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的經濟戰(陳釀三國之十)

關燈
有一個笑話,說一個人迷上了《三國演義》,成天捧着書看,啥事也不管。

    一天,老婆對他說:“家裡快沒糧食了,咋辦?”他正看到“群英會蔣幹中計”周瑜領着蔣幹察看後營糧草一段,便随口回答:“帳後糧食堆積如山,何謂無糧?”第二天,老婆說:“家裡一粒米都沒有了,快想個法吧!”,這位仁兄正看到“出隴上諸葛亮裝神”,又用諸葛亮的話答道:“隴上麥熟,可就食了。

    ” 這說明了《三國演義》的魅力和在群衆中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三國演義》化了不少筆墨來寫糧食問題,還有什麼“烏巢劫糧”啦,“許攸問糧”啦,諸葛亮造木牛流馬運糧啦,等等,連曹操馬踏青苗,按照他自己頒布的命令都該斬首,後來是“割發代首”,以示懲戒。

    這些有名的故事,都說明在軍事競争中糧食,後勤保障機制,或者更擴大來說是後方經濟問題對于戰争的重要意義。

    沒有基本的經濟保障,是無法赢得勝利的,現代戰争更明确指出是經濟實力的競争了。

     三國群雄也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在軍事對峙的同時,也抓緊發展各自的經濟,實行不同形式的改革,尤其是農業,實際上又是另一種形式的競争。

    從現在看來,正是由于三國時期的競争局面,才加速開發了長江流域地區,使它們具備了與一直發達的黃河流域地區争雄的某些經濟實力。

     三國時期,原來比較發達的中原經濟因為連年戰亂,破壞得很厲害。

    據統計,東漢末年中國人口有五千六百多萬人,到三家歸晉後,才剩下一千六百多萬人,不到三分之一,當時曹操的詩有“白骨露于野,千裡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應斷腸”之句,就是中原的真實寫照,正可與史書記載互相印證。

    三分之初,東南、西南的經濟和中原相比,顯然還沒有充分發展起來,蜀國人口隻有九十多萬,吳國也隻有二百三十萬,士兵約占十分之一左右,還不算數以萬計的各級官吏,在實力上自然難以與曹魏抗衡。

    戰争不僅僅是軍事上的對抗,也是經濟實力的對抗,而誰先掌握充足的經濟實力,誰就有希望在軍事上獲得勝利。

     三國重要的經濟改革措施中,首先是屯田,就是組織軍隊和農民屯墾,好象我們的生産建設兵團,這是一種戰争時期的生産體制。

    三國都先後搞過屯田,但最有成效的是曹操,因為中原受到的戰争破壞最大,嚴重缺糧,長安一斛谷子賣到五十萬錢,“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國民生計已是大問題,何況還要進行戰争。

    曹操最早實行軍屯、民屯,表現出極大決心,并特别設置了“大司農”“典農中郎将”等獨立的官職系統,規定屯民将收成的一半左右交給政府,以充軍糧,司馬懿則更明确提出“滅賊之要,在于積谷”,他們廣泛興修水利,改進農業用具,使農業很快得到恢複和發展,兵糧充足,勝券也就在握了。

     蜀漢素有“天府之國”的美譽,戰亂中受到的破壞也較少,劉備入蜀之初,原準備把大片良田沃土賞賜功臣,趙雲勸止說:“益州人民剛剛經過一場戰事,還是應該把田宅歸還給他們,使其安居樂業”,既可以安定民心,又有利于恢複發展生産,劉備接受了這個意見。

    諸葛亮在漢中也實行過軍屯,主要是解決北伐中軍糧運輸的不足,後來姜維屯田,則是為了躲避宦官黃皓的猜忌。

     大概是諸葛亮曾經“躬耕于南陽”的緣故,他一入川,就十分重視水利,尤其是秦漢時期修建的著名工程都江堰的維護,北魏郦道元《水經注》說:“諸葛亮北征,以此堰農本,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

    ”四川的絲織業當時為全國之冠,号為“蜀錦”,諸葛亮認識到“決敵之資,唯有錦耳”,是與魏、吳以至通過滇、緬到達海外貿易的拳頭商品,所以也大力發展相關的手工業。

    成都也因此叫做“錦官城”,“錦城”。

     三國鼎立還促進了長江流域的開發。

    中國文明長期以來是以黃河流域為主發展起來的,中原的戰亂,使大批富有生産、管理經驗的人才,從黃河流域流向東南、西南長江流域,使中原的工農業技術應用在富庶的自然資源條件下,産生了明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