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戰争計劃
關燈
小
中
大
是多麼困難&mdash&mdash被切斷退路的敵軍在能想到的最不利的情況下，最後還是打開了一條路。
俄軍這一整個行動雖有助于加大拿破侖的失敗，但并非拿破侖失敗的根本原因。
第二，隻是由于很少見的當地地形特點，俄軍才得以在如此程度上切斷法軍的退路。
假如沒有橫亘在大路前面的别列津納河畔的沼澤地，以及沼澤地周圍難以通行的茂密林地，俄軍要切斷法軍退路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第三，為防止退路被切斷，進攻者隻有讓自己的軍隊在一定的寬度上前進，而對這種辦法我們以前就駁斥過了，因為一旦人們采用這種辦法在中間推進，在左右留下部隊保護兩側，那麼某一側部隊的任何一次失利，都會迫使先頭部隊立即往回趕。
這樣一來，進攻大概也就帶不來多少好處。
我們決不能說拿破侖忽略了對其側面的保護。
為對付維特根施坦，他留下了一支兵力占優勢的部隊；在裡加城前，他留下了一支兵力适當的圍攻部隊（這一舉措甚至是多餘的）；在南方，他有施瓦岑貝格率領的5萬人，超過了托爾馬索夫的兵力，甚至幾乎與契恰戈夫的兵力相當。
此外，拿破侖在背後的中心地點還有維克托[26]率領的3萬人。
甚至在11月，即在俄軍已經得到加強，法軍已經大為削弱的關鍵時刻，在進入莫斯科的法軍背後，俄軍的優勢仍不是很大。
維特根施坦、契恰戈夫和薩肯[27]共有11萬人，而施瓦岑貝格、雷尼爾[28]、維克托、烏迪諾和聖西爾[29]實際上還有8萬人。
即使是最謹慎的将軍，恐怕在前進時也不會比拿破侖派出更多的兵力去保護自己的翼側。
拿破侖1812年過涅曼河進攻俄國時，兵力是60萬人。
假如他帶回法國的不是與施瓦岑貝格、雷尼爾和麥克唐納一起退過涅曼河的5萬人，而是25萬人（如果拿破侖沒有犯我們在上面指責他的那些錯誤，這是有可能的），那麼這次戰局雖仍是一次失敗的戰局，但理論就不能對此有任何非難了，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損失過半并不是什麼不尋常的事。
如果說這個損失特别引人注意，那也隻是因為損失的絕對數量過大。
關于主要行動及其必要的發展趨勢，以及它面臨的不可避免的危險，就談這麼多。
至于次要行動，我們首先要指出：所有次要行動都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目标，但是這個共同目标不應該妨礙每個部分的行動。
假設聯軍分别從上萊茵地區、中萊茵地區[30]和荷蘭出發進攻法國，目标是在巴黎會師，如果計劃每個軍團在會師以前都盡量保全自己而不冒任何危險，那麼我們稱這樣的計劃是有害的計劃。
執行這樣的計劃，三個軍團的行動必然會相互牽制，每個部分在前進時都會遲緩、猶豫和畏縮。
較好的辦法是給每個軍團分配一定的任務，當這些不同的行動自然地成為一個整體時再統一行動。
這種為了行軍數天後再會合的分兵幾乎在所有戰争中都出現，但實際上毫無意義。
如果分兵，就必須知道為什麼要分兵，這個&ldquo為什麼&rdquo必須有充分的理由，不能像跳一圈四對舞[31]那樣僅僅是為了以後再會合到一起。
如果軍隊從不同的戰區發起進攻，則應該給每支部隊下達各自的任務，任務的内容應使各部隊不遺餘力地發揮出其突擊力。
這時的問題在于各部隊均應發揮出其突擊力，而不在于各部隊去争得相應的好處。
如果敵人的防禦與我們預想的不同，造成我們其中一支部隊任務過重，遭到了失敗，那麼這支部隊的失敗不應該也不允許影響到其他部隊的行動，否則一開始我們就會失去整體勝利的可能性。
隻有在多數部隊或者主要部分已經失敗的情況下，才允許這支部隊的失敗對其他部隊産生影響（而且也必然會産生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整個計劃也就失敗了。
對本來擔任防禦，但防禦成功後可以轉入進攻的大小部隊來說，如果它們不能把多餘的兵力轉用于主要的攻勢地點（這主要取決于戰區的地理位置），那麼這條規則也适用這些部隊。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整個進攻的幾何形狀和一緻性會有什麼變化呢？與一個被擊敗部隊相鄰的各部隊的翼側和背後會有什麼變化呢？ 這正是我們應主要加以批駁的問題。
這種把一個大規模進攻與一個幾何學上的四邊形粘在一起的做法，是陷入了錯誤的理論體系。
我們在第三篇第十五章中已經指出，戰略中的幾何因素不像戰術中的幾何因素那麼有效。
我們在這裡隻想重複一下結論：進攻者尤其要重視各個地點上切實的結果，而不必重視在進攻中由于各地結果不同而逐漸形成的幾何形狀。
在戰略的廣闊範圍内，有關各部分幾何位置的考慮和決定自然是最高統帥應該做的，任何次一級的指揮官都無權過問他的友鄰部隊應該和不應該做什麼，而是隻應按照指示無條件地努力達成自己的目标，這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一件确定的事。
如果确實由此引起了嚴重的不協調，那麼自上而下總還是有辦法及時采取補救措施的。
因此，這種分兵行動的主要弊端是可以消除的，包括：介入戰事進程的不是真實的情況，而是很多擔心和假設；每個偶然事件不僅影響到與它直接有關的部分，而且同時會影響到整體；次一級指揮官的個人弱點和個人仇恨情緒有過大的表現餘地。
我們認為，隻有當人們還沒有充分和認真地研究戰史，沒有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事物區分開，沒有估計到人的弱點的全部影響時，才會認為我們上述這個觀點是荒謬的。
一切有經驗的人都承認，在多路進攻時，通過準确地對各路部隊進行協調來取得勝利，在戰術範圍就已經很困難了，那麼在分兵程度大得多的戰略範圍内，這樣做就更困難了，或者确切地說是根本無法做到的。
如果說所有部分保持協調一緻是取得戰果的一個必要條件，那麼對這種分兵進行的戰略進攻就應該予以徹底否定。
但是一方面，我們不能任意地徹底否定這樣的進攻，因為一些我們根本無法控制的情況可能迫使我們采取這樣的進攻；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戰術上，所有部分也沒有必要在作戰過程中的每個時刻都保持協調一緻，至于在戰略上，正如上面所說，就更沒有這個必要了。
因此在戰略範圍，人們更應忽略各部分保持協調一緻的問題，更應堅持給各部分分配各自的任務。
我們還要接着這一點做個重要的補充，這涉及如何正确地分配角色。
1793年和1794年，奧地利的主力在尼德蘭，普魯士的主力在上萊茵地區。
奧軍自維也納開赴孔代[32]和瓦朗謝讷，與自柏林開赴蘭道[33]的普軍交叉而過。
奧地利人雖然要在尼德蘭對其比利時各省進行防禦，但是如果他們在法屬佛蘭德占領一些地方的話，也是很方便的，不過他們對此沒有多大興趣。
考尼茨[34]侯爵去世後，奧地利大臣圖古特[35]為更好地集中力量而力排衆議，完全放棄了尼德蘭。
的确，奧地利人到佛蘭德比到阿爾薩斯幾乎還要再遠一倍，在兵力受到嚴格限制、一切都要依靠現金維持的時代，這不是件小事。
不過圖古特大臣顯然還抱有另一個意圖，他想通過讓尼德蘭面臨危險來迫使那些對保衛尼德蘭和下萊茵地區有興趣的國家（荷蘭、英國和普魯士）做出更大的努力。
他失算了，因為當時的普魯士政府無論如何是不會上當的。
不管怎麼說，此事的發展過程始終展示出了政治利益對戰争進程産生的影響。
普魯士在阿爾薩斯地區既沒有什麼要防禦的，也沒有什麼要奪取的。
1792年，普軍穿過洛林向香槟地區[36]的進軍[37]是在騎士精神的驅使下進行的，因此當形勢對這次進軍不利時，普魯士對繼續作戰的興趣也就隻剩下一半了。
假如普軍是在尼德蘭，那麼他們就與荷蘭有了直接聯系（他們幾乎可以把荷蘭視為自己的國土，因為他們曾于1787年征服過荷蘭），就可以保護下萊茵地區，也就保護了荷蘭這一普魯士君主國距戰區最近的部分。
此外，普魯士由于得到英國的援助，其與英國的同盟關系也是比較牢固的，在這些情況下，其同盟關系不會輕易地惡化為盟友之間的算計（當時人們認為普魯士政府是利用盟友關系耍了計謀）。
假如當時奧地利人的主力在上萊茵地區，普魯士人的全部兵力在尼德蘭，奧地利人在尼德蘭隻留下一支小規模的部隊，那麼奧普聯軍就會收到好得多的效果。
1814年，假如人們讓巴克萊将軍（而非敢作敢為的布呂歇爾）統率西裡西亞軍團，讓布呂歇爾留在主力軍團，接受施瓦岑貝格的指揮，那麼聯軍的這一戰局也許會徹底失敗。
在七年戰争中，假如敢作敢為的勞東所在的戰區不是普魯士君主國最牢固的西裡西亞地區，而是帝國軍隊所在的地區，那麼整個戰争的情況也許就完全不同了[38]。
為進一步認識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根據主要不同點，對下列情況進行考察： 第一種情況是，我們與其他國家共同作戰，而這些國家不僅是我們的盟友，而且有各自的利益。
第二種情況是，盟國的軍隊前來是為了支援我們。
第三種情況是，隻談将領們的個人特點。
對前兩種情況，可能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是應像1813年和1814年那樣把不同國家部隊完全混編，以至具體一路部隊是由不同國家部隊組成的？還是應盡量将各國部隊分開，以便每支部隊能更獨立地行動？ 顯然第一種做法最有利，但前提是要有一定程度的友好關系和共同的利益，而這種情況是很少的。
在各國部隊混編的情況下，各國政府很難追逐各自的利益，指揮官們各自自私的想法所起的有害影響就隻能表現在次一級指揮官們的身上，即隻表現在戰術範圍，而且即使是在戰術範圍，這種自私的想法也不像在各國部隊完全分開時那樣可以不受懲罰地、自由地表現出來。
而在各國部隊完全分開時，這種有害影響就會轉而進入戰略範圍，能夠在決定性的步驟中起作用。
但是正如我們說過的，要采取第一種做法，政府方面必須具有罕見的奉獻精神。
1813年，緊迫的形勢促使各國政府向這個方向努力。
當時派出部隊最多并對局勢好轉貢獻最大的俄國皇帝并未出于虛榮心要求俄軍獨立作戰，而是把他們交給了普魯士和奧地利的指揮官，對此是應該大加贊揚的。
如果各國部隊不能這樣混編在一起，那麼他們完全分開自然比半分半合要好。
最糟糕的是不同國家的兩個獨立的指揮官同在一個戰區。
例如在七年戰争中，俄國人、奧地利人和帝國軍隊就經常是這樣。
在各國部隊完全分開的情況下，要完成的任務也就更多地被分擔了，于是各國部隊就受到各自任務的壓力，在形勢的壓力下就會采取更多的行動。
而如果各國部隊聯系較多，或者甚至就在同一個戰區内，情況就不是這樣了，而且一國部隊的不良企圖會一并阻撓另一國部隊的行動。
在前述三種情況中的第一種情況下，各國部隊完全分開不會有什麼困難，因為每個國家出于自身的利益通常已經為本國部隊規定了不同的目标；在第二種情況下，前來支援的部隊可能沒有自己的目标，此時受援國的部隊通常隻能完全從屬于前來支援的部隊（如果前來支援部隊的兵力在某種程度上适合這樣做的話）。
奧地利人在1815年戰局末期以及普魯士人在1807年戰局中就是這樣做的[39]。
至于将領們的個人特點，就轉而涉及每個人了。
但是我們不能不提出一個總的看法，即不要任命最小心和最謹慎的那些人來擔任從屬部隊的指揮官（通常很容易做出這樣的任命），而是要讓最敢作敢為的那些人來擔任，因為我們曾經指出，在部隊分開行動時要想取得戰略上的成果，最重要的莫過于每個部分都積極行動，以充分發揮各自的力量。
隻有這樣，在某一地點可能犯的錯誤才會被在其他地點的敏捷行動抵消。
隻有指揮官行動迅速和敢作敢為，受到其内在欲望和内心驅動前進時，人們才有把握看到各部分充分行動起來。
僅是客觀和冷靜地考慮是否有必要采取行動，很難使軍隊充分行動起來。
最後我們還要指出，在使用部隊和統帥時，隻要情況允許，就應該根據其特點和地形情況規定其任務。
常備軍、訓練有素的部隊、數量衆多的騎兵、謹慎而理解力強的年長指揮官，應該用于開闊地帶；民兵、民衆武裝、臨時組織起來的底層民衆、敢作敢為的年輕指揮官，應該用于林地、山地和山口；前來支援的部隊應該用于他們喜歡去的富庶地區。
迄今我們從總的方面談了戰争計劃，在本章中又專門談了以打垮對手為目标的戰争計劃。
在所有這些論述中，我們的意圖是突出戰争計劃的目标，并指出為達到目标而準備手段和方法時應遵循的指導原則。
我們想通過這樣的論述使讀者清楚地意識到，在這樣的戰争中應該追求什麼和應該做什麼。
我們想強調必然的和普遍的東西，同時給特殊的和偶然的東西留下餘地，但是我們想去除那些任意的、無根據的、不嚴肅的、幻想的或詭辯的東西。
如果達到了這個目的，那麼我們就認為已經完成了任務。
誰要是因為我們在這裡沒有談到迂回江河、利用控制點控制山地、避開堅固陣地和國土的鎖鑰等問題而感到非常奇怪，誰就是沒有理解我們，而且在我們看來，他還沒有從大的方面理解戰争。
我們在前幾篇中已經總的勾勒出這些問題的特點，并且指出其作用往往比其&ldquo名聲&rdquo小得多。
在以打垮敵人為目标的戰争中，它們就更不能，也不應起大的作用了，也就是說不應對整個戰争計劃産生大的影響。
關于最高指揮權的問題，我們将在本篇的最後用專門的一章加以論述[40]。
現在我們以一個例子來結束這一章。
如果奧地利、普魯士、德意志邦聯、尼德蘭和英國決定對法國開戰，而俄國保持中立的話（這是150年來經常出現的一個情況），那麼它們是有能力進行一場以打垮對手為目标的進攻戰争的，因為無論法國多麼幅員遼闊和強有力，畢竟還是有可能出現下面的情況：它的大半國土被敵軍淹沒，首都被占領，外援不足（除了俄國以外沒有一個大國能夠給予它有效的支援），西班牙離得太遠，所處位置也極為不利，意大利各邦目前又太腐朽，沒有力量。
對法作戰的上述國家即使不算其在歐洲以外的領地也有7500萬以上的人口，而法國隻有3,000萬人口。
這些國家如果對法國進行一場認真的戰争，可以毫不誇張地提供以下軍隊員額： 如果這些軍隊确實能夠投入作戰，那麼就極有可能遠遠超過法國能與之對峙的兵力，因為法國在拿破侖統治時期從未有過類似規模的軍隊。
如果我們再考慮到，法軍還要分兵用于要塞守備、建立補給站以及海岸線警戒等，那麼我們就不會懷疑聯軍在主要戰區很可能占據大的優勢，而這個優勢正是打垮敵人這一目的的主要基礎。
法蘭西帝國的重心在于其軍隊和巴黎。
聯軍的目标應該是在一次或幾次主力會戰中戰勝法軍，占領巴黎，并将法軍餘部趕過盧瓦爾河[41]。
法蘭西君主國的心髒地帶位于巴黎和布魯塞爾之間。
在那裡，從邊境到首都隻有30普裡。
聯盟中的部分國家即英國、尼德蘭、普魯士和北德意志各邦在那裡都有其自然的部署地點，有的國家就位于這個地帶附近，有的就在這個地帶的背後。
奧地利和南德意志隻有從上萊茵地區出發才便于對法作戰。
因此聯軍最自然的進攻指向是特魯瓦和巴黎，或者是奧爾良[42]。
從尼德蘭和上萊茵地區發起的這兩路進攻是非常直接、自然、簡捷而有力的，都指向敵軍重心。
全部敵軍應是分布在這兩個地點[43]的。
隻有兩點考慮與這個計劃的簡單性有矛盾。
奧地利人不會全部離開意大利，他們無論如何要對那裡的局勢保持控制，因此奧地利人不會同意通過對法國心髒的進攻來間接保護意大利。
鑒于意大利的政治狀況，對奧地利的這個次要意圖也是無可厚非的。
但是如果把從意大利進攻法國南部這個已經嘗試過多次的陳舊想法與奧地利的次要意圖聯系起來，并因此而向意大利派去大量部隊（而意大利在首個戰局中僅為防止出現極端的不利是不需要這麼多兵力的），那麼此舉将是一個十分确切的錯誤。
如果人們不想違背&ldquo計劃統一、兵力集中&rdquo這個主要考慮，那麼在意大利就隻應保留在首個戰局中為防止出現極端不利所需的少量兵力，而不應從主要行動中抽出更多的兵力。
欲在羅讷河[44]畔征服法國，就像是要用刺刀尖舉起一杆步槍，是不可能做到的。
對于進攻法國南部，即使作為次要行動也應該加以反對，因為這種進攻隻會激起新的力量來反對我們。
對遙遠地區的每一次進攻，都會把本應沉寂的利害關系和活動攪動起來。
隻有實際情況表明留在意大利僅為保障該地安全的兵力過多，即無所事事的時候，從那裡進攻法國南部才是正确的。
因此我們再重複一遍：留在意大利的部隊應該少到情況允許的最低程度，隻要保障奧地利人不至于在一次戰局中喪失整個意大利就足夠了。
在我們這個例子中，這個兵力可以假設為5萬人。
另一個考慮是法國是一個濱海的國家。
由于英國在海上占上風，法國的整個大西洋沿岸很容易受到威脅，因此它或多或少要派兵防守。
不管派去的防守力量是多麼少，法國要防守的邊境長度畢竟會因此而增加兩倍，為此肯定要從戰區的法軍中抽調一些兵力。
英國人可調用2萬或3萬人的部隊登陸，用以威脅法國。
這些兵力也許會牽制兩倍或三倍的法軍，而且人們在此不僅要考慮到法軍所需的部隊，還要考慮到艦隊和海岸炮台所需的經費和火炮等。
我們假設英國為此投入2.5萬人。
這樣，我們的戰争計劃簡單說應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在尼德蘭集結： 其中約5萬人用于占據邊境要塞，其餘30萬人向巴黎推進，對法軍發起主力會戰。
第二，20萬奧地利人和10萬南德意志各邦部隊集結于上萊茵地區，以便與從尼德蘭出發的軍團同時推進，具體是向塞納河上遊地區，進而向盧瓦爾河方向推進，同樣對法軍發起主力會戰。
上述這兩個方向上的進攻也許會在盧瓦爾河畔合二為一。
這樣，主要的内容就已經确定了。
我們接下來要談的主要與消除錯誤觀念有關： 第一，統帥們應努力尋求進行計劃中的主力會戰，在擁有兵力優勢和能夠帶來決定性勝利的有利條件下發起主力會戰。
為了這個目的，統帥們應該不惜一切，而在要塞圍攻、包圍、守備等方面應該盡量少用兵力。
如果統帥們像施瓦岑貝格在1814年所做的那樣，一踏進敵國就呈離心狀散向四方，就會失去一切。
聯軍在1814年之所以沒有在頭兩周内真的失去一切，隻是多虧當時的法國軟弱無力。
進攻應該像一支用力射出的箭，而不應像一個膨脹到破裂的肥皂泡。
第二，聯軍應該把瑞士的安全交由其自己的力量去處理。
如果瑞士保持中立，那麼聯軍在上萊茵地區就有了一個良好的依托點；如果瑞士受到法國的進攻，那麼它可以自衛，瑞士在很多方面是非常适于自衛的。
最愚蠢不過的想法就是認為瑞士既然是歐洲地勢最高的國家，那麼它在地理上就能對戰事産生決定性的影響。
其實，這樣的影響隻有在某些特定的、很受限制的條件下才會出現，而瑞士根本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法國人在本國的心髒地帶受到進攻的同時，不可能從瑞士向意大利或士瓦本發起有力的攻勢，因此人們根本不能将瑞士的高海拔位置看作是決定性的情況。
戰略上擁有制高點所帶來的好處首先主要是對防禦重要，而對進攻來說，剩下的重要性可能表現在某次突擊中。
誰不了解這一點，誰就是沒有想明白這一問題。
如果将來在當權者和統帥主持的會議上出現一位學識淵博的參謀，憂心忡忡地抖摟出這番聰明話來，那麼我們現在就可以預先聲明，他的這番話是毫無價值的胡說。
我們希望在這樣的會議上能出現一位經驗豐富的軍人、一位有健全思維能力的人去堵住這位參謀的嘴。
第三，對這兩路進攻部隊之間的地區，我們可以不管。
當60萬人集結在距巴黎30～40普裡的地方，準備向法國的心髒發起進攻時，難道還要去考慮保護中萊茵地區，包括柏林、德累斯頓、維也納和慕尼黑嗎？考慮這個問題是違背常識的。
聯軍應該保護交通線嗎？這個問題并非不重要，但是之後人們可能從這裡做邏輯上的推論，認為保護交通線必須用和進攻一樣強大的兵力，并賦予它和進攻一樣的重要性，從而不是根據各國地理位置的要求分兩路推進，而是不必要地分三路推進，然後這三路也許會變成五路甚至七路，同時相關的陳詞濫調就又出現了。
我們所說的兩路進攻，每路都有自己的目标。
用于兩路進攻的兵力極可能顯著地超過敵人的兵力。
如果每路進攻都十分有力，那麼它們隻會相互産生有利的影響。
如果敵人的兵力分布得很不均衡，我們兩路進攻中的一路失利了，那麼人們有理由期待另一路進攻的勝利自然地彌補這一失利，這是兩路進攻之間真正的内在聯系。
這兩路進攻相距較遠，不可能每天就戰況相互聯系，它們也不需要這種聯系，因此直接的，或者更确切地說徑直的聯系是沒有多少價值的。
同時，本國心髒正在受到進攻的敵人也不可能用很大兵力來切斷這種聯系。
更讓人擔心的是得到襲擾部隊支援的居民會切斷這種聯系，以至敵人不消耗正規部隊就能達到這個目的。
為對付這種情況，隻要從特裡爾[45]向蘭斯[46]方向派出一支以騎兵為主的1萬～1.5萬人部隊就足夠了。
這支部隊足以擊敗任何小股部隊，并與大部隊齊頭并進。
它不必包圍或監視要塞，而隻需從要塞之間通過；它不必占領任何牢固的基地，遇到優勢之敵，避向任何方向即可；它也不會大敗，即使大敗，對整體來說也不是大敗。
在這種情況下，這樣一支部隊很可能足以構成兩路進攻的中間點。
第四，兩個次要行動（奧軍在意大利的行動和英軍登陸部隊的行動）有可能以最好的方式實現其目的。
隻要不是無所事事，那麼從大局來看，他們就已經達到了目的。
無論如何，前述兩路大規模進攻中的任何一路都絕對不能以任何方式依賴這兩個次要行動。
我們堅信，如果法國再想采取傲慢态度，像過去的150年裡那樣壓制歐洲，那麼我們就可以用這種方式每次都打敗和懲罰法國。
隻有過了巴黎，到達盧瓦爾河畔，我們才能從法國那裡獲得歐洲安甯所必需的條件。
隻有這樣，3000萬人對7500萬人的人口自然比例關系才能迅速地呈現出來，而不會像150年來那樣，各國軍隊從敦刻爾克[47]到熱那亞[48]雖然像一條帶子那樣圍住法國，但各國追求着四五十個不同的狹隘目的，沒有一個足以克服普遍存在的，尤其是在聯軍中産生并反複出現的惰性、阻力和外來影響。
讀者自然會注意到，德意志邦聯軍隊目前的部署與這裡要求的部署很不相符。
在這一邦聯中，德意志各邦構成了德意志力量的核心，而普魯士和奧地利卻被這個核心削弱，失去了它們應有的分量。
但是一個邦聯國家在戰争中是一個很脆弱的核心，在那裡不可能想象會有什麼一緻性、能量以及對統帥的理智選用、威信、責任心等等。
奧地利和普魯士是德意志帝國[49]突擊力量的兩個自然的中心，它們構成真正的打擊力量，是鋒利的刀刃，它們是君主國家，慣于征戰，有各自明确的利益。
它們是獨立的強國，領先于其他國家。
德意志的軍事建設應該以這些自然的線條輪廓為基礎，而不應以有關統一的錯誤主張為基礎。
在目前情況下，統一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而誰要是因追求不可能的事而錯失可能的事，誰就是一個蠢人。
*** [1]布圖爾林（AlexanderBorissowitschButurlin，1694&mdash1767），伯爵，俄國元帥。
1720年任彼得大帝副官。
在1760&mdash1761年俄普戰争中任俄軍司令。
&mdash&mdash譯者注 [2]指亞曆山大一世（PawlowitschAlexanderⅠ.，1777&mdash1825），俄國皇帝（1801&mdash1825）。
在位期間曾多次與普魯士和奧地利組成&ldquo神聖聯盟&rdquo，參加對拿破侖的戰争。
&mdash&mdash譯者注 [3]1813年8月，反法聯盟同拿破侖的和談破裂，戰争再起。
奧地利、普魯士、俄國、瑞典等國的軍隊分為三個軍團，即波希米亞軍團（主力，由奧地利的施瓦岑貝格指揮）、西裡西亞軍團（由普魯士的布呂歇爾指揮）和北方軍團（由瑞典的貝納多特指揮），試圖以優勢兵力合擊法軍。
拿破侖率法軍在易北河中遊德累斯頓地區試圖從内線各個擊破聯軍。
&mdash&mdash譯者注 [4]指貝納多特（Jean-BaptisteJulesBernadotte，1763&mdash1844），侯爵，法國元帥，瑞典國王。
因他是瑞典國王查理十三的養子，國王去世後，貝納多特于1810年8月被瑞典國會選為瑞典王儲。
1813年統率瑞典、俄國和奧地利聯軍在萊比錫大會戰中擊敗拿破侖。
1818年，登基為瑞典國王，即查理十四世（1818&mdash1844）。
&mdash&mdash譯者注 [5]在1814年戰局中，按聯軍的行動計劃，弗裡德裡希·馮·比洛軍從漢諾威出發，經荷蘭、比利時向法國北部進軍，然後并入西裡西亞軍團。
這一行動不僅幫助了奧蘭治公爵回國複位，以及幫助了英軍登陸，而且還牽制了邁松（NicolasJosephMaison，1770&mdash1840，侯爵，法國元帥、國防大臣）率領的法軍。
&mdash&mdash譯者注 [6]指波希米亞和奧地利本身。
&mdash&mdash譯者注 [7]指拿破侖。
&mdash&mdash譯者注 [8]美因河畔法蘭克福（Frankfurta.M.），今德國黑森州一城市。
&mdash&mdash譯者注 [9]洛林（Lothringen），位于法國東北部，曆史上曾為公國（843&mdash1766），面積23,547平方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10]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曆史地域名，包括今法國東部索恩河上遊和靠近瑞士邊境的廣大地區。
曆史上曾是法國的一個省（1678&mdash1790）。
&mdash&mdash譯者注 [11]沙隆（Chalons），即今法國東北部城市馬恩河畔沙隆（Chalons-sur-Marne）。
&mdash&mdash譯者注 [12]布裡昂（Brienne-le-Château），今法國奧布省一城市，位于奧布河畔。
拿破侖少年時期曾在此上過五年軍校（1779&mdash1784）。
&mdash&mdash譯者注 [13]1814年戰局初，布呂歇爾率領西裡西亞軍團過萊茵河後，将約克軍留在摩澤爾河地區，隻帶27,000人開赴布裡昂，準備與施瓦岑貝格率領的主力軍團（波希米亞軍團）會合。
1月29日，布呂歇爾在布裡昂附近與拿破侖率領的4萬法軍會戰，戰敗後退向特蘭。
此時，聯軍波希米亞軍團的11萬人抵達奧布河畔巴爾，布呂歇爾得以用絕對優勢的兵力于2月1日在布裡昂附近的拉羅提埃大敗法軍，但是在會戰勝利後并未追擊法軍，反而分兵。
很多評論家認為，如果聯軍當時集中兵力開赴巴黎，那麼拿破侖就無法挽回敗局。
&mdash&mdash譯者注 [14]1812年戰局初，巴克萊率俄軍第1軍團從德裡薩向維捷布斯克撤退時，把維特根施坦留在德裡薩一帶保護通往彼得堡的道路。
拿破侖派烏迪諾率第2軍渡過道加瓦河，開往波洛茨克和謝别日，保護主力的翼側。
在克利亞斯蒂策附近，烏迪諾被維特根施坦擊敗，于是拿破侖派聖西爾率領第6軍去支援烏迪諾。
&mdash&mdash譯者注 [15]1812年戰局初期，拿破侖率法軍主力直逼維爾納，俄軍第1軍團退向德裡薩，繼而退向斯摩棱斯克。
法軍達武部奉命向明斯克推進，企圖切斷俄國第2軍團的退路，但俄軍第2軍團在第1軍團撤退後已經退卻。
當俄軍的這兩個軍團在斯摩棱斯克會合後，拿破侖即将達武調回主力。
&mdash&mdash譯者注 [16]指彼得堡（Petersburg），即今俄羅斯城市聖彼得堡，位于波羅的海芬蘭灣東岸、涅瓦河口。
1703年由俄皇彼得大帝興建，曆史上曾長期為俄國首都。
&mdash&mdash譯者注 [17]雷根斯堡（Regensburg），今德國巴伐利亞州一城市，位于多瑙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18]1805年，拿破侖在烏爾姆會戰中獲勝，打亂了奧軍的行動計劃，迫使卡爾大公率領在北意大利的奧軍退卻。
1809年的雷根斯堡會戰後，拿破侖派勒費弗爾将軍率領第7軍進入蒂羅爾。
在蒂羅爾的奧軍本想阻止法軍前進，但由于奧軍主力敗退，不得不退出蒂羅爾。
&mdash&mdash譯者注 [19]指第四次反法聯盟戰争中的耶拿和奧爾施泰特會戰。
[20]黑森（Hessen），今德國中部的一個聯邦州，曆史上曾是多個侯國、公國、邊區的所在地。
&mdash&mdash譯者注 [21]1806年，普魯士在勃蘭登堡邊區保留了一支3萬人的戰略預備隊，準備在必要時在威斯特法倫另辟戰場。
黑森選帝侯在戰前與普魯士有協定：若普魯士獲勝，黑森将與普魯士共同反法；若法國獲勝，黑森則嚴守中立。
耶拿會戰前夕，普軍派魏瑪公爵出圖林根山區，準備開赴弗蘭肯，襲擾法軍後方。
由于普軍在耶拿和奧爾施泰特會戰中失敗，這些計劃均未能實現。
&mdash&mdash譯者注 [22]熱羅姆·波拿巴（JérômeBonaparte，1784&mdash1860），拿破侖最小的弟弟，威斯特法倫王國國王（1808&mdash1813）。
&mdash&mdash譯者注 [23]原文如此，疑誤。
《戰略進攻的目标》是第七篇第三章，但作者在該章中并未談到這個問題。
&mdash&mdash譯者注 [24]原文如此，疑誤。
本書并沒有這一章。
&mdash&mdash譯者注 [25]布林海姆（Blenheim），布林德海姆（Blindheim）的英語稱謂，今德國巴伐利亞州一小鎮，位于多瑙河畔。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期間，英荷聯軍于1704年8月13日在此重創法國和巴伐利亞聯軍，迫使其27個步兵營和4個騎兵團投降。
&mdash&mdash譯者注 [26]裡加（Riga），今拉脫維亞首都，位于道加瓦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27]博布魯伊斯克（Bobrujsk），今白俄羅斯中部一城市，位于别列津納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28]維克托（ClaudeVictor-Perrin，1764-1841），公爵，法國元帥。
&mdash&mdash譯者注 [29]薩肯（FabianGottliebFürstvonOsten-Sacken，1752&mdash1837），侯爵，俄國元帥。
在1812年戰局中率預備軍團在白俄羅斯、立陶宛、烏克蘭一帶活動。
&mdash&mdash譯者注 [30]雷尼爾（JeanLouisEbenezervonReynier，1771&mdash1814），伯爵，法軍将軍。
在1812年戰局中指揮法軍第7軍團（大多由薩克森人組成）。
&mdash&mdash譯者注 [31]聖西爾（LaurentmarquisdeGouvionSaint-Cyr，1764&mdash1830），侯爵，法國元帥和軍事理論家。
在1812年對俄戰争中指揮第6軍團。
1815年和1817&mdash1819年兩次任法國國防大臣。
&mdash&mdash譯者注 [32]中萊茵地區（derMittelrhein），指今德國賓根與波恩之間的萊茵河兩岸地區。
&mdash&mdash譯者注 [33]拿破侖一世時期在巴黎出現的一種交誼舞。
&mdash&mdash譯者注 [34]孔代（Condé），即今法國諾爾省城市埃斯科河畔孔代（Condé-sur-l'Escaut）。
&mdash&mdash譯者注 [35]蘭道（Landau），今德國萊茵蘭-普法爾茨州南部一城市。
&mdash&mdash譯者注 [36]考尼茨（WenzelAntonKaunitz，1711&mdash1794），侯爵，奧地利首相。
主張聯合法、俄，反對普魯士，但未成功。
因奧皇弗朗茨二世即位後與普魯士結成反法聯盟，于1792年離職。
&mdash&mdash譯者注 [37]圖古特（JohannAmadeusFranzdePaulaFreiherrvonThugut，1736&mdash1818），男爵，奧地利政治家，曾任奧地利外交大臣（1793&mdash1801），推行反普、反法的外交政策，積極推動英、俄、奧結成反法聯盟。
&mdash&mdash譯者注 [38]香槟地區（dieChampagne），曆史上法國一地區名，今香槟-阿登大區的一部分。
&mdash&mdash譯者注 [39]指1792年奧普聯軍進攻法國。
&mdash&mdash譯者注 [40]在七年戰争中，奧地利的勞東将軍主要在西裡西亞作戰。
作者認為，假如奧地利将勞東部署到帝國軍隊所在的薩克森和巴伐利亞地區作戰，其獲得的戰果會大得多。
&mdash&mdash譯者注 [41]&ldquo1815年戰局&rdquo有可能是&ldquo1805年戰局&rdquo之誤，因為在1815年戰局中，反法聯軍之間并沒有支援和被支援的關系。
1805年戰局中的奧地利和1807年戰局中的普魯士都受到俄軍的支援，而且在戰局末期都主要依靠援軍進行戰争。
奧地利在1805年奧斯特利茨會戰失敗後，以及俄普聯軍在1807年弗裡德蘭會戰失敗後，都與法國簽訂了和約，俄軍即退出戰場。
&mdash&mdash譯者注 [42]原文如此，疑誤。
本篇并沒有這一章。
&mdash&mdash譯者注 [43]盧瓦爾河（dieLoire），法國流入大西洋的最大河流，長1,004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44]奧爾良（Orlans），今法國盧瓦爾省一城市，位于盧瓦爾河畔，東北距巴黎120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45]原文如此。
從上文理解，僅指巴黎和特魯瓦或巴黎和奧爾良。
&mdash&mdash譯者注 [46]羅讷河（dieRhone），法國第二大河，發源于瑞士南部，流經法國東南部，長812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47]特裡爾（Trier），今德國萊茵蘭-普法爾茨州西部一城市，位于摩澤爾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48]蘭斯（Reims），今法國東北部馬恩省一城市，位于馬恩河與韋勒河之間，西南距巴黎約130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49]敦刻爾克（Dunkerque），今法國諾爾省一海港城市，位于北海沿岸，東距法國和比利時邊境10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俄軍這一整個行動雖有助于加大拿破侖的失敗，但并非拿破侖失敗的根本原因。
第二，隻是由于很少見的當地地形特點，俄軍才得以在如此程度上切斷法軍的退路。
假如沒有橫亘在大路前面的别列津納河畔的沼澤地，以及沼澤地周圍難以通行的茂密林地，俄軍要切斷法軍退路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第三，為防止退路被切斷，進攻者隻有讓自己的軍隊在一定的寬度上前進，而對這種辦法我們以前就駁斥過了，因為一旦人們采用這種辦法在中間推進，在左右留下部隊保護兩側，那麼某一側部隊的任何一次失利，都會迫使先頭部隊立即往回趕。
這樣一來，進攻大概也就帶不來多少好處。
我們決不能說拿破侖忽略了對其側面的保護。
為對付維特根施坦，他留下了一支兵力占優勢的部隊；在裡加城前，他留下了一支兵力适當的圍攻部隊（這一舉措甚至是多餘的）；在南方，他有施瓦岑貝格率領的5萬人，超過了托爾馬索夫的兵力，甚至幾乎與契恰戈夫的兵力相當。
此外，拿破侖在背後的中心地點還有維克托[26]率領的3萬人。
甚至在11月，即在俄軍已經得到加強，法軍已經大為削弱的關鍵時刻，在進入莫斯科的法軍背後，俄軍的優勢仍不是很大。
維特根施坦、契恰戈夫和薩肯[27]共有11萬人，而施瓦岑貝格、雷尼爾[28]、維克托、烏迪諾和聖西爾[29]實際上還有8萬人。
即使是最謹慎的将軍，恐怕在前進時也不會比拿破侖派出更多的兵力去保護自己的翼側。
拿破侖1812年過涅曼河進攻俄國時，兵力是60萬人。
假如他帶回法國的不是與施瓦岑貝格、雷尼爾和麥克唐納一起退過涅曼河的5萬人，而是25萬人（如果拿破侖沒有犯我們在上面指責他的那些錯誤，這是有可能的），那麼這次戰局雖仍是一次失敗的戰局，但理論就不能對此有任何非難了，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損失過半并不是什麼不尋常的事。
如果說這個損失特别引人注意，那也隻是因為損失的絕對數量過大。
關于主要行動及其必要的發展趨勢，以及它面臨的不可避免的危險，就談這麼多。
至于次要行動，我們首先要指出：所有次要行動都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目标，但是這個共同目标不應該妨礙每個部分的行動。
假設聯軍分别從上萊茵地區、中萊茵地區[30]和荷蘭出發進攻法國，目标是在巴黎會師，如果計劃每個軍團在會師以前都盡量保全自己而不冒任何危險，那麼我們稱這樣的計劃是有害的計劃。
執行這樣的計劃，三個軍團的行動必然會相互牽制，每個部分在前進時都會遲緩、猶豫和畏縮。
較好的辦法是給每個軍團分配一定的任務，當這些不同的行動自然地成為一個整體時再統一行動。
這種為了行軍數天後再會合的分兵幾乎在所有戰争中都出現，但實際上毫無意義。
如果分兵，就必須知道為什麼要分兵，這個&ldquo為什麼&rdquo必須有充分的理由，不能像跳一圈四對舞[31]那樣僅僅是為了以後再會合到一起。
如果軍隊從不同的戰區發起進攻，則應該給每支部隊下達各自的任務，任務的内容應使各部隊不遺餘力地發揮出其突擊力。
這時的問題在于各部隊均應發揮出其突擊力，而不在于各部隊去争得相應的好處。
如果敵人的防禦與我們預想的不同，造成我們其中一支部隊任務過重，遭到了失敗，那麼這支部隊的失敗不應該也不允許影響到其他部隊的行動，否則一開始我們就會失去整體勝利的可能性。
隻有在多數部隊或者主要部分已經失敗的情況下，才允許這支部隊的失敗對其他部隊産生影響（而且也必然會産生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整個計劃也就失敗了。
對本來擔任防禦，但防禦成功後可以轉入進攻的大小部隊來說，如果它們不能把多餘的兵力轉用于主要的攻勢地點（這主要取決于戰區的地理位置），那麼這條規則也适用這些部隊。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整個進攻的幾何形狀和一緻性會有什麼變化呢？與一個被擊敗部隊相鄰的各部隊的翼側和背後會有什麼變化呢？ 這正是我們應主要加以批駁的問題。
這種把一個大規模進攻與一個幾何學上的四邊形粘在一起的做法，是陷入了錯誤的理論體系。
我們在第三篇第十五章中已經指出，戰略中的幾何因素不像戰術中的幾何因素那麼有效。
我們在這裡隻想重複一下結論：進攻者尤其要重視各個地點上切實的結果，而不必重視在進攻中由于各地結果不同而逐漸形成的幾何形狀。
在戰略的廣闊範圍内，有關各部分幾何位置的考慮和決定自然是最高統帥應該做的，任何次一級的指揮官都無權過問他的友鄰部隊應該和不應該做什麼，而是隻應按照指示無條件地努力達成自己的目标，這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一件确定的事。
如果确實由此引起了嚴重的不協調，那麼自上而下總還是有辦法及時采取補救措施的。
因此，這種分兵行動的主要弊端是可以消除的，包括：介入戰事進程的不是真實的情況，而是很多擔心和假設；每個偶然事件不僅影響到與它直接有關的部分，而且同時會影響到整體；次一級指揮官的個人弱點和個人仇恨情緒有過大的表現餘地。
我們認為，隻有當人們還沒有充分和認真地研究戰史，沒有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事物區分開，沒有估計到人的弱點的全部影響時，才會認為我們上述這個觀點是荒謬的。
一切有經驗的人都承認，在多路進攻時，通過準确地對各路部隊進行協調來取得勝利，在戰術範圍就已經很困難了，那麼在分兵程度大得多的戰略範圍内，這樣做就更困難了，或者确切地說是根本無法做到的。
如果說所有部分保持協調一緻是取得戰果的一個必要條件，那麼對這種分兵進行的戰略進攻就應該予以徹底否定。
但是一方面，我們不能任意地徹底否定這樣的進攻，因為一些我們根本無法控制的情況可能迫使我們采取這樣的進攻；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戰術上，所有部分也沒有必要在作戰過程中的每個時刻都保持協調一緻，至于在戰略上，正如上面所說，就更沒有這個必要了。
因此在戰略範圍，人們更應忽略各部分保持協調一緻的問題，更應堅持給各部分分配各自的任務。
我們還要接着這一點做個重要的補充，這涉及如何正确地分配角色。
1793年和1794年，奧地利的主力在尼德蘭，普魯士的主力在上萊茵地區。
奧軍自維也納開赴孔代[32]和瓦朗謝讷，與自柏林開赴蘭道[33]的普軍交叉而過。
奧地利人雖然要在尼德蘭對其比利時各省進行防禦，但是如果他們在法屬佛蘭德占領一些地方的話，也是很方便的，不過他們對此沒有多大興趣。
考尼茨[34]侯爵去世後，奧地利大臣圖古特[35]為更好地集中力量而力排衆議，完全放棄了尼德蘭。
的确，奧地利人到佛蘭德比到阿爾薩斯幾乎還要再遠一倍，在兵力受到嚴格限制、一切都要依靠現金維持的時代，這不是件小事。
不過圖古特大臣顯然還抱有另一個意圖，他想通過讓尼德蘭面臨危險來迫使那些對保衛尼德蘭和下萊茵地區有興趣的國家（荷蘭、英國和普魯士）做出更大的努力。
他失算了，因為當時的普魯士政府無論如何是不會上當的。
不管怎麼說，此事的發展過程始終展示出了政治利益對戰争進程産生的影響。
普魯士在阿爾薩斯地區既沒有什麼要防禦的，也沒有什麼要奪取的。
1792年，普軍穿過洛林向香槟地區[36]的進軍[37]是在騎士精神的驅使下進行的，因此當形勢對這次進軍不利時，普魯士對繼續作戰的興趣也就隻剩下一半了。
假如普軍是在尼德蘭，那麼他們就與荷蘭有了直接聯系（他們幾乎可以把荷蘭視為自己的國土，因為他們曾于1787年征服過荷蘭），就可以保護下萊茵地區，也就保護了荷蘭這一普魯士君主國距戰區最近的部分。
此外，普魯士由于得到英國的援助，其與英國的同盟關系也是比較牢固的，在這些情況下，其同盟關系不會輕易地惡化為盟友之間的算計（當時人們認為普魯士政府是利用盟友關系耍了計謀）。
假如當時奧地利人的主力在上萊茵地區，普魯士人的全部兵力在尼德蘭，奧地利人在尼德蘭隻留下一支小規模的部隊，那麼奧普聯軍就會收到好得多的效果。
1814年，假如人們讓巴克萊将軍（而非敢作敢為的布呂歇爾）統率西裡西亞軍團，讓布呂歇爾留在主力軍團，接受施瓦岑貝格的指揮，那麼聯軍的這一戰局也許會徹底失敗。
在七年戰争中，假如敢作敢為的勞東所在的戰區不是普魯士君主國最牢固的西裡西亞地區，而是帝國軍隊所在的地區，那麼整個戰争的情況也許就完全不同了[38]。
為進一步認識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根據主要不同點，對下列情況進行考察： 第一種情況是，我們與其他國家共同作戰，而這些國家不僅是我們的盟友，而且有各自的利益。
第二種情況是，盟國的軍隊前來是為了支援我們。
第三種情況是，隻談将領們的個人特點。
對前兩種情況，可能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是應像1813年和1814年那樣把不同國家部隊完全混編，以至具體一路部隊是由不同國家部隊組成的？還是應盡量将各國部隊分開，以便每支部隊能更獨立地行動？ 顯然第一種做法最有利，但前提是要有一定程度的友好關系和共同的利益，而這種情況是很少的。
在各國部隊混編的情況下，各國政府很難追逐各自的利益，指揮官們各自自私的想法所起的有害影響就隻能表現在次一級指揮官們的身上，即隻表現在戰術範圍，而且即使是在戰術範圍，這種自私的想法也不像在各國部隊完全分開時那樣可以不受懲罰地、自由地表現出來。
而在各國部隊完全分開時，這種有害影響就會轉而進入戰略範圍，能夠在決定性的步驟中起作用。
但是正如我們說過的，要采取第一種做法，政府方面必須具有罕見的奉獻精神。
1813年，緊迫的形勢促使各國政府向這個方向努力。
當時派出部隊最多并對局勢好轉貢獻最大的俄國皇帝并未出于虛榮心要求俄軍獨立作戰，而是把他們交給了普魯士和奧地利的指揮官，對此是應該大加贊揚的。
如果各國部隊不能這樣混編在一起，那麼他們完全分開自然比半分半合要好。
最糟糕的是不同國家的兩個獨立的指揮官同在一個戰區。
例如在七年戰争中，俄國人、奧地利人和帝國軍隊就經常是這樣。
在各國部隊完全分開的情況下，要完成的任務也就更多地被分擔了，于是各國部隊就受到各自任務的壓力，在形勢的壓力下就會采取更多的行動。
而如果各國部隊聯系較多，或者甚至就在同一個戰區内，情況就不是這樣了，而且一國部隊的不良企圖會一并阻撓另一國部隊的行動。
在前述三種情況中的第一種情況下，各國部隊完全分開不會有什麼困難，因為每個國家出于自身的利益通常已經為本國部隊規定了不同的目标；在第二種情況下，前來支援的部隊可能沒有自己的目标，此時受援國的部隊通常隻能完全從屬于前來支援的部隊（如果前來支援部隊的兵力在某種程度上适合這樣做的話）。
奧地利人在1815年戰局末期以及普魯士人在1807年戰局中就是這樣做的[39]。
至于将領們的個人特點，就轉而涉及每個人了。
但是我們不能不提出一個總的看法，即不要任命最小心和最謹慎的那些人來擔任從屬部隊的指揮官（通常很容易做出這樣的任命），而是要讓最敢作敢為的那些人來擔任，因為我們曾經指出，在部隊分開行動時要想取得戰略上的成果，最重要的莫過于每個部分都積極行動，以充分發揮各自的力量。
隻有這樣，在某一地點可能犯的錯誤才會被在其他地點的敏捷行動抵消。
隻有指揮官行動迅速和敢作敢為，受到其内在欲望和内心驅動前進時，人們才有把握看到各部分充分行動起來。
僅是客觀和冷靜地考慮是否有必要采取行動，很難使軍隊充分行動起來。
最後我們還要指出，在使用部隊和統帥時，隻要情況允許，就應該根據其特點和地形情況規定其任務。
常備軍、訓練有素的部隊、數量衆多的騎兵、謹慎而理解力強的年長指揮官，應該用于開闊地帶；民兵、民衆武裝、臨時組織起來的底層民衆、敢作敢為的年輕指揮官，應該用于林地、山地和山口；前來支援的部隊應該用于他們喜歡去的富庶地區。
迄今我們從總的方面談了戰争計劃，在本章中又專門談了以打垮對手為目标的戰争計劃。
在所有這些論述中，我們的意圖是突出戰争計劃的目标，并指出為達到目标而準備手段和方法時應遵循的指導原則。
我們想通過這樣的論述使讀者清楚地意識到，在這樣的戰争中應該追求什麼和應該做什麼。
我們想強調必然的和普遍的東西，同時給特殊的和偶然的東西留下餘地，但是我們想去除那些任意的、無根據的、不嚴肅的、幻想的或詭辯的東西。
如果達到了這個目的，那麼我們就認為已經完成了任務。
誰要是因為我們在這裡沒有談到迂回江河、利用控制點控制山地、避開堅固陣地和國土的鎖鑰等問題而感到非常奇怪，誰就是沒有理解我們，而且在我們看來，他還沒有從大的方面理解戰争。
我們在前幾篇中已經總的勾勒出這些問題的特點，并且指出其作用往往比其&ldquo名聲&rdquo小得多。
在以打垮敵人為目标的戰争中，它們就更不能，也不應起大的作用了，也就是說不應對整個戰争計劃産生大的影響。
關于最高指揮權的問題，我們将在本篇的最後用專門的一章加以論述[40]。
現在我們以一個例子來結束這一章。
如果奧地利、普魯士、德意志邦聯、尼德蘭和英國決定對法國開戰，而俄國保持中立的話（這是150年來經常出現的一個情況），那麼它們是有能力進行一場以打垮對手為目标的進攻戰争的，因為無論法國多麼幅員遼闊和強有力，畢竟還是有可能出現下面的情況：它的大半國土被敵軍淹沒，首都被占領，外援不足（除了俄國以外沒有一個大國能夠給予它有效的支援），西班牙離得太遠，所處位置也極為不利，意大利各邦目前又太腐朽，沒有力量。
對法作戰的上述國家即使不算其在歐洲以外的領地也有7500萬以上的人口，而法國隻有3,000萬人口。
這些國家如果對法國進行一場認真的戰争，可以毫不誇張地提供以下軍隊員額： 如果這些軍隊确實能夠投入作戰，那麼就極有可能遠遠超過法國能與之對峙的兵力，因為法國在拿破侖統治時期從未有過類似規模的軍隊。
如果我們再考慮到，法軍還要分兵用于要塞守備、建立補給站以及海岸線警戒等，那麼我們就不會懷疑聯軍在主要戰區很可能占據大的優勢，而這個優勢正是打垮敵人這一目的的主要基礎。
法蘭西帝國的重心在于其軍隊和巴黎。
聯軍的目标應該是在一次或幾次主力會戰中戰勝法軍，占領巴黎，并将法軍餘部趕過盧瓦爾河[41]。
法蘭西君主國的心髒地帶位于巴黎和布魯塞爾之間。
在那裡，從邊境到首都隻有30普裡。
聯盟中的部分國家即英國、尼德蘭、普魯士和北德意志各邦在那裡都有其自然的部署地點，有的國家就位于這個地帶附近，有的就在這個地帶的背後。
奧地利和南德意志隻有從上萊茵地區出發才便于對法作戰。
因此聯軍最自然的進攻指向是特魯瓦和巴黎，或者是奧爾良[42]。
從尼德蘭和上萊茵地區發起的這兩路進攻是非常直接、自然、簡捷而有力的，都指向敵軍重心。
全部敵軍應是分布在這兩個地點[43]的。
隻有兩點考慮與這個計劃的簡單性有矛盾。
奧地利人不會全部離開意大利，他們無論如何要對那裡的局勢保持控制，因此奧地利人不會同意通過對法國心髒的進攻來間接保護意大利。
鑒于意大利的政治狀況，對奧地利的這個次要意圖也是無可厚非的。
但是如果把從意大利進攻法國南部這個已經嘗試過多次的陳舊想法與奧地利的次要意圖聯系起來，并因此而向意大利派去大量部隊（而意大利在首個戰局中僅為防止出現極端的不利是不需要這麼多兵力的），那麼此舉将是一個十分确切的錯誤。
如果人們不想違背&ldquo計劃統一、兵力集中&rdquo這個主要考慮，那麼在意大利就隻應保留在首個戰局中為防止出現極端不利所需的少量兵力，而不應從主要行動中抽出更多的兵力。
欲在羅讷河[44]畔征服法國，就像是要用刺刀尖舉起一杆步槍，是不可能做到的。
對于進攻法國南部，即使作為次要行動也應該加以反對，因為這種進攻隻會激起新的力量來反對我們。
對遙遠地區的每一次進攻，都會把本應沉寂的利害關系和活動攪動起來。
隻有實際情況表明留在意大利僅為保障該地安全的兵力過多，即無所事事的時候，從那裡進攻法國南部才是正确的。
因此我們再重複一遍：留在意大利的部隊應該少到情況允許的最低程度，隻要保障奧地利人不至于在一次戰局中喪失整個意大利就足夠了。
在我們這個例子中，這個兵力可以假設為5萬人。
另一個考慮是法國是一個濱海的國家。
由于英國在海上占上風，法國的整個大西洋沿岸很容易受到威脅，因此它或多或少要派兵防守。
不管派去的防守力量是多麼少，法國要防守的邊境長度畢竟會因此而增加兩倍，為此肯定要從戰區的法軍中抽調一些兵力。
英國人可調用2萬或3萬人的部隊登陸，用以威脅法國。
這些兵力也許會牽制兩倍或三倍的法軍，而且人們在此不僅要考慮到法軍所需的部隊，還要考慮到艦隊和海岸炮台所需的經費和火炮等。
我們假設英國為此投入2.5萬人。
這樣，我們的戰争計劃簡單說應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在尼德蘭集結： 其中約5萬人用于占據邊境要塞，其餘30萬人向巴黎推進，對法軍發起主力會戰。
第二，20萬奧地利人和10萬南德意志各邦部隊集結于上萊茵地區，以便與從尼德蘭出發的軍團同時推進，具體是向塞納河上遊地區，進而向盧瓦爾河方向推進，同樣對法軍發起主力會戰。
上述這兩個方向上的進攻也許會在盧瓦爾河畔合二為一。
這樣，主要的内容就已經确定了。
我們接下來要談的主要與消除錯誤觀念有關： 第一，統帥們應努力尋求進行計劃中的主力會戰，在擁有兵力優勢和能夠帶來決定性勝利的有利條件下發起主力會戰。
為了這個目的，統帥們應該不惜一切，而在要塞圍攻、包圍、守備等方面應該盡量少用兵力。
如果統帥們像施瓦岑貝格在1814年所做的那樣，一踏進敵國就呈離心狀散向四方，就會失去一切。
聯軍在1814年之所以沒有在頭兩周内真的失去一切，隻是多虧當時的法國軟弱無力。
進攻應該像一支用力射出的箭，而不應像一個膨脹到破裂的肥皂泡。
第二，聯軍應該把瑞士的安全交由其自己的力量去處理。
如果瑞士保持中立，那麼聯軍在上萊茵地區就有了一個良好的依托點；如果瑞士受到法國的進攻，那麼它可以自衛，瑞士在很多方面是非常适于自衛的。
最愚蠢不過的想法就是認為瑞士既然是歐洲地勢最高的國家，那麼它在地理上就能對戰事産生決定性的影響。
其實，這樣的影響隻有在某些特定的、很受限制的條件下才會出現，而瑞士根本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法國人在本國的心髒地帶受到進攻的同時，不可能從瑞士向意大利或士瓦本發起有力的攻勢，因此人們根本不能将瑞士的高海拔位置看作是決定性的情況。
戰略上擁有制高點所帶來的好處首先主要是對防禦重要，而對進攻來說，剩下的重要性可能表現在某次突擊中。
誰不了解這一點，誰就是沒有想明白這一問題。
如果将來在當權者和統帥主持的會議上出現一位學識淵博的參謀，憂心忡忡地抖摟出這番聰明話來，那麼我們現在就可以預先聲明，他的這番話是毫無價值的胡說。
我們希望在這樣的會議上能出現一位經驗豐富的軍人、一位有健全思維能力的人去堵住這位參謀的嘴。
第三，對這兩路進攻部隊之間的地區，我們可以不管。
當60萬人集結在距巴黎30～40普裡的地方，準備向法國的心髒發起進攻時，難道還要去考慮保護中萊茵地區，包括柏林、德累斯頓、維也納和慕尼黑嗎？考慮這個問題是違背常識的。
聯軍應該保護交通線嗎？這個問題并非不重要，但是之後人們可能從這裡做邏輯上的推論，認為保護交通線必須用和進攻一樣強大的兵力，并賦予它和進攻一樣的重要性，從而不是根據各國地理位置的要求分兩路推進，而是不必要地分三路推進，然後這三路也許會變成五路甚至七路，同時相關的陳詞濫調就又出現了。
我們所說的兩路進攻，每路都有自己的目标。
用于兩路進攻的兵力極可能顯著地超過敵人的兵力。
如果每路進攻都十分有力，那麼它們隻會相互産生有利的影響。
如果敵人的兵力分布得很不均衡，我們兩路進攻中的一路失利了，那麼人們有理由期待另一路進攻的勝利自然地彌補這一失利，這是兩路進攻之間真正的内在聯系。
這兩路進攻相距較遠，不可能每天就戰況相互聯系，它們也不需要這種聯系，因此直接的，或者更确切地說徑直的聯系是沒有多少價值的。
同時，本國心髒正在受到進攻的敵人也不可能用很大兵力來切斷這種聯系。
更讓人擔心的是得到襲擾部隊支援的居民會切斷這種聯系，以至敵人不消耗正規部隊就能達到這個目的。
為對付這種情況，隻要從特裡爾[45]向蘭斯[46]方向派出一支以騎兵為主的1萬～1.5萬人部隊就足夠了。
這支部隊足以擊敗任何小股部隊，并與大部隊齊頭并進。
它不必包圍或監視要塞，而隻需從要塞之間通過；它不必占領任何牢固的基地，遇到優勢之敵，避向任何方向即可；它也不會大敗，即使大敗，對整體來說也不是大敗。
在這種情況下，這樣一支部隊很可能足以構成兩路進攻的中間點。
第四，兩個次要行動（奧軍在意大利的行動和英軍登陸部隊的行動）有可能以最好的方式實現其目的。
隻要不是無所事事，那麼從大局來看，他們就已經達到了目的。
無論如何，前述兩路大規模進攻中的任何一路都絕對不能以任何方式依賴這兩個次要行動。
我們堅信，如果法國再想采取傲慢态度，像過去的150年裡那樣壓制歐洲，那麼我們就可以用這種方式每次都打敗和懲罰法國。
隻有過了巴黎，到達盧瓦爾河畔，我們才能從法國那裡獲得歐洲安甯所必需的條件。
隻有這樣，3000萬人對7500萬人的人口自然比例關系才能迅速地呈現出來，而不會像150年來那樣，各國軍隊從敦刻爾克[47]到熱那亞[48]雖然像一條帶子那樣圍住法國，但各國追求着四五十個不同的狹隘目的，沒有一個足以克服普遍存在的，尤其是在聯軍中産生并反複出現的惰性、阻力和外來影響。
讀者自然會注意到，德意志邦聯軍隊目前的部署與這裡要求的部署很不相符。
在這一邦聯中，德意志各邦構成了德意志力量的核心，而普魯士和奧地利卻被這個核心削弱，失去了它們應有的分量。
但是一個邦聯國家在戰争中是一個很脆弱的核心，在那裡不可能想象會有什麼一緻性、能量以及對統帥的理智選用、威信、責任心等等。
奧地利和普魯士是德意志帝國[49]突擊力量的兩個自然的中心，它們構成真正的打擊力量，是鋒利的刀刃，它們是君主國家，慣于征戰，有各自明确的利益。
它們是獨立的強國，領先于其他國家。
德意志的軍事建設應該以這些自然的線條輪廓為基礎，而不應以有關統一的錯誤主張為基礎。
在目前情況下，統一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而誰要是因追求不可能的事而錯失可能的事，誰就是一個蠢人。
*** [1]布圖爾林（AlexanderBorissowitschButurlin，1694&mdash1767），伯爵，俄國元帥。
1720年任彼得大帝副官。
在1760&mdash1761年俄普戰争中任俄軍司令。
&mdash&mdash譯者注 [2]指亞曆山大一世（PawlowitschAlexanderⅠ.，1777&mdash1825），俄國皇帝（1801&mdash1825）。
在位期間曾多次與普魯士和奧地利組成&ldquo神聖聯盟&rdquo，參加對拿破侖的戰争。
&mdash&mdash譯者注 [3]1813年8月，反法聯盟同拿破侖的和談破裂，戰争再起。
奧地利、普魯士、俄國、瑞典等國的軍隊分為三個軍團，即波希米亞軍團（主力，由奧地利的施瓦岑貝格指揮）、西裡西亞軍團（由普魯士的布呂歇爾指揮）和北方軍團（由瑞典的貝納多特指揮），試圖以優勢兵力合擊法軍。
拿破侖率法軍在易北河中遊德累斯頓地區試圖從内線各個擊破聯軍。
&mdash&mdash譯者注 [4]指貝納多特（Jean-BaptisteJulesBernadotte，1763&mdash1844），侯爵，法國元帥，瑞典國王。
因他是瑞典國王查理十三的養子，國王去世後，貝納多特于1810年8月被瑞典國會選為瑞典王儲。
1813年統率瑞典、俄國和奧地利聯軍在萊比錫大會戰中擊敗拿破侖。
1818年，登基為瑞典國王，即查理十四世（1818&mdash1844）。
&mdash&mdash譯者注 [5]在1814年戰局中，按聯軍的行動計劃，弗裡德裡希·馮·比洛軍從漢諾威出發，經荷蘭、比利時向法國北部進軍，然後并入西裡西亞軍團。
這一行動不僅幫助了奧蘭治公爵回國複位，以及幫助了英軍登陸，而且還牽制了邁松（NicolasJosephMaison，1770&mdash1840，侯爵，法國元帥、國防大臣）率領的法軍。
&mdash&mdash譯者注 [6]指波希米亞和奧地利本身。
&mdash&mdash譯者注 [7]指拿破侖。
&mdash&mdash譯者注 [8]美因河畔法蘭克福（Frankfurta.M.），今德國黑森州一城市。
&mdash&mdash譯者注 [9]洛林（Lothringen），位于法國東北部，曆史上曾為公國（843&mdash1766），面積23,547平方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10]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曆史地域名，包括今法國東部索恩河上遊和靠近瑞士邊境的廣大地區。
曆史上曾是法國的一個省（1678&mdash1790）。
&mdash&mdash譯者注 [11]沙隆（Chalons），即今法國東北部城市馬恩河畔沙隆（Chalons-sur-Marne）。
&mdash&mdash譯者注 [12]布裡昂（Brienne-le-Château），今法國奧布省一城市，位于奧布河畔。
拿破侖少年時期曾在此上過五年軍校（1779&mdash1784）。
&mdash&mdash譯者注 [13]1814年戰局初，布呂歇爾率領西裡西亞軍團過萊茵河後，将約克軍留在摩澤爾河地區，隻帶27,000人開赴布裡昂，準備與施瓦岑貝格率領的主力軍團（波希米亞軍團）會合。
1月29日，布呂歇爾在布裡昂附近與拿破侖率領的4萬法軍會戰，戰敗後退向特蘭。
此時，聯軍波希米亞軍團的11萬人抵達奧布河畔巴爾，布呂歇爾得以用絕對優勢的兵力于2月1日在布裡昂附近的拉羅提埃大敗法軍，但是在會戰勝利後并未追擊法軍，反而分兵。
很多評論家認為，如果聯軍當時集中兵力開赴巴黎，那麼拿破侖就無法挽回敗局。
&mdash&mdash譯者注 [14]1812年戰局初，巴克萊率俄軍第1軍團從德裡薩向維捷布斯克撤退時，把維特根施坦留在德裡薩一帶保護通往彼得堡的道路。
拿破侖派烏迪諾率第2軍渡過道加瓦河，開往波洛茨克和謝别日，保護主力的翼側。
在克利亞斯蒂策附近，烏迪諾被維特根施坦擊敗，于是拿破侖派聖西爾率領第6軍去支援烏迪諾。
&mdash&mdash譯者注 [15]1812年戰局初期，拿破侖率法軍主力直逼維爾納，俄軍第1軍團退向德裡薩，繼而退向斯摩棱斯克。
法軍達武部奉命向明斯克推進，企圖切斷俄國第2軍團的退路，但俄軍第2軍團在第1軍團撤退後已經退卻。
當俄軍的這兩個軍團在斯摩棱斯克會合後，拿破侖即将達武調回主力。
&mdash&mdash譯者注 [16]指彼得堡（Petersburg），即今俄羅斯城市聖彼得堡，位于波羅的海芬蘭灣東岸、涅瓦河口。
1703年由俄皇彼得大帝興建，曆史上曾長期為俄國首都。
&mdash&mdash譯者注 [17]雷根斯堡（Regensburg），今德國巴伐利亞州一城市，位于多瑙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18]1805年，拿破侖在烏爾姆會戰中獲勝，打亂了奧軍的行動計劃，迫使卡爾大公率領在北意大利的奧軍退卻。
1809年的雷根斯堡會戰後，拿破侖派勒費弗爾将軍率領第7軍進入蒂羅爾。
在蒂羅爾的奧軍本想阻止法軍前進，但由于奧軍主力敗退，不得不退出蒂羅爾。
&mdash&mdash譯者注 [19]指第四次反法聯盟戰争中的耶拿和奧爾施泰特會戰。
[20]黑森（Hessen），今德國中部的一個聯邦州，曆史上曾是多個侯國、公國、邊區的所在地。
&mdash&mdash譯者注 [21]1806年，普魯士在勃蘭登堡邊區保留了一支3萬人的戰略預備隊，準備在必要時在威斯特法倫另辟戰場。
黑森選帝侯在戰前與普魯士有協定：若普魯士獲勝，黑森将與普魯士共同反法；若法國獲勝，黑森則嚴守中立。
耶拿會戰前夕，普軍派魏瑪公爵出圖林根山區，準備開赴弗蘭肯，襲擾法軍後方。
由于普軍在耶拿和奧爾施泰特會戰中失敗，這些計劃均未能實現。
&mdash&mdash譯者注 [22]熱羅姆·波拿巴（JérômeBonaparte，1784&mdash1860），拿破侖最小的弟弟，威斯特法倫王國國王（1808&mdash1813）。
&mdash&mdash譯者注 [23]原文如此，疑誤。
《戰略進攻的目标》是第七篇第三章，但作者在該章中并未談到這個問題。
&mdash&mdash譯者注 [24]原文如此，疑誤。
本書并沒有這一章。
&mdash&mdash譯者注 [25]布林海姆（Blenheim），布林德海姆（Blindheim）的英語稱謂，今德國巴伐利亞州一小鎮，位于多瑙河畔。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期間，英荷聯軍于1704年8月13日在此重創法國和巴伐利亞聯軍，迫使其27個步兵營和4個騎兵團投降。
&mdash&mdash譯者注 [26]裡加（Riga），今拉脫維亞首都，位于道加瓦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27]博布魯伊斯克（Bobrujsk），今白俄羅斯中部一城市，位于别列津納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28]維克托（ClaudeVictor-Perrin，1764-1841），公爵，法國元帥。
&mdash&mdash譯者注 [29]薩肯（FabianGottliebFürstvonOsten-Sacken，1752&mdash1837），侯爵，俄國元帥。
在1812年戰局中率預備軍團在白俄羅斯、立陶宛、烏克蘭一帶活動。
&mdash&mdash譯者注 [30]雷尼爾（JeanLouisEbenezervonReynier，1771&mdash1814），伯爵，法軍将軍。
在1812年戰局中指揮法軍第7軍團（大多由薩克森人組成）。
&mdash&mdash譯者注 [31]聖西爾（LaurentmarquisdeGouvionSaint-Cyr，1764&mdash1830），侯爵，法國元帥和軍事理論家。
在1812年對俄戰争中指揮第6軍團。
1815年和1817&mdash1819年兩次任法國國防大臣。
&mdash&mdash譯者注 [32]中萊茵地區（derMittelrhein），指今德國賓根與波恩之間的萊茵河兩岸地區。
&mdash&mdash譯者注 [33]拿破侖一世時期在巴黎出現的一種交誼舞。
&mdash&mdash譯者注 [34]孔代（Condé），即今法國諾爾省城市埃斯科河畔孔代（Condé-sur-l'Escaut）。
&mdash&mdash譯者注 [35]蘭道（Landau），今德國萊茵蘭-普法爾茨州南部一城市。
&mdash&mdash譯者注 [36]考尼茨（WenzelAntonKaunitz，1711&mdash1794），侯爵，奧地利首相。
主張聯合法、俄，反對普魯士，但未成功。
因奧皇弗朗茨二世即位後與普魯士結成反法聯盟，于1792年離職。
&mdash&mdash譯者注 [37]圖古特（JohannAmadeusFranzdePaulaFreiherrvonThugut，1736&mdash1818），男爵，奧地利政治家，曾任奧地利外交大臣（1793&mdash1801），推行反普、反法的外交政策，積極推動英、俄、奧結成反法聯盟。
&mdash&mdash譯者注 [38]香槟地區（dieChampagne），曆史上法國一地區名，今香槟-阿登大區的一部分。
&mdash&mdash譯者注 [39]指1792年奧普聯軍進攻法國。
&mdash&mdash譯者注 [40]在七年戰争中，奧地利的勞東将軍主要在西裡西亞作戰。
作者認為，假如奧地利将勞東部署到帝國軍隊所在的薩克森和巴伐利亞地區作戰，其獲得的戰果會大得多。
&mdash&mdash譯者注 [41]&ldquo1815年戰局&rdquo有可能是&ldquo1805年戰局&rdquo之誤，因為在1815年戰局中，反法聯軍之間并沒有支援和被支援的關系。
1805年戰局中的奧地利和1807年戰局中的普魯士都受到俄軍的支援，而且在戰局末期都主要依靠援軍進行戰争。
奧地利在1805年奧斯特利茨會戰失敗後，以及俄普聯軍在1807年弗裡德蘭會戰失敗後，都與法國簽訂了和約，俄軍即退出戰場。
&mdash&mdash譯者注 [42]原文如此，疑誤。
本篇并沒有這一章。
&mdash&mdash譯者注 [43]盧瓦爾河（dieLoire），法國流入大西洋的最大河流，長1,004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44]奧爾良（Orlans），今法國盧瓦爾省一城市，位于盧瓦爾河畔，東北距巴黎120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45]原文如此。
從上文理解，僅指巴黎和特魯瓦或巴黎和奧爾良。
&mdash&mdash譯者注 [46]羅讷河（dieRhone），法國第二大河，發源于瑞士南部，流經法國東南部，長812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47]特裡爾（Trier），今德國萊茵蘭-普法爾茨州西部一城市，位于摩澤爾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48]蘭斯（Reims），今法國東北部馬恩省一城市，位于馬恩河與韋勒河之間，西南距巴黎約130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49]敦刻爾克（Dunkerque），今法國諾爾省一海港城市，位于北海沿岸，東距法國和比利時邊境10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