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進攻（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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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沒有專門派出分遣隊保護，就等于或多或少地讓給了敵人，而如果派兵保護又要分兵，而這正是人們要避免的。
在這種情況下，圍攻者對圍攻所必需的運輸已經總是擔心和感到困難了，如果攻城部隊的規模比較大，對攻城辎重的需求量比較大，而敵人在城外的兵力又很多，那麼用圍攻環線來保護運輸就隻有在尼德蘭那樣的條件下才是可以設想的，即由靠得很近的要塞和要塞之間設置的戰線組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來保護戰區的其餘部分，從而在很大程度上縮短交通線的長度。
在路易十四世時代以前，人們還沒有将部署一支部隊與戰區的概念聯系起來，特别是在三十年戰争中，部隊漫無目的地走來走去，來到正好附近沒有敵軍的某個要塞前，就停下來對其進行圍攻，直到帶來的圍攻辎重用盡，或者前來解圍的敵軍靠近。
圍攻環線在當時是符合事物本性的。
将來大概隻有在少數情況下才會又用到圍攻環線，也就是說在與上述情況類似時才有可能用到。
如果城外的敵人很少，如果戰區的概念與圍攻本身的概念相比幾乎消失，那麼進攻者在圍攻時保持其力量集中就成為自然的事情，因為這些力量無疑會在很大程度上赢得圍攻的能量。
路易十四世時期，在康布雷和瓦朗謝讷附近的圍攻環線沒起到什麼作用，前者由孔戴防守，被蒂雷納突破；後者由蒂雷納防守，被孔戴突破[3]。
但是人們也不能忽視，在非常多的其他戰例中，解圍部隊對圍攻環線是敬而遠之的，甚至當被圍攻者迫切需要解圍，而且其統帥是非常敢作敢為的人物時也是如此。
例如1708年，維拉爾就沒敢進攻裡爾[4]城前圍攻環線内的聯軍[5]。
弗裡德裡希大帝1758年在奧爾米茨以及1760年在德累斯頓附近盡管沒有設置真正的圍攻環線，但部署了一個與圍攻環線基本一緻的防禦體系，具體說是以同一支部隊進行圍攻和保護圍攻。
弗裡德裡希大帝在奧爾米茨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奧地利的部隊距離那裡較遠，但當他在多姆施塔特爾[6]附近損失了運輸隊以後，他對這種做法後悔了；1760年他在德累斯頓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因為他輕視帝國軍隊，另一方面是因為他急于占領德累斯頓。
最後，圍攻環線的一個缺點是：圍攻者在失利的情況下很難保住攻城用的火炮。
而如果雙方的決戰是在距被圍攻地點一日或數日行程的地方進行的，那麼一旦失敗，圍攻者還可以在解圍之敵抵達前撤圍，即使運輸量龐大，也大緻能赢得一日行程的時間。
在部署監視部隊時，優先要考慮的問題是應将其部署在距被圍攻要塞多遠的地方。
在大多數情況下，決定這個距離的是地形條件或是攻城部隊要與之保持聯系的其他軍團和軍的位置。
此外顯而易見的是，如果監視部隊距離要圍攻的要塞較遠，可更好地保護圍攻，而距離較近時（不超過數普裡），更便于監視部隊和圍攻部隊之間的相互支援。
*** [1]指本篇第十七章。
&mdash&mdash譯者注 [2]&ldquo順帶&rdquo一詞，作者用了法語&ldquoenpassant&rdquo。
&mdash&mdash譯者注 [3]朗德勒西（Landrecies），今法國諾爾省一城市，位于桑布爾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4]奧爾米茨（Olmütz），即今捷克東部城市奧洛穆茨（Olumouc）。
&mdash&mdash譯者注 [5]孔戴和蒂雷納都是法國的統帥。
1649年起，以孔戴為首的貴族集團與當時的首相馬紮林發生沖突。
孔戴率部隊反抗政府，政府派蒂雷納讨伐。
1655&mdash1657年，雙方在法國北部作戰，互相圍攻，互有勝負，最後孔戴被擊敗，逃往西班牙。
此後孔戴又率西班牙軍隊同法國政府軍作戰。
1659年，法、西締結和約，孔戴恢複名譽，返回巴黎。
路易十四世親政後，孔戴又被重用。
&mdash&mdash譯者注 [6]裡爾（Lille），今法國諾爾省一城市，靠近比利時。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十八章 對運輸隊的進攻 對一支運輸隊的進攻和防禦是一個戰術問題；假如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先要證明對運輸隊的進攻和防禦是可行的（而這隻有根據戰略上的理由和因素才能做到），我們在此對這一問題本來是根本沒必要談的。
對這個問題可談的很少，若不是可将對運輸隊的進攻和防禦合在一起談，而且對運輸隊的進攻更重要的話，我們在讨論防禦時就已經可以談到這個問題了。
一個有300～400輛車的中等規模運輸隊（不管車上裝載的是什麼）長半普裡，一個大的運輸隊長數普裡。
人們怎麼能夠設想以通常指定護送的少量部隊能保護這麼長的運輸隊呢？除這個困難外，運送這麼大量的物資，行動不便，前進緩慢，而且總要擔心發生混亂；最後，關鍵是要對運輸隊的每個部分進行局部保護，因為一旦它的某個部分被敵人追趕上了，整個運輸隊就會立刻堵塞在路上，陷入混亂。
如果人們考慮到上述種種困難，自然就會問：怎麼可能對這樣一支運輸隊進行保護呢？這樣一支運輸隊怎麼可能進行防禦呢？或者換言之：為什麼不是所有受到進攻的運輸隊都被制服了呢？為什麼不是所有本應受到保護的（也就是敵人可以接近的）運輸隊都受到了進攻呢？很明顯，所有戰術上提出來的辦法（例如滕佩爾霍夫建議的通過不斷地讓運輸隊行進和停頓以縮短隊伍長度的極不實用的辦法，或者沙恩霍斯特提出的比這好很多的把運輸隊分成幾路以縮短隊伍長度的辦法），對克服運輸隊過長這一根本缺點來說，幫助都不大。
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是，大部分運輸隊由于其擁有的戰略條件就已經得到了普遍的安全保障，遠優于其他暴露在敵進攻面前的部隊，這一普遍存在的安全保障也使運輸隊擁有的較少防禦手段能夠發揮大得多的作用。
這一戰略條件就是：運輸隊總是或多或少地在自己軍隊的後面，或者至少是遠離敵軍。
結果是，敵人隻能派出小部隊去進攻它們，而且這些小部隊還必須有大的預備隊保護，以防其翼側和背後因受到趕來的敵人的其他部隊的進攻而損失掉。
如果人們再考慮到，正是由于運輸車輛十分笨重，進攻者很難把它們弄走，大多隻能滿足于砍斷挽具、牽走馬匹、炸毀彈藥車等，整個運輸隊雖然會因此而受阻和陷于混亂，但不會真正失去，那麼就會更多地認識到，這樣一支運輸隊的安全更多是依靠這些普遍存在的條件來保障的，而不是依靠其護送部隊的抵抗。
如果再加上護送部隊的抵抗（他們通過果敢地撲向敵人雖然不能直接保護運輸隊，但是能幹擾敵人的進攻步驟），那麼對運輸隊的進攻最後看來并非容易和萬無一失，而是相當困難和結果難料的。
是還有一個要點，就是敵軍或者敵軍的一支部隊可能報複對其運輸隊發起進攻的對手，用事後的一場大敗來懲罰其行動。
人們在很多情況下，正是由于有這種顧慮才未敢進攻運輸隊，但是大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以至認為運輸隊之所以未受到進攻，是因為有部隊保護，并感到非常奇怪，為什麼兵力少得可憐的護送部隊會如此令人生畏。
人們隻要想一想1758年弗裡德裡希大帝在圍攻奧爾米茨後穿過波希米亞的著名的退卻，就會明白我們這種說法是正确的。
當時，普軍有一半兵力分成多支小隊，保護一支由4000輛車組成的辎重隊。
是什麼阻止了道恩去進攻這支辎重隊呢？是因為他害怕弗裡德裡希大帝用另一半部隊撲向他，将他卷入一場他不希望發生的會戰。
是什麼阻止了勞東在齊施博維茨[1]更早和更大膽地進攻一直在他側面的普軍運輸隊呢？是因為他害怕受到懲罰。
勞東的部隊距其主力10普裡，而且其與主力的聯系已經完全被普軍切斷，因此勞東認為，如果絲毫沒有受到道恩牽制的國王[2]用大部分兵力對付他，他就有大敗的危險。
隻有當一支部隊的戰略處境使它不得不反常地從側面甚至從前方運送物資時，這些運輸隊才确實面臨大的危險，從而成為對手的一個有利的進攻目标（如果對手的處境允許他為此派遣部隊的話）。
同樣在1758年戰局中，奧地利軍隊在多姆施塔特爾成功地搶奪了普軍運輸隊，說明這種行動能夠取得十分完美的戰果。
通往尼斯的大路在普軍的左側，國王[3]的兵力用于圍攻奧爾米茨和組建針對道恩的部隊，以至奧軍的分遣隊根本不必擔心自己的安全，可以從容地進攻普軍的運輸隊。
1712年，當歐仁圍攻朗德勒西時，他從布尚[4]經德南，也就是自其戰略部署的前面運輸圍攻所需物資。
為了在這種情況下進行十分困難的護送，他采取了哪些手段以及他陷入了哪些困難（這些困難導緻戰事發生于其不利的驟變），是衆所周知的。
因此我們從中得出的結論是：對運輸隊的進攻無論從戰術上看是多麼容易，但是出于戰略上的原因是難以做到的，隻有在敵人的交通線十分暴露的特殊情況下，才有望取得大的戰果。
*** [1]1708年8月14日，歐仁親王率奧地利、英國和荷蘭聯軍圍攻裡爾。
馬爾伯勒率一支監視部隊在圍攻環線上保護圍攻部隊的安全。
維拉爾率領法軍趕來解圍，沿圍攻環線運動，意圖尋找弱點進攻，但聯軍工事堅固，維拉爾不敢貿然進攻，結果裡爾的守軍投降。
&mdash&mdash譯者注 [2]多姆施塔特爾（Domstadtl），即今捷克小鎮比斯特日采河畔多馬索夫（Doma&scaronovnadByst?icí），西南距奧爾米茨約20公裡。
1758年6月30日，奧軍在該地附近攻擊普軍的補給運輸隊，迫使弗裡德裡希二世放棄圍攻奧爾米茨。
&mdash&mdash譯者注 [3]齊施博維茨（Zischbowitz），今捷克奧爾米茨附近一村莊。
&mdash&mdash譯者注 [4]指弗裡德裡希二世。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十九章 對舍營敵軍的進攻 我們在《防禦》一篇中沒有談這個問題，因為不能把一條舍營線看作是一個防禦手段，而隻能将其視為部隊所處的一種狀态，而且是戰備程度很低的一種狀态。
關于這種戰備狀态，我們就不再談什麼了，因為我們在第五篇第十三章中已經談過了。
但是我們在此讨論進攻時，應該把舍營敵軍看作是一個特殊的進攻目标，因為一來這種進攻是一種很特殊的進攻方式，二來對這種進攻可以看作是一個特别有效的戰略手段。
因此，我們在這裡要談的不是對敵人單個舍營地或者分駐在數個村落中的一支小部隊的襲擊（因為為此而進行的部署完全是戰術屬性的），而是對較大舍營地中一支大部隊的進攻，以至進攻目标不再是襲擊單個舍營地本身，而是阻止敵軍集結。
對一支舍營敵軍的進攻就是對一支沒有集結的軍隊進行襲擊。
這種襲擊如果使敵軍未能抵達預定的集結地，而是迫使它在後方較遠的地方另選一個集結地，那麼就可被視為成功。
敵軍集結地後移的距離，在危機狀态下很少在一日行程以内，而是通常可達數日行程，因此由此造成的地段損失并不小，這是進攻者所得到的第一個好處。
這一旨在對整個敵軍進行的襲擊，當然開始時可以同時是對數個單獨舍營地的襲擊，但自然不是對所有或很多舍營地的襲擊，因為僅後者就需要以進攻部隊擴大正面和分散兵力為前提，而這無論如何是不可取的。
因此，進攻者隻應襲擊敵人的那些位于數路進攻部隊前進方向最前面的舍營地。
即便如此，進攻者對多個單獨舍營地的襲擊很少能全部取得成功，因為一支大部隊的接近是很難不被人察覺的。
但是對這種進攻方法是絕不可忽視的，我們把由此而産生的戰果算作這種襲擊的第二個好處。
第三個好處是能迫使敵人進行局部戰鬥，并有可能讓他受到大的損失。
一支較大的部隊不是以營為單位在主要集結地集結起來的，而是通常先集結為旅或師甚或軍，而這些大部隊是無法極其迅速地趕往集結地的，當進攻者的幾路部隊接近他們時，他們就不得不分别應戰。
如果進攻者的幾路部隊兵力不是很大，那麼應戰者有可能獲勝，但是即使是獲勝，他們也損失了時間，而且在這種情況下，由于應戰者總的趨勢是要在後方再找集結地，因此他們也不可能很好地利用這次勝利，這是很容易理解的。
應戰者的這些部隊也可能被打敗，而且由于他們沒有時間組織有力的抵抗，這種可能性就更大。
因此人們完全可以設想，如果進攻者能夠很好地計劃并實施一次襲擊，那麼他就可以通過這些局部戰鬥得到大量戰利品，這些戰利品将成為總戰果中的一個主要部分。
最後，第四個好處（也是整個行動的結果）是使敵軍在一定時間内出現混亂和沮喪，從而讓敵人很難使用終于集結起來的部隊，并且通常會迫使遇襲者放棄更多土地，轉而進行另一個行動。
以上就是對敵人舍營地進行一次成功襲擊所能取得的特有戰果，也就是通過一次襲擊使對手無法不受損失地在預定地點集結其部隊。
不過，成功是有很多程度的，因此戰果有時很大，有時幾乎不值一提。
而且這種襲擊即使很成功，取得的戰果很大，但畢竟很少能取得一次主力會戰獲勝時的成就和效果。
這部分是由于這種襲擊成功後得到的戰利品很少像主力會戰獲勝後得到的那麼多，部分是由于這種襲擊成功後對士氣的影響不會像主力會戰獲勝後那樣被人看重。
我們必須記住這個總的結論，以免對這種襲擊有過高的期待。
一些人認為它擁有最大的攻勢效果，但是正如上述詳細考察和戰史告訴我們的那樣，情況絕非如此。
1643年洛林公爵[1]在圖特林根[2]附近對蘭曹[3]将軍指揮的法軍舍營地所采取的行動，是最耀眼的襲擊之一[4]。
法軍有16,000人，損失了指揮官和7000名士兵。
這是一次徹底的大敗，原因是法軍未設任何前哨。
1645年，蒂雷納在梅爾根特海姆[5]（法國人稱之為馬林塔爾）附近遇襲[6]。
就其結果而言，當然也應該看作是一次大敗，因為蒂雷納的8000人中損失了3000人，但這主要是由于蒂雷納被誤導，用集結起來的部隊進行了一次不合時宜的抵抗，因此人們不能經常指望這種襲擊取得與1643年洛林公爵類似的戰果。
1645年梅爾根特海姆之戰的戰果與其說是襲擊本身帶來的，不如說是遇襲者對一次小規模會戰考慮不周造成的，因為蒂雷納本可避開戰鬥，在其他地方與他在較遠地方舍營的部隊會合。
第三個著名的襲擊是1674年蒂雷納對大選帝侯[7]、帝國将軍布農維爾[8]和洛林公爵指揮的在阿爾薩斯的聯軍進行的[9]。
蒂雷納的戰利品很少，聯軍的損失不超過2000～3000人，這對于一支5萬人的部隊來說不是決定性的。
但是聯軍認為不能再在阿爾薩斯繼續抵抗，于是退過萊茵河。
這個戰略結果正是蒂雷納所需要的，但是人們不應從襲擊本身去尋找原因。
蒂雷納更多是襲擊了對手的計劃，而非對手的部隊。
此外，聯軍統帥們有分歧以及部隊靠近萊茵河是造成這個結果的其餘原因。
總之，這次襲擊值得更仔細地加以研究，因為人們通常把它理解錯了。
1741年，奈佩格[10]襲擊舍營地中的國王[11]，但是全部成果僅是使國王不得不用他沒有完全會合在一起的兵力并且以相反的正面向他發起莫爾維茨會戰[12]。
1745年，弗裡德裡希大帝在勞西茨襲擊舍營地中的洛林公爵[13]。
由于他對最大的舍營地之一（亨内斯多夫[14]）進行了真正的襲擊，因此赢得了主要戰果，奧軍損失了2000人。
總的戰果是迫使洛林公爵穿過上勞西茨返回波希米亞，當然弗裡德裡希大帝未能阻止他沿易北河左岸又返回薩克森，以緻假如沒有凱瑟爾斯多夫會戰的話，弗裡德裡希大帝就不會取得大的戰果。
1758年，斐迪南公爵[15]襲擊法國人的舍營地，其直接結果是法軍損失了數千人，不得不部署在阿勒爾河[16]後面。
而這次襲擊對士氣的影響可能更深遠一些，也許影響到法軍後來讓出整個威斯特法倫[17]。
如果我們要從上述不同的戰例中得出一個關于這種進攻效果的結論，那麼隻有前兩個例子可以與勝利的會戰同等看待。
但是在這兩個例子中，部隊的規模都不大，而且當時作戰時一般不設前哨，這十分有利于襲擊獲得成功。
其他四個戰例雖然都應該算作完全成功的行動，但是就其戰果而言，顯然不能與勝利的會戰相提并論。
在這些戰例中，隻是由于對手的意志和性格軟弱，襲擊者才取得了總的戰果，而在1741年的那個戰例中，由于遇襲者的意志和性格并不軟弱，所以襲擊者并未取得總的戰果。
1806年，普魯士軍隊曾計劃以這種方式襲擊在弗蘭肯的法國人。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這次襲擊完全可以得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
當時拿破侖不在軍中，法軍的舍營地拉得很長。
在這種情況下，假如普軍有很大的決心和很快的速度，就有望讓法軍多少受到損失，并把他們趕過萊茵河。
但普軍當時能做到的也就是這些了。
假如普軍有更多的打算，例如渡過萊茵河，以追求更多好處，或者力求得到大的士氣優勢，以至法軍在這一戰局中不敢再出現在萊茵河右岸，那麼這些打算是完全沒有充分理由的。
1812年8月初，當拿破侖讓其部隊在維捷布斯克一帶做停頓時，俄國人曾想自斯摩棱斯克去襲擊法軍的舍營地。
但是在實施時，俄軍失去了這樣做的勇氣。
這對俄軍來說是一件幸事，因為法軍統帥所率的中央部隊兵力不僅比俄軍的中央部隊兵力多一倍以上，而且這位法軍統帥是有史以來最果斷的統帥；讓法軍損失一些普裡的空間根本決定不了什麼，而且俄軍在附近根本沒有合适的地帶讓他們為擴大戰果而推進到該地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這些戰果的安全；法軍進行的這個戰局也不是一個行将結束的戰局，而是一位進攻者欲徹底打垮其對手的第一步計劃。
因此，襲擊法軍舍營地可能讓俄軍得到的小利與俄軍的任務相比是極不相稱的。
這些小利不可能彌補俄軍與法軍在兵力和态勢上的差距。
但是俄軍的這個企圖表明，有關襲擊這一手段的模糊觀念是如何有可能誤導人們完全錯誤地運用它。
以上我們把進攻舍營敵軍作為戰略手段進行了闡述。
這一手段的本性就在于，其實施不僅是戰術的，而且部分又是屬于戰略的。
這種進攻一般在較寬正面上進行，實施進攻的部隊在會合以前即可投入作戰，而且大多也會成功地投入作戰，以至整個進攻行動是由若幹戰鬥組成的，因此我們在這裡還要簡單地談談如何最自然地組織這種進攻。
組織這種進攻的第一個要求：對敵舍營地正面的進攻要有一定的寬度。
因為隻有這樣，才能真正襲擊多個舍營地，并切斷其他舍營地的退路，從而至少使敵人陷入預期的混亂。
至于幾路進攻部隊的數目和間距，則取決于具體的情況。
第二個要求：各路部隊的進攻必須向心狀地指向一個預定的會合地點，因為對手或多或少是以一次會合而結束的，進攻者也應該這樣。
這個會合地點應該盡量就是敵人的連接點，或者是在敵軍的退卻線上，當然最好是在某一地形障礙切斷了敵人退卻線的地方。
第三個要求：各路部隊在與敵軍相遇時，必須堅決、勇敢、大膽地對敵軍發起進攻，因為這時總的态勢對進攻者有利的，這裡正是冒險的用武之地。
結論是：各路部隊的指揮官在這方面必須擁有大的自由和指揮權限。
第四個要求：針對先于自己部署的敵軍，戰術進攻計劃應該總是立足于迂回，因為隻有分隔和切斷敵軍才有望帶來主要戰果。
第五個要求：各路部隊應由各兵種組成，而且騎兵不可過少，甚至如果把整個騎兵預備隊分配給各路部隊，也許是件好事，因為如果人們認為騎兵作為預備隊在這一行動中能起主要作用，那将是一個大的誤解。
遇到的第一個防禦極佳的村莊、極小的一座橋梁、最不起眼的一片叢林，都會擋住騎兵預備隊的行動。
第六個要求：盡管一次襲擊的本性在于進攻者不能讓自己的前衛部隊前進得過遠，但這隻适用于在接近敵人時。
如果戰鬥确實已經在敵人的舍營線内打響，也就是說，進攻者已經得到了期望從真正的襲擊中得到的東西，那麼各路部隊就應該讓各兵種的前衛部隊盡可能遠地前出，因為這些前衛部隊可以通過其較快速的運動大幅增加敵人的混亂。
隻有這樣，進攻者才能在這裡或那裡截獲敵人倉促退出舍營地時通常落在後邊的行李辎重、炮兵、差遣人員和掉隊人員。
這些前衛部隊應該成為迂回和切斷敵退路的主要手段。
第七個要求：最後必須規定一旦部隊失利時的退路和集結地點。
*** [1]指弗裡德裡希二世。
&mdash&mdash譯者注 [2]布尚（Bouchain），曆史上法國北部的一個要塞，位于斯海爾德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3]又稱卡爾四世（KarlⅣ.，1604&mdash1675），名義上為洛林公爵（1625&mdash1675），但由于法軍的幾次占領，實際擔任公爵的時間分别是1625&mdash1634年，1641年，以及1659&mdash1670年。
&mdash&mdash譯者注 [4]圖特林根（Tuttlingen），今德國巴登-符騰堡州南部一城市，位于多瑙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5]蘭曹（JosiasRantzau，1609&mdash1650），伯爵，法國元帥。
三十年戰争期間曾在瑞典和神聖羅馬帝國軍中任職，1635年轉入法軍任職。
&mdash&mdash譯者注 [6]三十年戰争期間，洛林公爵于1643年11月24日襲擊圖特林根附近的法軍，法軍統帥蘭曹負傷被俘，圖特林根的守軍于次日投降。
&mdash&mdash譯者注 [7]梅爾根特海姆（Mergentheim），即今德國巴登-符騰堡州東北部城市巴特梅爾根特海姆（BadMergentheim），位于陶伯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8]在三十年戰争中，梅西伯爵率領巴伐利亞軍隊于1645年5月5日在梅爾根特海姆附近擊敗蒂雷納指揮的法軍。
法軍有四位将軍、100名其他軍官以及2600名騎兵和步兵被俘。
&mdash&mdash譯者注 [9]指勃蘭登堡選帝侯弗裡德裡希·威廉（FriedrichWilhelmvonBrandenburg，1620&mdash1688）。
&mdash&mdash譯者注 [10]布農維爾（AlexanderⅡ.HyppolitevonBournonville，1620&mdash1693），公爵，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元帥。
三十年戰争期間曾在多國軍隊中任職。
&mdash&mdash譯者注 [11]1674年，神聖羅馬帝國向法國宣戰，蒂雷納率法軍轉戰于阿爾薩斯，于12月29日襲擊米爾豪森附近的帝國軍隊和勃蘭登堡軍隊，迫使聯軍退出阿爾薩斯。
&mdash&mdash譯者注 [12]奈佩格（WilhelmReinhardGrafvonNeipperg，1684&mdash1774），伯爵，奧地利元帥。
在第一次西裡西亞戰争期間任西裡西亞戰區奧軍司令。
&mdash&mdash譯者注 [13]指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二世。
&mdash&mdash譯者注 [14]1740年秋冬，弗裡德裡希二世率普魯士軍隊攻入西裡西亞。
1741年4月，奧軍統帥奈佩格進抵格拉策尼斯河畔的尼斯，切斷了普軍與布雷斯勞和柏林的聯系。
弗裡德裡希二世不得不急忙集結分散在各地的部隊，于10日在莫爾維茨（Mollwitz，即今波蘭村莊穆瓦約維采）向奧軍發起會戰，最後奧軍失敗。
&mdash&mdash譯者注 [15]指卡爾·馮·洛林（KarlAlexandervonLothringen，1712&mdash1780），奧地利元帥、奧屬尼德蘭總督，奧皇弗朗茨一世之弟，曾參加奧土戰争，以及對法國、巴伐利亞和普魯士的戰争。
&mdash&mdash譯者注 [16]亨内斯多夫（Hennersdorf），又稱卡托利施-亨内斯多夫（Katholisch-Hennersdorf），即今波蘭小鎮盧班的一部分盧班地區亨利科夫（HenrykówLubański）。
1745年11月23日，弗裡德裡希二世率領普軍在此戰勝奧地利和薩克森聯軍中的薩克森軍隊。
&mdash&mdash譯者注 [17]即布倫瑞克公爵。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二十章 牽制性進攻 對&ldquo牽制性進攻&rdquo的語言上的理解是，為了将敵人的兵力調離主要地點而對其所在地區發起的進攻。
隻有當這是進攻者的主要意圖，而不是借機進攻和攻占敵人所在地區時，這一行動才是特殊的行動，否則它仍是一次普通的進攻。
當然牽制性進攻畢竟還是要有一個進攻目标的，因為隻有這個目标的價值才有可能促使敵人向那裡派出部隊；此外，在行動沒有起到牽制作用的情況下，攻占這個目标也是對為此所動用力量的一個補償。
要塞、重要倉庫、富庶和大型城市（特别是首都），征收各種稅賦以及得到敵國不滿臣民的支持，都可以是牽制性進攻的目标。
牽制性進攻有可能是有利的，對此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它肯定不總是有利的，甚至經常是有害的。
對牽制性進攻的主要要求是：将敵人從主要戰區吸引走的兵力應多于我方用于牽制性進攻的兵力。
如果
在這種情況下，圍攻者對圍攻所必需的運輸已經總是擔心和感到困難了，如果攻城部隊的規模比較大，對攻城辎重的需求量比較大，而敵人在城外的兵力又很多，那麼用圍攻環線來保護運輸就隻有在尼德蘭那樣的條件下才是可以設想的，即由靠得很近的要塞和要塞之間設置的戰線組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來保護戰區的其餘部分，從而在很大程度上縮短交通線的長度。
在路易十四世時代以前，人們還沒有将部署一支部隊與戰區的概念聯系起來，特别是在三十年戰争中，部隊漫無目的地走來走去，來到正好附近沒有敵軍的某個要塞前，就停下來對其進行圍攻，直到帶來的圍攻辎重用盡，或者前來解圍的敵軍靠近。
圍攻環線在當時是符合事物本性的。
将來大概隻有在少數情況下才會又用到圍攻環線，也就是說在與上述情況類似時才有可能用到。
如果城外的敵人很少，如果戰區的概念與圍攻本身的概念相比幾乎消失，那麼進攻者在圍攻時保持其力量集中就成為自然的事情，因為這些力量無疑會在很大程度上赢得圍攻的能量。
路易十四世時期，在康布雷和瓦朗謝讷附近的圍攻環線沒起到什麼作用，前者由孔戴防守，被蒂雷納突破；後者由蒂雷納防守，被孔戴突破[3]。
但是人們也不能忽視，在非常多的其他戰例中，解圍部隊對圍攻環線是敬而遠之的，甚至當被圍攻者迫切需要解圍，而且其統帥是非常敢作敢為的人物時也是如此。
例如1708年，維拉爾就沒敢進攻裡爾[4]城前圍攻環線内的聯軍[5]。
弗裡德裡希大帝1758年在奧爾米茨以及1760年在德累斯頓附近盡管沒有設置真正的圍攻環線，但部署了一個與圍攻環線基本一緻的防禦體系，具體說是以同一支部隊進行圍攻和保護圍攻。
弗裡德裡希大帝在奧爾米茨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奧地利的部隊距離那裡較遠，但當他在多姆施塔特爾[6]附近損失了運輸隊以後，他對這種做法後悔了；1760年他在德累斯頓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因為他輕視帝國軍隊，另一方面是因為他急于占領德累斯頓。
最後，圍攻環線的一個缺點是：圍攻者在失利的情況下很難保住攻城用的火炮。
而如果雙方的決戰是在距被圍攻地點一日或數日行程的地方進行的，那麼一旦失敗，圍攻者還可以在解圍之敵抵達前撤圍，即使運輸量龐大，也大緻能赢得一日行程的時間。
在部署監視部隊時，優先要考慮的問題是應将其部署在距被圍攻要塞多遠的地方。
在大多數情況下，決定這個距離的是地形條件或是攻城部隊要與之保持聯系的其他軍團和軍的位置。
此外顯而易見的是，如果監視部隊距離要圍攻的要塞較遠，可更好地保護圍攻，而距離較近時（不超過數普裡），更便于監視部隊和圍攻部隊之間的相互支援。
*** [1]指本篇第十七章。
&mdash&mdash譯者注 [2]&ldquo順帶&rdquo一詞，作者用了法語&ldquoenpassant&rdquo。
&mdash&mdash譯者注 [3]朗德勒西（Landrecies），今法國諾爾省一城市，位于桑布爾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4]奧爾米茨（Olmütz），即今捷克東部城市奧洛穆茨（Olumouc）。
&mdash&mdash譯者注 [5]孔戴和蒂雷納都是法國的統帥。
1649年起，以孔戴為首的貴族集團與當時的首相馬紮林發生沖突。
孔戴率部隊反抗政府，政府派蒂雷納讨伐。
1655&mdash1657年，雙方在法國北部作戰，互相圍攻，互有勝負，最後孔戴被擊敗，逃往西班牙。
此後孔戴又率西班牙軍隊同法國政府軍作戰。
1659年，法、西締結和約，孔戴恢複名譽，返回巴黎。
路易十四世親政後，孔戴又被重用。
&mdash&mdash譯者注 [6]裡爾（Lille），今法國諾爾省一城市，靠近比利時。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十八章 對運輸隊的進攻 對一支運輸隊的進攻和防禦是一個戰術問題；假如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先要證明對運輸隊的進攻和防禦是可行的（而這隻有根據戰略上的理由和因素才能做到），我們在此對這一問題本來是根本沒必要談的。
對這個問題可談的很少，若不是可将對運輸隊的進攻和防禦合在一起談，而且對運輸隊的進攻更重要的話，我們在讨論防禦時就已經可以談到這個問題了。
一個有300～400輛車的中等規模運輸隊（不管車上裝載的是什麼）長半普裡，一個大的運輸隊長數普裡。
人們怎麼能夠設想以通常指定護送的少量部隊能保護這麼長的運輸隊呢？除這個困難外，運送這麼大量的物資，行動不便，前進緩慢，而且總要擔心發生混亂；最後，關鍵是要對運輸隊的每個部分進行局部保護，因為一旦它的某個部分被敵人追趕上了，整個運輸隊就會立刻堵塞在路上，陷入混亂。
如果人們考慮到上述種種困難，自然就會問：怎麼可能對這樣一支運輸隊進行保護呢？這樣一支運輸隊怎麼可能進行防禦呢？或者換言之：為什麼不是所有受到進攻的運輸隊都被制服了呢？為什麼不是所有本應受到保護的（也就是敵人可以接近的）運輸隊都受到了進攻呢？很明顯，所有戰術上提出來的辦法（例如滕佩爾霍夫建議的通過不斷地讓運輸隊行進和停頓以縮短隊伍長度的極不實用的辦法，或者沙恩霍斯特提出的比這好很多的把運輸隊分成幾路以縮短隊伍長度的辦法），對克服運輸隊過長這一根本缺點來說，幫助都不大。
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是，大部分運輸隊由于其擁有的戰略條件就已經得到了普遍的安全保障，遠優于其他暴露在敵進攻面前的部隊，這一普遍存在的安全保障也使運輸隊擁有的較少防禦手段能夠發揮大得多的作用。
這一戰略條件就是：運輸隊總是或多或少地在自己軍隊的後面，或者至少是遠離敵軍。
結果是，敵人隻能派出小部隊去進攻它們，而且這些小部隊還必須有大的預備隊保護，以防其翼側和背後因受到趕來的敵人的其他部隊的進攻而損失掉。
如果人們再考慮到，正是由于運輸車輛十分笨重，進攻者很難把它們弄走，大多隻能滿足于砍斷挽具、牽走馬匹、炸毀彈藥車等，整個運輸隊雖然會因此而受阻和陷于混亂，但不會真正失去，那麼就會更多地認識到，這樣一支運輸隊的安全更多是依靠這些普遍存在的條件來保障的，而不是依靠其護送部隊的抵抗。
如果再加上護送部隊的抵抗（他們通過果敢地撲向敵人雖然不能直接保護運輸隊，但是能幹擾敵人的進攻步驟），那麼對運輸隊的進攻最後看來并非容易和萬無一失，而是相當困難和結果難料的。
是還有一個要點，就是敵軍或者敵軍的一支部隊可能報複對其運輸隊發起進攻的對手，用事後的一場大敗來懲罰其行動。
人們在很多情況下，正是由于有這種顧慮才未敢進攻運輸隊，但是大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以至認為運輸隊之所以未受到進攻，是因為有部隊保護，并感到非常奇怪，為什麼兵力少得可憐的護送部隊會如此令人生畏。
人們隻要想一想1758年弗裡德裡希大帝在圍攻奧爾米茨後穿過波希米亞的著名的退卻，就會明白我們這種說法是正确的。
當時，普軍有一半兵力分成多支小隊，保護一支由4000輛車組成的辎重隊。
是什麼阻止了道恩去進攻這支辎重隊呢？是因為他害怕弗裡德裡希大帝用另一半部隊撲向他，将他卷入一場他不希望發生的會戰。
是什麼阻止了勞東在齊施博維茨[1]更早和更大膽地進攻一直在他側面的普軍運輸隊呢？是因為他害怕受到懲罰。
勞東的部隊距其主力10普裡，而且其與主力的聯系已經完全被普軍切斷，因此勞東認為，如果絲毫沒有受到道恩牽制的國王[2]用大部分兵力對付他，他就有大敗的危險。
隻有當一支部隊的戰略處境使它不得不反常地從側面甚至從前方運送物資時，這些運輸隊才确實面臨大的危險，從而成為對手的一個有利的進攻目标（如果對手的處境允許他為此派遣部隊的話）。
同樣在1758年戰局中，奧地利軍隊在多姆施塔特爾成功地搶奪了普軍運輸隊，說明這種行動能夠取得十分完美的戰果。
通往尼斯的大路在普軍的左側，國王[3]的兵力用于圍攻奧爾米茨和組建針對道恩的部隊，以至奧軍的分遣隊根本不必擔心自己的安全，可以從容地進攻普軍的運輸隊。
1712年，當歐仁圍攻朗德勒西時，他從布尚[4]經德南，也就是自其戰略部署的前面運輸圍攻所需物資。
為了在這種情況下進行十分困難的護送，他采取了哪些手段以及他陷入了哪些困難（這些困難導緻戰事發生于其不利的驟變），是衆所周知的。
因此我們從中得出的結論是：對運輸隊的進攻無論從戰術上看是多麼容易，但是出于戰略上的原因是難以做到的，隻有在敵人的交通線十分暴露的特殊情況下，才有望取得大的戰果。
*** [1]1708年8月14日，歐仁親王率奧地利、英國和荷蘭聯軍圍攻裡爾。
馬爾伯勒率一支監視部隊在圍攻環線上保護圍攻部隊的安全。
維拉爾率領法軍趕來解圍，沿圍攻環線運動，意圖尋找弱點進攻，但聯軍工事堅固，維拉爾不敢貿然進攻，結果裡爾的守軍投降。
&mdash&mdash譯者注 [2]多姆施塔特爾（Domstadtl），即今捷克小鎮比斯特日采河畔多馬索夫（Doma&scaronovnadByst?icí），西南距奧爾米茨約20公裡。
1758年6月30日，奧軍在該地附近攻擊普軍的補給運輸隊，迫使弗裡德裡希二世放棄圍攻奧爾米茨。
&mdash&mdash譯者注 [3]齊施博維茨（Zischbowitz），今捷克奧爾米茨附近一村莊。
&mdash&mdash譯者注 [4]指弗裡德裡希二世。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十九章 對舍營敵軍的進攻 我們在《防禦》一篇中沒有談這個問題，因為不能把一條舍營線看作是一個防禦手段，而隻能将其視為部隊所處的一種狀态，而且是戰備程度很低的一種狀态。
關于這種戰備狀态，我們就不再談什麼了，因為我們在第五篇第十三章中已經談過了。
但是我們在此讨論進攻時，應該把舍營敵軍看作是一個特殊的進攻目标，因為一來這種進攻是一種很特殊的進攻方式，二來對這種進攻可以看作是一個特别有效的戰略手段。
因此，我們在這裡要談的不是對敵人單個舍營地或者分駐在數個村落中的一支小部隊的襲擊（因為為此而進行的部署完全是戰術屬性的），而是對較大舍營地中一支大部隊的進攻，以至進攻目标不再是襲擊單個舍營地本身，而是阻止敵軍集結。
對一支舍營敵軍的進攻就是對一支沒有集結的軍隊進行襲擊。
這種襲擊如果使敵軍未能抵達預定的集結地，而是迫使它在後方較遠的地方另選一個集結地，那麼就可被視為成功。
敵軍集結地後移的距離，在危機狀态下很少在一日行程以内，而是通常可達數日行程，因此由此造成的地段損失并不小，這是進攻者所得到的第一個好處。
這一旨在對整個敵軍進行的襲擊，當然開始時可以同時是對數個單獨舍營地的襲擊，但自然不是對所有或很多舍營地的襲擊，因為僅後者就需要以進攻部隊擴大正面和分散兵力為前提，而這無論如何是不可取的。
因此，進攻者隻應襲擊敵人的那些位于數路進攻部隊前進方向最前面的舍營地。
即便如此，進攻者對多個單獨舍營地的襲擊很少能全部取得成功，因為一支大部隊的接近是很難不被人察覺的。
但是對這種進攻方法是絕不可忽視的，我們把由此而産生的戰果算作這種襲擊的第二個好處。
第三個好處是能迫使敵人進行局部戰鬥，并有可能讓他受到大的損失。
一支較大的部隊不是以營為單位在主要集結地集結起來的，而是通常先集結為旅或師甚或軍，而這些大部隊是無法極其迅速地趕往集結地的，當進攻者的幾路部隊接近他們時，他們就不得不分别應戰。
如果進攻者的幾路部隊兵力不是很大，那麼應戰者有可能獲勝，但是即使是獲勝，他們也損失了時間，而且在這種情況下，由于應戰者總的趨勢是要在後方再找集結地，因此他們也不可能很好地利用這次勝利，這是很容易理解的。
應戰者的這些部隊也可能被打敗，而且由于他們沒有時間組織有力的抵抗，這種可能性就更大。
因此人們完全可以設想，如果進攻者能夠很好地計劃并實施一次襲擊，那麼他就可以通過這些局部戰鬥得到大量戰利品，這些戰利品将成為總戰果中的一個主要部分。
最後，第四個好處（也是整個行動的結果）是使敵軍在一定時間内出現混亂和沮喪，從而讓敵人很難使用終于集結起來的部隊，并且通常會迫使遇襲者放棄更多土地，轉而進行另一個行動。
以上就是對敵人舍營地進行一次成功襲擊所能取得的特有戰果，也就是通過一次襲擊使對手無法不受損失地在預定地點集結其部隊。
不過，成功是有很多程度的，因此戰果有時很大，有時幾乎不值一提。
而且這種襲擊即使很成功，取得的戰果很大，但畢竟很少能取得一次主力會戰獲勝時的成就和效果。
這部分是由于這種襲擊成功後得到的戰利品很少像主力會戰獲勝後得到的那麼多，部分是由于這種襲擊成功後對士氣的影響不會像主力會戰獲勝後那樣被人看重。
我們必須記住這個總的結論，以免對這種襲擊有過高的期待。
一些人認為它擁有最大的攻勢效果，但是正如上述詳細考察和戰史告訴我們的那樣，情況絕非如此。
1643年洛林公爵[1]在圖特林根[2]附近對蘭曹[3]将軍指揮的法軍舍營地所采取的行動，是最耀眼的襲擊之一[4]。
法軍有16,000人，損失了指揮官和7000名士兵。
這是一次徹底的大敗，原因是法軍未設任何前哨。
1645年，蒂雷納在梅爾根特海姆[5]（法國人稱之為馬林塔爾）附近遇襲[6]。
就其結果而言，當然也應該看作是一次大敗，因為蒂雷納的8000人中損失了3000人，但這主要是由于蒂雷納被誤導，用集結起來的部隊進行了一次不合時宜的抵抗，因此人們不能經常指望這種襲擊取得與1643年洛林公爵類似的戰果。
1645年梅爾根特海姆之戰的戰果與其說是襲擊本身帶來的，不如說是遇襲者對一次小規模會戰考慮不周造成的，因為蒂雷納本可避開戰鬥，在其他地方與他在較遠地方舍營的部隊會合。
第三個著名的襲擊是1674年蒂雷納對大選帝侯[7]、帝國将軍布農維爾[8]和洛林公爵指揮的在阿爾薩斯的聯軍進行的[9]。
蒂雷納的戰利品很少，聯軍的損失不超過2000～3000人，這對于一支5萬人的部隊來說不是決定性的。
但是聯軍認為不能再在阿爾薩斯繼續抵抗，于是退過萊茵河。
這個戰略結果正是蒂雷納所需要的，但是人們不應從襲擊本身去尋找原因。
蒂雷納更多是襲擊了對手的計劃，而非對手的部隊。
此外，聯軍統帥們有分歧以及部隊靠近萊茵河是造成這個結果的其餘原因。
總之，這次襲擊值得更仔細地加以研究，因為人們通常把它理解錯了。
1741年，奈佩格[10]襲擊舍營地中的國王[11]，但是全部成果僅是使國王不得不用他沒有完全會合在一起的兵力并且以相反的正面向他發起莫爾維茨會戰[12]。
1745年，弗裡德裡希大帝在勞西茨襲擊舍營地中的洛林公爵[13]。
由于他對最大的舍營地之一（亨内斯多夫[14]）進行了真正的襲擊，因此赢得了主要戰果，奧軍損失了2000人。
總的戰果是迫使洛林公爵穿過上勞西茨返回波希米亞，當然弗裡德裡希大帝未能阻止他沿易北河左岸又返回薩克森，以緻假如沒有凱瑟爾斯多夫會戰的話，弗裡德裡希大帝就不會取得大的戰果。
1758年，斐迪南公爵[15]襲擊法國人的舍營地，其直接結果是法軍損失了數千人，不得不部署在阿勒爾河[16]後面。
而這次襲擊對士氣的影響可能更深遠一些，也許影響到法軍後來讓出整個威斯特法倫[17]。
如果我們要從上述不同的戰例中得出一個關于這種進攻效果的結論，那麼隻有前兩個例子可以與勝利的會戰同等看待。
但是在這兩個例子中，部隊的規模都不大，而且當時作戰時一般不設前哨，這十分有利于襲擊獲得成功。
其他四個戰例雖然都應該算作完全成功的行動，但是就其戰果而言，顯然不能與勝利的會戰相提并論。
在這些戰例中，隻是由于對手的意志和性格軟弱，襲擊者才取得了總的戰果，而在1741年的那個戰例中，由于遇襲者的意志和性格并不軟弱，所以襲擊者并未取得總的戰果。
1806年，普魯士軍隊曾計劃以這種方式襲擊在弗蘭肯的法國人。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這次襲擊完全可以得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
當時拿破侖不在軍中，法軍的舍營地拉得很長。
在這種情況下，假如普軍有很大的決心和很快的速度，就有望讓法軍多少受到損失，并把他們趕過萊茵河。
但普軍當時能做到的也就是這些了。
假如普軍有更多的打算，例如渡過萊茵河，以追求更多好處，或者力求得到大的士氣優勢，以至法軍在這一戰局中不敢再出現在萊茵河右岸，那麼這些打算是完全沒有充分理由的。
1812年8月初，當拿破侖讓其部隊在維捷布斯克一帶做停頓時，俄國人曾想自斯摩棱斯克去襲擊法軍的舍營地。
但是在實施時，俄軍失去了這樣做的勇氣。
這對俄軍來說是一件幸事，因為法軍統帥所率的中央部隊兵力不僅比俄軍的中央部隊兵力多一倍以上，而且這位法軍統帥是有史以來最果斷的統帥；讓法軍損失一些普裡的空間根本決定不了什麼，而且俄軍在附近根本沒有合适的地帶讓他們為擴大戰果而推進到該地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這些戰果的安全；法軍進行的這個戰局也不是一個行将結束的戰局，而是一位進攻者欲徹底打垮其對手的第一步計劃。
因此，襲擊法軍舍營地可能讓俄軍得到的小利與俄軍的任務相比是極不相稱的。
這些小利不可能彌補俄軍與法軍在兵力和态勢上的差距。
但是俄軍的這個企圖表明，有關襲擊這一手段的模糊觀念是如何有可能誤導人們完全錯誤地運用它。
以上我們把進攻舍營敵軍作為戰略手段進行了闡述。
這一手段的本性就在于，其實施不僅是戰術的，而且部分又是屬于戰略的。
這種進攻一般在較寬正面上進行，實施進攻的部隊在會合以前即可投入作戰，而且大多也會成功地投入作戰，以至整個進攻行動是由若幹戰鬥組成的，因此我們在這裡還要簡單地談談如何最自然地組織這種進攻。
組織這種進攻的第一個要求：對敵舍營地正面的進攻要有一定的寬度。
因為隻有這樣，才能真正襲擊多個舍營地，并切斷其他舍營地的退路，從而至少使敵人陷入預期的混亂。
至于幾路進攻部隊的數目和間距，則取決于具體的情況。
第二個要求：各路部隊的進攻必須向心狀地指向一個預定的會合地點，因為對手或多或少是以一次會合而結束的，進攻者也應該這樣。
這個會合地點應該盡量就是敵人的連接點，或者是在敵軍的退卻線上，當然最好是在某一地形障礙切斷了敵人退卻線的地方。
第三個要求：各路部隊在與敵軍相遇時，必須堅決、勇敢、大膽地對敵軍發起進攻，因為這時總的态勢對進攻者有利的，這裡正是冒險的用武之地。
結論是：各路部隊的指揮官在這方面必須擁有大的自由和指揮權限。
第四個要求：針對先于自己部署的敵軍，戰術進攻計劃應該總是立足于迂回，因為隻有分隔和切斷敵軍才有望帶來主要戰果。
第五個要求：各路部隊應由各兵種組成，而且騎兵不可過少，甚至如果把整個騎兵預備隊分配給各路部隊，也許是件好事，因為如果人們認為騎兵作為預備隊在這一行動中能起主要作用，那将是一個大的誤解。
遇到的第一個防禦極佳的村莊、極小的一座橋梁、最不起眼的一片叢林，都會擋住騎兵預備隊的行動。
第六個要求：盡管一次襲擊的本性在于進攻者不能讓自己的前衛部隊前進得過遠，但這隻适用于在接近敵人時。
如果戰鬥确實已經在敵人的舍營線内打響，也就是說，進攻者已經得到了期望從真正的襲擊中得到的東西，那麼各路部隊就應該讓各兵種的前衛部隊盡可能遠地前出，因為這些前衛部隊可以通過其較快速的運動大幅增加敵人的混亂。
隻有這樣，進攻者才能在這裡或那裡截獲敵人倉促退出舍營地時通常落在後邊的行李辎重、炮兵、差遣人員和掉隊人員。
這些前衛部隊應該成為迂回和切斷敵退路的主要手段。
第七個要求：最後必須規定一旦部隊失利時的退路和集結地點。
*** [1]指弗裡德裡希二世。
&mdash&mdash譯者注 [2]布尚（Bouchain），曆史上法國北部的一個要塞，位于斯海爾德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3]又稱卡爾四世（KarlⅣ.，1604&mdash1675），名義上為洛林公爵（1625&mdash1675），但由于法軍的幾次占領，實際擔任公爵的時間分别是1625&mdash1634年，1641年，以及1659&mdash1670年。
&mdash&mdash譯者注 [4]圖特林根（Tuttlingen），今德國巴登-符騰堡州南部一城市，位于多瑙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5]蘭曹（JosiasRantzau，1609&mdash1650），伯爵，法國元帥。
三十年戰争期間曾在瑞典和神聖羅馬帝國軍中任職，1635年轉入法軍任職。
&mdash&mdash譯者注 [6]三十年戰争期間，洛林公爵于1643年11月24日襲擊圖特林根附近的法軍，法軍統帥蘭曹負傷被俘，圖特林根的守軍于次日投降。
&mdash&mdash譯者注 [7]梅爾根特海姆（Mergentheim），即今德國巴登-符騰堡州東北部城市巴特梅爾根特海姆（BadMergentheim），位于陶伯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8]在三十年戰争中，梅西伯爵率領巴伐利亞軍隊于1645年5月5日在梅爾根特海姆附近擊敗蒂雷納指揮的法軍。
法軍有四位将軍、100名其他軍官以及2600名騎兵和步兵被俘。
&mdash&mdash譯者注 [9]指勃蘭登堡選帝侯弗裡德裡希·威廉（FriedrichWilhelmvonBrandenburg，1620&mdash1688）。
&mdash&mdash譯者注 [10]布農維爾（AlexanderⅡ.HyppolitevonBournonville，1620&mdash1693），公爵，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元帥。
三十年戰争期間曾在多國軍隊中任職。
&mdash&mdash譯者注 [11]1674年，神聖羅馬帝國向法國宣戰，蒂雷納率法軍轉戰于阿爾薩斯，于12月29日襲擊米爾豪森附近的帝國軍隊和勃蘭登堡軍隊，迫使聯軍退出阿爾薩斯。
&mdash&mdash譯者注 [12]奈佩格（WilhelmReinhardGrafvonNeipperg，1684&mdash1774），伯爵，奧地利元帥。
在第一次西裡西亞戰争期間任西裡西亞戰區奧軍司令。
&mdash&mdash譯者注 [13]指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二世。
&mdash&mdash譯者注 [14]1740年秋冬，弗裡德裡希二世率普魯士軍隊攻入西裡西亞。
1741年4月，奧軍統帥奈佩格進抵格拉策尼斯河畔的尼斯，切斷了普軍與布雷斯勞和柏林的聯系。
弗裡德裡希二世不得不急忙集結分散在各地的部隊，于10日在莫爾維茨（Mollwitz，即今波蘭村莊穆瓦約維采）向奧軍發起會戰，最後奧軍失敗。
&mdash&mdash譯者注 [15]指卡爾·馮·洛林（KarlAlexandervonLothringen，1712&mdash1780），奧地利元帥、奧屬尼德蘭總督，奧皇弗朗茨一世之弟，曾參加奧土戰争，以及對法國、巴伐利亞和普魯士的戰争。
&mdash&mdash譯者注 [16]亨内斯多夫（Hennersdorf），又稱卡托利施-亨内斯多夫（Katholisch-Hennersdorf），即今波蘭小鎮盧班的一部分盧班地區亨利科夫（HenrykówLubański）。
1745年11月23日，弗裡德裡希二世率領普軍在此戰勝奧地利和薩克森聯軍中的薩克森軍隊。
&mdash&mdash譯者注 [17]即布倫瑞克公爵。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二十章 牽制性進攻 對&ldquo牽制性進攻&rdquo的語言上的理解是，為了将敵人的兵力調離主要地點而對其所在地區發起的進攻。
隻有當這是進攻者的主要意圖，而不是借機進攻和攻占敵人所在地區時，這一行動才是特殊的行動，否則它仍是一次普通的進攻。
當然牽制性進攻畢竟還是要有一個進攻目标的，因為隻有這個目标的價值才有可能促使敵人向那裡派出部隊；此外，在行動沒有起到牽制作用的情況下，攻占這個目标也是對為此所動用力量的一個補償。
要塞、重要倉庫、富庶和大型城市（特别是首都），征收各種稅賦以及得到敵國不滿臣民的支持，都可以是牽制性進攻的目标。
牽制性進攻有可能是有利的，對此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它肯定不總是有利的，甚至經常是有害的。
對牽制性進攻的主要要求是：将敵人從主要戰區吸引走的兵力應多于我方用于牽制性進攻的兵力。
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