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何以減輕人民負擔反而激怒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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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制、公正這種不大為前人所知的精神，但在某些地方，他們仍舊說卑賤的農民。
看來這類罵人話正如那些公證人所說，是自古已然。
随着1789年的臨近，這種對人民貧苦的同情變得更強烈、更輕率。
我手中有一些1788年初許多省議會緻不同教區居民的通告，為的是要從他們那裡詳細了解他們可能提出的一切申訴。
這些通告中有一份是由一位神甫、一位大領主、三個貴族和一位資産者簽署的，他們都是議會成員，以議會名義行事。
該委員會命令各教區的行會理事召集全體農民，向他們征詢對所納不同捐稅的制訂和征收方式的意見。
通告稱：“我們大緻知道，大部分捐稅，特别是鹽稅和軍役稅，對種田人來說産生了災難性的後果，但是我們還要具體了解每一種流弊。
”省議會的好奇心不止于此；它要知道教區内享有某種特權的人——貴族、教士或俗人的人數，要确切知道這些特權是什麼；免稅人的财産價值多少；他們是否居住在他們的土地上；是否有很多教會财産——或像當時所說，永久管業基金——不參與商業，它們價值多少。
所有這一切尚不能使議會滿意；還要告訴它，假使存在捐稅平等，特權者應承擔的那部分捐稅，軍役稅、附加稅、人口稅、勞役，估計數額是多少。
這等于是通過叙述各人所受的苦難使他們激憤起來，向他們指出罪魁禍首，點明他們為數很小，不足為懼，從而在他們内心深處燃起貪欲、嫉妒和仇恨。
人們似乎完全忘掉了紮克雷起義、鉛錘黨人和十六人委員會，似乎不懂得這些法國人的性格：在天性保持平靜時，他們是世界上最溫和、最仁慈的民族，一旦迸發出猛烈激情，就會變成最野蠻的民族。
可惜我未能獲得農民答複這些緻命問題的所有報告；但我還是找到了一些，足以了解支配這些報告的一般精神。
在這些報告中，每一個特權者的名字，貴族也好，資産者也好，都一一指明；每個人的生活方式有時也被描述一番，而且總是加以批判。
人們仔細地研究他的财産的價值；而且還涉及這些特權的數量和性質，尤其是特權給村裡所有其他居民造成的損害。
人們列舉必須作為租金交納的小麥鬥數；羨慕地估算特權者的收入，據說這筆收入誰也不能分享。
本堂神甫的額外收入——人們已經稱之為他的薪水——過多；人們辛酸地注意到，教堂裡所有的事都得付錢，窮人連安葬也得交錢。
捐稅全都制訂得很糟糕，而且欺壓人；沒有一項捐稅不受到抨擊，他們談論一切人，語言暴躁，怒不可遏。
他們說道：“間接稅可恨，沒有哪一家，包稅員沒有來搜查過；沒有任何東西在他的手下和眼中是不可侵犯的。
注冊稅繁重，軍役稅收稅員是個暴君，他貪婪，欺壓窮人，無所不用其極。
執達員也不比他強；沒有一個老實的莊稼人能躲過他們的暴行。
征稅員為使自己免遭這些惡霸的吞噬，不得不傷害其鄰人。
” 在這次調查中大革命不僅宣告了它的臨近，而且它就在這裡，它已經在使用它的語言，展現出它的整個面目。
16世紀宗教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所有差别之中，有一種差别令人矚目：在16世紀，大部分顯要人物投身于宗教變革都出于野心或貪婪；相反，人民卻出于信仰，并不指望得到什麼好處。
在18世紀，情況就不同了；正是無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動了當時有教養的階級，使他們投身革命，而使人民行動起來的是滿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變地位的強烈欲望。
前者的熱情終于點燃并武裝了後者的怒火和貪欲。
看來這類罵人話正如那些公證人所說，是自古已然。
随着1789年的臨近，這種對人民貧苦的同情變得更強烈、更輕率。
我手中有一些1788年初許多省議會緻不同教區居民的通告，為的是要從他們那裡詳細了解他們可能提出的一切申訴。
這些通告中有一份是由一位神甫、一位大領主、三個貴族和一位資産者簽署的，他們都是議會成員，以議會名義行事。
該委員會命令各教區的行會理事召集全體農民，向他們征詢對所納不同捐稅的制訂和征收方式的意見。
通告稱：“我們大緻知道，大部分捐稅，特别是鹽稅和軍役稅，對種田人來說産生了災難性的後果，但是我們還要具體了解每一種流弊。
”省議會的好奇心不止于此；它要知道教區内享有某種特權的人——貴族、教士或俗人的人數，要确切知道這些特權是什麼；免稅人的财産價值多少；他們是否居住在他們的土地上；是否有很多教會财産——或像當時所說，永久管業基金——不參與商業，它們價值多少。
所有這一切尚不能使議會滿意；還要告訴它，假使存在捐稅平等，特權者應承擔的那部分捐稅，軍役稅、附加稅、人口稅、勞役，估計數額是多少。
這等于是通過叙述各人所受的苦難使他們激憤起來，向他們指出罪魁禍首，點明他們為數很小，不足為懼，從而在他們内心深處燃起貪欲、嫉妒和仇恨。
人們似乎完全忘掉了紮克雷起義、鉛錘黨人和十六人委員會，似乎不懂得這些法國人的性格：在天性保持平靜時，他們是世界上最溫和、最仁慈的民族，一旦迸發出猛烈激情，就會變成最野蠻的民族。
可惜我未能獲得農民答複這些緻命問題的所有報告；但我還是找到了一些，足以了解支配這些報告的一般精神。
在這些報告中，每一個特權者的名字，貴族也好，資産者也好，都一一指明；每個人的生活方式有時也被描述一番，而且總是加以批判。
人們仔細地研究他的财産的價值；而且還涉及這些特權的數量和性質，尤其是特權給村裡所有其他居民造成的損害。
人們列舉必須作為租金交納的小麥鬥數；羨慕地估算特權者的收入，據說這筆收入誰也不能分享。
本堂神甫的額外收入——人們已經稱之為他的薪水——過多；人們辛酸地注意到，教堂裡所有的事都得付錢，窮人連安葬也得交錢。
捐稅全都制訂得很糟糕，而且欺壓人；沒有一項捐稅不受到抨擊，他們談論一切人，語言暴躁，怒不可遏。
他們說道：“間接稅可恨，沒有哪一家，包稅員沒有來搜查過；沒有任何東西在他的手下和眼中是不可侵犯的。
注冊稅繁重，軍役稅收稅員是個暴君，他貪婪，欺壓窮人，無所不用其極。
執達員也不比他強；沒有一個老實的莊稼人能躲過他們的暴行。
征稅員為使自己免遭這些惡霸的吞噬，不得不傷害其鄰人。
” 在這次調查中大革命不僅宣告了它的臨近，而且它就在這裡，它已經在使用它的語言，展現出它的整個面目。
16世紀宗教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所有差别之中，有一種差别令人矚目：在16世紀，大部分顯要人物投身于宗教變革都出于野心或貪婪；相反，人民卻出于信仰，并不指望得到什麼好處。
在18世紀，情況就不同了；正是無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動了當時有教養的階級，使他們投身革命，而使人民行動起來的是滿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變地位的強烈欲望。
前者的熱情終于點燃并武裝了後者的怒火和貪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