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戰争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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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而進行真正的哨所線防禦。
海因裡希親王在薩克森的陣地和國王本人在西裡西亞山區的陣地都是哨所線防禦。
我們從弗裡德裡希大帝緻達爾讓[3]侯爵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盼望進入越冬營地的迫切心情，以及當他沒有明顯損失，得以重新進入越冬營地時是多麼高興。
我們認為，誰要是在這方面指責弗裡德裡希，認為他如此行動表明他的勇氣減弱了，誰就是做了一個十分輕率的判斷。
現在在我們看來，崩策爾維茨設防營壘、海因裡希親王在薩克森以及國王在西裡西亞山區的哨所線部署已經不再是人們可以寄予最後希望的舉措，因為一個像拿破侖那樣的人很快就會把這種戰術蜘蛛網沖破。
但我們不要忘記，這是由于時代改變了；戰争已經變得完全不同了，它是由不同于以往的力量進行的；當時有效的哨所線陣地現在已經不再有效了；此外還要考慮到對手的特點。
針對帝國軍隊、道恩和布圖爾林[4]，即使使用弗裡德裡希本人不屑一顧的手段，可能就已經是最高的智慧了。
結果也證明這個觀點是正确的。
弗裡德裡希在靜候中達到了目的，避開了那些可能讓他的力量碰得粉碎的困難。
1812年戰局開始時，俄國人對法國人的兵力對比比起弗裡德裡希大帝在七年戰争中與敵人的兵力對比還要不利得多。
不過俄國人有望在戰局進程中大幅增強自己的力量。
對拿破侖來說，整個歐洲都是他暗中的敵人，在西班牙的一場消耗戰弄得他手忙腳亂，他的力量已經發揮到最大限度，而幅員遼闊的俄國可使俄軍通過上百普裡的退卻把敵軍削弱到極緻。
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如果法國的行動不成功（在亞曆山大[5]皇帝不媾和或者他的臣民不造反的情況下，法國的行動怎麼可能成功呢？），那麼人們就不僅要考慮到俄國會進行猛烈的還擊，而且還要考慮到這種還擊可能導緻其對手的毀滅。
即使是有最高超的智慧的人恐怕也提不出比俄國人無意中遵循的更好的戰争計劃。
當時俄國人并沒有提出這樣的計劃，甚至也許會認為這樣的計劃是荒謬的，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現在把它作為正确的計劃提出來。
如果我們想從曆史中學到東西，那麼我們就要将确實已經發生過的事情看作是将來也可能發生的事情。
任何一個對這樣的事情有判斷能力的人都會承認，在法軍進軍莫斯科以後發生的一系列大的戰事并不是偶然的。
假如俄國人有可能勉強在邊境進行防禦，那麼法國軍力雖然仍很有可能受到削弱，對俄國有利的局勢轉變雖然仍很有可能出現，但這種轉變出現得肯定不會那麼強有力和那麼具有決定性。
俄國用犧牲和危險換來了這個巨大的好處。
當然這種犧牲和危險對其他任何國家來說太大了，對大多數國家來說是不可能做到的。
由此可見，人們永遠隻有通過積極的、以決戰為目标，而不是以單純的等待為目标的舉措，才能取得大的積極的成果。
簡單說就是，人們在防禦中也隻有下大的賭注才能獲得大的好處。
*** [1]摩拉維亞（Mähren），曆史地域名，位于今捷克共和國東部，面積約占捷克總面積的三分之一。
1757年，弗裡德裡希二世在薩克森的羅斯巴赫會戰和西裡西亞的洛伊滕會戰中均取得勝利，但在1758年率領同一支部隊在摩拉維亞圍攻奧爾米茨時失敗，一直退到西裡西亞。
&mdash&mdash譯者注 [2]&ldquo燒盡的火焰&rdquo一詞，作者用了法語&ldquofeuxfroids&rdquo，直譯為&ldquo冷卻下來的火焰&rdquo，比喻進攻者在占領地區不得不留下守備部隊等力量，從而使這些力量無法在戰争中直接發揮作用。
&mdash&mdash譯者注 [3]原著有些版本為：&ldquo&hellip&hellip用同一支軍隊先進攻法國人，後進攻奧地利人才奪回自己的戰區的。
&rdquo這可能是編者根據曆史上的實際情況做了修改。
&mdash&mdash譯者注 [4]&ldquo反接近壕&rdquo一詞，作者用了法語&ldquocontre-approche&rdquo。
&mdash&mdash譯者注 [5]達爾讓（JeanBaptistedeBoyer，Marquisd'Argens，1703&mdash1771），侯爵，法國作家、哲學家。
曾在普魯士宮廷供職，任弗裡德裡希二世侍從官、柏林科學院曆史系主任。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九章 以打垮敵人為目标的戰争計劃 在我們較詳細地論述了戰争可能具有的不同目标以後，現在想看一下與這些目标相對應的三種不同程度的整個戰争的部署。
根據我們迄今對這個問題的全部論述，有兩個主要原則貫穿于整個戰争計劃，并且是其餘一切的準繩。
第一個主要原則是把敵人的力量歸結為盡可能少的數個重心，如果可能就歸結為一個重心；把對這些重心的打擊歸結為盡可能少的數次主要行動，如果可能就歸結為一次主要行動；最後，盡量把所有的次要行動保持在從屬的地位上。
總之，第一個主要原則是盡量集中力量行動。
第二個主要原則是盡可能迅速行動，也就是說，隻要沒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頓，不要走繞遠的路。
能否把敵人的力量歸結為一個重心，取決于下列條件： 第一，取決于敵軍的政治關系。
如果敵軍是一個君主的軍隊，那麼找到它的重心大多沒有什麼困難；如果敵軍是結成同盟的國家的軍隊，其中一國的軍隊在行動時隻是履行同盟的義務，沒有它自己的好處，那麼找到其重心的困難也不會很大；如果敵軍是具有共同目的的同盟國的軍隊，那麼能否找到其重心，取決于它們之間的友好程度。
關于這一問題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
第二，取決于敵人不同軍隊所在戰區的位置。
如果所有敵軍是在一個戰區内，那麼它們實際上組成了一個整體，因此我們就不必考慮其他問題了；如果敵軍是在一個戰區内，但分屬不同的國家，那麼它們的一緻性就不再是絕對的，但各部隊之間畢竟還有足夠的聯系，通過堅決打擊一支部隊，還是會一起影響到其他部隊；如果敵軍部署在毗鄰的、沒有大的天然障礙相隔的戰區，那麼其中一個戰區仍會對另一個戰區産生明确的影響；如果戰區之間相距很遠，中間還有中立地區、大的山脈等，那麼一個戰區對另一個戰區是否會産生影響，就很難說了，也就是說不大可能産生影響了；如果各戰區位于交戰國家的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以至對這些戰區的行動是在離心方向上進行的，那麼各戰區之間就幾乎沒什麼聯系了。
假如俄國和法國同時對普魯士發起戰争，那麼從作戰的角度來看，這等于是兩場不同的戰争，它們之間的一緻頂多在談判時能顯現出來。
相反，人們應将七年戰争中薩克森和奧地利的參戰部隊視為一支軍隊。
如果其中一支軍隊受到打擊，另一支軍隊則必然同時受到影響。
這一方面是因為兩個戰區對弗裡德裡希大帝來說是在同一個方向上，另一方面是因為薩克森在政治上根本沒有獨立性。
1813年，拿破侖雖然要與很多敵人作戰，可是對他來說這些敵人幾乎都在同一個方向上，而且敵軍所在的戰區之間聯系密切，相互影響很大。
假如拿破侖能夠集中兵力在某處擊敗敵軍主力，那麼就會由此一并決定所有敵軍的命運[1]。
假如他打敗聯軍在波希米亞的主力軍團，經布拉格向維也納推進，那麼布呂歇爾就無論如何不會繼續留在薩克森，因為他會奉命前往波希米亞，去援救主力軍團，而瑞典王儲[2]甚至不會繼續留在勃蘭登堡邊區。
相反，如果奧地利在萊茵地區和意大利同時針對法國作戰，那麼它就很難通過在其中一個戰區的勝利推進一并決定另一個戰區的命運。
這一方面是因為瑞士以其群山把兩個戰區完全隔開了，另一方面是因為兩個戰區中的道路走向是離心狀的。
相反，法國更容易通過在一個戰區内的決定性的勝利一并決定另一個戰區的命運，因為法軍對兩個戰區的方向都呈向心狀，均指向奧地利君主國的重心維也納。
而且我們可以說，自意大利出發更容易決定萊茵戰區的命運，而不是相反，因為從意大利出發進行的打擊更多是擊中奧地利軍隊的中央，而從萊茵地區出發進行的打擊更多是擊中奧地利軍隊的翼側。
從這裡可以看出，有關敵軍分開和相互聯系的概念也是有不同程度的，因此人們隻有在具體情況下才能看清其中一個戰區的戰事對另一個戰區會有什麼影響，然後根據這一點才能确定在多大程度上能将敵軍的不同重心歸結為一個重心。
次要行動隻有在可以帶來不尋常的好處的情況下，才可以作為例外，不運用&ldquo将全部力量指向敵軍重心&rdquo這個原則。
不過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有一個前提，即我們有明确的兵力優勢，使我們的主要地點在我們進行次要行動時不至于有過多的危險。
當1814年弗裡德裡希·馮·比洛将軍開往荷蘭時，人們可以預料到他3萬人的部隊不僅能夠牽制同樣多的法軍，而且還會給荷蘭人和英國人提供機會，使他們原來根本無法發揮作用的部隊參戰[3]。
因此人們在拟訂戰争計劃時應遵循的第一個觀點是找出敵軍的重心，并盡可能把這些重心歸結為一個重心。
應遵循的第二個觀點是把計劃針對這一重心的兵力集中用于一次主要行動。
在這個問題上，也許有人會找出一些與我們上述觀點相反的理由，作為分兵的根據。
這些理由是： 1.各國軍隊最初的部署位置，即正在進攻中的各國的位置不适合集中兵力。
如果集中兵力要走彎路和浪費時間，而分兵推進不會面臨太大的危險，那麼分兵推進是有道理的，因為浪費很多時間去進行不必要的兵力集中，會使首次打擊失去銳氣和速度，這是違背我們提出的第二個主要原則的。
在所有人們有望一定程度上出敵不意的場合，均應特别注意這一點。
然而一個更應注意的情況是：如果發起進攻的幾個盟國不是沿一條線前後面對受到進攻的國家，而是并行地面對。
如果普魯士和奧地利發起對法國的戰争，假如兩國的軍隊欲從一個地點出發推進，則是一種非常别扭和浪費時間與力量的做法，因為要直搗法國的心髒，普魯士人自然應從下萊茵地區出發，奧地利人自然應從上萊茵地區出發。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兩軍先會合，再出發，就會在時間和力量上有所損失，因此在具體情況下要考慮是否有必要付出這樣的損失。
2.分兵推進可以取得更多的戰果。
由于我們這裡說的是針對一個重心分兵推進，因此這是以向心推進為前提的。
至于在平行線上或離心線上的分兵推進則屬于次要行動的範疇，而對此我們已經講過了。
無論是在戰略上還是在戰術上，向心狀進攻都容易取得更大的戰果，因為如果向心狀進攻成功了，其結果就不是簡單地打敗了敵人，而是或多或少地切斷了敵軍的退路，從而取得更大的戰果。
但是由于要分兵和戰區更大，向心狀進攻也是更冒險的一種進攻。
在這一點上，向心狀進攻的情況如同進攻與防禦的關系一樣&mdash&mdash較弱的形式能給自己帶來最大的戰果。
因此，問題在于進攻者是否覺得自己強大到可以去追求這個大的目标。
弗裡德裡希大帝1757年進攻波希米亞時，是從薩克森和西裡西亞出發，以兩路部隊進行的。
他這樣做的兩個主要原因是：第一，他的部隊在冬季就是這樣部署的，如果把這兩路部隊先集中到一個地點再進攻，就會失去出敵不意的效果；第二，通過這種向心狀推進，可使奧地利人的兩個戰區[4]中的每一個都受到來自翼側和背後的威脅。
這時弗裡德裡希大帝面臨的危險是：他兩個軍團中的一個可能被優勢之敵擊敗。
如果奧地利人不明白這一點，那麼他們要麼隻能在中央接受會戰，要麼面臨在這一面或那一面完全失去退路的危險，從而遭到慘敗。
這正是這種向心狀推進有可能給國王帶來的超出預期的戰果。
奧地利人選擇了在中央會戰，但是其部隊所在的布拉格當時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到圍攻的影響。
由于奧地利人完全是被動應付，普軍的這一圍攻有時間充分發揮作用，結果奧地利人輸掉了會戰，而且是一次真正的災難，因為2/3的軍隊連同主官被包圍在布拉格，這不能不說是場災難。
弗裡德裡希大帝在戰局一開始即獲得這一輝煌的戰果，是因為他采取了向心狀進攻的大膽行動。
如果弗裡德裡希認為自己的行動準确，他的将領們幹勁十足，他的部隊占有士氣上的優勢，而奧地利人行動遲緩，因此認為這些足以讓他的計劃獲得成功，那麼誰又能責備他這樣行動呢？但是人們在考慮問題時不能忽視這些士氣因素，不能把勝利完全歸功于進攻的簡單幾何形式。
我們隻要回憶一下拿破侖的同樣輝煌的1796年戰局，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在這次戰局中，奧地利人因為在意大利進行了向心狀進攻而受到了嚴厲的懲罰。
這位法國将領[5]在1796年所擁有的手段也是奧軍統帥在1757年所具備的（除了士氣上的），而且後者還要多一些，因為奧軍統帥當時的兵力不像拿破侖在1796年時少于對手。
從這裡可以看出，如果我們擔心分兵進行的向心狀進攻使對手有可能借助于内線而擺脫其兵力較少的不利處境，那麼我們就不宜這樣做。
如果由于部隊的位置而不得不這樣做，那就隻能把這種進攻視為不得已而為之的行為。
如果我們根據這種觀點來考察聯軍1814年制訂的進攻法國的計劃，那麼我們就不會同意這個計劃。
當時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的軍隊位于美因河畔法蘭克福[6]附近的一個地點，正是在針對法蘭西君主國重心的最自然和最徑直的方向上。
但是聯軍把自己的這些軍隊分開了，以便以一個軍團從美因茨攻入法國，以另一個軍團穿過瑞士攻入法國。
由于敵人的兵力很少，以至無法想象他對邊境進行防禦，因此即使聯軍這種向心狀推進能夠成功，全部好處也隻是以其中一個軍團占領洛林[7]和阿爾薩斯，以另一個軍團占領弗朗什孔泰[8]。
聯軍為這點小小的好處，值得向瑞士進軍嗎？我們很清楚，決定這一進軍的還有另外一些同樣糟糕的理由，但在此隻談我們正在研究的因素。
另一方面，拿破侖是一位善于對向心狀進攻進行防禦的人（其1796年的傑出戰局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即使對手在數量上大幅超過他，也不得不承認他在士氣上占有很大的優勢。
雖然他抵達位于沙隆[9]的自己的部隊時已經太遲，對其對手也過于輕視，但畢竟隻差一點就在聯軍兩個軍團會合前打敗他們。
盡管如此，拿破侖在布裡昂[10]附近遇到聯軍這兩個軍團時，它們已經削弱了很多：布呂歇爾手下隻有原6.5萬人中的2.7萬人，主力軍團的原20萬人隻還有10萬人。
聯軍給了對手一個再好不過的機會，而且聯軍剛一分兵就後悔了，感到沒有比重新會合更迫切的事情了[11]。
根據以上考察，我們認為，即使向心狀進攻本身是能夠帶來較大戰果的手段，也大多隻能在部隊原本就是分開部署的情況下采用。
為向心狀進攻而讓部隊離開路程最短和行軍最便利的方向，隻在很少情況下才是正确的做法。
3.戰區擴大可以是分兵推進的一個理由。
當一個進攻的軍團從一個地點推進并且成功地攻入敵國腹地時，盡管它能控制的區域并不僅僅局限于它途經的道路，而是會向兩側擴展一些，但是能擴展多少，取決于敵國的緊密度和凝聚力（如果我們可以這樣形象比喻的話）。
如果敵國的内部聯系松散，民衆軟弱，缺乏戰争曆練，那麼勝利進軍的部隊不用做很多就能在自己後面占領一個廣闊的地區，但是如果敵國的民衆既勇敢又忠誠，那麼前進的部隊在其後面所能控制的地區就會多少成為一個狹長的三角形。
進攻者為避免出現這種不利情況，就有必要在推進時安排出一定的寬度。
如果敵軍集中在一個地點，那麼進攻者就隻能在未與敵軍接觸時保持這個寬度。
距敵軍的部署地點越近，這一寬度就越要收窄，這本身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如果敵人自己是部署在一定寬度上的，那麼進攻的部隊均勻分兵本身就沒有什麼不合理的。
我們在這裡所說的是一個或多個但彼此毗鄰的戰區。
顯然這屬于&ldquo主要行動一并決定次要地點命運&rdquo這一觀點所說的情況。
但是人們總是能夠按這個觀點行動嗎？如果主要地點對次要地點的影響不夠大而出現危險時，人們能冒這個危險嗎？戰區需要一定的寬度，這一點難道不值得特别注意嗎？ 在這裡像在所有其他地方一樣，不可能窮盡各種行動方式，但是我們堅持認為，除少數例外情況，在主要地點的決戰會一并決定次要地點的命運。
因此，除明顯的矛盾以外，在其他情況下都應根據這個原則組織行動。
當拿破侖攻入俄國時，他有理由相信，通過擊敗俄軍主力就會讓道加瓦河上遊的俄軍部隊敗退。
他起初隻命令烏迪諾軍去對付這部分俄軍，不過維特根施坦轉入了進攻，拿破侖被迫把第6軍也派往那裡了[12]。
與此相反，為對付巴格拉季翁，拿破侖一開始就派出了一部分部隊，但是巴格拉季翁受到巴克萊所率中央部隊退卻的影響而一并退卻，于是拿破侖得以把這部分部隊重新調回到身邊[13]。
假如維特根施坦不是必須保護第二首都[14]的話，他也會随巴克萊的退卻而退卻。
1805年和1809年，拿破侖在烏爾姆附近和雷根斯堡[15]附近的勝利一并決定了意大利和蒂羅爾的命運[16]，盡管意大利是一個相當偏遠和獨立的戰區。
1806年，拿破侖在耶拿和奧爾施泰特的勝利[17]決定了在威斯特法倫、黑森[18]和沿通往法蘭克福大路的一切針對他的行動的命運[19]。
能影響到次要部分抵抗的情況很多，其中主要有以下兩種。
第一種情況：如果防禦者在一個幅員遼闊而且力量相對多的國家（例如俄國）可以長時間遲滞進攻者在主要地點上的決定性打擊，那麼在次要地點進行抵抗的防禦者就不必把所有力量都匆忙集中到主要地點。
第二種情況：如果一個次要地點由于有很多要塞而擁有不尋常的獨立性，例如1806年的西裡西亞。
但是拿破侖非常輕視這個地點，盡管他在進軍華沙時不得不一開始就把這個地點放在身後，但他隻派了弟弟熱羅姆[20]率2萬人前往該地。
如果有的戰例表明，對主要地點的打擊很有可能不會撼動次要地點，或者确實沒有撼動次要地點，那是因為敵人在這些次要地點部署了較多的部隊。
在這種情況下，進攻者就不得不把這些次要地點視為無法避開的難題，派其他更适當的兵力去對付它們，因為進攻者不能一開始就完全放棄自己的交通線。
謹慎的人可能還會更進一步，他們可能要求向主要地點的推進與向次要地點的推進完全同步。
如果敵人不肯從次要地點退卻，這些謹慎的人就會要求把主要行動也停下來。
這個原則與我們&ldquo盡量把一切力量集中于一個主要行動&rdquo的原則雖然并不完全矛盾，不過這兩者的指導精神是完全對立的。
如果按這個原則行動，運動就會減緩，進攻力量就會減弱，偶然因素就會增加，以緻這一原則與以打垮對手為目标的攻勢實際上是完全不相容的。
假如敵在次要地點上的部隊能夠離心狀退卻，那麼進攻者的困難就會更大。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進攻的一緻性将變成什麼樣子呢？ 因此，我們必須明确反對将&ldquo是否發起主要進攻，要視次要地點的情況而定&rdquo作為一項原則。
我們堅持認為，一個以打垮對手為目标的進攻，如果沒有膽量像一支箭那樣射向敵國的心髒，那麼它就無法達到目标。
4.最後，易于取得給養是分兵推進的第四個理由。
以一個小的軍團通過一個富庶地區，當然要比以一個大軍團通過一個貧瘠地區舒服得多。
但是如果措施得當，而且部隊慣于吃苦，以一個大軍團通過貧瘠地區并非不可能。
因此&ldquo以小軍團通過富庶地區&rdquo的想法絕不能讓我們的決心受到影響，以緻陷入分兵推進的大的危險之中。
談到這裡，我們已經承認分兵（由此将一個主要行動分為幾個行動）的上述理由是有其道理的。
如果在清楚地意識到目的和慎重地權衡了利弊的情況下，根據上述理由中的一個進行了分兵，那是無可指責的。
但是如果像常見的那樣，計劃是由一個學究氣十足的參謀部僅按慣例制訂的；如果不同的戰區像下棋時先擺好棋子再走子那樣，先以部隊占據後再行動；如果這些行動為一些幻想出來的奇思妙想所左右，以各種複雜的線和幾何關系接近目标；如果部隊今天分兵隻是為了兩周後再冒極大的危險會合，以顯示這些部隊的全部藝術，那麼這種為故意陷入極大混亂而離開徑直、簡單道路的做法，是我們所憎惡的。
最高統帥對戰争的指導越是無力，越是較少将戰争視為以巨大力量武裝起來的個人的簡單行動（就像我們在第一章中指出的那樣），整個計劃越是參謀部這個脫離實際的工廠生産出來的，是十幾個一知半解的人臆想出來的，那麼上面說的愚蠢行為就越容易出現。
現在我們還要研究第一個原則的第三點，即盡量使從屬行動保持從屬地位。
由于人們力求把整個戰争行為歸結為一個簡單的目标，并且力求盡量通過一個大行動來達到這個目标，就使交戰國發生接觸的其餘地點失去了部分獨立性，那裡的行動就成了從屬行動。
假如人們能夠把一切行動完全歸結為唯一的一次行動，那麼發生接觸的其餘地點就完全失去了作用。
不過這種可能性是很少的。
因此重要的是，要限制這些發生接觸的次要地點的數量，以免它們占用過多本應用于主要行動的力量。
首先，我們認為，即使不可能把敵人的全部抵抗歸結為一個重心，也就是說，即使像我們已經講過的那樣不得不同時進行兩場幾乎完全不同的戰争，戰争計劃仍然必須體現出這個原則。
我們必須始終把其中的一場戰争視為主要的，應該首先針對它部署兵力和行動。
根據這個觀點，隻在這個主要方向上采取進攻，而在另一個方向上保持防禦态勢是明智的做法。
隻有在特殊情況下，同時在另一個方向上采取進攻才是正确的。
其次，我們應嘗試以盡量少的兵力在這些次要地點上進行防禦，嘗試利用這種抵抗形式所提供的一切有利之處。
如果對手的來自不同國家的部隊雖然出現在不同的戰區，但從總的重心來看，這些部隊會一并受到打擊，那麼我們的這個觀點就更适合這些戰區。
根據我們這個觀點，在次要戰區就不能再對那個應給予主要打擊的敵人進行防禦了。
這一主要打擊是由主要進攻本身和根據其他考慮而采取的次要進攻構成的，并使未受到它們直接保護的各地點的防禦成為多餘。
這時一切都取決于主力決戰，一切損失都會在主力決戰中得到補償。
如果兵力足以去理智地尋找這樣主力決戰的機會，那麼&ldquo主力決戰可能失敗&rdquo就不能再是&ldquo無論如何要在其他地點避免損失&rdquo的理由，因為這樣做恰恰會使失敗的可能性大增，而且會使我們的行動自相矛盾。
甚至在整個進攻的各個環節上，次要行動也應該服從于主要行動。
但是由于這個戰區和另一個戰區應分别派哪些兵力去進攻共同的重心大多取決于另外一些原因，因此我們在這裡指的隻能是，必須力求使主要行動居于主導地位；越是能夠使主要行動居于主導地位，一切就會越簡單，受偶然性的影響也就越少。
第二個原則涉及部隊的快速使用。
任何無謂的時間消耗，任何無謂的繞路，都是浪費力量，因此是戰略所憎惡的。
而更重要的是要記住，一般來說，進攻的唯一優點幾乎就是開戰時的出敵不意。
突然和勢不可當是進攻的最有力的翅膀，在以打垮對手為目标的進攻中，它們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理論要求通過考察找到通向目标的最近的途徑，而不是要求考察對向左還是向右、向這裡還是向那裡行動進行無休止的讨論。
如果回憶一下我們在《戰略進攻的目标》一章中關于國家心髒的内容[21]以及在本篇第四章中關于時間影響的内容，那麼我們相信，不做進一步的說明就可以明白，&ldquo快速使用部隊&rdquo這個原則确實具有我們所要求的那種影響。
拿破侖向來就是這樣行動的。
他總是最喜歡通過最近的大路直取敵軍或敵國首都。
那麼我們把一切歸結于它并且要求迅速而直接完成的那個主要行動究竟是什麼呢？ 對于什麼叫打垮敵人，我們在第四章中已經從總的方面盡可能地做了論述，已經沒必要再重複了。
不管打垮敵人最後在具體情況下取決于什麼，走向打垮敵人的開端總是一樣的，即消滅敵軍，也就是說要對敵軍取得一個大的勝利，并且粉碎敵軍。
試圖奪取這一勝利的時間越早，也就是說試圖奪取這一勝利的地點距我們的邊境越近，這一勝利就越容易取得；奪取這一勝利的時間越晚，也就是說奪取這一勝利的地點越是在敵國腹地，這一勝利就越具有決定性。
在這裡與在所有地方一樣，取得勝利越容易，成果就越小；反之，成果就越大。
如果我們對敵軍還不是很占優勢，以緻沒有獲勝的把握，那麼我們就應盡量去尋找他們（敵軍主力）。
我們之所以說&ldquo盡量&rdquo，是因為如果這一尋找敵軍主力的行動讓我們走了大的彎路，走錯了方向，浪費了時間，那麼這一行動就容易成為一個錯誤。
如果敵軍主力不在我們行進的路上，而我們又不能去尋找它（因為對我們不利），那麼我們可以确信以後會找到它，因為它會不失時機地向我們撲來。
在這種情況下，正如剛才說的，我們将在較為不利的情況下作戰，這種不利是我們無法避免的。
如果我們仍能赢得這次會戰，那麼這次會戰就更具決定性。
從中可以得出結論：在我們對敵軍的優勢還不能保證我們獲勝的情況下，如果敵軍的主力已經在我們行進的前方路上，而我們卻故意從其側面通過，則會犯下一個錯誤，至少認為這樣從其側面通過能讓我們此後更容易獲勝是錯誤的。
相反，從上述結論可以得出的一個結論是：當我軍占有非常明确的優勢時，為以後能發起一次更具決定性的會戰，我們可以故意從敵軍主力的側面通過。
我們以上談及的是徹底的勝利，也就是使敵人遭到慘敗，而不僅僅是赢得一場會戰。
而要取得這種勝利，就要進行全面進攻或發起變換了正面的會戰，因為這兩種打法往往能使結局具有決定性。
因此，以此為目标進行準備是戰争計劃的重要内容，包括準備必要的部隊數量，以及為他們規定好行動方向。
關于這些，我們在《戰局計劃》一章[22]中還要詳細論述。
雖然直接對敵人正面發起會戰也有可能使敵人遭到慘敗，而且戰史上也不乏這樣的戰例，不過，随着雙方軍隊的訓練水平和靈活敏捷程度日益接近，這種情況變得少見了，而且會越來越少。
像在布林海姆[23]附近一個村子裡即俘獲27個步兵營的事，不再可能發生了。
一旦獲得大的勝利，進攻者就不應考慮休息或喘口氣，不應思前想後和查實确認等，而隻應考慮追擊，考慮在必要的地方發起新的進攻，考慮占領敵國的首都，考慮進攻敵人的援軍或者敵國可作為依靠的任何目标。
當勝利的洪流把我們帶到敵人的要塞旁，是否應該圍攻這些要塞，取決于我們兵力的大小。
如果我們在兵力方面占有大的優勢，那麼就應盡早控制這些要塞，否則就會損失時間。
如果我們對先頭部隊下一步能否獲勝沒有把握，那麼就隻能用盡量少的兵力來對付這些要塞，就無法徹底圍攻這些要塞。
如果為了圍攻要塞而迫使我們不能繼續進攻，那麼自這一刻起，進攻一般就達到了它的頂點。
因此，我們要求主力迅速、不停歇地前進和追擊。
我們已經否定了&ldquo在主要地點上的這種前進應該取決于次要地點上的結果&rdquo的觀點，因此在一般情況下，我軍主力迅速前進和追擊的結果是在其背後隻有一個狹長的地帶。
不管這個地帶可以叫作什麼，它構成了我們的戰區。
這樣的情況會如何削弱先頭部隊的突擊力，會給進攻者帶來哪些危險，我們在前面指出過。
這種困難，這種内在的牽制力量會不會達到一個點而阻止部隊繼續前進呢？當然是會的，但是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如果一開始就想避免身後出現狹長的戰區，并為此而降低進攻速度，那是錯誤的。
現在我們還要說，隻要統帥還沒有打垮其對手，隻要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足以達到這個目标，那麼他就應該追求這個目标。
他這樣做，面臨的危險也許加大，但戰果也會加大。
當統帥到了不敢繼續前進，認為應該考慮自己的後方，必須向左右擴展的時候，那麼這極有可能就是他進攻的頂點。
于是進攻者飛翔的力量到頭了，如果這時他還沒有打垮對手，那麼就極有可能無法再打垮對手了。
如果統帥為了步步為營地組織進攻而去占領要塞、山口、地區，那麼這些行動雖然還是一種緩慢的前進，但已經隻是一種相對的前進，不再是絕對的前進了。
此時敵人不再是在逃跑途中，而是也許在準備新的抵抗，因此此時已經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盡管進攻者還在穩步前進，但是防禦者也在行動，而且每天都比進攻者多一點進步。
總之，我們再回到前面的那個結論：在一次必要的停頓以後，通常就不可能再進行第二次前進了。
因此理論要求的隻是：隻要還想打垮敵人，就要不停頓地向着敵人前進。
如果統帥感覺這樣做太危險而放棄這個目标，那麼他停止前進和向兩側擴展就是正确的。
理論指責的隻是：如果他停止前進隻是為了更巧妙地打垮對手。
我們不會愚蠢到宣稱沒有一個逐步打垮國家的例子。
首先，我們提出的這個原則并不是毫無例外的絕對真理，它隻是以很可能出現的一般結果為依據的；其次，一個國家的滅亡是逐漸發生的，有個曆史過程，還是一下子就是敵人首次戰局的目标，對這兩種情況必須加以區别。
我們在這裡談的隻是後一種情況，因為隻有在這種情況下力量才處于緊張狀态，一方不是打垮對方的重心，就是面臨被對方重心打垮的危險。
如果人們在第一年得到些一般的好處，第二年在這基礎上又得到些一般的好處，就這樣逐漸地、緩慢地向目标前進，那麼人們雖不會面臨嚴重的危險，但取而代之的是要在很多地點面臨危險。
在這種情況下，從一個戰果到另一個戰果之間的每一個空隙都會給敵人以新的希望。
前一個戰果對後一個戰果隻有很小的影響或者往往沒有影響，甚至還有不利的影響，因為敵人會得到恢複，甚至會由于受到刺激而進行更大的抵抗，或者會得到新的外援。
而如果一切行動是一鼓作氣進行的，那麼昨天的戰果就能導緻今天的戰果，勝利之火就會接二連三地燃燒起來。
如果說有些國家确實在逐漸打擊下被征服了（也就是說時間這一防禦者本來的保護神對防禦者起了不利的作用），那麼我們要說，進攻者逐漸打擊、征服一個國家的企圖完全落空的例子要多得多。
人們隻要回想一下七年戰争的結果，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當時奧地利人試圖步步為營、小心謹慎地達到目的，結果完全沒有達到。
根據上述觀點，我們根本不能認同&ldquo在推進的同時還要注意建立相應的戰區，以便在某種程度上與推進保持平衡&rdquo的觀點。
相反，我們認為推進所産生的不利是不可避免的，隻有當我們在前面無望再獲勝時，才應注意這種不利。
拿破侖1812年的例子遠未讓我們驚慌地背離這個論斷，反而讓我們更堅信這一論斷。
拿破侖的這次戰局之所以失敗，不是像一般輿論所說的那樣因為他推進得太快、太遠，而是因為争取勝利的唯一手段受挫了。
俄羅斯帝國不是一個能正式被征服（即保持占領）的國家，至少用現在歐洲國家的軍隊是征服不了的，用拿破侖為此而統率的50萬人也是征服不了的。
像俄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隻有利用其自身的弱點和内部分裂所造成的影響，才能使它屈服。
而為了擊中這些政治上存在的薄弱之處，進攻者就有必要撼動這個國家，直至其心髒。
拿破侖隻有通過強有力的突進抵達莫斯科，才有望撼動俄國政府的勇氣及其民衆的忠誠和堅定。
他希望在莫斯科締結和約，這是他在這次戰局中能提出的唯一理智的目标。
拿破侖率其主力向俄軍主力發起進攻，後者在他面前倉皇退過德裡薩營壘，直到斯摩棱斯克附近才停下來。
他迫使巴格拉季翁受主力拖累一并退卻，打敗了巴格拉季翁及其主力，占領了莫斯科。
拿破侖在這裡的做法與他一向的做法是相同的。
他隻是采用了這種打法才成了歐洲的統治者，而且也隻有采用這種打法，他才能夠成為歐洲的統治者。
因此，那些贊揚拿破侖在過去曆次戰局中是最偉大統帥的人，不應指責他在這次戰局中的做法。
根據結果來評論一件事是允許的，因為結果是對一件事的最好評析（參閱第二篇第五章），但是之後人們對這一僅根據結果做出的評論不必再以人類的智慧去加以證明。
尋找一次戰局失敗的原因，與對這次戰局進行評析還不是一回事。
人們隻有證明了這些失敗的原因本不應被忽視，才是真正進行了評析，才可以指責這位統帥。
我們認為，誰要是僅僅由于1812年戰局中出現了巨大反彈就認為拿破侖的這次戰局是荒唐的，而假如拿破侖這次戰局取得勝利的結果，就又認為這次戰局是其各種戰法組合最卓越的行動，那麼這就是一個完全沒有評判能力的人。
假如拿破侖像大多數評析者所樂見的那樣在立陶宛停下來，以便先确保各要塞的安全（實際上那裡除了完全位于法軍側面的裡加[24]以外，幾乎沒有要塞，因為博布魯伊斯克[25]隻是一個不重要的小地方），那麼他就會不得不在冬天轉入可悲的防禦。
這時，同樣這些人又會首先叫起來：這已經不再是以往的那個拿破侖了！這個慣于通過奧斯特利茨和弗裡德蘭會戰那樣的勝利，在敵國的最後幾道城牆下确認其占領的人，怎能未經一次主力會戰就進入防禦呢？他怎能猶豫不決，沒有去占領敵國的首都（人去城空、已經準備棄守的莫斯科）呢？這樣一來，莫斯科這個抵抗核心就能存在下去，新的抵抗力量就能圍繞着它集結起來。
他有前所未聞的良機，襲擊這個遠方的巨人，就像襲擊一個鄰近的城市一樣，或者像弗裡德裡希大帝襲擊近處小小的西裡西亞一樣，可他沒有利用這個良機，在勝利的途中停了下來，難道是兇神絆住了他的雙腳嗎？&mdash&mdash這些人恐怕會做出上述這樣的評論，因為大多數評析者的評判都具有這樣的特點。
我們認為，拿破侖的1812年戰局之所以沒有成功，是因為俄國政府保持了穩定，人民保持了忠誠和堅定。
也就是說，是因為這次戰局不可能成功。
也許進行這次戰局本身就是拿破侖的一個錯誤，至少結局表明他的很多考慮是自己欺騙自己。
但我們認為，即使是應試圖成功進行這一戰局，那麼恐怕基本上也隻能是這樣的結局。
拿破侖在戰區東部沒有像他在西部不得不做的那樣進行長期的、代價很大的防禦戰争，而是試圖采用唯一的一個手段達到目的：用一次大膽的打擊迫使驚慌失措的對手媾和。
在這種情況下，他可能面臨全軍覆滅的危險，這是他在這次賭博中下的賭注，是實現大的希望要付出的代價。
如果說他的軍隊由于他的過錯而受到了過大的損失，那麼這一過錯不在于推進得太遠（因為這是他的目的，是不可避免的），而在于戰局開始得太遲，在于他浪費人力的戰術，在于他對軍隊的給養和退路考慮不周，最後還在于他離開莫斯科晚了一些。
至于俄軍得以在别列津納河設伏，正式阻止拿破侖退卻，并不是一個有力的反駁我們的論據。
理由如下：第一，這恰好表明，要真正切斷敵人的退路
海因裡希親王在薩克森的陣地和國王本人在西裡西亞山區的陣地都是哨所線防禦。
我們從弗裡德裡希大帝緻達爾讓[3]侯爵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盼望進入越冬營地的迫切心情，以及當他沒有明顯損失，得以重新進入越冬營地時是多麼高興。
我們認為，誰要是在這方面指責弗裡德裡希，認為他如此行動表明他的勇氣減弱了，誰就是做了一個十分輕率的判斷。
現在在我們看來，崩策爾維茨設防營壘、海因裡希親王在薩克森以及國王在西裡西亞山區的哨所線部署已經不再是人們可以寄予最後希望的舉措，因為一個像拿破侖那樣的人很快就會把這種戰術蜘蛛網沖破。
但我們不要忘記，這是由于時代改變了；戰争已經變得完全不同了，它是由不同于以往的力量進行的；當時有效的哨所線陣地現在已經不再有效了；此外還要考慮到對手的特點。
針對帝國軍隊、道恩和布圖爾林[4]，即使使用弗裡德裡希本人不屑一顧的手段，可能就已經是最高的智慧了。
結果也證明這個觀點是正确的。
弗裡德裡希在靜候中達到了目的，避開了那些可能讓他的力量碰得粉碎的困難。
1812年戰局開始時，俄國人對法國人的兵力對比比起弗裡德裡希大帝在七年戰争中與敵人的兵力對比還要不利得多。
不過俄國人有望在戰局進程中大幅增強自己的力量。
對拿破侖來說，整個歐洲都是他暗中的敵人，在西班牙的一場消耗戰弄得他手忙腳亂，他的力量已經發揮到最大限度，而幅員遼闊的俄國可使俄軍通過上百普裡的退卻把敵軍削弱到極緻。
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如果法國的行動不成功（在亞曆山大[5]皇帝不媾和或者他的臣民不造反的情況下，法國的行動怎麼可能成功呢？），那麼人們就不僅要考慮到俄國會進行猛烈的還擊，而且還要考慮到這種還擊可能導緻其對手的毀滅。
即使是有最高超的智慧的人恐怕也提不出比俄國人無意中遵循的更好的戰争計劃。
當時俄國人并沒有提出這樣的計劃，甚至也許會認為這樣的計劃是荒謬的，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現在把它作為正确的計劃提出來。
如果我們想從曆史中學到東西，那麼我們就要将确實已經發生過的事情看作是将來也可能發生的事情。
任何一個對這樣的事情有判斷能力的人都會承認，在法軍進軍莫斯科以後發生的一系列大的戰事并不是偶然的。
假如俄國人有可能勉強在邊境進行防禦，那麼法國軍力雖然仍很有可能受到削弱，對俄國有利的局勢轉變雖然仍很有可能出現，但這種轉變出現得肯定不會那麼強有力和那麼具有決定性。
俄國用犧牲和危險換來了這個巨大的好處。
當然這種犧牲和危險對其他任何國家來說太大了，對大多數國家來說是不可能做到的。
由此可見，人們永遠隻有通過積極的、以決戰為目标，而不是以單純的等待為目标的舉措，才能取得大的積極的成果。
簡單說就是，人們在防禦中也隻有下大的賭注才能獲得大的好處。
*** [1]摩拉維亞（Mähren），曆史地域名，位于今捷克共和國東部，面積約占捷克總面積的三分之一。
1757年，弗裡德裡希二世在薩克森的羅斯巴赫會戰和西裡西亞的洛伊滕會戰中均取得勝利，但在1758年率領同一支部隊在摩拉維亞圍攻奧爾米茨時失敗，一直退到西裡西亞。
&mdash&mdash譯者注 [2]&ldquo燒盡的火焰&rdquo一詞，作者用了法語&ldquofeuxfroids&rdquo，直譯為&ldquo冷卻下來的火焰&rdquo，比喻進攻者在占領地區不得不留下守備部隊等力量，從而使這些力量無法在戰争中直接發揮作用。
&mdash&mdash譯者注 [3]原著有些版本為：&ldquo&hellip&hellip用同一支軍隊先進攻法國人，後進攻奧地利人才奪回自己的戰區的。
&rdquo這可能是編者根據曆史上的實際情況做了修改。
&mdash&mdash譯者注 [4]&ldquo反接近壕&rdquo一詞，作者用了法語&ldquocontre-approche&rdquo。
&mdash&mdash譯者注 [5]達爾讓（JeanBaptistedeBoyer，Marquisd'Argens，1703&mdash1771），侯爵，法國作家、哲學家。
曾在普魯士宮廷供職，任弗裡德裡希二世侍從官、柏林科學院曆史系主任。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九章 以打垮敵人為目标的戰争計劃 在我們較詳細地論述了戰争可能具有的不同目标以後，現在想看一下與這些目标相對應的三種不同程度的整個戰争的部署。
根據我們迄今對這個問題的全部論述，有兩個主要原則貫穿于整個戰争計劃，并且是其餘一切的準繩。
第一個主要原則是把敵人的力量歸結為盡可能少的數個重心，如果可能就歸結為一個重心；把對這些重心的打擊歸結為盡可能少的數次主要行動，如果可能就歸結為一次主要行動；最後，盡量把所有的次要行動保持在從屬的地位上。
總之，第一個主要原則是盡量集中力量行動。
第二個主要原則是盡可能迅速行動，也就是說，隻要沒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頓，不要走繞遠的路。
能否把敵人的力量歸結為一個重心，取決于下列條件： 第一，取決于敵軍的政治關系。
如果敵軍是一個君主的軍隊，那麼找到它的重心大多沒有什麼困難；如果敵軍是結成同盟的國家的軍隊，其中一國的軍隊在行動時隻是履行同盟的義務，沒有它自己的好處，那麼找到其重心的困難也不會很大；如果敵軍是具有共同目的的同盟國的軍隊，那麼能否找到其重心，取決于它們之間的友好程度。
關于這一問題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
第二，取決于敵人不同軍隊所在戰區的位置。
如果所有敵軍是在一個戰區内，那麼它們實際上組成了一個整體，因此我們就不必考慮其他問題了；如果敵軍是在一個戰區内，但分屬不同的國家，那麼它們的一緻性就不再是絕對的，但各部隊之間畢竟還有足夠的聯系，通過堅決打擊一支部隊，還是會一起影響到其他部隊；如果敵軍部署在毗鄰的、沒有大的天然障礙相隔的戰區，那麼其中一個戰區仍會對另一個戰區産生明确的影響；如果戰區之間相距很遠，中間還有中立地區、大的山脈等，那麼一個戰區對另一個戰區是否會産生影響，就很難說了，也就是說不大可能産生影響了；如果各戰區位于交戰國家的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以至對這些戰區的行動是在離心方向上進行的，那麼各戰區之間就幾乎沒什麼聯系了。
假如俄國和法國同時對普魯士發起戰争，那麼從作戰的角度來看，這等于是兩場不同的戰争，它們之間的一緻頂多在談判時能顯現出來。
相反，人們應将七年戰争中薩克森和奧地利的參戰部隊視為一支軍隊。
如果其中一支軍隊受到打擊，另一支軍隊則必然同時受到影響。
這一方面是因為兩個戰區對弗裡德裡希大帝來說是在同一個方向上，另一方面是因為薩克森在政治上根本沒有獨立性。
1813年，拿破侖雖然要與很多敵人作戰，可是對他來說這些敵人幾乎都在同一個方向上，而且敵軍所在的戰區之間聯系密切，相互影響很大。
假如拿破侖能夠集中兵力在某處擊敗敵軍主力，那麼就會由此一并決定所有敵軍的命運[1]。
假如他打敗聯軍在波希米亞的主力軍團，經布拉格向維也納推進，那麼布呂歇爾就無論如何不會繼續留在薩克森，因為他會奉命前往波希米亞，去援救主力軍團，而瑞典王儲[2]甚至不會繼續留在勃蘭登堡邊區。
相反，如果奧地利在萊茵地區和意大利同時針對法國作戰，那麼它就很難通過在其中一個戰區的勝利推進一并決定另一個戰區的命運。
這一方面是因為瑞士以其群山把兩個戰區完全隔開了，另一方面是因為兩個戰區中的道路走向是離心狀的。
相反，法國更容易通過在一個戰區内的決定性的勝利一并決定另一個戰區的命運，因為法軍對兩個戰區的方向都呈向心狀，均指向奧地利君主國的重心維也納。
而且我們可以說，自意大利出發更容易決定萊茵戰區的命運，而不是相反，因為從意大利出發進行的打擊更多是擊中奧地利軍隊的中央，而從萊茵地區出發進行的打擊更多是擊中奧地利軍隊的翼側。
從這裡可以看出，有關敵軍分開和相互聯系的概念也是有不同程度的，因此人們隻有在具體情況下才能看清其中一個戰區的戰事對另一個戰區會有什麼影響，然後根據這一點才能确定在多大程度上能将敵軍的不同重心歸結為一個重心。
次要行動隻有在可以帶來不尋常的好處的情況下，才可以作為例外，不運用&ldquo将全部力量指向敵軍重心&rdquo這個原則。
不過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有一個前提，即我們有明确的兵力優勢，使我們的主要地點在我們進行次要行動時不至于有過多的危險。
當1814年弗裡德裡希·馮·比洛将軍開往荷蘭時，人們可以預料到他3萬人的部隊不僅能夠牽制同樣多的法軍，而且還會給荷蘭人和英國人提供機會，使他們原來根本無法發揮作用的部隊參戰[3]。
因此人們在拟訂戰争計劃時應遵循的第一個觀點是找出敵軍的重心，并盡可能把這些重心歸結為一個重心。
應遵循的第二個觀點是把計劃針對這一重心的兵力集中用于一次主要行動。
在這個問題上，也許有人會找出一些與我們上述觀點相反的理由，作為分兵的根據。
這些理由是： 1.各國軍隊最初的部署位置，即正在進攻中的各國的位置不适合集中兵力。
如果集中兵力要走彎路和浪費時間，而分兵推進不會面臨太大的危險，那麼分兵推進是有道理的，因為浪費很多時間去進行不必要的兵力集中，會使首次打擊失去銳氣和速度，這是違背我們提出的第二個主要原則的。
在所有人們有望一定程度上出敵不意的場合，均應特别注意這一點。
然而一個更應注意的情況是：如果發起進攻的幾個盟國不是沿一條線前後面對受到進攻的國家，而是并行地面對。
如果普魯士和奧地利發起對法國的戰争，假如兩國的軍隊欲從一個地點出發推進，則是一種非常别扭和浪費時間與力量的做法，因為要直搗法國的心髒，普魯士人自然應從下萊茵地區出發，奧地利人自然應從上萊茵地區出發。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兩軍先會合，再出發，就會在時間和力量上有所損失，因此在具體情況下要考慮是否有必要付出這樣的損失。
2.分兵推進可以取得更多的戰果。
由于我們這裡說的是針對一個重心分兵推進，因此這是以向心推進為前提的。
至于在平行線上或離心線上的分兵推進則屬于次要行動的範疇，而對此我們已經講過了。
無論是在戰略上還是在戰術上，向心狀進攻都容易取得更大的戰果，因為如果向心狀進攻成功了，其結果就不是簡單地打敗了敵人，而是或多或少地切斷了敵軍的退路，從而取得更大的戰果。
但是由于要分兵和戰區更大，向心狀進攻也是更冒險的一種進攻。
在這一點上，向心狀進攻的情況如同進攻與防禦的關系一樣&mdash&mdash較弱的形式能給自己帶來最大的戰果。
因此，問題在于進攻者是否覺得自己強大到可以去追求這個大的目标。
弗裡德裡希大帝1757年進攻波希米亞時，是從薩克森和西裡西亞出發，以兩路部隊進行的。
他這樣做的兩個主要原因是：第一，他的部隊在冬季就是這樣部署的，如果把這兩路部隊先集中到一個地點再進攻，就會失去出敵不意的效果；第二，通過這種向心狀推進，可使奧地利人的兩個戰區[4]中的每一個都受到來自翼側和背後的威脅。
這時弗裡德裡希大帝面臨的危險是：他兩個軍團中的一個可能被優勢之敵擊敗。
如果奧地利人不明白這一點，那麼他們要麼隻能在中央接受會戰，要麼面臨在這一面或那一面完全失去退路的危險，從而遭到慘敗。
這正是這種向心狀推進有可能給國王帶來的超出預期的戰果。
奧地利人選擇了在中央會戰，但是其部隊所在的布拉格當時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到圍攻的影響。
由于奧地利人完全是被動應付，普軍的這一圍攻有時間充分發揮作用，結果奧地利人輸掉了會戰，而且是一次真正的災難，因為2/3的軍隊連同主官被包圍在布拉格，這不能不說是場災難。
弗裡德裡希大帝在戰局一開始即獲得這一輝煌的戰果，是因為他采取了向心狀進攻的大膽行動。
如果弗裡德裡希認為自己的行動準确，他的将領們幹勁十足，他的部隊占有士氣上的優勢，而奧地利人行動遲緩，因此認為這些足以讓他的計劃獲得成功，那麼誰又能責備他這樣行動呢？但是人們在考慮問題時不能忽視這些士氣因素，不能把勝利完全歸功于進攻的簡單幾何形式。
我們隻要回憶一下拿破侖的同樣輝煌的1796年戰局，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在這次戰局中，奧地利人因為在意大利進行了向心狀進攻而受到了嚴厲的懲罰。
這位法國将領[5]在1796年所擁有的手段也是奧軍統帥在1757年所具備的（除了士氣上的），而且後者還要多一些，因為奧軍統帥當時的兵力不像拿破侖在1796年時少于對手。
從這裡可以看出，如果我們擔心分兵進行的向心狀進攻使對手有可能借助于内線而擺脫其兵力較少的不利處境，那麼我們就不宜這樣做。
如果由于部隊的位置而不得不這樣做，那就隻能把這種進攻視為不得已而為之的行為。
如果我們根據這種觀點來考察聯軍1814年制訂的進攻法國的計劃，那麼我們就不會同意這個計劃。
當時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的軍隊位于美因河畔法蘭克福[6]附近的一個地點，正是在針對法蘭西君主國重心的最自然和最徑直的方向上。
但是聯軍把自己的這些軍隊分開了，以便以一個軍團從美因茨攻入法國，以另一個軍團穿過瑞士攻入法國。
由于敵人的兵力很少，以至無法想象他對邊境進行防禦，因此即使聯軍這種向心狀推進能夠成功，全部好處也隻是以其中一個軍團占領洛林[7]和阿爾薩斯，以另一個軍團占領弗朗什孔泰[8]。
聯軍為這點小小的好處，值得向瑞士進軍嗎？我們很清楚，決定這一進軍的還有另外一些同樣糟糕的理由，但在此隻談我們正在研究的因素。
另一方面，拿破侖是一位善于對向心狀進攻進行防禦的人（其1796年的傑出戰局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即使對手在數量上大幅超過他，也不得不承認他在士氣上占有很大的優勢。
雖然他抵達位于沙隆[9]的自己的部隊時已經太遲，對其對手也過于輕視，但畢竟隻差一點就在聯軍兩個軍團會合前打敗他們。
盡管如此，拿破侖在布裡昂[10]附近遇到聯軍這兩個軍團時，它們已經削弱了很多：布呂歇爾手下隻有原6.5萬人中的2.7萬人，主力軍團的原20萬人隻還有10萬人。
聯軍給了對手一個再好不過的機會，而且聯軍剛一分兵就後悔了，感到沒有比重新會合更迫切的事情了[11]。
根據以上考察，我們認為，即使向心狀進攻本身是能夠帶來較大戰果的手段，也大多隻能在部隊原本就是分開部署的情況下采用。
為向心狀進攻而讓部隊離開路程最短和行軍最便利的方向，隻在很少情況下才是正确的做法。
3.戰區擴大可以是分兵推進的一個理由。
當一個進攻的軍團從一個地點推進并且成功地攻入敵國腹地時，盡管它能控制的區域并不僅僅局限于它途經的道路，而是會向兩側擴展一些，但是能擴展多少，取決于敵國的緊密度和凝聚力（如果我們可以這樣形象比喻的話）。
如果敵國的内部聯系松散，民衆軟弱，缺乏戰争曆練，那麼勝利進軍的部隊不用做很多就能在自己後面占領一個廣闊的地區，但是如果敵國的民衆既勇敢又忠誠，那麼前進的部隊在其後面所能控制的地區就會多少成為一個狹長的三角形。
進攻者為避免出現這種不利情況，就有必要在推進時安排出一定的寬度。
如果敵軍集中在一個地點，那麼進攻者就隻能在未與敵軍接觸時保持這個寬度。
距敵軍的部署地點越近，這一寬度就越要收窄，這本身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如果敵人自己是部署在一定寬度上的，那麼進攻的部隊均勻分兵本身就沒有什麼不合理的。
我們在這裡所說的是一個或多個但彼此毗鄰的戰區。
顯然這屬于&ldquo主要行動一并決定次要地點命運&rdquo這一觀點所說的情況。
但是人們總是能夠按這個觀點行動嗎？如果主要地點對次要地點的影響不夠大而出現危險時，人們能冒這個危險嗎？戰區需要一定的寬度，這一點難道不值得特别注意嗎？ 在這裡像在所有其他地方一樣，不可能窮盡各種行動方式，但是我們堅持認為，除少數例外情況，在主要地點的決戰會一并決定次要地點的命運。
因此，除明顯的矛盾以外，在其他情況下都應根據這個原則組織行動。
當拿破侖攻入俄國時，他有理由相信，通過擊敗俄軍主力就會讓道加瓦河上遊的俄軍部隊敗退。
他起初隻命令烏迪諾軍去對付這部分俄軍，不過維特根施坦轉入了進攻，拿破侖被迫把第6軍也派往那裡了[12]。
與此相反，為對付巴格拉季翁，拿破侖一開始就派出了一部分部隊，但是巴格拉季翁受到巴克萊所率中央部隊退卻的影響而一并退卻，于是拿破侖得以把這部分部隊重新調回到身邊[13]。
假如維特根施坦不是必須保護第二首都[14]的話，他也會随巴克萊的退卻而退卻。
1805年和1809年，拿破侖在烏爾姆附近和雷根斯堡[15]附近的勝利一并決定了意大利和蒂羅爾的命運[16]，盡管意大利是一個相當偏遠和獨立的戰區。
1806年，拿破侖在耶拿和奧爾施泰特的勝利[17]決定了在威斯特法倫、黑森[18]和沿通往法蘭克福大路的一切針對他的行動的命運[19]。
能影響到次要部分抵抗的情況很多，其中主要有以下兩種。
第一種情況：如果防禦者在一個幅員遼闊而且力量相對多的國家（例如俄國）可以長時間遲滞進攻者在主要地點上的決定性打擊，那麼在次要地點進行抵抗的防禦者就不必把所有力量都匆忙集中到主要地點。
第二種情況：如果一個次要地點由于有很多要塞而擁有不尋常的獨立性，例如1806年的西裡西亞。
但是拿破侖非常輕視這個地點，盡管他在進軍華沙時不得不一開始就把這個地點放在身後，但他隻派了弟弟熱羅姆[20]率2萬人前往該地。
如果有的戰例表明，對主要地點的打擊很有可能不會撼動次要地點，或者确實沒有撼動次要地點，那是因為敵人在這些次要地點部署了較多的部隊。
在這種情況下，進攻者就不得不把這些次要地點視為無法避開的難題，派其他更适當的兵力去對付它們，因為進攻者不能一開始就完全放棄自己的交通線。
謹慎的人可能還會更進一步，他們可能要求向主要地點的推進與向次要地點的推進完全同步。
如果敵人不肯從次要地點退卻，這些謹慎的人就會要求把主要行動也停下來。
這個原則與我們&ldquo盡量把一切力量集中于一個主要行動&rdquo的原則雖然并不完全矛盾，不過這兩者的指導精神是完全對立的。
如果按這個原則行動，運動就會減緩，進攻力量就會減弱，偶然因素就會增加，以緻這一原則與以打垮對手為目标的攻勢實際上是完全不相容的。
假如敵在次要地點上的部隊能夠離心狀退卻，那麼進攻者的困難就會更大。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進攻的一緻性将變成什麼樣子呢？ 因此，我們必須明确反對将&ldquo是否發起主要進攻，要視次要地點的情況而定&rdquo作為一項原則。
我們堅持認為，一個以打垮對手為目标的進攻，如果沒有膽量像一支箭那樣射向敵國的心髒，那麼它就無法達到目标。
4.最後，易于取得給養是分兵推進的第四個理由。
以一個小的軍團通過一個富庶地區，當然要比以一個大軍團通過一個貧瘠地區舒服得多。
但是如果措施得當，而且部隊慣于吃苦，以一個大軍團通過貧瘠地區并非不可能。
因此&ldquo以小軍團通過富庶地區&rdquo的想法絕不能讓我們的決心受到影響，以緻陷入分兵推進的大的危險之中。
談到這裡，我們已經承認分兵（由此将一個主要行動分為幾個行動）的上述理由是有其道理的。
如果在清楚地意識到目的和慎重地權衡了利弊的情況下，根據上述理由中的一個進行了分兵，那是無可指責的。
但是如果像常見的那樣，計劃是由一個學究氣十足的參謀部僅按慣例制訂的；如果不同的戰區像下棋時先擺好棋子再走子那樣，先以部隊占據後再行動；如果這些行動為一些幻想出來的奇思妙想所左右，以各種複雜的線和幾何關系接近目标；如果部隊今天分兵隻是為了兩周後再冒極大的危險會合，以顯示這些部隊的全部藝術，那麼這種為故意陷入極大混亂而離開徑直、簡單道路的做法，是我們所憎惡的。
最高統帥對戰争的指導越是無力，越是較少将戰争視為以巨大力量武裝起來的個人的簡單行動（就像我們在第一章中指出的那樣），整個計劃越是參謀部這個脫離實際的工廠生産出來的，是十幾個一知半解的人臆想出來的，那麼上面說的愚蠢行為就越容易出現。
現在我們還要研究第一個原則的第三點，即盡量使從屬行動保持從屬地位。
由于人們力求把整個戰争行為歸結為一個簡單的目标，并且力求盡量通過一個大行動來達到這個目标，就使交戰國發生接觸的其餘地點失去了部分獨立性，那裡的行動就成了從屬行動。
假如人們能夠把一切行動完全歸結為唯一的一次行動，那麼發生接觸的其餘地點就完全失去了作用。
不過這種可能性是很少的。
因此重要的是，要限制這些發生接觸的次要地點的數量，以免它們占用過多本應用于主要行動的力量。
首先，我們認為，即使不可能把敵人的全部抵抗歸結為一個重心，也就是說，即使像我們已經講過的那樣不得不同時進行兩場幾乎完全不同的戰争，戰争計劃仍然必須體現出這個原則。
我們必須始終把其中的一場戰争視為主要的，應該首先針對它部署兵力和行動。
根據這個觀點，隻在這個主要方向上采取進攻，而在另一個方向上保持防禦态勢是明智的做法。
隻有在特殊情況下，同時在另一個方向上采取進攻才是正确的。
其次，我們應嘗試以盡量少的兵力在這些次要地點上進行防禦，嘗試利用這種抵抗形式所提供的一切有利之處。
如果對手的來自不同國家的部隊雖然出現在不同的戰區，但從總的重心來看，這些部隊會一并受到打擊，那麼我們的這個觀點就更适合這些戰區。
根據我們這個觀點，在次要戰區就不能再對那個應給予主要打擊的敵人進行防禦了。
這一主要打擊是由主要進攻本身和根據其他考慮而采取的次要進攻構成的，并使未受到它們直接保護的各地點的防禦成為多餘。
這時一切都取決于主力決戰，一切損失都會在主力決戰中得到補償。
如果兵力足以去理智地尋找這樣主力決戰的機會，那麼&ldquo主力決戰可能失敗&rdquo就不能再是&ldquo無論如何要在其他地點避免損失&rdquo的理由，因為這樣做恰恰會使失敗的可能性大增，而且會使我們的行動自相矛盾。
甚至在整個進攻的各個環節上，次要行動也應該服從于主要行動。
但是由于這個戰區和另一個戰區應分别派哪些兵力去進攻共同的重心大多取決于另外一些原因，因此我們在這裡指的隻能是，必須力求使主要行動居于主導地位；越是能夠使主要行動居于主導地位，一切就會越簡單，受偶然性的影響也就越少。
第二個原則涉及部隊的快速使用。
任何無謂的時間消耗，任何無謂的繞路，都是浪費力量，因此是戰略所憎惡的。
而更重要的是要記住，一般來說，進攻的唯一優點幾乎就是開戰時的出敵不意。
突然和勢不可當是進攻的最有力的翅膀，在以打垮對手為目标的進攻中，它們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理論要求通過考察找到通向目标的最近的途徑，而不是要求考察對向左還是向右、向這裡還是向那裡行動進行無休止的讨論。
如果回憶一下我們在《戰略進攻的目标》一章中關于國家心髒的内容[21]以及在本篇第四章中關于時間影響的内容，那麼我們相信，不做進一步的說明就可以明白，&ldquo快速使用部隊&rdquo這個原則确實具有我們所要求的那種影響。
拿破侖向來就是這樣行動的。
他總是最喜歡通過最近的大路直取敵軍或敵國首都。
那麼我們把一切歸結于它并且要求迅速而直接完成的那個主要行動究竟是什麼呢？ 對于什麼叫打垮敵人，我們在第四章中已經從總的方面盡可能地做了論述，已經沒必要再重複了。
不管打垮敵人最後在具體情況下取決于什麼，走向打垮敵人的開端總是一樣的，即消滅敵軍，也就是說要對敵軍取得一個大的勝利，并且粉碎敵軍。
試圖奪取這一勝利的時間越早，也就是說試圖奪取這一勝利的地點距我們的邊境越近，這一勝利就越容易取得；奪取這一勝利的時間越晚，也就是說奪取這一勝利的地點越是在敵國腹地，這一勝利就越具有決定性。
在這裡與在所有地方一樣，取得勝利越容易，成果就越小；反之，成果就越大。
如果我們對敵軍還不是很占優勢，以緻沒有獲勝的把握，那麼我們就應盡量去尋找他們（敵軍主力）。
我們之所以說&ldquo盡量&rdquo，是因為如果這一尋找敵軍主力的行動讓我們走了大的彎路，走錯了方向，浪費了時間，那麼這一行動就容易成為一個錯誤。
如果敵軍主力不在我們行進的路上，而我們又不能去尋找它（因為對我們不利），那麼我們可以确信以後會找到它，因為它會不失時機地向我們撲來。
在這種情況下，正如剛才說的，我們将在較為不利的情況下作戰，這種不利是我們無法避免的。
如果我們仍能赢得這次會戰，那麼這次會戰就更具決定性。
從中可以得出結論：在我們對敵軍的優勢還不能保證我們獲勝的情況下，如果敵軍的主力已經在我們行進的前方路上，而我們卻故意從其側面通過，則會犯下一個錯誤，至少認為這樣從其側面通過能讓我們此後更容易獲勝是錯誤的。
相反，從上述結論可以得出的一個結論是：當我軍占有非常明确的優勢時，為以後能發起一次更具決定性的會戰，我們可以故意從敵軍主力的側面通過。
我們以上談及的是徹底的勝利，也就是使敵人遭到慘敗，而不僅僅是赢得一場會戰。
而要取得這種勝利，就要進行全面進攻或發起變換了正面的會戰，因為這兩種打法往往能使結局具有決定性。
因此，以此為目标進行準備是戰争計劃的重要内容，包括準備必要的部隊數量，以及為他們規定好行動方向。
關于這些，我們在《戰局計劃》一章[22]中還要詳細論述。
雖然直接對敵人正面發起會戰也有可能使敵人遭到慘敗，而且戰史上也不乏這樣的戰例，不過，随着雙方軍隊的訓練水平和靈活敏捷程度日益接近，這種情況變得少見了，而且會越來越少。
像在布林海姆[23]附近一個村子裡即俘獲27個步兵營的事，不再可能發生了。
一旦獲得大的勝利，進攻者就不應考慮休息或喘口氣，不應思前想後和查實确認等，而隻應考慮追擊，考慮在必要的地方發起新的進攻，考慮占領敵國的首都，考慮進攻敵人的援軍或者敵國可作為依靠的任何目标。
當勝利的洪流把我們帶到敵人的要塞旁，是否應該圍攻這些要塞，取決于我們兵力的大小。
如果我們在兵力方面占有大的優勢，那麼就應盡早控制這些要塞，否則就會損失時間。
如果我們對先頭部隊下一步能否獲勝沒有把握，那麼就隻能用盡量少的兵力來對付這些要塞，就無法徹底圍攻這些要塞。
如果為了圍攻要塞而迫使我們不能繼續進攻，那麼自這一刻起，進攻一般就達到了它的頂點。
因此，我們要求主力迅速、不停歇地前進和追擊。
我們已經否定了&ldquo在主要地點上的這種前進應該取決于次要地點上的結果&rdquo的觀點，因此在一般情況下，我軍主力迅速前進和追擊的結果是在其背後隻有一個狹長的地帶。
不管這個地帶可以叫作什麼，它構成了我們的戰區。
這樣的情況會如何削弱先頭部隊的突擊力，會給進攻者帶來哪些危險，我們在前面指出過。
這種困難，這種内在的牽制力量會不會達到一個點而阻止部隊繼續前進呢？當然是會的，但是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如果一開始就想避免身後出現狹長的戰區，并為此而降低進攻速度，那是錯誤的。
現在我們還要說，隻要統帥還沒有打垮其對手，隻要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足以達到這個目标，那麼他就應該追求這個目标。
他這樣做，面臨的危險也許加大，但戰果也會加大。
當統帥到了不敢繼續前進，認為應該考慮自己的後方，必須向左右擴展的時候，那麼這極有可能就是他進攻的頂點。
于是進攻者飛翔的力量到頭了，如果這時他還沒有打垮對手，那麼就極有可能無法再打垮對手了。
如果統帥為了步步為營地組織進攻而去占領要塞、山口、地區，那麼這些行動雖然還是一種緩慢的前進，但已經隻是一種相對的前進，不再是絕對的前進了。
此時敵人不再是在逃跑途中，而是也許在準備新的抵抗，因此此時已經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盡管進攻者還在穩步前進，但是防禦者也在行動，而且每天都比進攻者多一點進步。
總之，我們再回到前面的那個結論：在一次必要的停頓以後，通常就不可能再進行第二次前進了。
因此理論要求的隻是：隻要還想打垮敵人，就要不停頓地向着敵人前進。
如果統帥感覺這樣做太危險而放棄這個目标，那麼他停止前進和向兩側擴展就是正确的。
理論指責的隻是：如果他停止前進隻是為了更巧妙地打垮對手。
我們不會愚蠢到宣稱沒有一個逐步打垮國家的例子。
首先，我們提出的這個原則并不是毫無例外的絕對真理，它隻是以很可能出現的一般結果為依據的；其次，一個國家的滅亡是逐漸發生的，有個曆史過程，還是一下子就是敵人首次戰局的目标，對這兩種情況必須加以區别。
我們在這裡談的隻是後一種情況，因為隻有在這種情況下力量才處于緊張狀态，一方不是打垮對方的重心，就是面臨被對方重心打垮的危險。
如果人們在第一年得到些一般的好處，第二年在這基礎上又得到些一般的好處，就這樣逐漸地、緩慢地向目标前進，那麼人們雖不會面臨嚴重的危險，但取而代之的是要在很多地點面臨危險。
在這種情況下，從一個戰果到另一個戰果之間的每一個空隙都會給敵人以新的希望。
前一個戰果對後一個戰果隻有很小的影響或者往往沒有影響，甚至還有不利的影響，因為敵人會得到恢複，甚至會由于受到刺激而進行更大的抵抗，或者會得到新的外援。
而如果一切行動是一鼓作氣進行的，那麼昨天的戰果就能導緻今天的戰果，勝利之火就會接二連三地燃燒起來。
如果說有些國家确實在逐漸打擊下被征服了（也就是說時間這一防禦者本來的保護神對防禦者起了不利的作用），那麼我們要說，進攻者逐漸打擊、征服一個國家的企圖完全落空的例子要多得多。
人們隻要回想一下七年戰争的結果，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當時奧地利人試圖步步為營、小心謹慎地達到目的，結果完全沒有達到。
根據上述觀點，我們根本不能認同&ldquo在推進的同時還要注意建立相應的戰區，以便在某種程度上與推進保持平衡&rdquo的觀點。
相反，我們認為推進所産生的不利是不可避免的，隻有當我們在前面無望再獲勝時，才應注意這種不利。
拿破侖1812年的例子遠未讓我們驚慌地背離這個論斷，反而讓我們更堅信這一論斷。
拿破侖的這次戰局之所以失敗，不是像一般輿論所說的那樣因為他推進得太快、太遠，而是因為争取勝利的唯一手段受挫了。
俄羅斯帝國不是一個能正式被征服（即保持占領）的國家，至少用現在歐洲國家的軍隊是征服不了的，用拿破侖為此而統率的50萬人也是征服不了的。
像俄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隻有利用其自身的弱點和内部分裂所造成的影響，才能使它屈服。
而為了擊中這些政治上存在的薄弱之處，進攻者就有必要撼動這個國家，直至其心髒。
拿破侖隻有通過強有力的突進抵達莫斯科，才有望撼動俄國政府的勇氣及其民衆的忠誠和堅定。
他希望在莫斯科締結和約，這是他在這次戰局中能提出的唯一理智的目标。
拿破侖率其主力向俄軍主力發起進攻，後者在他面前倉皇退過德裡薩營壘，直到斯摩棱斯克附近才停下來。
他迫使巴格拉季翁受主力拖累一并退卻，打敗了巴格拉季翁及其主力，占領了莫斯科。
拿破侖在這裡的做法與他一向的做法是相同的。
他隻是采用了這種打法才成了歐洲的統治者，而且也隻有采用這種打法，他才能夠成為歐洲的統治者。
因此，那些贊揚拿破侖在過去曆次戰局中是最偉大統帥的人，不應指責他在這次戰局中的做法。
根據結果來評論一件事是允許的，因為結果是對一件事的最好評析（參閱第二篇第五章），但是之後人們對這一僅根據結果做出的評論不必再以人類的智慧去加以證明。
尋找一次戰局失敗的原因，與對這次戰局進行評析還不是一回事。
人們隻有證明了這些失敗的原因本不應被忽視，才是真正進行了評析，才可以指責這位統帥。
我們認為，誰要是僅僅由于1812年戰局中出現了巨大反彈就認為拿破侖的這次戰局是荒唐的，而假如拿破侖這次戰局取得勝利的結果，就又認為這次戰局是其各種戰法組合最卓越的行動，那麼這就是一個完全沒有評判能力的人。
假如拿破侖像大多數評析者所樂見的那樣在立陶宛停下來，以便先确保各要塞的安全（實際上那裡除了完全位于法軍側面的裡加[24]以外，幾乎沒有要塞，因為博布魯伊斯克[25]隻是一個不重要的小地方），那麼他就會不得不在冬天轉入可悲的防禦。
這時，同樣這些人又會首先叫起來：這已經不再是以往的那個拿破侖了！這個慣于通過奧斯特利茨和弗裡德蘭會戰那樣的勝利，在敵國的最後幾道城牆下确認其占領的人，怎能未經一次主力會戰就進入防禦呢？他怎能猶豫不決，沒有去占領敵國的首都（人去城空、已經準備棄守的莫斯科）呢？這樣一來，莫斯科這個抵抗核心就能存在下去，新的抵抗力量就能圍繞着它集結起來。
他有前所未聞的良機，襲擊這個遠方的巨人，就像襲擊一個鄰近的城市一樣，或者像弗裡德裡希大帝襲擊近處小小的西裡西亞一樣，可他沒有利用這個良機，在勝利的途中停了下來，難道是兇神絆住了他的雙腳嗎？&mdash&mdash這些人恐怕會做出上述這樣的評論，因為大多數評析者的評判都具有這樣的特點。
我們認為，拿破侖的1812年戰局之所以沒有成功，是因為俄國政府保持了穩定，人民保持了忠誠和堅定。
也就是說，是因為這次戰局不可能成功。
也許進行這次戰局本身就是拿破侖的一個錯誤，至少結局表明他的很多考慮是自己欺騙自己。
但我們認為，即使是應試圖成功進行這一戰局，那麼恐怕基本上也隻能是這樣的結局。
拿破侖在戰區東部沒有像他在西部不得不做的那樣進行長期的、代價很大的防禦戰争，而是試圖采用唯一的一個手段達到目的：用一次大膽的打擊迫使驚慌失措的對手媾和。
在這種情況下，他可能面臨全軍覆滅的危險，這是他在這次賭博中下的賭注，是實現大的希望要付出的代價。
如果說他的軍隊由于他的過錯而受到了過大的損失，那麼這一過錯不在于推進得太遠（因為這是他的目的，是不可避免的），而在于戰局開始得太遲，在于他浪費人力的戰術，在于他對軍隊的給養和退路考慮不周，最後還在于他離開莫斯科晚了一些。
至于俄軍得以在别列津納河設伏，正式阻止拿破侖退卻，并不是一個有力的反駁我們的論據。
理由如下：第一，這恰好表明，要真正切斷敵人的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