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說”與“演義”——陳釀三國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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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并不偶然，當中央電視台推出大型曆史戲《唐明皇》時，北京台正在播《戲說乾隆》；後來中央電視台的《三國演義》挾強大的宣傳聲威播出時，北京台又在播《戲說乾隆》續集。
“戲說”續集換了趙雅芝這樣的主角，戲也較正集略差，但據一項統計說，北京地區的收視率仍舊超過《三國演義》，前年的帳就不用算了。
《三國》主要靠小說原作的名聲，以大投入博大産出，沒有賠本。
而《戲說》的投資者從不張揚他們在海内外收入的數字，顯然是自己個“悶得兒蜜”了，要不然急着忙着拍什麼“續集”呢。
黃金時段的電視劇是争奪熱點，當然就有行有市。
觀衆不用舉手，隻須用“換頻道” 來表示他們的選擇就夠了。
如果有客觀獨立的收視統計，實在應該是所有電視節目決策人員案頭必備的參考。
一位決策者曾激憤地同我說：“我就不相信《唐明皇》不如《戲說乾隆》，看《戲說》的是什麼層次的人？”我答曰：“我就是看‘戲說’而不看‘唐明皇’的。
” 以兩劇作出這樣的比較，本來沒有必要，卻看得出一種失衡的心态。
這就是前些年喧騰一時的“嚴肅文藝”、“純文藝”對“地攤文藝”的讨伐，和近來以“高雅文藝”、“典雅文藝”與“通俗文藝”的抗衡。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打起根兒就“嚴肅”“典雅”的文藝形式，比如詩歌，《詩經》裡頗受稱許的《十五國風》就是“桑間濮下”之語，詞起源于教坊酒樓的小令，小說是俚巷之談，圓舞曲源于奧地利民間雙人舞，歌劇《賽維爾理發師》最初的觀衆是市井小民……文藝發展的大體趨勢，都是源于鄙俚民間，一定時期文人采入整理定型，發展到極至，成為小圈子内的精緻消遣。
一種形式被“玩死”了，就再從民間鄙俚處取得另一種，接着玩下去。
這裡面的是非曲直可以姑且不論，但大衆喜聞樂見的，必然會形成需求，形成市場，而擅長此藝者也不難名利雙收。
唐代一名叫文溆的和尚善于“俗講”，“公為聚衆談說，假托經綸……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教坊效其音調，以為歌曲。
”（趙璘《因話錄》）俨然今日之”歌壇巨腕兒”。
這是來自當時儒家的批評，不會有廣告吹捧之嫌。
韓愈曾著《華山女》詩，描繪當時佛道兩家以俗講技藝打擂台，争奪聽衆的激烈情況：“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廷。
廣張罪惡恣誘脅，聽衆狎洽排浮萍”，等到道教說書藝人華山女兒出來後，即“訇然振動如雷霆”，“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
”這就是公開的競争。
不要小看這“俗講”，這就是中國說書和白話小說的老祖宗。
觀衆的需求和愛好就是市場。
中國有“文化市場”，并不自今日始。
白居易，柳永的作品當時都有市價，李漁入清後棄功名衣冠，以經營私人的芥子園“出版公司”和編導演戲曲流動演出為生，鄭闆橋還自書“潤筆”價格，明碼實價，童叟無欺，這些人都名顯當代，光耀後世。
以編著“三言”聞名的馮夢龍分析唐宋小說的區别時說：“唐人選言，深于文心；宋人通俗，諧于裡耳……天下文心少而裡耳多，不通俗其能可乎？”可見有能通于“裡耳”（用今人之話，應該說是文化市場的消費大衆）之俗，才是占領文化市場之大焉者的不二法門。
當然任何市場都需要多元，都需要引導，文化市場尤其如此。
明人又有
“戲說”續集換了趙雅芝這樣的主角，戲也較正集略差，但據一項統計說，北京地區的收視率仍舊超過《三國演義》，前年的帳就不用算了。
《三國》主要靠小說原作的名聲，以大投入博大産出，沒有賠本。
而《戲說》的投資者從不張揚他們在海内外收入的數字，顯然是自己個“悶得兒蜜”了，要不然急着忙着拍什麼“續集”呢。
黃金時段的電視劇是争奪熱點，當然就有行有市。
觀衆不用舉手，隻須用“換頻道” 來表示他們的選擇就夠了。
如果有客觀獨立的收視統計，實在應該是所有電視節目決策人員案頭必備的參考。
一位決策者曾激憤地同我說：“我就不相信《唐明皇》不如《戲說乾隆》，看《戲說》的是什麼層次的人？”我答曰：“我就是看‘戲說’而不看‘唐明皇’的。
” 以兩劇作出這樣的比較，本來沒有必要，卻看得出一種失衡的心态。
這就是前些年喧騰一時的“嚴肅文藝”、“純文藝”對“地攤文藝”的讨伐，和近來以“高雅文藝”、“典雅文藝”與“通俗文藝”的抗衡。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打起根兒就“嚴肅”“典雅”的文藝形式，比如詩歌，《詩經》裡頗受稱許的《十五國風》就是“桑間濮下”之語，詞起源于教坊酒樓的小令，小說是俚巷之談，圓舞曲源于奧地利民間雙人舞，歌劇《賽維爾理發師》最初的觀衆是市井小民……文藝發展的大體趨勢，都是源于鄙俚民間，一定時期文人采入整理定型，發展到極至，成為小圈子内的精緻消遣。
一種形式被“玩死”了，就再從民間鄙俚處取得另一種，接着玩下去。
這裡面的是非曲直可以姑且不論，但大衆喜聞樂見的，必然會形成需求，形成市場，而擅長此藝者也不難名利雙收。
唐代一名叫文溆的和尚善于“俗講”，“公為聚衆談說，假托經綸……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教坊效其音調，以為歌曲。
”（趙璘《因話錄》）俨然今日之”歌壇巨腕兒”。
這是來自當時儒家的批評，不會有廣告吹捧之嫌。
韓愈曾著《華山女》詩，描繪當時佛道兩家以俗講技藝打擂台，争奪聽衆的激烈情況：“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廷。
廣張罪惡恣誘脅，聽衆狎洽排浮萍”，等到道教說書藝人華山女兒出來後，即“訇然振動如雷霆”，“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
”這就是公開的競争。
不要小看這“俗講”，這就是中國說書和白話小說的老祖宗。
觀衆的需求和愛好就是市場。
中國有“文化市場”，并不自今日始。
白居易，柳永的作品當時都有市價，李漁入清後棄功名衣冠，以經營私人的芥子園“出版公司”和編導演戲曲流動演出為生，鄭闆橋還自書“潤筆”價格，明碼實價，童叟無欺，這些人都名顯當代，光耀後世。
以編著“三言”聞名的馮夢龍分析唐宋小說的區别時說：“唐人選言，深于文心；宋人通俗，諧于裡耳……天下文心少而裡耳多，不通俗其能可乎？”可見有能通于“裡耳”（用今人之話，應該說是文化市場的消費大衆）之俗，才是占領文化市場之大焉者的不二法門。
當然任何市場都需要多元，都需要引導，文化市場尤其如此。
明人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