不察，便謂出自聖人之口也。
決定目之為經矣，孰知其大半非聖人之言乎。
縱出自聖人，要亦有為而發，不過因病發藥，随時處方，以教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闊門徒雲耳。
藥醫假病方難定孰是，豈可遽以為萬世之至論乎。
”（同上卷三《童心說》）寶玉謂當世之人除“明明德”外，以為别無一本可讀的書，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