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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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時指國土上最不設防的地區，有時又指國土上最堅固的地區。
如果有一個地區，不占領它，人們就不敢進入敵國，那麼該地區當然有理由被稱為國土的鎖鑰。
不過這一簡單但内容不很豐富的概念沒有讓理論家們感到滿足，于是他們把它的含義擴大了，把國土的鎖鑰這一概念想象為決定是否能占有整個國土的地點。
如果俄國人想要進入克裡米亞半島，那麼他們首先必須控制彼列科普[2]及其防線，這并不是為了取得入口（因為拉齊[3]在1737年和1738年曾兩度繞過這些防線[4]），而是為了更有把握地占據克裡米亞半島。
這是很簡單的一個例子，但是人們在這裡通過鎖鑰這個概念也說明不了多少問題。
然而如果人們可以說：誰占有了朗格勒[5]地區，誰就占有或者控制了直到巴黎的法國國土，也就是說，是否占領直到巴黎的法國國土完全取決于是否占有朗格勒地區，那麼這顯然完全是重要得多的另一件事了。
按照前一種思維方式，如果不占領我們稱為鎖鑰的地點，就無法設想占領一個國家，這是隻要有普通常識就可以理解的。
而按照第二種思維方式，如果我們占有了一個地點，但并未由此而占領了整個國家，那麼我們事先就不應去占領這個欲稱之為鎖鑰的地點，這顯然是不可思議的。
普通常識已不足以理解這種看法，而是需要秘密科學的魔法了。
在大約50年前，這種難以理解的神秘教義确實在一些書本裡出現過，到18世紀末發展到了頂點。
雖然拿破侖引領下的戰争史以壓倒性的力量明确而堅定地掃除了對這種看法的迷信，但是我們看到，這種難以理解的神秘教義仍然在一些書本中頑固地存在着。
如果抛開我們所理解的關鍵點的概念，那麼很明顯，任何國家總有一些特别重要的點，有很多道路彙合到那裡，在那裡便于調集給養，從那裡便于向各個方向運動，簡單地說，占領了這些點就可以滿足一些需要，得到一些好處。
如果統帥們想用一個詞來表示這樣一個點的重要性，從而把它稱作國土的鎖鑰，那麼似乎隻有書呆子才會對此加以反對，我們認為用這個詞比喻這樣的點是很合适的，是很令人滿意的。
然而，如果有人想把這朵純粹的語言修辭上的小花變成一粒種子，欲讓它發展成像一棵大樹那樣有衆多枝幹的系統的理論，那麼理智健全的人就不得不追溯一下這種表述的真正價值了。
統帥們在談論他們的軍事行動時，在他們的記述中使用&ldquo國土的鎖鑰&rdquo這一概念是實用的，但其含義自然是很不确切的。
如果人們要把這一概念發展成為一種系統理論，想必會過渡到一個更明确的，但同時也更片面的概念。
人們從所有與這個概念有關的内容中選擇了&ldquo較高地帶&rdquo這一内容。
如果人們沿着一條穿過山脊的道路抵達了最高點，然後開始下行，那真是要謝天謝地。
對單個行人尚且如此，對一支大部隊來說更是如此。
這時，一切困難似乎都已經被克服，在大多數情況下也的确是這樣。
下行是件容易的事，這時人們會覺得比任何企圖阻擋自己的人都占優勢，可以一覽無餘地看到前面的整個地區，可以先用目視控制整個地區。
因此一條通過山嶺的道路的最高點經常被看作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地點，在大多數情況下也的确是這樣，但并非在所有情況下都是如此。
因此統帥們在記述曆史時常常把這樣的地點稱為關鍵點，當然他們又是從少許變化了的意義上，而且大多是從狹隘的角度這樣稱呼的。
有一種錯誤的理論就是主要以這種看法為基礎的（勞埃德[6]也許可以說是這種理論的創始人），它把下行至欲進入國家的多條道路的多個起始高點看作這個國家的關鍵點，看作控制這個國家的點。
這種看法很自然地與一個與它相近的概念（系統的山地防禦）融為一體，使問題變得更加玄虛，因為又摻進一些山地防禦中起很重要作用的戰術要素，很快就離開山地道路的最高點這個概念，而幹脆把整個山系的最高點（分水點）看作國家的&ldquo鎖鑰&rdquo。
由于在那個時期，即18世紀的下半葉，恰好正流行着一種比較明确的看法，認為地球表面是沖刷形成的，于是這一地質學理論體系中的自然科學就向戰史伸出了援手，使現實真理的每個堤壩都潰決了，當時的各種論斷都飄浮在與地質學類比的虛幻理論體系中。
因此，人們在18世紀末聽到（或者更确切地說是讀到）的，除了萊茵河和多瑙河的源頭有多麼重要以外，就沒有别的東西了。
當然，這種胡鬧大多隻是出現在書本裡，而書本上的知識能夠進入現實世界的永遠隻是小部分，而且理論越荒謬，進入現實世界的就越少，但是我們談到的這種理論對德意志并非沒有産生過有害于行動的影響，因此我們并不是無的放矢。
為了證實這一點，我們提請注意兩個事件。
一是1793年和1794年普魯士軍隊在孚日山脈的兩次重要戰局。
這兩次戰局都受了格拉韋特和馬森巴赫[7]書本的影響，因此學究氣很重[8]。
二是1814年戰局，當時一支20萬人的大部隊盲目地遵循這種理論，通過瑞士開赴朗格勒[9]。
一個地區的較高點即使是所有河流的發源地，大多也不過是一個高的點而已。
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人們所寫的有關這種高地對戰事影響的所有内容，由于誇大和錯誤地使用了這個本身正确的概念，從而完全成為荒誕無稽的東西。
一座山即使是萊茵河、多瑙河以及德意志所有六大河流共同的發源地，除了在它上面設置一個三角标記外，不會有更多的軍事價值。
要在這座山上設置烽火信号已經是不大适宜，部署一支騎哨部隊就更不合适了，而要部署一支大部隊，則更是件根本行不通的事。
因此，在所謂的關鍵地區（不同支脈的共同的發端地和河流的最高發源地）尋找一個國家的關鍵陣地，純粹是紙上的空談，與大自然本身是相違背的。
大自然并未像迄今所謂的地形學所說的那樣，讓山脊和谷地自上而下便于通行，而是随意地向四外散布山峰和溝壑，而且極高的群山環繞極低水位湖泊的情況并不少見。
人們隻要看一看戰史就會知道，某一地區地質學上的最高點在軍事上所起的作用通常是很小的，而其他地形條件和部隊的其他要求比它重要得多，以至人們構築的陣地防線往往在最高點的側面通過而沒有必要去依托這個最高點。
我們之所以用這麼長的篇幅來談這個錯誤的觀點，是因為有一個十分妄自尊大的理論體系是與之相關聯的，現在我們離開這一錯誤觀點，再回到我們的觀點。
我們認為，如果一定要在戰略範圍内找到一個與關鍵陣地這個名詞相符合的獨立概念，那麼它隻能是不加以占領就不敢進入敵國的地區。
但是如果人們想用這個名詞來稱呼任何一個便于進入敵國的入口，或者這個國家中的任何一個便于接近的中心點，那麼它就失去了原來的含義，也就失去了原來的價值，等于是在描述某種程度上到處都能找到的東西。
這樣，它就成了一個隻是讓人高興的華麗辭藻。
我們所說的關鍵陣地當然是很少的。
多數情況下，打開一個國家門戶最好的鑰匙就是消滅敵軍；隻有具備特别有利的條件時，地形的概念才可能比軍隊的概念更重要。
我們認為，這種特别有利的條件包括下列兩種情況：第一，部署在這個地點的部隊借助地形能夠進行強有力的戰術抵抗；第二，這種陣地可以在敵人有效威脅我方交通線以前，有效地威脅敵交通線。
*** [1]指弗裡德裡希二世。
&mdash&mdash譯者注 [2]1793年10月10日，上萊茵地區的奧普聯軍由奧地利的武姆澤指揮，在孚日山脈中的魏森堡一帶擊退法軍，之後自萊茵河左岸的德魯森海姆至魏森堡，構築了37個哨所，形成長達50公裡的哨所線，以保護其越冬營地。
12月底，法軍反攻，在這條哨所線上突破一點後，導緻整個哨所線瓦解，聯軍被迫放棄剛攻占不久的地區，退守萊茵河右岸。
&mdash&mdash譯者注 [3]指人們經常将&ldquo國土的關鍵地區&rdquo比喻成&ldquo鎖鑰&rdquo。
&mdash&mdash譯者注 [4]彼列科普（Perekop），位于彼列科普地峽上的一個城市。
俄土戰争（1736&mdash1739）期間，俄國元帥拉齊為控制克裡米亞半島曾占領該城。
&mdash&mdash譯者注 [5]拉齊（PetervonLacy，1678&mdash1751），伯爵，愛爾蘭裔俄國元帥。
早年在愛爾蘭軍隊任職，後在法國、奧地利、意大利和俄國軍中任職。
一生參加過31個戰局、18場會戰和18次圍攻戰。
是七年戰争期間奧地利元帥拉齊（FranzvonLacy，1725&mdash1801）之父。
&mdash&mdash譯者注 [6]1737年7月，俄軍統帥拉齊率一支約4萬人的部隊由亞速海和頓河攻入克裡米亞半島；1738年7月，拉齊渡過錫瓦什湖後，沿阿拉巴特沙嘴進入克裡米亞半島。
&mdash&mdash譯者注 [7]朗格勒（Langres），今法國上馬恩省南部一小城，位于朗格勒高原上。
該高原是法國多條重要河流的發源地，如塞納河、馬恩河、奧布河等。
&mdash&mdash譯者注 [8]勞埃德（HenryHumphreyEvansLloyd，1720？&mdash1783），英國軍事理論家。
七年戰争期間曾先後在法國、奧地利、普魯士軍隊任職，七年戰争結束後到俄軍任職，晉升将軍。
著有《七年戰争史》《軍事回憶錄》等。
&mdash&mdash譯者注 [9]馬森巴赫（ChristianvonMassenbach，1758&mdash1827），男爵，普魯士上校，軍事著作家。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二十四章 翼側行動 我們也許不用特别說明：在這裡談的是戰略翼側，也就是戰區的側面。
至于會戰中從側面發起的進攻（戰術上的翼側行動），則與這裡談的問題毫無關系。
甚至當戰略上的翼側行動在它的最後階段與戰術上的翼側行動合二為一時，我們還是可以把二者明顯地區分開，因為它們其中的一個從來就不是另一個的必然結果。
這種翼側行動以及與之有關的翼側陣地也是人們在理論上用以炫耀的東西，但是在戰争中很少起到作用。
這并不是因為這種手段本身不能産生效果或者是被空想出來的，而是因為敵對雙方通常都竭力防止受到這種威脅。
無法預防對方翼側行動的情況是很少的。
然而就在這無法預防對方翼側行動的很少的情況下，這個手段往往能表現出巨大的效果。
由于這種手段能夠産生這種效果，以及它在戰争中常讓人産生顧慮，因此在理論上對這種手段有一個明确的看法是很重要的。
盡管戰略範圍的翼側行動不僅可以用于防禦，而且同樣可以用于進攻，但是它畢竟與防禦更接近，因此它是一種防禦手段。
在深入探讨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必須提出一個簡單的原則，然後在考察時從不忽略它，這就是：受命在敵背後和側面行動的部隊不能在敵人的前面對其采取行動；無論是在戰略上還是在戰術上，如果認為開赴敵後本身就已經有什麼價值，那就是一種完全錯誤的觀點。
開赴敵後這種行動本身還什麼都不是，隻有當它與其他情況聯系在一起時，才能根據這些情況的不同成為有利的或不利的行動。
現在我們就主要來探讨一下這些情況。
首先，我們必須把針對戰略翼側的行動區别為兩種，一種是僅僅對交通線采取的行動，另一種是對退卻線采取的行動（也可能同時對交通線采取行動）。
當道恩1758年派出襲擾部隊去攔截前往圍攻奧爾米茨的普魯士運輸隊時，顯然是無意阻止國王[1]向西裡西亞退卻，而是希望由此促使國王向那裡退卻，而且他會樂于為國王讓路[2]。
在1812年戰局中，俄軍主力在9、10兩個月派出的所有襲擾部隊隻有中斷敵交通線的意圖，并沒有阻止敵退卻的意圖，而契恰戈夫[3]指揮摩爾達維亞軍團向别列津納河[4]推進，以及維特根施坦将軍奉命向道加瓦河[5]畔的法軍發起進攻，則顯然都是為了阻止敵退卻。
我們舉出這些例子隻是為了把有關觀點說清楚。
對交通線采取行動就是襲擊敵運輸隊、小股的後續部隊、信使、個别來往的人員以及小型倉庫等，也就是以敵軍維持戰鬥力和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作為襲擊的目标。
這些行動應以這種方式削弱敵軍，從而迫使敵軍退卻。
對敵人退卻線采取行動的目的在于切斷敵軍的退路，因此隻有當對手确實決定退卻時，這種行動才能夠達到目的。
當然這種行動如果使敵人感到面臨危險，也能促使敵退卻。
因此，對敵退卻線進行佯動也可以獲得對敵交通線采取行動那樣的效果。
不過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所有這些行動不能單靠迂回和兵力部署的幾何形狀産生效果。
隻有具備了相關的條件，這些行動才能産生效果。
為了更清楚地了解這些條件，我們把這兩種翼側行動完全分開來研究。
首先研究對交通線的行動。
在這裡首先提出兩個主要條件。
要對敵交通線采取行動，必須具備這兩個條件中的一個。
第一個主要條件是：對敵交通線的行動不需要很大的兵力，抽出這些兵力對自己的正面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第二個主要條件是：敵人已經處于其進攻路程的末端，已經沒有能力再利用對我軍的新的勝利，或者說，如果我軍退避，敵軍已經沒有能力進行追擊。
我們暫且把後一個主要條件放一放（這一條件絕不像初看上去那樣少見），先研究與第一個主要條件有關的一些條件。
這些條件是：第一，敵交通線有一定的長度，無法再僅由幾支精良的哨所守軍保護它；第二，從位置上看，敵交通線暴露在我軍的威脅之下。
敵交通線暴露的情況可能有兩種，一種是他的交通線的走向不是垂直于其部署的正面，另一種是他的交通線在我們的領土上通過。
如果這兩種情況結合在一起，那麼其暴露的程度就更大。
對這兩種情況，人們都需要做進一步的分析。
有人會認為，如果進攻者要保護的是一條40或50普裡長的交通線，那麼在這條交通線末端的部隊與交通線的位置是斜向還是垂直，就不是什麼重要的問題了，因為部隊展開的寬度對這條交通線說來幾乎隻是一個點，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在進攻者的交通線垂直于其部隊的情況下，防禦者即使兵力占顯著優勢，其從大部隊派出的襲擾部隊也難切斷進攻者的交通線。
隻要人們想到進攻者難以對某一地區進行絕對的保護，那麼人們就不會相信能出現這種防禦者難以切斷進攻者交通線的情況，而會認為對進攻者來說，要在其背後（其後面的地區）抵禦優勢之敵所能夠派出的全部小股部隊，一定是很困難的。
當然如果人們在戰争中能像面對白紙黑字那樣洞察一切就好了！那樣的話，進攻者負責保護交通線的部隊在某種程度上就會像盲人一樣，不知道襲擾部隊将在哪些地點出現，而襲擾部隊卻能看見一切。
但是如果人們考慮到戰争中的一切情報既不可靠又不完整，而且敵對雙方都是不斷地在暗中摸索，那麼就會知道，繞過敵軍兩翼到敵人背後去的襲擾部隊就像一個人在黑暗的房間裡與很多人打架一樣，時間久了就一定會走向毀滅。
因此，當敵軍的陣地垂直于其交通線時，對這一陣地進行迂回的部隊（在敵軍附近而與自己的大部隊完全分開的部隊）時間久了也一定會走向毀滅。
這樣，防禦者不僅有損失很多兵力的危險，而且大部隊本身也很快會失去鋒芒。
進行迂回的小股部隊中隻要有一個遭到不幸，其餘的就會喪失勇氣和信心，于是人們看到的不是勇敢的襲擊和大膽的戲弄敵人，而隻是不斷逃竄的場面。
由于對手有上述困難，因此，如果部隊的部署正面垂直于其交通線，部隊就能夠保護距自己最近的一段交通線。
根據部隊兵力的大小，這段距離可達2～3日行程。
這段交通線也是最容易受到威脅的，因為它距敵軍也最近。
相反，如果部隊的部署明顯地與其交通線相傾斜，那麼距部隊最近的這一段交通線就無法得到安全保障。
即使對手施加最小的壓力，進行一次威脅最小的進攻嘗試，也會立即擊中它的要害。
如果部隊的部署正面無法垂直于交通線，那麼此時是什麼因素決定部署正面的設置呢？是對手的正面。
但是人們同樣可以設想，對手的正面又是根據我軍的正面決定的。
于是這裡出現了一種相互作用，我們必須探尋這種相互作用的起點。
我們設想進攻者的交通線為ab，防禦者的交通線為cd，并設想ab對cd的位置使兩線之間形成一個較大的角度，那麼很明顯，防禦者若在兩線的交點e處部署部隊，那麼進攻者從b出發，憑純粹的幾何關系就能迫使防禦者采取面向自己的正面，從而使防禦者暴露其交通線。
而如果防禦者在交點的這一邊（例如大緻在d點）部署部隊，情況就會相反。
這時，進攻者就不得不将正面朝向防禦者，前提是進攻者的行動線[6]受到地理條件的更多限制，無法随意改變其位置（例如改成ad方向）。
由此可見，防禦者在這一系列的相互作用中占了有利的先機，因為他隻需在兩線交點的這邊進入陣地。
不過我們再次考察這個幾何要素，遠非由于過分重視它，而隻是為了把問題完全弄清楚。
我們更确信，當地的尤其是那些具體的情況對防禦者的部署起着更大的決定性作用，因此要籠統地說明雙方中的哪一方會更多地暴露其交通線，是根本辦不到的。
如果雙方交通線的方向是相同的，那麼斜對其交通線部署的一方當然會迫使另一方也這樣，但在幾何要素上是得不到任何更多好處的，因為雙方得到的利弊是相同的。
因此我們在接下來的考察中隻以單方面暴露交通線的情況作為根據。
一條交通線的第二個不利因素是，如果它在敵國國土上通過。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敵國的民衆已經拿起武器，就不得不認為敵人已經沿我們整個交通線部署了部隊，如此一來，交通線暴露到什麼程度也就很清楚了。
敵方的這些民衆力量本身雖然很薄弱，既不集中，也沒有強大的實力，但是我們要考慮到，在我方漫長的交通線上，敵方這些民衆力量一個挨一個，與他們接觸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這一點是無須進一步分析的。
此外，即使敵國的民衆沒有拿起武器，而且這個國家沒有後備軍和其他軍事組織等有利條件，甚至民衆非常缺乏尚武精神，但僅是他們與敵國政府的臣屬關系，就會對另一方的交通線非常不利。
敵軍一支小的襲擾部隊很容易與民衆取得聯系，他們熟悉當地的地形和人，能獲得各種情報，并得到地方當局的支持。
這些有利條件對小股部隊的小規模行動是有決定性價值的，而且這些支持無須特别費力就可以傳遞到任何一支這樣的小部隊。
同時，在一定的距離内總會有要塞、江河、山地或其他庇護地，隻要我們沒有正式占領這些地方并在那裡部署守軍，這些地方就永遠是屬于對手的。
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是其他有利于防禦者的條件同時存在時，進攻者的交通線即使垂直于其部署正面，防禦者還是有可能對其交通線采取行動，因為防禦者的襲擾部隊無須每次行動後總是返回大部隊，而是隻要躲入本國就能得到足夠的保護。
由此可知，一支部隊的交通線在面臨下列三種主要情況時可能被敵方相對小的兵力切斷： 1.交通線較長； 2.交通線斜對部隊正面； 3.交通線通過敵國國土。
最後，要想使敵交通線中斷後産生效果，還需要有第四個條件，就是要使敵交通線中斷一段時間。
關于這一點的理由，請參閱第五篇第十五章裡叙述過的有關内容。
但是，這四個條件僅僅是概括了這個問題的主要方面，與這四個條件相關的還有很多當地的和具體的條件，而這些條件往往比幾個主要條件本身更重要，所起的作用也更大。
為了使人們能夠注意這些具體條件中最主要的，我們僅列舉道路的狀況，道路經過地區的特點，可以用作道路保護手段的江河、山脈和沼澤地，季節和氣候，個别運輸隊的重要性（例如運送攻城辎重的運輸隊），輕裝部隊的數量，等等。
因此，一位統帥能否有效地威脅其對手的交通線，取決于所有上述這些條件。
把所有這些條件對雙方的影響做一個比較，就可以知道雙方交通線狀況的優劣。
雙方統帥中哪一位能在交通線方面勝過對方，就取決于這種狀況對比的結果。
在這裡論述起來極為煩瑣的問題，在具體情況下往往一眼就可以決定。
當然，要做到這樣還需要有娴熟的判斷力。
有些進行評論的著作家認為，無須說明什麼具體理由，僅用迂回和翼側行動這些詞彙就能說明一些問題。
為了知道如何反駁他們這種常見的愚蠢看法，我們必須考慮到以上闡述的所有問題。
現在我們來談談戰略翼側行動所需要的第二個主要條件。
如果敵軍停止繼續推進不是由于我軍抵抗，而是由于任何一個其他原因（不管是什麼原因），那麼我軍也就不必再擔心派出較多部隊會削弱自己的力量，因為即使敵軍真的想通過進攻來對我們派出較多部隊進行懲罰，我們隻要避開它就可以了。
1812年俄軍主力在莫斯科附近的情況就是這樣。
不過要形成這種情況，并不一定要有1812年戰局中那樣大的空間和兵力。
在前兩次西裡西亞戰争中，弗裡德裡希大帝在波希米亞或摩拉維亞的邊境每次都遇到這種情況[7]。
在統帥們及其部隊遇到的複雜情況中，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會使他們不能繼續前進，其中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由于我方在這種情況下用于翼側行動的兵力可以大些，因此有關翼側行動的其他條件就不需要特别有利，甚至我方交通線與敵方交通線的狀況對比也不一定要對我方有利，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敵人從我們的繼續退卻中得不到特别的好處，不易對我們進行報複，而是更多地要考慮對其自己的退卻進行直接的保護。
因此，當人們不想通過會戰（因為人們認為會戰過于冒險），而是想通過一種手段取得雖不如一次勝利那樣成功和輝煌但危險較小的效果時，這種情況是非常合适的。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由于進入一個翼側陣地而暴露了自己的交通線，也不會有大的危險，而且進入一個翼側陣地每次都可以迫使對手斜對其交通線進行部署，因此上述列舉切斷敵交通線四個條件中的這個條件是不難具備的。
其他有利情況越是共同起作用，翼側行動這一手段就越能取得成功；而其他有利情況越少，就越要依靠高超的指揮技巧和迅速準确的行動。
這裡是實施戰略機動的真正場所。
七年戰争期間在西裡西亞和薩克森，以及在1760年和1762年戰局中多次出現過這種戰略機動。
這種戰略機動之所以在原始威力偏弱的戰争中頻繁出現，當然并非都是由于某一統帥已經處于其進攻路程末端，而是由于他缺乏果敢、勇氣和進取精神，以及怕擔責任，這些是阻止他前進的真正阻力。
關于這一點，我們隻需回憶一下道恩元帥的例子。
如果我們把上述考察歸納為一個總的結論，那就是：翼側行動在以下情況是最有效的： 1.在防禦中； 2.在戰局臨近結束時； 3.特别是在向國土腹地退卻時； 4.與民衆武裝相結合時。
關于針對交通線實施這一翼側行動，我們隻簡單地說幾句。
這些行動應由精幹的小部隊來實施。
它們可以分成若幹小隊，進行大膽的機動，進攻敵小規模的守備部隊、運輸隊以及來往的小部隊。
它們可以鼓舞國民軍的士氣，并與之會合後進行個别的行動。
這些小部隊主要是數量要多，而戰鬥力不一定要有多強。
組織這些小部隊時應注意做到幾支小部隊集中後，有可能進行較大規模的行動，同時要求各小隊指揮官不能自負和專斷，否則他們将成為行動的障礙。
現在我們還要談一談針對退卻線的行動。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特别注意在本章一開始提出的那個原則：應在敵背後行動的部隊不能用于敵前；對在敵背後或側面采取的行動本身不能視為力量的倍增，而隻能視為力量的使用方式有可能增加；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增加了，但出現危險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任何一種武力抵抗隻要不是直接的和簡單的，就都有一種以自身安全為代價追求效果的趨勢。
從側面采取的行動就是如此，無論是集中兵力采取的，還是分兵從幾面包圍敵人。
但是如果切斷敵軍退路不是單純的佯動，而是認真的行動，那麼隻有進行決定性會戰或者至少創造決定性會戰所必需的一切條件，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辦法。
正是在這種解決問題的辦法中包含着更大的成果和更大的危險這兩個因素。
因此，一位統帥必須有種種有利條件做根據，才有理由采取這種行動。
在研究這種抵抗時，我們必須把前面提到的兩種方式區别開。
第一種是統帥意圖用整個部隊從背後進攻對手，這種進攻要麼是從為此而占據的側面陣地發起，要麼是通過正式迂回敵人發起；第二種是統帥把自己的兵力分為兩個部分，采取包圍的部署，以一部分威脅敵軍的背後，以另一部分威脅敵軍正面。
在上述兩種情況下，效果的提高是相同的。
要麼是确實切斷敵退路，從而俘虜或擊潰敵大部分兵力；要麼是迫使敵軍為防止出現這種危險而大幅後退。
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增加的危險是不同的。
如果我們用全部兵力迂回敵人，那麼此時的危險在于自己的背後暴露了，因此，這時一切都取決于雙方退卻線的對比情況，就像在類似情況下，對敵交通線采取行動時，一切取決于雙方交通線的對比情況一樣。
如果防禦者是在自己國内，那麼他無論是在退卻線上還是在交通線上所受到的限制當然都比進攻者小，因此更有能力進行戰略迂回。
不過，這一總的情況對比還不足以作為能夠有效采取行動的依據，隻有具體場合的總的對比才起決定作用。
我們還能補充的隻有：寬闊的地區自然比狹小的地區能提供更多有利條件；獨立國家比依賴外援的弱國有更多的有利條件，因為後者的部隊首先不得不盯住與援軍會合的地點不放；最後，在戰局臨近結束，進攻者的沖擊力已經衰竭的時候，情況對防禦者最為有利。
所有這些大體上又與對比交通線的情況時一樣。
1812年，當拿破侖的進攻力量衰竭時，俄國人在莫斯科通往卡盧加的道路上進入的翼側陣地就非常有利[8]。
而假如俄國人不夠明智，未在最後時刻改變其計劃，而是在戰局開始時進入德裡薩營壘，那麼他們就會陷入十分糟糕的境地。
另一種抵抗方式（借助于分兵進行迂回和切斷敵退路）帶來的危險是：防禦者的部隊分開，而對手由于占有内線之利，兵力集中在一起，有能力以優勢兵力對我各部隊發起進攻。
因此，防禦者隻有在以下三種情況才能讓部隊不得不處于這種無法消除的不利境地： 1.兵力最初就是分開的，如果不願耗費大量時間來改變這種狀态，就隻得采用這種行動方式； 2.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擁有大的優勢，可以采用有決定作用的抵抗方式； 3.對手已經到了其進攻路程的終點，缺乏沖擊力。
1757年，弗裡德裡希大帝呈向心狀攻入波希米亞。
雖然他的意圖不是把正面進攻與背面戰略進攻結合起來（至少這不是他當時的主要目的，對此我們将在其他地方做更多的說明），但是無論如何有一點是清楚的，即他在攻入波希米亞之前不能在西裡西亞或者薩克森集中兵力，因為這樣就無法做到出敵不意，從而失去出敵不意帶來的所有好處。
聯軍在進行1813年戰局第二階段的部署時[9]，由于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優勢，已經可以考慮以主力進攻拿破侖的右翼（他在易北河畔的部隊），從而把戰區從奧得河移到易北河。
至于說聯軍在德累斯頓附近打得如此糟糕，并不能歸咎于這一總的部署，而是應歸咎于更具體的戰略和戰術部署。
當時聯軍在德累斯頓附近集中了22萬人，對付拿破侖的13萬人，這個兵力對比應該是非常理想的，至少萊比錫會戰的兵力對比（285:157）隻比它稍好。
當然，拿破侖采用了獨特的一條線的防禦方式，過于平均地分配了兵力（在西裡西亞以7萬人對聯軍9萬人，在勃蘭登堡邊區以7萬人對聯軍11萬人），不過如果他不完全放棄西裡西亞，要在易北河地區集中一支能與聯軍主力決戰的部隊，無論如何是非常困難的，而且聯軍還可以讓弗雷德[10]指揮的部隊推進到美因河[11]，以此嘗試一下能否切斷拿破侖通向美因茨[12]的道路。
1812年，俄國人終于可以讓他們的摩爾達維亞軍團開赴沃倫尼亞[13]和立陶宛[14]，以便此後在法軍主力的背後推進[15]，因為莫斯科肯定會成為法軍進攻的頂點，這是無疑的。
在這個戰局中，俄軍對莫斯科以東的領土絲毫不必擔心，因此俄軍主力沒有理由認為自己太弱。
源于富爾[16]将軍的最初的防禦計劃就曾包括相同形式的兵力部署。
根據這個計劃，巴克萊[17]指揮的部隊應進駐德裡薩營壘，巴格拉季翁指揮的部隊則應在法軍主力的背後推進。
但是在戰局初期和後期的情況是多麼不同啊！在戰局初期，法國人是俄國人的三倍，而在戰局後期，俄國人明顯比法國人多；在戰局初期，拿破侖的主力是一支足以打到莫斯科，也就是足以超出德裡薩80普裡的突擊力量，而在戰局後期，它卻無力再超出莫斯科一日行程；在戰局初期，法軍到涅曼河畔的退卻線不超過30普裡，而在戰局後期卻長達112普裡。
同樣是防禦者針對敵軍退卻的行動，在戰局後期表現得如此成功，而如果是在戰局初期，就會是最魯莽的愚蠢行為。
由于對敵退卻線的行動（如果它不僅僅是佯動的話）就是從敵後面發起正式的進攻，因此對此還可以再談一些問題，但是放在《進攻》一篇裡更合适。
我們就到此為止，說明這種抵抗應在哪些條件下進行就可以了。
但是當人們談到對退卻線的行動時，通常考慮更多的是通過佯動而不是真的行動來促使敵人退卻。
如果每個有效的佯動都必須以真正行動的完全可行性為基礎（初看上去這似乎是理所當然的），那麼佯動的所有條件與真正行動的條件就毫無差别了，不過事實并非如此。
我們在《佯動》一章裡将看到，佯動是與其他一些條件結合在一起的。
關于這一點，請參閱那一章[18]。
*** [1]克勞塞維茨在《大難中的普魯士》（PreusseninseinergrossenKatastrophe）一書中曾寫道：&ldquo馬森巴赫非常重視地形知識，也就是說非常重視戰術-戰略和地質學的結合。
1793&mdash1794年戰局就是由這些糟糕的材料構成的。
&rdquo克勞塞維茨在該書另一處寫道：&ldquo格拉韋特是地形學大家，很早就從事地形學的研究，因此他特别推崇在18世紀中葉盛行的新作戰方法（這種作戰方法特别強調軍隊對地形的依賴關系）就不足為奇了。
軍隊防禦山地，山地保護軍隊。
特别是在普魯士軍隊中，當時形成了一種運用地形的高人一頭的見解，把一個科學原則運用到這個戰法中，從而使這種戰法博得了很高的聲譽。
很多有地位的人都受到這個見解的影響。
從此，地區和空間這一要素在作戰中占有了極重要的地位，以至人們往往隻談陣地、道路、翼側、背面和交通線等，而從不提軍隊的數量了。
&rdquo&mdash&mdash編者注 [2]1814年，反法聯盟欲在戰場上以較小代價向拿破侖施壓，迫其做出政治讓步，因此聯軍盡量避免會戰，欲通過翼側行動達到目的。
在這一方針指導下，聯軍分三路向法國進軍。
其中，施瓦岑貝格率領的主力取道上萊茵地區，經瑞士向朗格勒和特魯瓦推進。
&mdash&mdash譯者注 [3]指弗裡德裡希二世。
&mdash&mdash譯者注 [4]1758年，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二世圍攻奧爾米茨要塞時，奧地利統帥道恩于6月30日派出部隊襲擾普軍交通線，截獲普軍的大批辎重。
道恩這一行動的目的并不是切斷弗裡德裡希二世的退路，而是欲迫使他放棄圍攻并退回西裡西亞。
&mdash&mdash譯者注 [5]契恰戈夫（PavelVasilievichChichagov，1767&mdash1849），俄國海軍上将。
在1812年俄法戰争中任俄軍摩爾達維亞軍團司令。
&mdash&mdash譯者注 [6]别列津納河（dieBerezina），第聶伯河的一條支流，長613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7]道加瓦河（dieDüna），也稱西德維納河，流經今俄羅斯、白俄羅斯和拉脫維亞，在裡加灣注入波羅的海，長1020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8]行動線（Operationslinie）是英國軍事理論家勞埃德于18世紀下半葉提出的概念，常指部隊的補給線、交通線，或泛指部隊離開行動基地後的運動路線。
如果部隊的補給或運動依賴唯一一條道路，則沿這條道路形成一條行動線。
在有多條道路可選擇的情況下，行動線也可是一條泛指的線。
行動線有單雙、内外、離心、向心之分。
&mdash&mdash譯者注 [9]1744年8月15日，弗裡德裡希二世率普魯士軍隊攻入波希米亞，9月16日攻克布拉格，随後繼續南進，但這裡土地貧瘠，居民為天主教徒，反對信仰新教的普軍，匈牙利輕騎兵又不斷襲擾，普軍被迫退卻。
1741年秋，普魯士軍隊攻入摩拉維亞，于12月26日占領奧爾米茨，1742年初繼續深入，其輕騎兵甚至抵達維也納附近，但由于給養困難，不斷受到匈牙利輕騎兵的襲擊，薩克森軍隊又有叛離迹象，隻得退出摩拉維亞。
&mdash&mdash譯者注 [10]1812年10月18日，拿破侖開始從莫斯科撤退。
最初準備取道南方的富饒地區，以便就地取得給養，因此向卡盧加方向退卻。
當時俄軍主力部署在莫斯科通往卡盧加的大路以東（其陣地正面與法軍退卻方向平行，故稱翼側陣地）。
24日，法軍在小雅羅斯拉維茨被俄軍擊退，拿破侖隻得仍沿進入俄國時的舊路退卻。
&mdash&mdash譯者注 [11]1813年戰局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4月戰局開始至6月4日簽訂臨時停戰協定，包括呂岑會戰和包岑會戰，戰史上稱為春季戰局；第二階段自8月14日起至1813年年底，包括德累斯頓會戰、萊比錫會戰等，戰史上稱為秋季戰局。
這裡指聯軍的秋季戰局計劃。
&mdash&mdash譯者注 [12]弗雷德（KarlPhilippvonWrede，1767&mdash1838），侯爵，巴伐利亞元帥。
1813年曾率巴伐利亞軍隊參加反法聯盟對拿破侖的戰争。
&mdash&mdash譯者注 [13]美因河（derMain），萊茵河右岸一條支流，在美因茨流入萊茵河，長524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14]美因茨（Mainz），今德國萊茵蘭-普法爾茨州首府，位于萊茵河左岸，美因河流入萊茵河河口附近。
&mdash&mdash譯者注 [15]沃倫尼亞（Wolhynien），曆史地區名，包括今烏克蘭西北部約6.5萬平方公裡的地區。
&mdash&mdash譯者注 [16]立陶宛（Litauen），今北歐一國家，面臨波羅的海。
曆史上曾為侯國、王國。
&mdash&mdash譯者注 [17]1812年7月，俄國與土耳其簽訂和約後，俄國海軍上将契恰戈夫率領摩爾達維亞軍團（3.5萬人），奉命開赴烏克蘭西北部的沃倫尼亞地區，與托爾馬索夫指揮的部隊會合。
這支部隊在9月擊退拿破侖的右翼（奧地利施瓦岑貝格元帥指揮的軍團），之後向博裡索夫方向推進，于11月占領明斯克，從而威脅拿破侖的退路。
&mdash&mdash譯者注 [18]富爾（KarlLudwigAugustFriedrichvonPhull，1757&mdash1826），男爵，普魯士将軍。
最初在普魯士軍隊任職，曾任弗裡德裡希·威廉三世的參謀長。
在普軍1806年耶拿會戰大敗後到俄軍任職，曾受俄皇亞曆山大一世委托，拟制針對1812年拿破侖進攻的&ldquo以退為進&rdquo戰略計劃。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二十五章 向本國腹地退卻 我們把主動向本國腹地的退卻看作一種特殊的間接抵抗方式。
采用這種抵抗方式時，防禦者更多是使敵人通過他自己的勞頓走向毀滅，而非通過手中的劍。
因此，防禦者在向本國腹地退卻時，或者根本不準備進行主力會戰，或者把主力會戰推遲到敵軍已經大幅削弱以後再進行。
所有在進攻中前進的部隊都會受到這種前進的削弱。
對這一點，我們将在第七篇中進行更詳細的考察，但在這裡我們必須先推定這一結論。
我們之所以能夠先推定這一結論，是因為戰史上每一個前進路程較長的戰局都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如果防禦者沒有戰敗，而是率領未受挫折的新銳部隊在進攻者面前主動退卻，并且通過不斷的、适當的抵抗使進攻者每前進一步都付出血的代價，使進攻者的前進成為一種斷續的推進，而不是單純的追擊，那麼進攻者所受到的這種前進中的削弱就會增大。
從另一方面看，如果防禦者是在一次會戰失敗後退卻的，那麼他受到的損失要比事先主動退卻大得多。
因為即使他在會戰失敗後退卻時有能力每天都對追擊者進行抵抗（就是我們期待他在主動退卻時能進行的那種抵抗），也至少要受到主動退卻時同樣大的損失，還要再加上在會戰中受到的損失。
但是這種假設與實際情況是多麼不符啊！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軍隊，如果它在會戰失敗後被迫退向本國腹地，也會在退卻時受到非常大的損失。
如果敵人像我們談到的那些情況中所假設的那樣占有顯著的優勢，并且像在現代戰争中幾乎總是經常出現的那樣進行猛烈的追擊，那麼防禦者的退卻就極有可能演變為真正的潰逃，其結果通常是全軍覆滅。
所謂均勻的、每天進行的抵抗，就是退卻者每次隻抵抗到戰鬥的均勢勉強得以維持。
在這種均勢中，退卻者及時放棄雙方正在争奪的地方，并确保自己不會大敗。
這樣的戰鬥可以使進攻者的人員損失至少與防禦者的人員損失相等，因為防禦者在退卻中雖然無法避免人員不時被俘的損失，但另一方在交火中的損失會更大，因為他不得不經常針對防禦者的有利地形作戰。
防禦者在退卻中固然要完全損失自己的重傷員，但進攻者同樣也要暫時丢下他的重傷員，因為他們通常要在醫院裡住上幾個月。
因此，敵對雙方在這種不斷摩擦中的損失程度大體上是相同的。
而在追擊一支敗軍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在這種情況下，退卻者由于在會戰中受到了損失，秩序被打亂，勇氣受到挫折，對能否成功退卻産生憂慮，因此很難進行上述抵抗，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根本不可能進行這樣的抵抗。
至于追擊者，他在前一種情況下十分謹慎，前進時甚至像盲人一樣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周圍的一切，而在後一種情況下，則以勝利者的堅定步伐、幸運者的大膽以及神化英雄般的自信沖鋒陷陣，而且他越是不顧一切地勇往直前，就越是可以加速事物向既定的方向發展，因為這裡正是各種精神因素充分發揮作用的領域，在這裡精神力量不受物質世界中有限的數字和尺度的束縛，會不斷地增加和擴大。
從這裡可以看出，當雙方軍隊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抵達可被視為進攻者征程的終點時，雙方的對比情況将會是多麼不同。
上面所說的隻是雙方試圖摧毀對方時的結果。
此外還要加上進攻者在其他方面受到的削弱（關于這一點，正如已經說過的那樣，請參閱第七篇）。
而另一方面，退卻者在大多數情況下能得到後來趕到的援兵，這些援兵可能是通過外援得到的，也可能是經過自己的不斷努力補充的。
最後，在給養手段方面，退卻者和前進者之間的差别也很大，前者往往綽綽有餘，而後者的給養手段卻少得難以維持生存。
退卻者可以在他要去的所有地方儲備物資，而追擊者的一切卻不得不從後方運來。
隻要追擊者在前進，即使交通線很短，這種運輸也是很困難的，因此他從一開始就會面臨缺乏物資的問題。
退卻者首先使用當地能提供的一切，而且大多把它們消耗殆盡，隻留下一無所有的村莊和城市，被收割和踐踏一空的田野，被汲空了的水井，以及混濁的小溪。
前進的部隊往往從第一天起就要為獲得最急需的物資而奔波。
這時根本不可能指望得到敵人的儲備物資，即使有時得到某處的儲備物資，也純粹出于偶然，或者是由對手不可原諒的過失造成的。
毫無疑問，在幅員遼闊和交戰雙方兵力不太懸殊的情況下，防禦者采用這種主動退卻的方法可以形成對自己有利的兵力對比，使自己比在邊境附近決戰更有把握獲得勝利。
這樣不僅獲勝的可能性會因兵力對比的變化而增大，而且勝利的成果也會因态勢的變化而增大。
對進攻者來說，在邊境附近的一次會戰中失敗與在敵國腹地的一次會戰中失敗是多麼不同啊！而且進攻者在抵達進攻路程的終點時還往往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即使他在會戰中取得了勝利，也仍可能促使他退卻，因為他在這時既沒有足夠的進攻力量來完善和利用勝利，也無法補充損失的兵力。
因此，防禦者是在進攻者開始進攻時與他決戰，還是在其進攻結束時與他決戰，有着巨大的差别。
除了上述幾大優點以外，這種防禦方式有兩個缺點：第一是随着敵人的推進，國土會受到損失；第二是主力退卻會在士氣上給人們帶來不利的影響。
保持國土不受損失絕不能作為整個防禦的目的，締結一個有利的和約才是目的。
防禦者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盡可能有把握地締結這個和約，為此不能過于看重眼前的犧牲。
不過，即使損失的國土沒有決定戰争勝負，也要加以考慮，因為國土的損失畢竟是涉及防禦者利益的一個内容。
這種國土的損失不會直接影響到防禦者的部隊，而隻是或多或少間接地産生影響，可退卻本身卻能直接增加防禦者的部隊的力量。
因此，要衡量這兩方面的利弊是困難的，因為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沒有相互接近的共同點。
我們隻能說：如果防禦者必須放棄的是一個富饒和人口稠密的地區和一些大的商業城市，那麼損失就會大些。
如果在那裡準備好的或準備好一半的戰鬥手段也随之喪失，那麼就應該看作最大的損失。
第二個缺點是對士氣的不利影響。
統帥有時不得不無視這種影響，依舊實施自己的計劃并頂住那些目光短淺和膽小怕事者所引發的壓力，但是這種對士氣的影響畢竟不會因此就是可以被輕視的幻覺。
它不是一種隻對某一點産生影響的力量，而是一種以閃電般的速度侵入本國人心的力量，會削弱本國民衆及其軍隊的本應有效的行動。
向本國腹地退卻有時雖然也能很快為民衆和軍隊所理解，甚至能夠加強他們的信賴和期待，但這是非常少見的。
通常民衆和軍隊連退卻是主動的還是被迫的都分辨不清；至于采取這個計劃是由于明智地預見到今後肯定能得到好處，還是由于懼怕敵人的武力，就更分不清了。
看到被放棄地區的命運，民衆就會産生同情和憤懑情緒，軍隊就容易喪失對指揮官的信賴，甚至對自己也失去信心，而在退卻過程中不斷進行的後衛戰鬥會一再增加部隊的這種憂慮。
人們不能低估退卻的這些後果。
如果一個民族坦然應戰，以便讓進攻者不遇到這個民族的保護神，不付出慘重的代價，就無法越過這個民族的邊境，那麼僅就這樣做本身來看當然更合理、更簡單、更高尚，也更符合民族的氣節。
這就是這種防禦的優缺點，現在談談這種防禦所需要的條件，以及有利于這種防禦的一些因素。
有利于這種防禦的主要的和根本的條件是國土遼闊，或者至少是退卻線較長，因為僅是幾天的行軍當然不會顯著地削弱敵人。
1812年，拿破侖的中央部隊在維捷布斯克附近時有25萬人，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時有18.2萬人，在博羅季諾附近時才減至約13萬人，也就是說開始時與俄國中央部隊的兵力是相同的。
博羅季諾距國境90普裡，但是俄國人在莫斯科附近才開始确切地占有優勢[1]。
這個确切的優勢明确地引起局勢的驟變，以至法軍在小雅羅斯拉韋茨會戰[2]的勝利無法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局勢。
其他任何歐洲國家都沒有俄國這樣遼闊的國土，隻有極少的國家可能有100普裡長的退卻線，但是像1812年法軍出動如此大規模的兵力也是不多見的，像這次戰局開始時雙方兵力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就更少見了。
當時法軍兵力超過俄軍一倍以上，而且還明顯占有士氣方面的優勢。
因此，俄軍在這次戰局中經過100普裡才得到的結果，在其他情況下，也許經過50或者30普裡就可以得到了。
有利于這種防禦的因素是： 1.一個農作物不多的地區； 2.忠誠而尚武的民衆； 3.氣候惡劣的季節。
這一切都會使敵軍在維持方面更加困難，迫使其組織龐大的運輸隊，派出很多的部隊，執行繁重的勤務，引起各種疾病，同時便于防禦者進行翼側行動。
最後，我們還要談談影響這種防禦的部隊的絕對人數問題。
無論雙方的兵力對比如何，一支小部隊的力量一般來說要比一支大部隊的力量先衰竭，因此其進攻路程不可能像一支大部隊的那樣長，其戰區範圍也不可能像一支大部隊的那樣大，這是很自然的。
因此部隊的絕對人數和這支部隊能夠占領的地區之間，在某種程度上有一種固定的比例關系。
這種比例關系不可能用數字表示，而且在其他情況的影響下總會發生變化，但我們隻要說明在這些事物本質的最深處有這種關系就夠了。
率領50萬人可以向莫斯科進軍，而即使兵力對比對自己很有利，率領5萬人也是不能向莫斯科進軍的。
現在我們假設在這兩種不同的情況下，部隊的絕對人數與地區大小的比例是一樣的，那麼不容置疑的是，敵人的數量越多，它由于我們的退卻而受到的削弱也就越大。
1.部隊的規模越大，其給養和住宿就越困難。
因為即使部隊占有的地區與部隊本身的規模以同樣的比例增大，部隊也絕不可能完全在這個地區取得給養，而一切需要從後方運來的物資都會受到較大的損失；部隊可以用來宿營的也絕不是整個地區，而隻是這個地區的很小一部分，這部分地區不會随部隊人數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
2.部隊的規模越大，推進的速度就越慢，走完進攻路程所需要的時間就越長，推進中每天損失的總數也就越大。
當3000人追擊2000人時，在一般的地形條件下不會允許退卻者以每程1、2或3普裡的距離輕松地退卻，也不會允許他們不時停下來休息數天。
要想追上、進攻他們并把他們逐走，隻要數小時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雙方軍隊的人數各增加100倍，那麼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在前一種情況下用數小時就可以取得的效果，現在也許需要一整天，甚至兩天。
這時每一方都不可能集中在一個地點，因此部隊的各種運動和行動都變得更為複雜，需要更多的時間。
但是這時進攻者的處境更為不利，他在給養方面的困難比退卻者大，不得不比退卻者展開得更寬，因此總是面臨在某一地點受到退卻者優勢兵力進攻的危險。
俄國人在維捷布斯克附近就曾試圖發起這樣的進攻。
3.部隊的規模越大，每個人在日常戰略和戰術勤務中的體力消耗就越大。
一支10萬人的部隊每天要出發和列隊進入戰場，一會兒停下，一會兒繼續行軍，一會兒戰鬥，一會兒要做飯或者領取食物，而且在收到各方面所需的情報以前，這10萬人不能進入營壘宿營。
這10萬人為這些次要勤務花費的時間通常比5萬人所需的時間多1倍，但是對兩者來說，一晝夜都是隻有24小時。
部隊由于人數不同，走完一日行程所需時間和勞頓是多麼不同，我們在前一篇第九章[3]中已經談過。
當然，退卻者和追擊者都要忍受這些勞頓，但是後者要忍受的勞頓明顯大得多，這是因為： （1）追擊者的人數較多（我們假設追擊者兵力占優勢）。
（2）防禦者以不斷放棄土地的代價換取了保持主動的權利，使敵人總是受他支配。
防禦者可以預先做好計劃，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一計劃不會被破壞，而追擊者隻能根據防禦者的部署情況制訂計劃，隻有通過事先偵察才能知道防禦者的部署情況。
為使人們不至于認為我們的論述與第四篇第十二章相矛盾，我們必須提醒一句，這裡所說的退卻者此前是沒有遭受過大敗的，連一次會戰都未敗過。
退卻者牽着敵人鼻子走的這個優先權對赢得時間和力量以及争取某些次要利益來說，與沒有這個特權是有區别的，時間一長，這種區别就會變得重要。
（3）退卻者一方面盡力使自己容易退卻，如派人整修道路和橋梁，選擇最舒适的宿營地點，等等。
另一方面，他又竭力使追擊者難以前進，如派人破壞橋梁，使那些本來就不好的道路在自己通過後變得更加難以通行，還可以占據最好的宿營地和水源地，使敵人不能利用，等等。
最後，我們還必須指出，人民戰争也是一種特别有利于這種防禦的因素。
這個問題我們還要在專門的一章裡論述，在這裡就不做進一步分析了。
至此，我們談了向本國腹地主動退卻的各種優點，談到了它要求付出的代價和必須具備的一些條件。
現在我們還想概略地談談它的實施。
我們要探讨的第一個問題是退卻的方向。
退卻應該退向本國腹地，也就是說，應該盡可能退向一個敵軍兩側為我們國土的地點。
這時敵人處于我們地區的威脅之下，而我們不至于有被迫離開本國領土主要部分的危險。
如果我們選擇的退卻線距離國境太近，就有可能面臨這種危險。
假如1812年俄國人不是向東而是向南退卻，就會面臨這種危險。
這一條件是這種退卻舉措的目的所要求的。
至于防禦者退往國内的哪個地點最好，選擇這個地點時應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直接保護首都或另一個重要地點的意圖，或符合誘敵離開通往該地方向的意圖，則要取決于當時的情況。
假如俄軍在1812年的退卻是預先考慮好的，即完全是按計劃進行的，那麼他們當然應該從斯摩棱斯克朝卡盧加方向退卻。
這樣的話，莫斯科很可能就免遭法軍蹂躏，然而俄軍是在退出莫斯科後才選擇了這條路線。
法軍在博羅季諾會戰前約有13萬人。
假如俄軍在從斯摩棱斯克通往卡盧加的半路上接受會戰，那麼法軍在那裡的兵力沒有任何理由會比博羅季諾多。
在這種情況下，法軍又能夠從這支部隊中抽出多少兵力派往莫斯科呢？顯然很少。
而這麼少的兵力，人們是不會把他們派到50普裡（從斯摩棱斯克到莫斯科的距離）以外的像莫斯科這樣的一座大城市去的。
拿破侖經過數次戰鬥後，到斯摩棱斯克附近時約有16萬人。
假設他當時認為，在進行主力會戰之前可以冒險向莫斯科派遣一支部隊，為此抽出4萬人，而隻留下12萬人與俄軍主力對峙，那麼這12萬人到會戰時可能就隻剩9萬人左右，也就是說比在博羅季諾附近時少4萬人。
這樣，俄軍在博羅季諾就會擁有3萬人的優勢。
如果以博羅季諾會戰的實際過程作為衡量的标準，當然可以認為，俄軍憑這個優勢将成為勝利者。
無論如何，這個計算的結果表明，對俄軍來說，在這種情況下的兵力對比相對于後來在博羅季諾會戰時的兵力對比要有利得多。
但是俄軍的退卻并不是按照經過深思熟慮的計劃進行的，他們之所以退得這麼遠，是因為每當他們想接受會戰時，總感到自己的兵力尚不足。
當時他們的一切給養和援兵對準的都是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的大路，在斯摩棱斯克時沒人會想到放棄這條道路。
此外，在俄國人眼中，即使在斯摩棱斯克與卡盧加之間取得一次勝利，也無法抵消因未保護莫斯科而讓它有可能被占領所犯下的過錯。
1813年[4]，假如拿破侖顯著地偏向側面，大體上在勃艮第運河[5]後面進行部署，在巴黎隻留下數千人和人數衆多的國民衛隊[6]，那麼他就會更有把握不讓巴黎受到進攻。
因為這樣一來，聯軍在知道拿破侖率領10萬人在歐塞爾[7]附近的情況下，就絕不會有勇氣向巴黎派去一支5萬～6萬人的部隊。
反過來，假如聯軍處在拿破侖的位置，對手是拿破侖，那麼恐怕誰也不會建議聯軍離開通往自己首都的道路。
要是拿破侖擁有當時聯軍那樣的優勢，他會毫不遲疑地撲向首都。
雖然情況相同，但是由于士氣狀态不同，結果就會如此不同。
我們還想指出，在向側面進行這樣的退卻時，首都或者欲通過這一退卻避免戰禍的其他地點無論如何都要具備一定的抵抗能力，以免随便被一支部隊占領和劫掠。
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就談到這裡為止，因為以後在論述戰争計劃時還要談及。
但是我們還要考察一下這種退卻方向的另一個特點，即突然轉向。
俄國人在抵達莫斯科附近以前保持一個方向退卻，之後他們就離開了這個會将其引到弗拉基米爾[8]的方向，改為先向梁贊[9]方面繼續退卻，然後轉赴卡盧加方向。
假如俄軍必須繼續退卻的話，那麼他們當然有可能沿着這個将把他們引到基輔[10]的新方向繼續退卻，也就是說又接近敵國邊境了。
至于法國人，即使他們此時仍明顯比俄國人占優勢，但畢竟無法維持這條經莫斯科轉個大彎的交通線，這本身是十分明顯的，否則他們不僅要放棄莫斯科，而且極有可能還要放棄斯摩棱斯克，也就是說必須讓出此前費力占領的一些地方，而隻能滿足于占有别列津納河以西戰區。
當然，這時俄軍也有可能陷入不利的态勢，有可能處于與本國的主要部分分開的境地，這與他們在戰局一開始就退向基輔可能陷入的不利态勢是相同的。
但實際上俄軍幾乎不會陷入這種不利的境地，因為隻有法軍不是繞道莫斯科而是直接抵達基輔，俄軍的處境才有可能不利。
退卻線突然轉向，在幅員遼闊的條件下是非常可取的，這顯然會帶來下列巨大好處： 1.變換退卻線方向使對手無法保持舊的交通線，而要建立新的交通線總是件困難的事情，而且對手隻能逐步改變其方向，即很有可能不得不一再尋找新的交通線。
2.雙方以這種方式又接近了國境，進攻者不能再通過其位置來保護已占領的地區，而極有可能不得不放棄它們。
俄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在那裡兩支軍隊完全可以進行這樣的捉人遊戲[11]。
如果其他條件有利，在較小面積的國土上變換退卻方向也是有可能的，但這隻能根據具體情況的各種因素而定。
誘敵深入的方向一經确定，我們的主力當然就應該向這個方向退卻，否則敵人就不會派其主力前往這個方向。
即使敵主力前往這個方向，我們也無力把上述一切條件強加于敵，而隻能面臨兩個問題：是應該把全部兵力集中在這個方向上退卻，還是應該以大部分兵力避向側面，也就是進行離心方向的退卻。
對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答說，這種離心方向的退卻是不可取的，理由如下： 1.防禦者這樣退卻時，兵力将更為分散，而本來防禦者把兵力集中在一點恰恰是進攻者最感棘手的事情。
2.防禦者這樣退卻時，對手占有内線之利，其兵力比防禦者集中，因此有可能在某些地點上占優勢。
當然，如果防禦者暫時采取不斷退避的方法，進攻者的這種優勢就不那麼可怕，但是這種不斷退避總是要以能威脅對手而自己不至于被趕走為前提的，而防禦者在做離心方向退卻時有可能被對手趕走。
此外，主動向本國腹地退卻的一個條件是主力能夠逐漸取得可以進行決戰的優勢，而在兵力分散的情況下，就不大可能有把握做到這一點。
3.對兵力較少的一方來說，本來就不宜對敵采取向心狀的行動。
4.這樣的兵力部署會使敵人的部分弱點完全消失。
遠距離進攻的主要弱點是交通線過長和戰略翼側暴露。
如果防禦者采取了離心方向的退卻，迫使進攻者分出一部分兵力前往側面構成正面，那麼這部分兵力（本來隻應用于對付與它對峙的防禦者的部隊）此時就附帶着完成了其他任務&mdash&mdash保護了進攻者的一部分交通線。
因此，僅就退卻的戰略效果來看，采取離心方向是不利的。
但是如果防禦者這樣做是為了以後威脅敵人的退卻線，那麼我們就必須提醒讀者回顧一下前一章的論述。
隻有一個目的可以促使防禦者進行離心方向的退卻，這就是為保障某些地區的安全，否則這些地區就會被敵人占領。
根據進攻者兵力的集結地點和前進方向，以及雙方各個地區、要塞等的位置關系，防禦者在多數情況下可以相當準确地預見到進攻者在其前進路線的兩側将占領哪些地區。
如果防禦者把兵力部署在敵人多半不會占領的那些地區，那麼可以說這是一種危險的兵力浪費。
至于防禦者在進攻者多半會占領的那些地區部署一部分兵力是否能夠阻止進攻者占領這些地區，是比較難以預測的，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準确的判斷。
俄國人在1812年退卻時曾把托爾馬索夫[12]指揮的3萬人留在沃倫尼亞，準備用來對付可能入侵這個地區的奧軍。
這個地區面積大，地形上有些障礙，有可能進攻這個地區的敵軍在兵力上并不占優勢，所有這一切使俄軍有理由期待在靠近邊境的這個地區占上風，或至少可以在邊境附近固守。
這樣固守會給以後帶來非常重要的好處，對于這些好處我們在這裡不想多談。
此外，即使當時俄國人想把這些部隊及時調到主力那邊去，實際上也幾乎是做不到的。
這一切有力地促使俄國人把這支部隊留在了沃倫尼亞，讓其獨立作戰。
與此相反，如果根據富爾将軍起草的戰局計劃，僅讓巴克萊的部隊（8萬人）退向德裡薩，而把巴格拉季翁的部隊（4萬人）留在法國人的右翼，以便之後從背後進攻他們，那麼人們一眼便可看出，巴格拉季翁不可能在立陶宛南部固守。
換句話說，這支部隊不可能在法國人背後多得到一塊更近的地區，而是會被壓倒性優勢的法軍消滅。
防禦者本身緻力于盡量少把領土留給進攻者，這是很自然的，但這始終是一個非常次要的目的。
我們能夠限制敵人使用的戰區越小，或者更确切地說，越狹窄，它的進攻就越困難，這也是顯而易見的。
但是這一切要有一個條件做基礎，這就是防禦者開始這樣做時有獲勝的可能性，而且不至于因派出部隊去限制敵人而使自己的主力受到太大的削弱，因為防禦者應優先在雙方主力部隊之間尋求最後決戰，敵軍主力處于困境是敵軍決心退卻的首要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大敵軍在退卻過程中物質和精神力量的損失。
因此，向本國腹地的退卻通常應該由未被打敗和未被分開的部隊實施，而且應該徑直在敵軍主力的前面盡可能緩慢地實施，同時通過不斷的抵抗迫使對手經常處于準備戰鬥的狀态，迫使對手忙于采取大量的戰術和戰略上的預防舉措而消耗其力量。
如果雙方在這種狀态下抵達了進攻一方進攻路程的終點，那麼防禦者隻要有可能就應該在這條前進路線的斜前方進行部署，并利用自己掌握的一切手段對敵後方采取行動。
1812年的俄國戰局展示了所有這些現象，并且像放大鏡一樣在很大程度上顯示了這些現象的效果。
雖然這次退卻不是一次主動的退卻，但還是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考察。
假如俄軍以現在對這種退卻結果的認知，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再進行一次這樣的退卻，那麼他們對1812年絕大部分在無意中做的事，現在就會主動并有計劃地去做了。
然而如果認為在國土不如俄國遼闊的地方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實例，那恐怕也是不正确的。
在任何場合，無論防禦者在采取這種抵抗方式時遇到了什麼情況，隻要進攻者的戰略進攻未經決戰，而是僅因其部隊在維持方面的困難即受到挫敗，隻要入侵者被迫退卻（不管其退卻時的損失是大還是小），這種抵抗方式的主要要求和主要效果就已經達到了。
弗裡德裡希大帝1742年的摩拉維亞戰局、1744年的波希米亞戰局，法軍1743年的奧地利和波希米亞戰局，布倫瑞克公爵1792年的法國戰局[13]，以及馬塞納1810&mdash1811年的葡萄牙冬季戰局都是這類情況，隻是範圍和規模小得多。
此外，這種防禦方式僅部分發揮作用的情況也常出現，也就是說，不是全部結果，但至少是部分結果應歸功于我們這裡所确定的原則。
不過我們不詳細談這些作用了，因為談的話就必須說明各種情況，就會離題太遠。
在俄國和上述其他戰局中，在進攻路程的終點都沒有進行決定勝負的會戰，局勢就發生了驟變。
即使是在不可能期待有這樣效果的地方，這種抵抗方式也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因為這種抵抗方式可以形成有可能獲勝的兵力對比，而這個勝利像首次撞擊一個物體一樣，能促使敵人退卻，并使這一退卻帶來的損失不斷加大，就如同按照落體定律，一個重物越墜越快一樣。
*** [1]巴克萊（MichaelAndreasBarclaydeTolly，1761&mdash1818），侯爵，俄國元帥。
1810&mdash1813年任俄國陸軍大臣。
參加過1788&mdash1789年對土、1790年對瑞典、1794年對波蘭以及1806年對法戰争。
1812年俄法戰争中任第1軍團司令，代俄軍總司令。
1813年率俄軍參加萊比錫大會戰。
1814年率俄軍進占巴黎。
&mdash&mdash譯者注 [2]原文如此，疑誤。
本書并沒有《佯動》一章。
&mdash&mdash譯者注 [3]莫斯科西距博羅季諾125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4]1812年10月18日，拿破侖撤出莫斯科，向卡盧加方向行進。
24日，法軍主力約10萬人與俄軍主力逾10萬人在小雅羅斯拉韋茨（Maloyaroslavets，今俄羅斯卡盧加州一城市，東北距莫斯科120公裡，位于盧沙河畔）附近展開激戰，導緻該地八次易手。
法軍最後雖攻占該地，但無法扭轉戰略上的退卻态勢。
&mdash&mdash譯者注 [5]原文如此，疑誤。
應為本書第五篇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
&mdash&mdash譯者注 [6]原文如此，疑誤。
應為1814年。
&mdash&mdash譯者注 [7]勃艮第運河（KanaldeBourgogne），法國東部的一條運河，連接塞納河支流約讷河和羅讷河上遊的索恩河，從而連接起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間的河流和運河。
始建于1775年，1834年完工，長243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8]一種準軍事組織。
根據組織形式不同，可由志願者、預備役或義務兵組成。
曆史上較為著名的有1789年法國革命期間成立的國民衛隊和1903年成立的美國國民衛隊。
也有一些國家的國民衛隊是軍隊的一部分，但僅用于對内行動。
&mdash&mdash譯者注 [9]歐塞爾（Auxerre），今法國約讷省首府，位于約讷河西岸，西北距巴黎150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10]弗拉基米爾（Vladimir），今俄羅斯弗拉基米爾州首府，西距莫斯科190公裡，位于克利亞濟馬河北岸。
&mdash&mdash譯者注 [11]梁贊（Rjasan），今俄羅斯梁贊州首府，西北距莫斯科200公裡，位于奧卡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12]基輔（Kiew），今烏克蘭首都，東北距卡盧加約600公裡，位于第聶伯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13]流行于薩克森和勃蘭登堡地區的一種兒童遊戲，捉到對方後輕拍其肩膀示意其離場。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二十六章 民衆武裝 人民戰争在文明的歐洲是19世紀的一個現象。
對于這種戰争，有人贊成，有人反對。
反對的人有些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因為他們把人民戰争看作一種革命的手段，是一種宣稱合法的無政府狀态，這種狀态對外部敵人固然危險，但對國内的社會秩序同樣危險；有些則出于軍事上的理由，認為人民戰争取得的結果與投入的力量不相符。
第一種看法與我們這裡要談的問題沒有關系，因為我們僅僅把人民戰争看作鬥争手段，即隻是從它與敵人的關系角度來考察。
但是關于第二種看法，我們不能不指出，對人民戰争，總的來說應該将其看作戰争要素在我們這個時代突破了過去人為限制的結果，看作我們稱之為戰争的整個發酵過程的擴展和加強。
如果我們從過去局限很大的軍事制度出發看問題，那麼就可以看到征召制度、利用征召制度和普遍兵役制使軍隊員額大幅增加，以及後備軍的使用，都是同一類事物，現在國民軍的征召或民衆武裝也是這類事物。
既然前面幾種新的手段都是打破限制後的一種自然和必然的結果，而且它們讓先采用這些手段的人極大地增強了力量，以至其對手也不得不采用這些手段，那麼就人民戰争來說，情況也會是這樣。
一般來說，善于運用人民戰争這一手段的國家會比那些輕視人民戰争的國家占有相對的優勢。
既然如此，那麼問題隻能是這一對戰争要素的新的增強手段對人類究竟是有益還是無益。
這個問題，恐怕隻有解答了戰争本身對人類究竟有無益處的問題，才能得到徹底的解答。
我們把這兩個問題都留給哲學家們。
也許人們認為，如果把人民戰争所耗費的各種力量用在其他戰鬥手段上，可能會更有成效，但是人們不用多加研究就會确信，這些力量絕大部分是不可調用的，也不會随意讓他人使用。
這些力量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即精神要素甚至隻有通過人民戰争才能體現出來。
于是我們不再問一個全體人民手執武器進行的抵抗會讓他們付出什麼代價，而是要問這種抵抗能夠産生什麼影響，它必須具備哪些條件，以及如何運用人民戰争。
一個如此分散的抵抗不适于對敵人進行時間上和空間上集中的大規模打擊，這是從事物的本性中得出的結論。
這種抵抗的效果像蒸發過程的物理特性一樣，取決于面積的大小。
面積越大，民衆武裝與敵軍的接觸越多，也就是敵軍越分散，民衆武裝的作用就越大。
民衆武裝就像暗中燃燒着的火焰，不斷破壞着敵軍的根基。
由于民衆武裝需要一定時間才能取得成果，因此在這兩個要素[1]如此相互碰撞和作用期間就會出現一種緊張狀态。
如果人民戰争在個别地點被扼殺，在其他地點慢慢停止，那麼這種緊張狀态就會漸漸消失；如果這種遍地燃燒的熊熊烈火擊倒了敵軍，迫使它為避免自己全軍覆滅而退出這個國家，那麼這種緊張狀态就會導緻敵軍進入一種危機。
要想單靠人民戰争造成這種危機，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是：要麼被攻占的國家面積非常大（除俄國以外歐洲任何其他國家都沒有這個條件），要麼入侵軍隊的人數與被入侵國家的面積不成比例（這種情況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因此，如果人們不想陷入空想，那麼就必須将人民戰争與正規軍戰争聯系起來考慮，并通過一個總的計劃将二者統一起來。
人民戰争隻有在下列條件下才有可能單獨産生效果： 1.戰争在本國腹地進行； 2.戰争不是由唯一的一次失敗決出勝負； 3.戰區占據很大一部分國土； 4.民族的性格有利于采取這種舉措； 5.國土或者是多山脈，或者是多林地、沼澤，或者是有持續利用土地的特點，總之地形非常複雜，不易通行。
人口的多少不起任何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在人民戰争中最不缺少的就是人。
民衆的貧富也不直接起決定性的作用，或者至少不應該起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不容否認，貧窮的、習慣于吃苦耐勞的民衆階層往往也表現得更尚武和更有力量。
像德意志很多地區民衆居住分散的特點非常有利于人民戰争發揮作用。
這種地區因這一特點而變得更零散，更隐蔽，道路盡管更多了，但路況更不好，部隊住宿會遇到無窮的困難，尤其是人民戰争總體上所具有的特點在這裡會小規模地反複出現。
這一特點就是：抵抗的因素到處都有，但是又處處讓敵軍捉摸不定。
如果民衆是集中在一些村莊裡居住的，那麼敵軍就會占領那些反抗最激烈的村莊，或者也許會為懲罰民衆而把這些村莊搶光、燒光，但是這種方法對威斯特法倫的農民大概是行不通的。
國民軍和武裝的小股民衆不能也不應被用于對抗敵軍的主力，甚至不能和不應被用于抗擊較大規模的部隊，他們不應去粉碎敵軍的核心，而隻應在表面和邊緣去蠶食敵軍。
他們應該在進攻者沒有派大部隊前往的戰區兩側地區起來反抗，以便讓這些地區完全擺脫敵人的影響。
這些在戰區兩側聚集起來的民衆武裝應像烏雲一般，當敵人前進時，即成群跟在他們後面移動。
在敵人還根本沒有出現的地方，民衆不會缺少武裝起來反抗敵人的勇氣，相鄰的大批民衆會陸續追随這個榜樣，燃起反抗之火。
這樣反抗的火焰就會以燎原之勢蔓延，最後燒到進攻者的基地，燒到他的交通線，蠶食他的生命線。
即使人們不把人民戰争誇張地想象成是萬能的，不認為人民戰争是敵人單靠軍隊幾乎無法對付的以及我方取之不盡和不可戰勝的東西（就像人們幾乎無法對付風或雨），總之即使人們的判斷不是以那些吹噓人民戰争的言論為基礎的，但是人們畢竟要承認，人們無法像驅逐一隊士兵那樣趕走眼前的武裝農民。
一隊士兵像一群家畜那樣相依在一起，通常是筆直地向前跑，而武裝的農民無須什麼巧妙的計劃就會四向散開。
這樣一來，敵軍的每一支小部隊在山地、林地或者任何其他地形很複雜的地區行軍就都非常危險，因為行進中随時可能發生戰鬥。
一路正在行軍的部隊即使很久沒有發現敵國民衆，但那些很早被其先頭部隊逐走的農民還是有可能随時出現在這路部隊的隊尾。
至于破壞道路和封鎖隘路，正規軍的前哨部隊或襲擾部隊所使用的手段與發動起來的農民所使用的手段相比，大緻就像自動機器的笨拙動作與人的靈巧動作相比。
敵人除了派出很多小部隊護送其運輸隊，以及駐守兵站、隘口、橋梁等地以外，沒有别的辦法對付國民軍的行動。
國民軍最初嘗試行動的規模是有限的，敵人派出的小部隊也是兵力不多的，因為他們害怕過于分散兵力。
人民戰争的火焰往往就是在與這些小部隊的鬥争中真正燃燒起來。
在一些地方，民衆武裝依靠數量上的優勢戰勝了敵軍的這些小部隊，他們的勇氣增加了，鬥志更激昂了，這種鬥争的強度也更大了，直到應該決定結局的頂點來臨。
按我們對人民戰争的理解，人民戰争應像雲霧一樣，在任何地方都不要彙聚成一個反抗的核心，否則敵人就會用适當的力量打擊這個核心，粉碎它并俘虜大量人員。
然後民衆的勇氣就會低落下來，大家會認為大局已定，繼續努力是徒勞的，于是便放下手中的武器。
但是另一方面，這種雲霧還是有必要在某些地點彙聚成較密的雲團，形成将來從中能夠放出強烈閃電的令人生畏的烏雲。
如前所述，這些地點主要是在敵人戰區的兩翼。
在這裡，民衆武裝應會合成更大的、更有組織的整體，并配以少量正規軍，以至于他們已經擁有正規軍的樣子，有能力敢于參與較大的行動。
從這些地點起，越向敵後，國民軍行動的強度越應減少，因為他們在那裡會面臨最大的打擊。
那些更密集的民衆武裝的任務是襲擊敵人留下的較大的守備部隊。
此外，他們還要使敵人産生恐懼和憂慮，增加整個民衆武裝給他人的士氣高漲的印象。
沒有這些較密集的民衆武裝，民衆武裝的整體影響就會乏力，整個局勢就不足以使敵人感到不安。
統帥要想這樣根據自己的意願塑造整個民衆武裝，最簡便的方法是派一些正規軍的小部隊去支援國民軍。
如果沒有正規軍的一些部隊去進行這種鼓舞人心的支援，那麼民衆大多會缺乏拿起武器的信心和動力。
受命執行這種支援任務的小部隊人數越多，對民衆的吸引力就越大，民衆鬥争就會像傾瀉而下的雪崩，規模會越來越大。
不過支援民衆武裝的做法也要有其限度，因為一方面，為達到這個次要目的而把整個部隊分開，在某種程度上并入國民軍，從而形成一條長長的、處處薄弱的防線是有害的（可以肯定，在這種情況下，正規軍和國民軍都會被徹底打垮）；另一方面，經驗也告訴我們，一個地區的正規軍如果太多，通常會減弱人民戰争的力量和效果，原因一是如果正規軍太多，會把過多的敵軍吸引到這個地區，二是民衆此時會依賴自己的正規軍，三是大量部隊的存在會在宿營、運輸、糧秣供應等方面過多增加民衆的負擔。
防止敵人對付人民戰争過于有效的另一個手段（同時也是運用人民戰争的一個主要原則），就是很少或者根本不把這一大的戰略防禦手段用于戰術防禦。
一場國民軍戰鬥的特點也是所有較差部隊的戰鬥特點，就是進攻初期非常猛烈而有力，但是不夠沉着，難以持久。
此外，對一支國民軍武裝來說，被戰勝和被擊退是無關緊要的，因為他們對此已有準備，但是他們不能承受傷亡和被俘者衆多的打擊，這樣的大敗會使人民戰争的火焰很快熄滅。
而這兩個特點與戰術防禦的本質是完全相反的。
防禦戰鬥要求進行持續的、緩慢的、計劃周全的行動和果敢的冒險。
如果人們僅想嘗試一下，随後很快放棄，那麼這在防禦中永遠不會帶來戰果。
因此，如果要用國民軍承擔某一地段的防禦，就決不能讓他們進行決定性的主要防禦戰鬥，否則即使情況有利，他們也會全軍覆滅。
由此可見，民衆武裝隻要有可能的話，可以而且應該防守山地的入口、沼澤地中的堤壩，以及江河的渡口。
但是當這些地點被突破時，民衆武裝不應彙聚在一處狹小的最後的避難所（一處正規的防禦陣地）而被敵人封鎖，最好是分散開，以出敵不意的攻擊繼續進行防禦&mdash&mdash無論民衆多麼勇敢，民風多麼尚武，無論他們對敵人的仇恨多麼強烈，地形對他們多麼有利，不可否認的是，人民戰争在過于危險的氣氛中是不能持久的。
因此，如果人們想讓人民戰争的燃料在某個地方燃起熊熊烈火，就應在距離危險較遠的地方進行，因為那裡既通風又不會被一次大的打擊撲滅。
上述考察更多是對實際情況的一種感受，而不是客觀的分析，因為人民戰争出現得還很少，而那些長時間目睹過這種戰争的人對它的論述又太少。
經過上述考察，我們還要說明一點，戰略防禦計劃可以通過兩個不同的途徑将民衆武裝的共同作用納入進來，要麼把民衆武裝作為會戰失敗後的最後一個補救手段，要麼将其作為決定性會戰前的一個自然的輔助手段。
後一種情況是以向本國腹地退卻和間接還擊方式為前提的，我們在本篇第八章和第二十四章已經談過。
因此我們在這裡隻簡單地談談會戰失敗後征召國民軍的問題。
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應該認為其命運（也就是其整個存亡）取決于一次會戰（即便它是最具決定性的會戰）。
一個國家戰敗後，通過征召自己新的力量和利用敵人在任何長時間進攻中都自然會受到的削弱，就有可能導緻形勢的轉變，或者它還可能得到外援。
一次會戰的失敗距亡國總還是有段時間的。
就像溺水者抓稻草是本能一樣，當民衆看到自己被沖到深淵的邊上，他們會試圖窮盡一切辦法自救，這是符合精神世界的自然規律的。
不管一個國家與敵人相比是多麼弱小，也不應該省去這些最後的努力，否則人們就不得不說這個國家已經失去了靈魂。
這些努力并不排除簽訂一個代價很大的和約的可能性，從而避免自己徹底滅亡，而這種意圖本身不排除利用媾和采取新的防禦舉措。
這些舉措既不會增加媾和的難度，也不會使和約内容對自己更不利，而是會使媾和更容易，使和約内容對自己更有利。
如果我們期待那些對我國繼續存在感興趣的國家幫助我們，那麼就更有必要采取這些舉措。
因此，如果一個政府在主力會戰失敗後隻想着讓人民迅速上到和平之床去酣睡，并且被嚴重的失望情緒壓倒，從而失去發動一切力量的勇氣和願望，那麼無論如何它都是出于軟弱而犯下了不能堅持到底的大錯，并且表明這個政府是不配獲得勝利的，而且也許正因為如此，這個政府根本就沒有能力去赢得勝利。
因此，無論一個國家遭受的失敗是多麼确切，還是應該利用部隊向本國腹地的退卻來帶動要塞和民衆武裝發揮作用。
在這方面，如果主戰區的兩翼受到山地或其他非常險要的地帶的限制，那麼這就非常有利于發揮這種作用，因為這些山地和險要地帶像棱堡一樣突出出來，進攻者不得不經受防禦者從這裡發起的戰略翼側打擊。
如果進攻者正在對多地進行圍攻，如果他為建立自己的交通線而到處留下大規模的守備部隊，甚或為使自己能夠有更大的行動空間和維持相鄰地區的秩序而派出了多支部隊，如果有生的和無生的戰鬥手段的種種損失已經使進攻者受到削弱，那麼防禦者這時就應重新投入戰鬥，通過恰當的打擊來撼動處于困境中的進攻者。
*** [1]托爾馬索夫（AlexanderPetrovichTormasov，1752&mdash1819），伯爵，俄國騎兵将軍。
1812年任俄西線第3軍團（預備軍團）司令，1814&mdash1818年任莫斯科城防司令。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二十七章 戰區防禦 我們以上已經探讨了那些最重要的防禦手段，也許可以到此為止了。
至于這些手段如何與整個防禦計劃結合，可以放到最後一篇[1]讨論戰争計劃時再談。
這是因為不僅每一個從屬于戰争計劃的進攻和防禦計劃都要以戰争計劃為基礎，并根據戰争計劃來确定其主要輪廓，而且在很多情況下，戰争計劃本身無非就是在最主要的戰區實施進攻和防禦的計劃。
盡管與任何地方比較起來，在戰争中，部分更取決于整體，更滲透着整體的特點，更是因整體的特點而出現大的變化，但是我們還是不能從戰争的整體開始研究，而是不得不先把各個問題當成彼此分開的部分來研究，以便更清楚地認識它們。
如果不是先研究簡單的再研究複雜的，我們就會被大量不确切的概念制服，特别是戰争中各種各樣的相互作用經常會使我們的概念混亂。
因此我們想先向整體再接近一步，也就是說，我們想專門考察一下戰區防禦，尋找貫穿前述問題的主線。
根據我們的看法，防禦無非是鬥争的更有力的形式。
保存自己的軍隊，消滅敵軍，一句話，勝利是這一鬥争的目标，當然它不是最終的目的。
保全本國和打垮敵國是戰争的最終目的，用一句話來說就是：締結自己想要的和約是最終目的，因為雙方的這一沖突在和約中得以平衡并以一個共同的結果（該和約）而告終。
從戰争的角度來看，敵國是什麼呢？首先是它的軍隊，其次是它的國土。
當然還有很多在具體情況下可能具有突出重要性的其他事物，其中主要是外部的和内部的政治關系，它們有時比其他一切事物更具決定作用。
即使敵國的軍隊和國土并非國家本身，而且也沒有包括國家可能與戰争有關的一切方面，但是軍隊和國土永遠是主要的，就其重要性來說往往大幅超過其他所有方面。
軍隊應保衛本國的國土，占領敵國的國土，國土則使軍隊不斷得到給養和補充。
兩者是相互依存和相輔相成的，它們都是重要的，但是在它們的相互關系中還是有區别的：如果軍隊被消滅了，也就是說被打垮了，不能繼續抵抗了，國土自然也就喪失了，但是反過來，國土被占領了，軍隊不一定被消滅，因為可能是軍隊主動地讓出部分國土的，以便之後更容易地奪回它們。
的确，不僅軍隊被徹底打垮會決定國土的命運，軍隊每次受到較大的削弱也會導緻國土損失。
相反，每次國土的較大損失并不一定導緻軍隊受到較大的削弱（當然，時間久了也會導緻軍隊受到較大的削弱，但在決定戰争勝負的這段時間内不會總是這樣）。
由此可見，保存自己的軍隊和消滅敵軍總是比占有國土更重要，也就是說，統帥應該首先努力做到的是保存自己的軍隊和消滅敵軍；隻有用這一手段不能完全達到目的時，占有國土才可以作為目的而居于首位。
假如敵人的全部兵力集中成一支部隊，假如整個戰争由一場戰鬥組成，那麼能否占有國土就取決于這場戰鬥的結局；能否消滅敵軍、征服敵國和保全本國就取決于這場戰鬥，某種程度上與這場戰鬥的結局是一回事。
現在的問題是：是什麼會首先促使防禦者偏離這種最簡單的作戰形式而去分兵？回答是：他集中兵力有可能取得的勝利對他來說還不夠。
每個勝利都有它的影響範圍。
如果這一影響範圍涵蓋了整個敵國，即涵蓋了全部敵軍和敵國領土，也就是說，它們的所有部分都被我們壓向敵人核心力量的同一運動卷走，那麼這樣的勝利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這時我們就沒有充分的理由分兵。
但是如果我們的勝利對敵軍的某些部分和雙方國土的某些部分不再有影響，那麼我們就必須特别注意這些部分。
由于我們不能像集結部隊一樣把國土集中到一個點上，因此我們為保衛這部分國土就不得不分兵。
隻有在領土形狀近似圓形的小國家裡，才有可能和很有可能對部隊進行這樣的集中，以至于一切都取決于這支部隊的勝利。
在敵國有大片領土與我們接壤，或者甚至幾個環繞我們的國家結成同盟反對我們的情況下，我們的軍隊實際上完全不可能進行這樣的集中，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就必然要分兵，從而也就出現不同的戰區。
一次勝利的影響範圍自然取決于這次勝利的大小，而勝利的大小取決于被戰勝部隊的人數，因此對敵人集中兵力最多的那個部分進行打擊并成功時，其影響最廣；我們用于這一打擊的兵力越多，就越有把握取得這一成功。
這一系列自然形成的概念使我們聯想到力學上重心的特點和作用。
通過這一畫面，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确定這些概念。
正如物體的重心總是位于質量聚集最多的地方，針對物體重心的打擊是最有效的，而最有力的打擊又總是由力量的重心發出的，在戰争中也是如此。
作戰的每一方（無論是一個單獨的國家，還是多個國家的聯盟）的軍隊都有一定程度的一緻性，通過這種一緻性，軍隊之間有了聯系；而有聯系的地方就有與重心類似的東西。
因此在這些軍隊中有某些重點，這些重點的運動和方向決定着其他的點，這些重點就是軍隊最集中的地方。
而正如在無生命的物質世界中針對各部分聯系的重心的作用是有其尺度和界限的一樣，在戰争中也是如此。
在物質世界和戰争中，一次打擊的力量很容易大于抵抗所能承受的力量，從而出現撲空和浪費力量的問題。
在一面旗幟下根據一位統帥的個人命令進入會戰的部隊，它們之間的聯系與一支延展50或100普裡，甚或基地完全朝着不同方向的聯軍部隊之間的聯系是多麼不同啊！前者之間的聯系可以說是最緊密的，最容易形成一緻；後者之間的聯系距一緻性很遠，往往隻是在共同的政治意圖中還有一緻性，而且也隻是不充分和不完美的，各部分之間的聯系大多很松弛，往往是不存在的。
如果說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一方面可以讓我們的打擊有力；那麼另一方面，我們不得不擔心任何的過分集中兵力确實是一種不利，因為過分集中兵力會造成兵力浪費，而兵力浪費又會使其他點上兵力不足。
因此，識别敵軍中的這種重心[2]和判定它的影響範圍是戰略判斷的一項主要活動。
也就是說人們必須經常考慮雙方軍隊中一個部分的進退對其餘部分會産生什麼影響。
我們絕不是認為在此發明了一個新的方法，我們隻是以各個時期和統帥們沿用的方法為基礎提出了一些觀點。
這些觀點應更清楚地說明這些方法與事物本質之間的聯系。
至于有關敵軍重心的這一概念是如何在整個戰争計劃中起作用的，我們将在最後一篇裡考察，因為這個問題本來就是屬于戰争計劃的範疇。
我們現在先借用一下這個概念，隻是為避免我們在列舉一系列觀點時出現遺漏。
我們從上述考察中看到，分兵究竟是什麼決定的。
實際上，這裡存在着兩個相互對立的利益：一個是占有國土，它要求分兵；另一個是打擊敵軍的重心，它又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兵力。
這樣就出現了戰區或各部隊的行動區域。
它們對國土和上面的部隊進行區域劃定，以至該區域内主力發起的每次決戰都直接地涉及整體，并使整體随主力運動的方向而動。
我們之所以說&ldquo直接地&rdquo，是因為一個戰區的勝負自然也會對相鄰戰區有或多或少的影響。
我們在這裡與在其他地方一樣，在我們的定義中隻觸及某些概念的中心點，我們不想也無法為這些概念劃出明确的界限。
盡管這又是事物的本性決定的，但我們還是必須明确地再次提醒。
因此我們認為，一個戰區（無論其範圍大小）和該戰區内的部隊（無論其規模大小）是一個可以歸結為一個重心的單位；勝負就應該在這個重心上決出；防禦者在這一戰區成為勝利者，從廣義上說就是成功的戰區防禦。
*** [1]1792年7月28日，布倫瑞克公爵率普奧聯軍主力自科布倫茨沿摩澤爾河攻入法國，9月2日占領凡爾登要塞，20日抵達瓦爾米。
軍隊此時已非常疲憊，地形又不利，法軍則鬥志激昂。
經炮戰後，聯軍隻得退回科布倫茨。
&mdash&mdash譯者注 [2]指民衆武裝和敵軍。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二十八章 戰區防禦（續一） 防禦是由兩個不同的要素組成的，即決戰和等待。
本章要讨論的就是這兩個要素的結合。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雖然等待狀态不是已經結束了的防禦，但它畢竟是防禦向其目标進發所經過的一個區域。
隻要一支部隊沒有離開交由它負責的地段，進攻所引起的雙方的緊張狀态就一直持續。
隻有決出了勝負，才會帶來平靜；隻有當進攻者或防禦者離開戰區，才能認為勝負已經決出（不管是怎樣的一種勝負）。
隻要一支部隊在它所在的地區堅守，這一地區的防禦就還在繼續。
從這個意義上講，戰區防禦與在其中的這一地區進行防禦是一回事。
敵人是否一時攻占了這個戰區内或多或少的土地，在此是無關緊要的，因為這些隻是&ldquo借&rdquo給敵人的。
我們想通過上述觀點來确定等待狀态與整個防禦的正确關系，但是隻有在确實應進行一場決戰以及雙方都認為決戰不可避免時，這種觀點才是正确的，因為雙方軍隊的重心和這些重心所在的戰區隻有通過這一決戰才是有效的東西。
決戰的想法一旦消失，重心也就失去了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整個軍隊也就失去了作用。
這時構成整個戰區概念的第二個要素&mdash&mdash占有國土，就成為目的而直接躍居首位。
換句話說，雙方在一場戰争中越是不尋求決定性的打擊，戰争越是一種純粹的相互監視，那麼占有國土就越變得重要，防禦者就越追求直接保護所有地區，進攻者就越追求在推進中擴大占領的地區。
毋庸諱言，絕大部分戰争和戰局與其說是接近于生死存亡的鬥争（至少有一方力求決戰的鬥争），還不如說是更接近于純粹的監視狀态。
隻有19世紀的戰争才在極大程度上具有前一種特點，以至人們在這些戰争中可以運用根據這種特點建立起來的理論。
但是由于很難設想未來所有的戰争都具有這種特點，而更可預計的是，未來多數戰争将再次傾向于具有相互監視的特點，因此一個理論要想對現實有用，就必須考慮到這一點。
為此我們将首先考察由決戰意圖貫穿和指導的整個軍事行動，即發生真正的（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表達的話）、絕對的戰争的情況，然後在另一章[1]再考察由于多少接近于監視狀态而産生了變化的戰争。
在第一種情況下（是防禦者不得不等待進攻者發起決戰，還是防禦者自己尋求決戰，在此對防禦者來說是一樣的），戰區防禦的實質在于防禦者以一種随時可以發起有利決戰的方式在該戰區堅守。
這一勝負可能是通過一次會戰決出，可能是通過一系列其他大規模的戰鬥決出，但也可能是通過雙方軍隊的部署所形成的純粹的态勢（可能發生的戰鬥）決出。
即使假設會戰不像我們認為的、以前借很多機會已經指出的那樣是最主要、最常用，以及最有效的決定勝負的手段，但它畢竟是決定勝負的手段之一，足以要求隻要情況允許就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
戰區中的一次主力會戰是重心對重心的打擊；我們在自己重心上能夠集中的兵力越多，取得的效果就越有把握和越大。
因此任何部分使用兵力的做法，如果不是為特别的目的（這個目的要麼即使是通過一次獲勝的會戰也是達不到的，要麼是會戰勝利本身的一個條件），都是不可取的。
然而不僅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是一個基本條件，一個使部隊能在足夠有利的條件下進行會戰的部署和位置也是一個基本條件。
我們在《抵抗的方式》一章裡了解到防禦有不同的層次，它們與上述基本條件是完全可以類比的，因此根據具體情況的需要把這些基本條件與它們聯系起來并不困難。
但是有一點初看上去似乎是自相矛盾的。
由于它是防禦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因此我們就更有必要加以闡明，這就是如何擊中敵人的重心。
如果防禦者及時得知敵人将沿哪些大路推進，在哪條大路上肯定能遇上敵軍的核心，那麼他就可以沿這條大路去迎擊敵人。
這種情況成為一種常見的情況，因為即使由于防禦者在采取一般舉措、設置堅固要塞和大的武器庫以及确定軍隊的平時員額等方面先于進攻者，從而成為進攻者行動的依據，但是在行動真正開始時，相對于正在進入戰場的進攻者來說，防禦者已經擁有其特有的後發制人的優勢。
要想以一支較大的部隊進入敵國，就必須進行大量的準備工作，例如儲備食品和武器裝備等。
這些準備工作持續的時間足以讓防禦者有時間采取對策。
同時人們應該看到，防禦者所需
如果有一個地區，不占領它，人們就不敢進入敵國，那麼該地區當然有理由被稱為國土的鎖鑰。
不過這一簡單但内容不很豐富的概念沒有讓理論家們感到滿足，于是他們把它的含義擴大了，把國土的鎖鑰這一概念想象為決定是否能占有整個國土的地點。
如果俄國人想要進入克裡米亞半島，那麼他們首先必須控制彼列科普[2]及其防線，這并不是為了取得入口（因為拉齊[3]在1737年和1738年曾兩度繞過這些防線[4]），而是為了更有把握地占據克裡米亞半島。
這是很簡單的一個例子，但是人們在這裡通過鎖鑰這個概念也說明不了多少問題。
然而如果人們可以說：誰占有了朗格勒[5]地區，誰就占有或者控制了直到巴黎的法國國土，也就是說，是否占領直到巴黎的法國國土完全取決于是否占有朗格勒地區，那麼這顯然完全是重要得多的另一件事了。
按照前一種思維方式，如果不占領我們稱為鎖鑰的地點，就無法設想占領一個國家，這是隻要有普通常識就可以理解的。
而按照第二種思維方式，如果我們占有了一個地點，但并未由此而占領了整個國家，那麼我們事先就不應去占領這個欲稱之為鎖鑰的地點，這顯然是不可思議的。
普通常識已不足以理解這種看法，而是需要秘密科學的魔法了。
在大約50年前，這種難以理解的神秘教義确實在一些書本裡出現過，到18世紀末發展到了頂點。
雖然拿破侖引領下的戰争史以壓倒性的力量明确而堅定地掃除了對這種看法的迷信，但是我們看到，這種難以理解的神秘教義仍然在一些書本中頑固地存在着。
如果抛開我們所理解的關鍵點的概念，那麼很明顯，任何國家總有一些特别重要的點，有很多道路彙合到那裡，在那裡便于調集給養，從那裡便于向各個方向運動，簡單地說，占領了這些點就可以滿足一些需要，得到一些好處。
如果統帥們想用一個詞來表示這樣一個點的重要性，從而把它稱作國土的鎖鑰，那麼似乎隻有書呆子才會對此加以反對，我們認為用這個詞比喻這樣的點是很合适的，是很令人滿意的。
然而，如果有人想把這朵純粹的語言修辭上的小花變成一粒種子，欲讓它發展成像一棵大樹那樣有衆多枝幹的系統的理論，那麼理智健全的人就不得不追溯一下這種表述的真正價值了。
統帥們在談論他們的軍事行動時，在他們的記述中使用&ldquo國土的鎖鑰&rdquo這一概念是實用的，但其含義自然是很不确切的。
如果人們要把這一概念發展成為一種系統理論，想必會過渡到一個更明确的，但同時也更片面的概念。
人們從所有與這個概念有關的内容中選擇了&ldquo較高地帶&rdquo這一内容。
如果人們沿着一條穿過山脊的道路抵達了最高點，然後開始下行，那真是要謝天謝地。
對單個行人尚且如此，對一支大部隊來說更是如此。
這時，一切困難似乎都已經被克服，在大多數情況下也的确是這樣。
下行是件容易的事，這時人們會覺得比任何企圖阻擋自己的人都占優勢，可以一覽無餘地看到前面的整個地區，可以先用目視控制整個地區。
因此一條通過山嶺的道路的最高點經常被看作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地點，在大多數情況下也的确是這樣，但并非在所有情況下都是如此。
因此統帥們在記述曆史時常常把這樣的地點稱為關鍵點，當然他們又是從少許變化了的意義上，而且大多是從狹隘的角度這樣稱呼的。
有一種錯誤的理論就是主要以這種看法為基礎的（勞埃德[6]也許可以說是這種理論的創始人），它把下行至欲進入國家的多條道路的多個起始高點看作這個國家的關鍵點，看作控制這個國家的點。
這種看法很自然地與一個與它相近的概念（系統的山地防禦）融為一體，使問題變得更加玄虛，因為又摻進一些山地防禦中起很重要作用的戰術要素，很快就離開山地道路的最高點這個概念，而幹脆把整個山系的最高點（分水點）看作國家的&ldquo鎖鑰&rdquo。
由于在那個時期，即18世紀的下半葉，恰好正流行着一種比較明确的看法，認為地球表面是沖刷形成的，于是這一地質學理論體系中的自然科學就向戰史伸出了援手，使現實真理的每個堤壩都潰決了，當時的各種論斷都飄浮在與地質學類比的虛幻理論體系中。
因此，人們在18世紀末聽到（或者更确切地說是讀到）的，除了萊茵河和多瑙河的源頭有多麼重要以外，就沒有别的東西了。
當然，這種胡鬧大多隻是出現在書本裡，而書本上的知識能夠進入現實世界的永遠隻是小部分，而且理論越荒謬，進入現實世界的就越少，但是我們談到的這種理論對德意志并非沒有産生過有害于行動的影響，因此我們并不是無的放矢。
為了證實這一點，我們提請注意兩個事件。
一是1793年和1794年普魯士軍隊在孚日山脈的兩次重要戰局。
這兩次戰局都受了格拉韋特和馬森巴赫[7]書本的影響，因此學究氣很重[8]。
二是1814年戰局，當時一支20萬人的大部隊盲目地遵循這種理論，通過瑞士開赴朗格勒[9]。
一個地區的較高點即使是所有河流的發源地，大多也不過是一個高的點而已。
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人們所寫的有關這種高地對戰事影響的所有内容，由于誇大和錯誤地使用了這個本身正确的概念，從而完全成為荒誕無稽的東西。
一座山即使是萊茵河、多瑙河以及德意志所有六大河流共同的發源地，除了在它上面設置一個三角标記外，不會有更多的軍事價值。
要在這座山上設置烽火信号已經是不大适宜，部署一支騎哨部隊就更不合适了，而要部署一支大部隊，則更是件根本行不通的事。
因此，在所謂的關鍵地區（不同支脈的共同的發端地和河流的最高發源地）尋找一個國家的關鍵陣地，純粹是紙上的空談，與大自然本身是相違背的。
大自然并未像迄今所謂的地形學所說的那樣，讓山脊和谷地自上而下便于通行，而是随意地向四外散布山峰和溝壑，而且極高的群山環繞極低水位湖泊的情況并不少見。
人們隻要看一看戰史就會知道，某一地區地質學上的最高點在軍事上所起的作用通常是很小的，而其他地形條件和部隊的其他要求比它重要得多，以至人們構築的陣地防線往往在最高點的側面通過而沒有必要去依托這個最高點。
我們之所以用這麼長的篇幅來談這個錯誤的觀點，是因為有一個十分妄自尊大的理論體系是與之相關聯的，現在我們離開這一錯誤觀點，再回到我們的觀點。
我們認為，如果一定要在戰略範圍内找到一個與關鍵陣地這個名詞相符合的獨立概念，那麼它隻能是不加以占領就不敢進入敵國的地區。
但是如果人們想用這個名詞來稱呼任何一個便于進入敵國的入口，或者這個國家中的任何一個便于接近的中心點，那麼它就失去了原來的含義，也就失去了原來的價值，等于是在描述某種程度上到處都能找到的東西。
這樣，它就成了一個隻是讓人高興的華麗辭藻。
我們所說的關鍵陣地當然是很少的。
多數情況下，打開一個國家門戶最好的鑰匙就是消滅敵軍；隻有具備特别有利的條件時，地形的概念才可能比軍隊的概念更重要。
我們認為，這種特别有利的條件包括下列兩種情況：第一，部署在這個地點的部隊借助地形能夠進行強有力的戰術抵抗；第二，這種陣地可以在敵人有效威脅我方交通線以前，有效地威脅敵交通線。
*** [1]指弗裡德裡希二世。
&mdash&mdash譯者注 [2]1793年10月10日，上萊茵地區的奧普聯軍由奧地利的武姆澤指揮，在孚日山脈中的魏森堡一帶擊退法軍，之後自萊茵河左岸的德魯森海姆至魏森堡，構築了37個哨所，形成長達50公裡的哨所線，以保護其越冬營地。
12月底，法軍反攻，在這條哨所線上突破一點後，導緻整個哨所線瓦解，聯軍被迫放棄剛攻占不久的地區，退守萊茵河右岸。
&mdash&mdash譯者注 [3]指人們經常将&ldquo國土的關鍵地區&rdquo比喻成&ldquo鎖鑰&rdquo。
&mdash&mdash譯者注 [4]彼列科普（Perekop），位于彼列科普地峽上的一個城市。
俄土戰争（1736&mdash1739）期間，俄國元帥拉齊為控制克裡米亞半島曾占領該城。
&mdash&mdash譯者注 [5]拉齊（PetervonLacy，1678&mdash1751），伯爵，愛爾蘭裔俄國元帥。
早年在愛爾蘭軍隊任職，後在法國、奧地利、意大利和俄國軍中任職。
一生參加過31個戰局、18場會戰和18次圍攻戰。
是七年戰争期間奧地利元帥拉齊（FranzvonLacy，1725&mdash1801）之父。
&mdash&mdash譯者注 [6]1737年7月，俄軍統帥拉齊率一支約4萬人的部隊由亞速海和頓河攻入克裡米亞半島；1738年7月，拉齊渡過錫瓦什湖後，沿阿拉巴特沙嘴進入克裡米亞半島。
&mdash&mdash譯者注 [7]朗格勒（Langres），今法國上馬恩省南部一小城，位于朗格勒高原上。
該高原是法國多條重要河流的發源地，如塞納河、馬恩河、奧布河等。
&mdash&mdash譯者注 [8]勞埃德（HenryHumphreyEvansLloyd，1720？&mdash1783），英國軍事理論家。
七年戰争期間曾先後在法國、奧地利、普魯士軍隊任職，七年戰争結束後到俄軍任職，晉升将軍。
著有《七年戰争史》《軍事回憶錄》等。
&mdash&mdash譯者注 [9]馬森巴赫（ChristianvonMassenbach，1758&mdash1827），男爵，普魯士上校，軍事著作家。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二十四章 翼側行動 我們也許不用特别說明：在這裡談的是戰略翼側，也就是戰區的側面。
至于會戰中從側面發起的進攻（戰術上的翼側行動），則與這裡談的問題毫無關系。
甚至當戰略上的翼側行動在它的最後階段與戰術上的翼側行動合二為一時，我們還是可以把二者明顯地區分開，因為它們其中的一個從來就不是另一個的必然結果。
這種翼側行動以及與之有關的翼側陣地也是人們在理論上用以炫耀的東西，但是在戰争中很少起到作用。
這并不是因為這種手段本身不能産生效果或者是被空想出來的，而是因為敵對雙方通常都竭力防止受到這種威脅。
無法預防對方翼側行動的情況是很少的。
然而就在這無法預防對方翼側行動的很少的情況下，這個手段往往能表現出巨大的效果。
由于這種手段能夠産生這種效果，以及它在戰争中常讓人産生顧慮，因此在理論上對這種手段有一個明确的看法是很重要的。
盡管戰略範圍的翼側行動不僅可以用于防禦，而且同樣可以用于進攻，但是它畢竟與防禦更接近，因此它是一種防禦手段。
在深入探讨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必須提出一個簡單的原則，然後在考察時從不忽略它，這就是：受命在敵背後和側面行動的部隊不能在敵人的前面對其采取行動；無論是在戰略上還是在戰術上，如果認為開赴敵後本身就已經有什麼價值，那就是一種完全錯誤的觀點。
開赴敵後這種行動本身還什麼都不是，隻有當它與其他情況聯系在一起時，才能根據這些情況的不同成為有利的或不利的行動。
現在我們就主要來探讨一下這些情況。
首先，我們必須把針對戰略翼側的行動區别為兩種，一種是僅僅對交通線采取的行動，另一種是對退卻線采取的行動（也可能同時對交通線采取行動）。
當道恩1758年派出襲擾部隊去攔截前往圍攻奧爾米茨的普魯士運輸隊時，顯然是無意阻止國王[1]向西裡西亞退卻，而是希望由此促使國王向那裡退卻，而且他會樂于為國王讓路[2]。
在1812年戰局中，俄軍主力在9、10兩個月派出的所有襲擾部隊隻有中斷敵交通線的意圖，并沒有阻止敵退卻的意圖，而契恰戈夫[3]指揮摩爾達維亞軍團向别列津納河[4]推進，以及維特根施坦将軍奉命向道加瓦河[5]畔的法軍發起進攻，則顯然都是為了阻止敵退卻。
我們舉出這些例子隻是為了把有關觀點說清楚。
對交通線采取行動就是襲擊敵運輸隊、小股的後續部隊、信使、個别來往的人員以及小型倉庫等，也就是以敵軍維持戰鬥力和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作為襲擊的目标。
這些行動應以這種方式削弱敵軍，從而迫使敵軍退卻。
對敵人退卻線采取行動的目的在于切斷敵軍的退路，因此隻有當對手确實決定退卻時，這種行動才能夠達到目的。
當然這種行動如果使敵人感到面臨危險，也能促使敵退卻。
因此，對敵退卻線進行佯動也可以獲得對敵交通線采取行動那樣的效果。
不過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所有這些行動不能單靠迂回和兵力部署的幾何形狀産生效果。
隻有具備了相關的條件，這些行動才能産生效果。
為了更清楚地了解這些條件，我們把這兩種翼側行動完全分開來研究。
首先研究對交通線的行動。
在這裡首先提出兩個主要條件。
要對敵交通線采取行動，必須具備這兩個條件中的一個。
第一個主要條件是：對敵交通線的行動不需要很大的兵力，抽出這些兵力對自己的正面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第二個主要條件是：敵人已經處于其進攻路程的末端，已經沒有能力再利用對我軍的新的勝利，或者說，如果我軍退避，敵軍已經沒有能力進行追擊。
我們暫且把後一個主要條件放一放（這一條件絕不像初看上去那樣少見），先研究與第一個主要條件有關的一些條件。
這些條件是：第一，敵交通線有一定的長度，無法再僅由幾支精良的哨所守軍保護它；第二，從位置上看，敵交通線暴露在我軍的威脅之下。
敵交通線暴露的情況可能有兩種，一種是他的交通線的走向不是垂直于其部署的正面，另一種是他的交通線在我們的領土上通過。
如果這兩種情況結合在一起，那麼其暴露的程度就更大。
對這兩種情況，人們都需要做進一步的分析。
有人會認為，如果進攻者要保護的是一條40或50普裡長的交通線，那麼在這條交通線末端的部隊與交通線的位置是斜向還是垂直，就不是什麼重要的問題了，因為部隊展開的寬度對這條交通線說來幾乎隻是一個點，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在進攻者的交通線垂直于其部隊的情況下，防禦者即使兵力占顯著優勢，其從大部隊派出的襲擾部隊也難切斷進攻者的交通線。
隻要人們想到進攻者難以對某一地區進行絕對的保護，那麼人們就不會相信能出現這種防禦者難以切斷進攻者交通線的情況，而會認為對進攻者來說，要在其背後（其後面的地區）抵禦優勢之敵所能夠派出的全部小股部隊，一定是很困難的。
當然如果人們在戰争中能像面對白紙黑字那樣洞察一切就好了！那樣的話，進攻者負責保護交通線的部隊在某種程度上就會像盲人一樣，不知道襲擾部隊将在哪些地點出現，而襲擾部隊卻能看見一切。
但是如果人們考慮到戰争中的一切情報既不可靠又不完整，而且敵對雙方都是不斷地在暗中摸索，那麼就會知道，繞過敵軍兩翼到敵人背後去的襲擾部隊就像一個人在黑暗的房間裡與很多人打架一樣，時間久了就一定會走向毀滅。
因此，當敵軍的陣地垂直于其交通線時，對這一陣地進行迂回的部隊（在敵軍附近而與自己的大部隊完全分開的部隊）時間久了也一定會走向毀滅。
這樣，防禦者不僅有損失很多兵力的危險，而且大部隊本身也很快會失去鋒芒。
進行迂回的小股部隊中隻要有一個遭到不幸，其餘的就會喪失勇氣和信心，于是人們看到的不是勇敢的襲擊和大膽的戲弄敵人，而隻是不斷逃竄的場面。
由于對手有上述困難，因此，如果部隊的部署正面垂直于其交通線，部隊就能夠保護距自己最近的一段交通線。
根據部隊兵力的大小，這段距離可達2～3日行程。
這段交通線也是最容易受到威脅的，因為它距敵軍也最近。
相反，如果部隊的部署明顯地與其交通線相傾斜，那麼距部隊最近的這一段交通線就無法得到安全保障。
即使對手施加最小的壓力，進行一次威脅最小的進攻嘗試，也會立即擊中它的要害。
如果部隊的部署正面無法垂直于交通線，那麼此時是什麼因素決定部署正面的設置呢？是對手的正面。
但是人們同樣可以設想，對手的正面又是根據我軍的正面決定的。
于是這裡出現了一種相互作用，我們必須探尋這種相互作用的起點。
我們設想進攻者的交通線為ab，防禦者的交通線為cd，并設想ab對cd的位置使兩線之間形成一個較大的角度，那麼很明顯，防禦者若在兩線的交點e處部署部隊，那麼進攻者從b出發，憑純粹的幾何關系就能迫使防禦者采取面向自己的正面，從而使防禦者暴露其交通線。
而如果防禦者在交點的這一邊（例如大緻在d點）部署部隊，情況就會相反。
這時，進攻者就不得不将正面朝向防禦者，前提是進攻者的行動線[6]受到地理條件的更多限制，無法随意改變其位置（例如改成ad方向）。
由此可見，防禦者在這一系列的相互作用中占了有利的先機，因為他隻需在兩線交點的這邊進入陣地。
不過我們再次考察這個幾何要素，遠非由于過分重視它，而隻是為了把問題完全弄清楚。
我們更确信，當地的尤其是那些具體的情況對防禦者的部署起着更大的決定性作用，因此要籠統地說明雙方中的哪一方會更多地暴露其交通線，是根本辦不到的。
如果雙方交通線的方向是相同的，那麼斜對其交通線部署的一方當然會迫使另一方也這樣，但在幾何要素上是得不到任何更多好處的，因為雙方得到的利弊是相同的。
因此我們在接下來的考察中隻以單方面暴露交通線的情況作為根據。
一條交通線的第二個不利因素是，如果它在敵國國土上通過。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敵國的民衆已經拿起武器，就不得不認為敵人已經沿我們整個交通線部署了部隊，如此一來，交通線暴露到什麼程度也就很清楚了。
敵方的這些民衆力量本身雖然很薄弱，既不集中，也沒有強大的實力，但是我們要考慮到，在我方漫長的交通線上，敵方這些民衆力量一個挨一個，與他們接觸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這一點是無須進一步分析的。
此外，即使敵國的民衆沒有拿起武器，而且這個國家沒有後備軍和其他軍事組織等有利條件，甚至民衆非常缺乏尚武精神，但僅是他們與敵國政府的臣屬關系，就會對另一方的交通線非常不利。
敵軍一支小的襲擾部隊很容易與民衆取得聯系，他們熟悉當地的地形和人，能獲得各種情報，并得到地方當局的支持。
這些有利條件對小股部隊的小規模行動是有決定性價值的，而且這些支持無須特别費力就可以傳遞到任何一支這樣的小部隊。
同時，在一定的距離内總會有要塞、江河、山地或其他庇護地，隻要我們沒有正式占領這些地方并在那裡部署守軍，這些地方就永遠是屬于對手的。
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是其他有利于防禦者的條件同時存在時，進攻者的交通線即使垂直于其部署正面，防禦者還是有可能對其交通線采取行動，因為防禦者的襲擾部隊無須每次行動後總是返回大部隊，而是隻要躲入本國就能得到足夠的保護。
由此可知，一支部隊的交通線在面臨下列三種主要情況時可能被敵方相對小的兵力切斷： 1.交通線較長； 2.交通線斜對部隊正面； 3.交通線通過敵國國土。
最後，要想使敵交通線中斷後産生效果，還需要有第四個條件，就是要使敵交通線中斷一段時間。
關于這一點的理由，請參閱第五篇第十五章裡叙述過的有關内容。
但是，這四個條件僅僅是概括了這個問題的主要方面，與這四個條件相關的還有很多當地的和具體的條件，而這些條件往往比幾個主要條件本身更重要，所起的作用也更大。
為了使人們能夠注意這些具體條件中最主要的，我們僅列舉道路的狀況，道路經過地區的特點，可以用作道路保護手段的江河、山脈和沼澤地，季節和氣候，個别運輸隊的重要性（例如運送攻城辎重的運輸隊），輕裝部隊的數量，等等。
因此，一位統帥能否有效地威脅其對手的交通線，取決于所有上述這些條件。
把所有這些條件對雙方的影響做一個比較，就可以知道雙方交通線狀況的優劣。
雙方統帥中哪一位能在交通線方面勝過對方，就取決于這種狀況對比的結果。
在這裡論述起來極為煩瑣的問題，在具體情況下往往一眼就可以決定。
當然，要做到這樣還需要有娴熟的判斷力。
有些進行評論的著作家認為，無須說明什麼具體理由，僅用迂回和翼側行動這些詞彙就能說明一些問題。
為了知道如何反駁他們這種常見的愚蠢看法，我們必須考慮到以上闡述的所有問題。
現在我們來談談戰略翼側行動所需要的第二個主要條件。
如果敵軍停止繼續推進不是由于我軍抵抗，而是由于任何一個其他原因（不管是什麼原因），那麼我軍也就不必再擔心派出較多部隊會削弱自己的力量，因為即使敵軍真的想通過進攻來對我們派出較多部隊進行懲罰，我們隻要避開它就可以了。
1812年俄軍主力在莫斯科附近的情況就是這樣。
不過要形成這種情況，并不一定要有1812年戰局中那樣大的空間和兵力。
在前兩次西裡西亞戰争中，弗裡德裡希大帝在波希米亞或摩拉維亞的邊境每次都遇到這種情況[7]。
在統帥們及其部隊遇到的複雜情況中，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會使他們不能繼續前進，其中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由于我方在這種情況下用于翼側行動的兵力可以大些，因此有關翼側行動的其他條件就不需要特别有利，甚至我方交通線與敵方交通線的狀況對比也不一定要對我方有利，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敵人從我們的繼續退卻中得不到特别的好處，不易對我們進行報複，而是更多地要考慮對其自己的退卻進行直接的保護。
因此，當人們不想通過會戰（因為人們認為會戰過于冒險），而是想通過一種手段取得雖不如一次勝利那樣成功和輝煌但危險較小的效果時，這種情況是非常合适的。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由于進入一個翼側陣地而暴露了自己的交通線，也不會有大的危險，而且進入一個翼側陣地每次都可以迫使對手斜對其交通線進行部署，因此上述列舉切斷敵交通線四個條件中的這個條件是不難具備的。
其他有利情況越是共同起作用，翼側行動這一手段就越能取得成功；而其他有利情況越少，就越要依靠高超的指揮技巧和迅速準确的行動。
這裡是實施戰略機動的真正場所。
七年戰争期間在西裡西亞和薩克森，以及在1760年和1762年戰局中多次出現過這種戰略機動。
這種戰略機動之所以在原始威力偏弱的戰争中頻繁出現，當然并非都是由于某一統帥已經處于其進攻路程末端，而是由于他缺乏果敢、勇氣和進取精神，以及怕擔責任，這些是阻止他前進的真正阻力。
關于這一點，我們隻需回憶一下道恩元帥的例子。
如果我們把上述考察歸納為一個總的結論，那就是：翼側行動在以下情況是最有效的： 1.在防禦中； 2.在戰局臨近結束時； 3.特别是在向國土腹地退卻時； 4.與民衆武裝相結合時。
關于針對交通線實施這一翼側行動，我們隻簡單地說幾句。
這些行動應由精幹的小部隊來實施。
它們可以分成若幹小隊，進行大膽的機動，進攻敵小規模的守備部隊、運輸隊以及來往的小部隊。
它們可以鼓舞國民軍的士氣，并與之會合後進行個别的行動。
這些小部隊主要是數量要多，而戰鬥力不一定要有多強。
組織這些小部隊時應注意做到幾支小部隊集中後，有可能進行較大規模的行動，同時要求各小隊指揮官不能自負和專斷，否則他們将成為行動的障礙。
現在我們還要談一談針對退卻線的行動。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特别注意在本章一開始提出的那個原則：應在敵背後行動的部隊不能用于敵前；對在敵背後或側面采取的行動本身不能視為力量的倍增，而隻能視為力量的使用方式有可能增加；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增加了，但出現危險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任何一種武力抵抗隻要不是直接的和簡單的，就都有一種以自身安全為代價追求效果的趨勢。
從側面采取的行動就是如此，無論是集中兵力采取的，還是分兵從幾面包圍敵人。
但是如果切斷敵軍退路不是單純的佯動，而是認真的行動，那麼隻有進行決定性會戰或者至少創造決定性會戰所必需的一切條件，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辦法。
正是在這種解決問題的辦法中包含着更大的成果和更大的危險這兩個因素。
因此，一位統帥必須有種種有利條件做根據，才有理由采取這種行動。
在研究這種抵抗時，我們必須把前面提到的兩種方式區别開。
第一種是統帥意圖用整個部隊從背後進攻對手，這種進攻要麼是從為此而占據的側面陣地發起，要麼是通過正式迂回敵人發起；第二種是統帥把自己的兵力分為兩個部分，采取包圍的部署，以一部分威脅敵軍的背後，以另一部分威脅敵軍正面。
在上述兩種情況下，效果的提高是相同的。
要麼是确實切斷敵退路，從而俘虜或擊潰敵大部分兵力；要麼是迫使敵軍為防止出現這種危險而大幅後退。
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增加的危險是不同的。
如果我們用全部兵力迂回敵人，那麼此時的危險在于自己的背後暴露了，因此，這時一切都取決于雙方退卻線的對比情況，就像在類似情況下，對敵交通線采取行動時，一切取決于雙方交通線的對比情況一樣。
如果防禦者是在自己國内，那麼他無論是在退卻線上還是在交通線上所受到的限制當然都比進攻者小，因此更有能力進行戰略迂回。
不過，這一總的情況對比還不足以作為能夠有效采取行動的依據，隻有具體場合的總的對比才起決定作用。
我們還能補充的隻有：寬闊的地區自然比狹小的地區能提供更多有利條件；獨立國家比依賴外援的弱國有更多的有利條件，因為後者的部隊首先不得不盯住與援軍會合的地點不放；最後，在戰局臨近結束，進攻者的沖擊力已經衰竭的時候，情況對防禦者最為有利。
所有這些大體上又與對比交通線的情況時一樣。
1812年，當拿破侖的進攻力量衰竭時，俄國人在莫斯科通往卡盧加的道路上進入的翼側陣地就非常有利[8]。
而假如俄國人不夠明智，未在最後時刻改變其計劃，而是在戰局開始時進入德裡薩營壘，那麼他們就會陷入十分糟糕的境地。
另一種抵抗方式（借助于分兵進行迂回和切斷敵退路）帶來的危險是：防禦者的部隊分開，而對手由于占有内線之利，兵力集中在一起，有能力以優勢兵力對我各部隊發起進攻。
因此，防禦者隻有在以下三種情況才能讓部隊不得不處于這種無法消除的不利境地： 1.兵力最初就是分開的，如果不願耗費大量時間來改變這種狀态，就隻得采用這種行動方式； 2.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擁有大的優勢，可以采用有決定作用的抵抗方式； 3.對手已經到了其進攻路程的終點，缺乏沖擊力。
1757年，弗裡德裡希大帝呈向心狀攻入波希米亞。
雖然他的意圖不是把正面進攻與背面戰略進攻結合起來（至少這不是他當時的主要目的，對此我們将在其他地方做更多的說明），但是無論如何有一點是清楚的，即他在攻入波希米亞之前不能在西裡西亞或者薩克森集中兵力，因為這樣就無法做到出敵不意，從而失去出敵不意帶來的所有好處。
聯軍在進行1813年戰局第二階段的部署時[9]，由于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優勢，已經可以考慮以主力進攻拿破侖的右翼（他在易北河畔的部隊），從而把戰區從奧得河移到易北河。
至于說聯軍在德累斯頓附近打得如此糟糕，并不能歸咎于這一總的部署，而是應歸咎于更具體的戰略和戰術部署。
當時聯軍在德累斯頓附近集中了22萬人，對付拿破侖的13萬人，這個兵力對比應該是非常理想的，至少萊比錫會戰的兵力對比（285:157）隻比它稍好。
當然，拿破侖采用了獨特的一條線的防禦方式，過于平均地分配了兵力（在西裡西亞以7萬人對聯軍9萬人，在勃蘭登堡邊區以7萬人對聯軍11萬人），不過如果他不完全放棄西裡西亞，要在易北河地區集中一支能與聯軍主力決戰的部隊，無論如何是非常困難的，而且聯軍還可以讓弗雷德[10]指揮的部隊推進到美因河[11]，以此嘗試一下能否切斷拿破侖通向美因茨[12]的道路。
1812年，俄國人終于可以讓他們的摩爾達維亞軍團開赴沃倫尼亞[13]和立陶宛[14]，以便此後在法軍主力的背後推進[15]，因為莫斯科肯定會成為法軍進攻的頂點，這是無疑的。
在這個戰局中，俄軍對莫斯科以東的領土絲毫不必擔心，因此俄軍主力沒有理由認為自己太弱。
源于富爾[16]将軍的最初的防禦計劃就曾包括相同形式的兵力部署。
根據這個計劃，巴克萊[17]指揮的部隊應進駐德裡薩營壘，巴格拉季翁指揮的部隊則應在法軍主力的背後推進。
但是在戰局初期和後期的情況是多麼不同啊！在戰局初期，法國人是俄國人的三倍，而在戰局後期，俄國人明顯比法國人多；在戰局初期，拿破侖的主力是一支足以打到莫斯科，也就是足以超出德裡薩80普裡的突擊力量，而在戰局後期，它卻無力再超出莫斯科一日行程；在戰局初期，法軍到涅曼河畔的退卻線不超過30普裡，而在戰局後期卻長達112普裡。
同樣是防禦者針對敵軍退卻的行動，在戰局後期表現得如此成功，而如果是在戰局初期，就會是最魯莽的愚蠢行為。
由于對敵退卻線的行動（如果它不僅僅是佯動的話）就是從敵後面發起正式的進攻，因此對此還可以再談一些問題，但是放在《進攻》一篇裡更合适。
我們就到此為止，說明這種抵抗應在哪些條件下進行就可以了。
但是當人們談到對退卻線的行動時，通常考慮更多的是通過佯動而不是真的行動來促使敵人退卻。
如果每個有效的佯動都必須以真正行動的完全可行性為基礎（初看上去這似乎是理所當然的），那麼佯動的所有條件與真正行動的條件就毫無差别了，不過事實并非如此。
我們在《佯動》一章裡将看到，佯動是與其他一些條件結合在一起的。
關于這一點，請參閱那一章[18]。
*** [1]克勞塞維茨在《大難中的普魯士》（PreusseninseinergrossenKatastrophe）一書中曾寫道：&ldquo馬森巴赫非常重視地形知識，也就是說非常重視戰術-戰略和地質學的結合。
1793&mdash1794年戰局就是由這些糟糕的材料構成的。
&rdquo克勞塞維茨在該書另一處寫道：&ldquo格拉韋特是地形學大家，很早就從事地形學的研究，因此他特别推崇在18世紀中葉盛行的新作戰方法（這種作戰方法特别強調軍隊對地形的依賴關系）就不足為奇了。
軍隊防禦山地，山地保護軍隊。
特别是在普魯士軍隊中，當時形成了一種運用地形的高人一頭的見解，把一個科學原則運用到這個戰法中，從而使這種戰法博得了很高的聲譽。
很多有地位的人都受到這個見解的影響。
從此，地區和空間這一要素在作戰中占有了極重要的地位，以至人們往往隻談陣地、道路、翼側、背面和交通線等，而從不提軍隊的數量了。
&rdquo&mdash&mdash編者注 [2]1814年，反法聯盟欲在戰場上以較小代價向拿破侖施壓，迫其做出政治讓步，因此聯軍盡量避免會戰，欲通過翼側行動達到目的。
在這一方針指導下，聯軍分三路向法國進軍。
其中，施瓦岑貝格率領的主力取道上萊茵地區，經瑞士向朗格勒和特魯瓦推進。
&mdash&mdash譯者注 [3]指弗裡德裡希二世。
&mdash&mdash譯者注 [4]1758年，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二世圍攻奧爾米茨要塞時，奧地利統帥道恩于6月30日派出部隊襲擾普軍交通線，截獲普軍的大批辎重。
道恩這一行動的目的并不是切斷弗裡德裡希二世的退路，而是欲迫使他放棄圍攻并退回西裡西亞。
&mdash&mdash譯者注 [5]契恰戈夫（PavelVasilievichChichagov，1767&mdash1849），俄國海軍上将。
在1812年俄法戰争中任俄軍摩爾達維亞軍團司令。
&mdash&mdash譯者注 [6]别列津納河（dieBerezina），第聶伯河的一條支流，長613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7]道加瓦河（dieDüna），也稱西德維納河，流經今俄羅斯、白俄羅斯和拉脫維亞，在裡加灣注入波羅的海，長1020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8]行動線（Operationslinie）是英國軍事理論家勞埃德于18世紀下半葉提出的概念，常指部隊的補給線、交通線，或泛指部隊離開行動基地後的運動路線。
如果部隊的補給或運動依賴唯一一條道路，則沿這條道路形成一條行動線。
在有多條道路可選擇的情況下，行動線也可是一條泛指的線。
行動線有單雙、内外、離心、向心之分。
&mdash&mdash譯者注 [9]1744年8月15日，弗裡德裡希二世率普魯士軍隊攻入波希米亞，9月16日攻克布拉格，随後繼續南進，但這裡土地貧瘠，居民為天主教徒，反對信仰新教的普軍，匈牙利輕騎兵又不斷襲擾，普軍被迫退卻。
1741年秋，普魯士軍隊攻入摩拉維亞，于12月26日占領奧爾米茨，1742年初繼續深入，其輕騎兵甚至抵達維也納附近，但由于給養困難，不斷受到匈牙利輕騎兵的襲擊，薩克森軍隊又有叛離迹象，隻得退出摩拉維亞。
&mdash&mdash譯者注 [10]1812年10月18日，拿破侖開始從莫斯科撤退。
最初準備取道南方的富饒地區，以便就地取得給養，因此向卡盧加方向退卻。
當時俄軍主力部署在莫斯科通往卡盧加的大路以東（其陣地正面與法軍退卻方向平行，故稱翼側陣地）。
24日，法軍在小雅羅斯拉維茨被俄軍擊退，拿破侖隻得仍沿進入俄國時的舊路退卻。
&mdash&mdash譯者注 [11]1813年戰局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4月戰局開始至6月4日簽訂臨時停戰協定，包括呂岑會戰和包岑會戰，戰史上稱為春季戰局；第二階段自8月14日起至1813年年底，包括德累斯頓會戰、萊比錫會戰等，戰史上稱為秋季戰局。
這裡指聯軍的秋季戰局計劃。
&mdash&mdash譯者注 [12]弗雷德（KarlPhilippvonWrede，1767&mdash1838），侯爵，巴伐利亞元帥。
1813年曾率巴伐利亞軍隊參加反法聯盟對拿破侖的戰争。
&mdash&mdash譯者注 [13]美因河（derMain），萊茵河右岸一條支流，在美因茨流入萊茵河，長524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14]美因茨（Mainz），今德國萊茵蘭-普法爾茨州首府，位于萊茵河左岸，美因河流入萊茵河河口附近。
&mdash&mdash譯者注 [15]沃倫尼亞（Wolhynien），曆史地區名，包括今烏克蘭西北部約6.5萬平方公裡的地區。
&mdash&mdash譯者注 [16]立陶宛（Litauen），今北歐一國家，面臨波羅的海。
曆史上曾為侯國、王國。
&mdash&mdash譯者注 [17]1812年7月，俄國與土耳其簽訂和約後，俄國海軍上将契恰戈夫率領摩爾達維亞軍團（3.5萬人），奉命開赴烏克蘭西北部的沃倫尼亞地區，與托爾馬索夫指揮的部隊會合。
這支部隊在9月擊退拿破侖的右翼（奧地利施瓦岑貝格元帥指揮的軍團），之後向博裡索夫方向推進，于11月占領明斯克，從而威脅拿破侖的退路。
&mdash&mdash譯者注 [18]富爾（KarlLudwigAugustFriedrichvonPhull，1757&mdash1826），男爵，普魯士将軍。
最初在普魯士軍隊任職，曾任弗裡德裡希·威廉三世的參謀長。
在普軍1806年耶拿會戰大敗後到俄軍任職，曾受俄皇亞曆山大一世委托，拟制針對1812年拿破侖進攻的&ldquo以退為進&rdquo戰略計劃。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二十五章 向本國腹地退卻 我們把主動向本國腹地的退卻看作一種特殊的間接抵抗方式。
采用這種抵抗方式時，防禦者更多是使敵人通過他自己的勞頓走向毀滅，而非通過手中的劍。
因此，防禦者在向本國腹地退卻時，或者根本不準備進行主力會戰，或者把主力會戰推遲到敵軍已經大幅削弱以後再進行。
所有在進攻中前進的部隊都會受到這種前進的削弱。
對這一點，我們将在第七篇中進行更詳細的考察，但在這裡我們必須先推定這一結論。
我們之所以能夠先推定這一結論，是因為戰史上每一個前進路程較長的戰局都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如果防禦者沒有戰敗，而是率領未受挫折的新銳部隊在進攻者面前主動退卻，并且通過不斷的、适當的抵抗使進攻者每前進一步都付出血的代價，使進攻者的前進成為一種斷續的推進，而不是單純的追擊，那麼進攻者所受到的這種前進中的削弱就會增大。
從另一方面看，如果防禦者是在一次會戰失敗後退卻的，那麼他受到的損失要比事先主動退卻大得多。
因為即使他在會戰失敗後退卻時有能力每天都對追擊者進行抵抗（就是我們期待他在主動退卻時能進行的那種抵抗），也至少要受到主動退卻時同樣大的損失，還要再加上在會戰中受到的損失。
但是這種假設與實際情況是多麼不符啊！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軍隊，如果它在會戰失敗後被迫退向本國腹地，也會在退卻時受到非常大的損失。
如果敵人像我們談到的那些情況中所假設的那樣占有顯著的優勢，并且像在現代戰争中幾乎總是經常出現的那樣進行猛烈的追擊，那麼防禦者的退卻就極有可能演變為真正的潰逃，其結果通常是全軍覆滅。
所謂均勻的、每天進行的抵抗，就是退卻者每次隻抵抗到戰鬥的均勢勉強得以維持。
在這種均勢中，退卻者及時放棄雙方正在争奪的地方，并确保自己不會大敗。
這樣的戰鬥可以使進攻者的人員損失至少與防禦者的人員損失相等，因為防禦者在退卻中雖然無法避免人員不時被俘的損失，但另一方在交火中的損失會更大，因為他不得不經常針對防禦者的有利地形作戰。
防禦者在退卻中固然要完全損失自己的重傷員，但進攻者同樣也要暫時丢下他的重傷員，因為他們通常要在醫院裡住上幾個月。
因此，敵對雙方在這種不斷摩擦中的損失程度大體上是相同的。
而在追擊一支敗軍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在這種情況下，退卻者由于在會戰中受到了損失，秩序被打亂，勇氣受到挫折，對能否成功退卻産生憂慮，因此很難進行上述抵抗，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根本不可能進行這樣的抵抗。
至于追擊者，他在前一種情況下十分謹慎，前進時甚至像盲人一樣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周圍的一切，而在後一種情況下，則以勝利者的堅定步伐、幸運者的大膽以及神化英雄般的自信沖鋒陷陣，而且他越是不顧一切地勇往直前，就越是可以加速事物向既定的方向發展，因為這裡正是各種精神因素充分發揮作用的領域，在這裡精神力量不受物質世界中有限的數字和尺度的束縛，會不斷地增加和擴大。
從這裡可以看出，當雙方軍隊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抵達可被視為進攻者征程的終點時，雙方的對比情況将會是多麼不同。
上面所說的隻是雙方試圖摧毀對方時的結果。
此外還要加上進攻者在其他方面受到的削弱（關于這一點，正如已經說過的那樣，請參閱第七篇）。
而另一方面，退卻者在大多數情況下能得到後來趕到的援兵，這些援兵可能是通過外援得到的，也可能是經過自己的不斷努力補充的。
最後，在給養手段方面，退卻者和前進者之間的差别也很大，前者往往綽綽有餘，而後者的給養手段卻少得難以維持生存。
退卻者可以在他要去的所有地方儲備物資，而追擊者的一切卻不得不從後方運來。
隻要追擊者在前進，即使交通線很短，這種運輸也是很困難的，因此他從一開始就會面臨缺乏物資的問題。
退卻者首先使用當地能提供的一切，而且大多把它們消耗殆盡，隻留下一無所有的村莊和城市，被收割和踐踏一空的田野，被汲空了的水井，以及混濁的小溪。
前進的部隊往往從第一天起就要為獲得最急需的物資而奔波。
這時根本不可能指望得到敵人的儲備物資，即使有時得到某處的儲備物資，也純粹出于偶然，或者是由對手不可原諒的過失造成的。
毫無疑問，在幅員遼闊和交戰雙方兵力不太懸殊的情況下，防禦者采用這種主動退卻的方法可以形成對自己有利的兵力對比，使自己比在邊境附近決戰更有把握獲得勝利。
這樣不僅獲勝的可能性會因兵力對比的變化而增大，而且勝利的成果也會因态勢的變化而增大。
對進攻者來說，在邊境附近的一次會戰中失敗與在敵國腹地的一次會戰中失敗是多麼不同啊！而且進攻者在抵達進攻路程的終點時還往往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即使他在會戰中取得了勝利，也仍可能促使他退卻，因為他在這時既沒有足夠的進攻力量來完善和利用勝利，也無法補充損失的兵力。
因此，防禦者是在進攻者開始進攻時與他決戰，還是在其進攻結束時與他決戰，有着巨大的差别。
除了上述幾大優點以外，這種防禦方式有兩個缺點：第一是随着敵人的推進，國土會受到損失；第二是主力退卻會在士氣上給人們帶來不利的影響。
保持國土不受損失絕不能作為整個防禦的目的，締結一個有利的和約才是目的。
防禦者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盡可能有把握地締結這個和約，為此不能過于看重眼前的犧牲。
不過，即使損失的國土沒有決定戰争勝負，也要加以考慮，因為國土的損失畢竟是涉及防禦者利益的一個内容。
這種國土的損失不會直接影響到防禦者的部隊，而隻是或多或少間接地産生影響，可退卻本身卻能直接增加防禦者的部隊的力量。
因此，要衡量這兩方面的利弊是困難的，因為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沒有相互接近的共同點。
我們隻能說：如果防禦者必須放棄的是一個富饒和人口稠密的地區和一些大的商業城市，那麼損失就會大些。
如果在那裡準備好的或準備好一半的戰鬥手段也随之喪失，那麼就應該看作最大的損失。
第二個缺點是對士氣的不利影響。
統帥有時不得不無視這種影響，依舊實施自己的計劃并頂住那些目光短淺和膽小怕事者所引發的壓力，但是這種對士氣的影響畢竟不會因此就是可以被輕視的幻覺。
它不是一種隻對某一點産生影響的力量，而是一種以閃電般的速度侵入本國人心的力量，會削弱本國民衆及其軍隊的本應有效的行動。
向本國腹地退卻有時雖然也能很快為民衆和軍隊所理解，甚至能夠加強他們的信賴和期待，但這是非常少見的。
通常民衆和軍隊連退卻是主動的還是被迫的都分辨不清；至于采取這個計劃是由于明智地預見到今後肯定能得到好處，還是由于懼怕敵人的武力，就更分不清了。
看到被放棄地區的命運，民衆就會産生同情和憤懑情緒，軍隊就容易喪失對指揮官的信賴，甚至對自己也失去信心，而在退卻過程中不斷進行的後衛戰鬥會一再增加部隊的這種憂慮。
人們不能低估退卻的這些後果。
如果一個民族坦然應戰，以便讓進攻者不遇到這個民族的保護神，不付出慘重的代價，就無法越過這個民族的邊境，那麼僅就這樣做本身來看當然更合理、更簡單、更高尚，也更符合民族的氣節。
這就是這種防禦的優缺點，現在談談這種防禦所需要的條件，以及有利于這種防禦的一些因素。
有利于這種防禦的主要的和根本的條件是國土遼闊，或者至少是退卻線較長，因為僅是幾天的行軍當然不會顯著地削弱敵人。
1812年，拿破侖的中央部隊在維捷布斯克附近時有25萬人，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時有18.2萬人，在博羅季諾附近時才減至約13萬人，也就是說開始時與俄國中央部隊的兵力是相同的。
博羅季諾距國境90普裡，但是俄國人在莫斯科附近才開始确切地占有優勢[1]。
這個确切的優勢明确地引起局勢的驟變，以至法軍在小雅羅斯拉韋茨會戰[2]的勝利無法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局勢。
其他任何歐洲國家都沒有俄國這樣遼闊的國土，隻有極少的國家可能有100普裡長的退卻線，但是像1812年法軍出動如此大規模的兵力也是不多見的，像這次戰局開始時雙方兵力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就更少見了。
當時法軍兵力超過俄軍一倍以上，而且還明顯占有士氣方面的優勢。
因此，俄軍在這次戰局中經過100普裡才得到的結果，在其他情況下，也許經過50或者30普裡就可以得到了。
有利于這種防禦的因素是： 1.一個農作物不多的地區； 2.忠誠而尚武的民衆； 3.氣候惡劣的季節。
這一切都會使敵軍在維持方面更加困難，迫使其組織龐大的運輸隊，派出很多的部隊，執行繁重的勤務，引起各種疾病，同時便于防禦者進行翼側行動。
最後，我們還要談談影響這種防禦的部隊的絕對人數問題。
無論雙方的兵力對比如何，一支小部隊的力量一般來說要比一支大部隊的力量先衰竭，因此其進攻路程不可能像一支大部隊的那樣長，其戰區範圍也不可能像一支大部隊的那樣大，這是很自然的。
因此部隊的絕對人數和這支部隊能夠占領的地區之間，在某種程度上有一種固定的比例關系。
這種比例關系不可能用數字表示，而且在其他情況的影響下總會發生變化，但我們隻要說明在這些事物本質的最深處有這種關系就夠了。
率領50萬人可以向莫斯科進軍，而即使兵力對比對自己很有利，率領5萬人也是不能向莫斯科進軍的。
現在我們假設在這兩種不同的情況下，部隊的絕對人數與地區大小的比例是一樣的，那麼不容置疑的是，敵人的數量越多，它由于我們的退卻而受到的削弱也就越大。
1.部隊的規模越大，其給養和住宿就越困難。
因為即使部隊占有的地區與部隊本身的規模以同樣的比例增大，部隊也絕不可能完全在這個地區取得給養，而一切需要從後方運來的物資都會受到較大的損失；部隊可以用來宿營的也絕不是整個地區，而隻是這個地區的很小一部分，這部分地區不會随部隊人數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
2.部隊的規模越大，推進的速度就越慢，走完進攻路程所需要的時間就越長，推進中每天損失的總數也就越大。
當3000人追擊2000人時，在一般的地形條件下不會允許退卻者以每程1、2或3普裡的距離輕松地退卻，也不會允許他們不時停下來休息數天。
要想追上、進攻他們并把他們逐走，隻要數小時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雙方軍隊的人數各增加100倍，那麼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在前一種情況下用數小時就可以取得的效果，現在也許需要一整天，甚至兩天。
這時每一方都不可能集中在一個地點，因此部隊的各種運動和行動都變得更為複雜，需要更多的時間。
但是這時進攻者的處境更為不利，他在給養方面的困難比退卻者大，不得不比退卻者展開得更寬，因此總是面臨在某一地點受到退卻者優勢兵力進攻的危險。
俄國人在維捷布斯克附近就曾試圖發起這樣的進攻。
3.部隊的規模越大，每個人在日常戰略和戰術勤務中的體力消耗就越大。
一支10萬人的部隊每天要出發和列隊進入戰場，一會兒停下，一會兒繼續行軍，一會兒戰鬥，一會兒要做飯或者領取食物，而且在收到各方面所需的情報以前，這10萬人不能進入營壘宿營。
這10萬人為這些次要勤務花費的時間通常比5萬人所需的時間多1倍，但是對兩者來說，一晝夜都是隻有24小時。
部隊由于人數不同，走完一日行程所需時間和勞頓是多麼不同，我們在前一篇第九章[3]中已經談過。
當然，退卻者和追擊者都要忍受這些勞頓，但是後者要忍受的勞頓明顯大得多，這是因為： （1）追擊者的人數較多（我們假設追擊者兵力占優勢）。
（2）防禦者以不斷放棄土地的代價換取了保持主動的權利，使敵人總是受他支配。
防禦者可以預先做好計劃，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一計劃不會被破壞，而追擊者隻能根據防禦者的部署情況制訂計劃，隻有通過事先偵察才能知道防禦者的部署情況。
為使人們不至于認為我們的論述與第四篇第十二章相矛盾，我們必須提醒一句，這裡所說的退卻者此前是沒有遭受過大敗的，連一次會戰都未敗過。
退卻者牽着敵人鼻子走的這個優先權對赢得時間和力量以及争取某些次要利益來說，與沒有這個特權是有區别的，時間一長，這種區别就會變得重要。
（3）退卻者一方面盡力使自己容易退卻，如派人整修道路和橋梁，選擇最舒适的宿營地點，等等。
另一方面，他又竭力使追擊者難以前進，如派人破壞橋梁，使那些本來就不好的道路在自己通過後變得更加難以通行，還可以占據最好的宿營地和水源地，使敵人不能利用，等等。
最後，我們還必須指出，人民戰争也是一種特别有利于這種防禦的因素。
這個問題我們還要在專門的一章裡論述，在這裡就不做進一步分析了。
至此，我們談了向本國腹地主動退卻的各種優點，談到了它要求付出的代價和必須具備的一些條件。
現在我們還想概略地談談它的實施。
我們要探讨的第一個問題是退卻的方向。
退卻應該退向本國腹地，也就是說，應該盡可能退向一個敵軍兩側為我們國土的地點。
這時敵人處于我們地區的威脅之下，而我們不至于有被迫離開本國領土主要部分的危險。
如果我們選擇的退卻線距離國境太近，就有可能面臨這種危險。
假如1812年俄國人不是向東而是向南退卻，就會面臨這種危險。
這一條件是這種退卻舉措的目的所要求的。
至于防禦者退往國内的哪個地點最好，選擇這個地點時應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直接保護首都或另一個重要地點的意圖，或符合誘敵離開通往該地方向的意圖，則要取決于當時的情況。
假如俄軍在1812年的退卻是預先考慮好的，即完全是按計劃進行的，那麼他們當然應該從斯摩棱斯克朝卡盧加方向退卻。
這樣的話，莫斯科很可能就免遭法軍蹂躏，然而俄軍是在退出莫斯科後才選擇了這條路線。
法軍在博羅季諾會戰前約有13萬人。
假如俄軍在從斯摩棱斯克通往卡盧加的半路上接受會戰，那麼法軍在那裡的兵力沒有任何理由會比博羅季諾多。
在這種情況下，法軍又能夠從這支部隊中抽出多少兵力派往莫斯科呢？顯然很少。
而這麼少的兵力，人們是不會把他們派到50普裡（從斯摩棱斯克到莫斯科的距離）以外的像莫斯科這樣的一座大城市去的。
拿破侖經過數次戰鬥後，到斯摩棱斯克附近時約有16萬人。
假設他當時認為，在進行主力會戰之前可以冒險向莫斯科派遣一支部隊，為此抽出4萬人，而隻留下12萬人與俄軍主力對峙，那麼這12萬人到會戰時可能就隻剩9萬人左右，也就是說比在博羅季諾附近時少4萬人。
這樣，俄軍在博羅季諾就會擁有3萬人的優勢。
如果以博羅季諾會戰的實際過程作為衡量的标準，當然可以認為，俄軍憑這個優勢将成為勝利者。
無論如何，這個計算的結果表明，對俄軍來說，在這種情況下的兵力對比相對于後來在博羅季諾會戰時的兵力對比要有利得多。
但是俄軍的退卻并不是按照經過深思熟慮的計劃進行的，他們之所以退得這麼遠，是因為每當他們想接受會戰時，總感到自己的兵力尚不足。
當時他們的一切給養和援兵對準的都是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的大路，在斯摩棱斯克時沒人會想到放棄這條道路。
此外，在俄國人眼中，即使在斯摩棱斯克與卡盧加之間取得一次勝利，也無法抵消因未保護莫斯科而讓它有可能被占領所犯下的過錯。
1813年[4]，假如拿破侖顯著地偏向側面，大體上在勃艮第運河[5]後面進行部署，在巴黎隻留下數千人和人數衆多的國民衛隊[6]，那麼他就會更有把握不讓巴黎受到進攻。
因為這樣一來，聯軍在知道拿破侖率領10萬人在歐塞爾[7]附近的情況下，就絕不會有勇氣向巴黎派去一支5萬～6萬人的部隊。
反過來，假如聯軍處在拿破侖的位置，對手是拿破侖，那麼恐怕誰也不會建議聯軍離開通往自己首都的道路。
要是拿破侖擁有當時聯軍那樣的優勢，他會毫不遲疑地撲向首都。
雖然情況相同，但是由于士氣狀态不同，結果就會如此不同。
我們還想指出，在向側面進行這樣的退卻時，首都或者欲通過這一退卻避免戰禍的其他地點無論如何都要具備一定的抵抗能力，以免随便被一支部隊占領和劫掠。
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就談到這裡為止，因為以後在論述戰争計劃時還要談及。
但是我們還要考察一下這種退卻方向的另一個特點，即突然轉向。
俄國人在抵達莫斯科附近以前保持一個方向退卻，之後他們就離開了這個會将其引到弗拉基米爾[8]的方向，改為先向梁贊[9]方面繼續退卻，然後轉赴卡盧加方向。
假如俄軍必須繼續退卻的話，那麼他們當然有可能沿着這個将把他們引到基輔[10]的新方向繼續退卻，也就是說又接近敵國邊境了。
至于法國人，即使他們此時仍明顯比俄國人占優勢，但畢竟無法維持這條經莫斯科轉個大彎的交通線，這本身是十分明顯的，否則他們不僅要放棄莫斯科，而且極有可能還要放棄斯摩棱斯克，也就是說必須讓出此前費力占領的一些地方，而隻能滿足于占有别列津納河以西戰區。
當然，這時俄軍也有可能陷入不利的态勢，有可能處于與本國的主要部分分開的境地，這與他們在戰局一開始就退向基輔可能陷入的不利态勢是相同的。
但實際上俄軍幾乎不會陷入這種不利的境地，因為隻有法軍不是繞道莫斯科而是直接抵達基輔，俄軍的處境才有可能不利。
退卻線突然轉向，在幅員遼闊的條件下是非常可取的，這顯然會帶來下列巨大好處： 1.變換退卻線方向使對手無法保持舊的交通線，而要建立新的交通線總是件困難的事情，而且對手隻能逐步改變其方向，即很有可能不得不一再尋找新的交通線。
2.雙方以這種方式又接近了國境，進攻者不能再通過其位置來保護已占領的地區，而極有可能不得不放棄它們。
俄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在那裡兩支軍隊完全可以進行這樣的捉人遊戲[11]。
如果其他條件有利，在較小面積的國土上變換退卻方向也是有可能的，但這隻能根據具體情況的各種因素而定。
誘敵深入的方向一經确定，我們的主力當然就應該向這個方向退卻，否則敵人就不會派其主力前往這個方向。
即使敵主力前往這個方向，我們也無力把上述一切條件強加于敵，而隻能面臨兩個問題：是應該把全部兵力集中在這個方向上退卻，還是應該以大部分兵力避向側面，也就是進行離心方向的退卻。
對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答說，這種離心方向的退卻是不可取的，理由如下： 1.防禦者這樣退卻時，兵力将更為分散，而本來防禦者把兵力集中在一點恰恰是進攻者最感棘手的事情。
2.防禦者這樣退卻時，對手占有内線之利，其兵力比防禦者集中，因此有可能在某些地點上占優勢。
當然，如果防禦者暫時采取不斷退避的方法，進攻者的這種優勢就不那麼可怕，但是這種不斷退避總是要以能威脅對手而自己不至于被趕走為前提的，而防禦者在做離心方向退卻時有可能被對手趕走。
此外，主動向本國腹地退卻的一個條件是主力能夠逐漸取得可以進行決戰的優勢，而在兵力分散的情況下，就不大可能有把握做到這一點。
3.對兵力較少的一方來說，本來就不宜對敵采取向心狀的行動。
4.這樣的兵力部署會使敵人的部分弱點完全消失。
遠距離進攻的主要弱點是交通線過長和戰略翼側暴露。
如果防禦者采取了離心方向的退卻，迫使進攻者分出一部分兵力前往側面構成正面，那麼這部分兵力（本來隻應用于對付與它對峙的防禦者的部隊）此時就附帶着完成了其他任務&mdash&mdash保護了進攻者的一部分交通線。
因此，僅就退卻的戰略效果來看，采取離心方向是不利的。
但是如果防禦者這樣做是為了以後威脅敵人的退卻線，那麼我們就必須提醒讀者回顧一下前一章的論述。
隻有一個目的可以促使防禦者進行離心方向的退卻，這就是為保障某些地區的安全，否則這些地區就會被敵人占領。
根據進攻者兵力的集結地點和前進方向，以及雙方各個地區、要塞等的位置關系，防禦者在多數情況下可以相當準确地預見到進攻者在其前進路線的兩側将占領哪些地區。
如果防禦者把兵力部署在敵人多半不會占領的那些地區，那麼可以說這是一種危險的兵力浪費。
至于防禦者在進攻者多半會占領的那些地區部署一部分兵力是否能夠阻止進攻者占領這些地區，是比較難以預測的，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準确的判斷。
俄國人在1812年退卻時曾把托爾馬索夫[12]指揮的3萬人留在沃倫尼亞，準備用來對付可能入侵這個地區的奧軍。
這個地區面積大，地形上有些障礙，有可能進攻這個地區的敵軍在兵力上并不占優勢，所有這一切使俄軍有理由期待在靠近邊境的這個地區占上風，或至少可以在邊境附近固守。
這樣固守會給以後帶來非常重要的好處，對于這些好處我們在這裡不想多談。
此外，即使當時俄國人想把這些部隊及時調到主力那邊去，實際上也幾乎是做不到的。
這一切有力地促使俄國人把這支部隊留在了沃倫尼亞，讓其獨立作戰。
與此相反，如果根據富爾将軍起草的戰局計劃，僅讓巴克萊的部隊（8萬人）退向德裡薩，而把巴格拉季翁的部隊（4萬人）留在法國人的右翼，以便之後從背後進攻他們，那麼人們一眼便可看出，巴格拉季翁不可能在立陶宛南部固守。
換句話說，這支部隊不可能在法國人背後多得到一塊更近的地區，而是會被壓倒性優勢的法軍消滅。
防禦者本身緻力于盡量少把領土留給進攻者，這是很自然的，但這始終是一個非常次要的目的。
我們能夠限制敵人使用的戰區越小，或者更确切地說，越狹窄，它的進攻就越困難，這也是顯而易見的。
但是這一切要有一個條件做基礎，這就是防禦者開始這樣做時有獲勝的可能性，而且不至于因派出部隊去限制敵人而使自己的主力受到太大的削弱，因為防禦者應優先在雙方主力部隊之間尋求最後決戰，敵軍主力處于困境是敵軍決心退卻的首要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大敵軍在退卻過程中物質和精神力量的損失。
因此，向本國腹地的退卻通常應該由未被打敗和未被分開的部隊實施，而且應該徑直在敵軍主力的前面盡可能緩慢地實施，同時通過不斷的抵抗迫使對手經常處于準備戰鬥的狀态，迫使對手忙于采取大量的戰術和戰略上的預防舉措而消耗其力量。
如果雙方在這種狀态下抵達了進攻一方進攻路程的終點，那麼防禦者隻要有可能就應該在這條前進路線的斜前方進行部署，并利用自己掌握的一切手段對敵後方采取行動。
1812年的俄國戰局展示了所有這些現象，并且像放大鏡一樣在很大程度上顯示了這些現象的效果。
雖然這次退卻不是一次主動的退卻，但還是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考察。
假如俄軍以現在對這種退卻結果的認知，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再進行一次這樣的退卻，那麼他們對1812年絕大部分在無意中做的事，現在就會主動并有計劃地去做了。
然而如果認為在國土不如俄國遼闊的地方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實例，那恐怕也是不正确的。
在任何場合，無論防禦者在采取這種抵抗方式時遇到了什麼情況，隻要進攻者的戰略進攻未經決戰，而是僅因其部隊在維持方面的困難即受到挫敗，隻要入侵者被迫退卻（不管其退卻時的損失是大還是小），這種抵抗方式的主要要求和主要效果就已經達到了。
弗裡德裡希大帝1742年的摩拉維亞戰局、1744年的波希米亞戰局，法軍1743年的奧地利和波希米亞戰局，布倫瑞克公爵1792年的法國戰局[13]，以及馬塞納1810&mdash1811年的葡萄牙冬季戰局都是這類情況，隻是範圍和規模小得多。
此外，這種防禦方式僅部分發揮作用的情況也常出現，也就是說，不是全部結果，但至少是部分結果應歸功于我們這裡所确定的原則。
不過我們不詳細談這些作用了，因為談的話就必須說明各種情況，就會離題太遠。
在俄國和上述其他戰局中，在進攻路程的終點都沒有進行決定勝負的會戰，局勢就發生了驟變。
即使是在不可能期待有這樣效果的地方，這種抵抗方式也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因為這種抵抗方式可以形成有可能獲勝的兵力對比，而這個勝利像首次撞擊一個物體一樣，能促使敵人退卻，并使這一退卻帶來的損失不斷加大，就如同按照落體定律，一個重物越墜越快一樣。
*** [1]巴克萊（MichaelAndreasBarclaydeTolly，1761&mdash1818），侯爵，俄國元帥。
1810&mdash1813年任俄國陸軍大臣。
參加過1788&mdash1789年對土、1790年對瑞典、1794年對波蘭以及1806年對法戰争。
1812年俄法戰争中任第1軍團司令，代俄軍總司令。
1813年率俄軍參加萊比錫大會戰。
1814年率俄軍進占巴黎。
&mdash&mdash譯者注 [2]原文如此，疑誤。
本書并沒有《佯動》一章。
&mdash&mdash譯者注 [3]莫斯科西距博羅季諾125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4]1812年10月18日，拿破侖撤出莫斯科，向卡盧加方向行進。
24日，法軍主力約10萬人與俄軍主力逾10萬人在小雅羅斯拉韋茨（Maloyaroslavets，今俄羅斯卡盧加州一城市，東北距莫斯科120公裡，位于盧沙河畔）附近展開激戰，導緻該地八次易手。
法軍最後雖攻占該地，但無法扭轉戰略上的退卻态勢。
&mdash&mdash譯者注 [5]原文如此，疑誤。
應為本書第五篇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
&mdash&mdash譯者注 [6]原文如此，疑誤。
應為1814年。
&mdash&mdash譯者注 [7]勃艮第運河（KanaldeBourgogne），法國東部的一條運河，連接塞納河支流約讷河和羅讷河上遊的索恩河，從而連接起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間的河流和運河。
始建于1775年，1834年完工，長243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8]一種準軍事組織。
根據組織形式不同，可由志願者、預備役或義務兵組成。
曆史上較為著名的有1789年法國革命期間成立的國民衛隊和1903年成立的美國國民衛隊。
也有一些國家的國民衛隊是軍隊的一部分，但僅用于對内行動。
&mdash&mdash譯者注 [9]歐塞爾（Auxerre），今法國約讷省首府，位于約讷河西岸，西北距巴黎150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10]弗拉基米爾（Vladimir），今俄羅斯弗拉基米爾州首府，西距莫斯科190公裡，位于克利亞濟馬河北岸。
&mdash&mdash譯者注 [11]梁贊（Rjasan），今俄羅斯梁贊州首府，西北距莫斯科200公裡，位于奧卡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12]基輔（Kiew），今烏克蘭首都，東北距卡盧加約600公裡，位于第聶伯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13]流行于薩克森和勃蘭登堡地區的一種兒童遊戲，捉到對方後輕拍其肩膀示意其離場。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二十六章 民衆武裝 人民戰争在文明的歐洲是19世紀的一個現象。
對于這種戰争，有人贊成，有人反對。
反對的人有些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因為他們把人民戰争看作一種革命的手段，是一種宣稱合法的無政府狀态，這種狀态對外部敵人固然危險，但對國内的社會秩序同樣危險；有些則出于軍事上的理由，認為人民戰争取得的結果與投入的力量不相符。
第一種看法與我們這裡要談的問題沒有關系，因為我們僅僅把人民戰争看作鬥争手段，即隻是從它與敵人的關系角度來考察。
但是關于第二種看法，我們不能不指出，對人民戰争，總的來說應該将其看作戰争要素在我們這個時代突破了過去人為限制的結果，看作我們稱之為戰争的整個發酵過程的擴展和加強。
如果我們從過去局限很大的軍事制度出發看問題，那麼就可以看到征召制度、利用征召制度和普遍兵役制使軍隊員額大幅增加，以及後備軍的使用，都是同一類事物，現在國民軍的征召或民衆武裝也是這類事物。
既然前面幾種新的手段都是打破限制後的一種自然和必然的結果，而且它們讓先采用這些手段的人極大地增強了力量，以至其對手也不得不采用這些手段，那麼就人民戰争來說，情況也會是這樣。
一般來說，善于運用人民戰争這一手段的國家會比那些輕視人民戰争的國家占有相對的優勢。
既然如此，那麼問題隻能是這一對戰争要素的新的增強手段對人類究竟是有益還是無益。
這個問題，恐怕隻有解答了戰争本身對人類究竟有無益處的問題，才能得到徹底的解答。
我們把這兩個問題都留給哲學家們。
也許人們認為，如果把人民戰争所耗費的各種力量用在其他戰鬥手段上，可能會更有成效，但是人們不用多加研究就會确信，這些力量絕大部分是不可調用的，也不會随意讓他人使用。
這些力量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即精神要素甚至隻有通過人民戰争才能體現出來。
于是我們不再問一個全體人民手執武器進行的抵抗會讓他們付出什麼代價，而是要問這種抵抗能夠産生什麼影響，它必須具備哪些條件，以及如何運用人民戰争。
一個如此分散的抵抗不适于對敵人進行時間上和空間上集中的大規模打擊，這是從事物的本性中得出的結論。
這種抵抗的效果像蒸發過程的物理特性一樣，取決于面積的大小。
面積越大，民衆武裝與敵軍的接觸越多，也就是敵軍越分散，民衆武裝的作用就越大。
民衆武裝就像暗中燃燒着的火焰，不斷破壞着敵軍的根基。
由于民衆武裝需要一定時間才能取得成果，因此在這兩個要素[1]如此相互碰撞和作用期間就會出現一種緊張狀态。
如果人民戰争在個别地點被扼殺，在其他地點慢慢停止，那麼這種緊張狀态就會漸漸消失；如果這種遍地燃燒的熊熊烈火擊倒了敵軍，迫使它為避免自己全軍覆滅而退出這個國家，那麼這種緊張狀态就會導緻敵軍進入一種危機。
要想單靠人民戰争造成這種危機，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是：要麼被攻占的國家面積非常大（除俄國以外歐洲任何其他國家都沒有這個條件），要麼入侵軍隊的人數與被入侵國家的面積不成比例（這種情況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因此，如果人們不想陷入空想，那麼就必須将人民戰争與正規軍戰争聯系起來考慮，并通過一個總的計劃将二者統一起來。
人民戰争隻有在下列條件下才有可能單獨産生效果： 1.戰争在本國腹地進行； 2.戰争不是由唯一的一次失敗決出勝負； 3.戰區占據很大一部分國土； 4.民族的性格有利于采取這種舉措； 5.國土或者是多山脈，或者是多林地、沼澤，或者是有持續利用土地的特點，總之地形非常複雜，不易通行。
人口的多少不起任何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在人民戰争中最不缺少的就是人。
民衆的貧富也不直接起決定性的作用，或者至少不應該起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不容否認，貧窮的、習慣于吃苦耐勞的民衆階層往往也表現得更尚武和更有力量。
像德意志很多地區民衆居住分散的特點非常有利于人民戰争發揮作用。
這種地區因這一特點而變得更零散，更隐蔽，道路盡管更多了，但路況更不好，部隊住宿會遇到無窮的困難，尤其是人民戰争總體上所具有的特點在這裡會小規模地反複出現。
這一特點就是：抵抗的因素到處都有，但是又處處讓敵軍捉摸不定。
如果民衆是集中在一些村莊裡居住的，那麼敵軍就會占領那些反抗最激烈的村莊，或者也許會為懲罰民衆而把這些村莊搶光、燒光，但是這種方法對威斯特法倫的農民大概是行不通的。
國民軍和武裝的小股民衆不能也不應被用于對抗敵軍的主力，甚至不能和不應被用于抗擊較大規模的部隊，他們不應去粉碎敵軍的核心，而隻應在表面和邊緣去蠶食敵軍。
他們應該在進攻者沒有派大部隊前往的戰區兩側地區起來反抗，以便讓這些地區完全擺脫敵人的影響。
這些在戰區兩側聚集起來的民衆武裝應像烏雲一般，當敵人前進時，即成群跟在他們後面移動。
在敵人還根本沒有出現的地方，民衆不會缺少武裝起來反抗敵人的勇氣，相鄰的大批民衆會陸續追随這個榜樣，燃起反抗之火。
這樣反抗的火焰就會以燎原之勢蔓延，最後燒到進攻者的基地，燒到他的交通線，蠶食他的生命線。
即使人們不把人民戰争誇張地想象成是萬能的，不認為人民戰争是敵人單靠軍隊幾乎無法對付的以及我方取之不盡和不可戰勝的東西（就像人們幾乎無法對付風或雨），總之即使人們的判斷不是以那些吹噓人民戰争的言論為基礎的，但是人們畢竟要承認，人們無法像驅逐一隊士兵那樣趕走眼前的武裝農民。
一隊士兵像一群家畜那樣相依在一起，通常是筆直地向前跑，而武裝的農民無須什麼巧妙的計劃就會四向散開。
這樣一來，敵軍的每一支小部隊在山地、林地或者任何其他地形很複雜的地區行軍就都非常危險，因為行進中随時可能發生戰鬥。
一路正在行軍的部隊即使很久沒有發現敵國民衆，但那些很早被其先頭部隊逐走的農民還是有可能随時出現在這路部隊的隊尾。
至于破壞道路和封鎖隘路，正規軍的前哨部隊或襲擾部隊所使用的手段與發動起來的農民所使用的手段相比，大緻就像自動機器的笨拙動作與人的靈巧動作相比。
敵人除了派出很多小部隊護送其運輸隊，以及駐守兵站、隘口、橋梁等地以外，沒有别的辦法對付國民軍的行動。
國民軍最初嘗試行動的規模是有限的，敵人派出的小部隊也是兵力不多的，因為他們害怕過于分散兵力。
人民戰争的火焰往往就是在與這些小部隊的鬥争中真正燃燒起來。
在一些地方，民衆武裝依靠數量上的優勢戰勝了敵軍的這些小部隊，他們的勇氣增加了，鬥志更激昂了，這種鬥争的強度也更大了，直到應該決定結局的頂點來臨。
按我們對人民戰争的理解，人民戰争應像雲霧一樣，在任何地方都不要彙聚成一個反抗的核心，否則敵人就會用适當的力量打擊這個核心，粉碎它并俘虜大量人員。
然後民衆的勇氣就會低落下來，大家會認為大局已定，繼續努力是徒勞的，于是便放下手中的武器。
但是另一方面，這種雲霧還是有必要在某些地點彙聚成較密的雲團，形成将來從中能夠放出強烈閃電的令人生畏的烏雲。
如前所述，這些地點主要是在敵人戰區的兩翼。
在這裡，民衆武裝應會合成更大的、更有組織的整體，并配以少量正規軍，以至于他們已經擁有正規軍的樣子，有能力敢于參與較大的行動。
從這些地點起，越向敵後，國民軍行動的強度越應減少，因為他們在那裡會面臨最大的打擊。
那些更密集的民衆武裝的任務是襲擊敵人留下的較大的守備部隊。
此外，他們還要使敵人産生恐懼和憂慮，增加整個民衆武裝給他人的士氣高漲的印象。
沒有這些較密集的民衆武裝，民衆武裝的整體影響就會乏力，整個局勢就不足以使敵人感到不安。
統帥要想這樣根據自己的意願塑造整個民衆武裝，最簡便的方法是派一些正規軍的小部隊去支援國民軍。
如果沒有正規軍的一些部隊去進行這種鼓舞人心的支援，那麼民衆大多會缺乏拿起武器的信心和動力。
受命執行這種支援任務的小部隊人數越多，對民衆的吸引力就越大，民衆鬥争就會像傾瀉而下的雪崩，規模會越來越大。
不過支援民衆武裝的做法也要有其限度，因為一方面，為達到這個次要目的而把整個部隊分開，在某種程度上并入國民軍，從而形成一條長長的、處處薄弱的防線是有害的（可以肯定，在這種情況下，正規軍和國民軍都會被徹底打垮）；另一方面，經驗也告訴我們，一個地區的正規軍如果太多，通常會減弱人民戰争的力量和效果，原因一是如果正規軍太多，會把過多的敵軍吸引到這個地區，二是民衆此時會依賴自己的正規軍，三是大量部隊的存在會在宿營、運輸、糧秣供應等方面過多增加民衆的負擔。
防止敵人對付人民戰争過于有效的另一個手段（同時也是運用人民戰争的一個主要原則），就是很少或者根本不把這一大的戰略防禦手段用于戰術防禦。
一場國民軍戰鬥的特點也是所有較差部隊的戰鬥特點，就是進攻初期非常猛烈而有力，但是不夠沉着，難以持久。
此外，對一支國民軍武裝來說，被戰勝和被擊退是無關緊要的，因為他們對此已有準備，但是他們不能承受傷亡和被俘者衆多的打擊，這樣的大敗會使人民戰争的火焰很快熄滅。
而這兩個特點與戰術防禦的本質是完全相反的。
防禦戰鬥要求進行持續的、緩慢的、計劃周全的行動和果敢的冒險。
如果人們僅想嘗試一下，随後很快放棄，那麼這在防禦中永遠不會帶來戰果。
因此，如果要用國民軍承擔某一地段的防禦，就決不能讓他們進行決定性的主要防禦戰鬥，否則即使情況有利，他們也會全軍覆滅。
由此可見，民衆武裝隻要有可能的話，可以而且應該防守山地的入口、沼澤地中的堤壩，以及江河的渡口。
但是當這些地點被突破時，民衆武裝不應彙聚在一處狹小的最後的避難所（一處正規的防禦陣地）而被敵人封鎖，最好是分散開，以出敵不意的攻擊繼續進行防禦&mdash&mdash無論民衆多麼勇敢，民風多麼尚武，無論他們對敵人的仇恨多麼強烈，地形對他們多麼有利，不可否認的是，人民戰争在過于危險的氣氛中是不能持久的。
因此，如果人們想讓人民戰争的燃料在某個地方燃起熊熊烈火，就應在距離危險較遠的地方進行，因為那裡既通風又不會被一次大的打擊撲滅。
上述考察更多是對實際情況的一種感受，而不是客觀的分析，因為人民戰争出現得還很少，而那些長時間目睹過這種戰争的人對它的論述又太少。
經過上述考察，我們還要說明一點，戰略防禦計劃可以通過兩個不同的途徑将民衆武裝的共同作用納入進來，要麼把民衆武裝作為會戰失敗後的最後一個補救手段，要麼将其作為決定性會戰前的一個自然的輔助手段。
後一種情況是以向本國腹地退卻和間接還擊方式為前提的，我們在本篇第八章和第二十四章已經談過。
因此我們在這裡隻簡單地談談會戰失敗後征召國民軍的問題。
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應該認為其命運（也就是其整個存亡）取決于一次會戰（即便它是最具決定性的會戰）。
一個國家戰敗後，通過征召自己新的力量和利用敵人在任何長時間進攻中都自然會受到的削弱，就有可能導緻形勢的轉變，或者它還可能得到外援。
一次會戰的失敗距亡國總還是有段時間的。
就像溺水者抓稻草是本能一樣，當民衆看到自己被沖到深淵的邊上，他們會試圖窮盡一切辦法自救，這是符合精神世界的自然規律的。
不管一個國家與敵人相比是多麼弱小，也不應該省去這些最後的努力，否則人們就不得不說這個國家已經失去了靈魂。
這些努力并不排除簽訂一個代價很大的和約的可能性，從而避免自己徹底滅亡，而這種意圖本身不排除利用媾和采取新的防禦舉措。
這些舉措既不會增加媾和的難度，也不會使和約内容對自己更不利，而是會使媾和更容易，使和約内容對自己更有利。
如果我們期待那些對我國繼續存在感興趣的國家幫助我們，那麼就更有必要采取這些舉措。
因此，如果一個政府在主力會戰失敗後隻想着讓人民迅速上到和平之床去酣睡，并且被嚴重的失望情緒壓倒，從而失去發動一切力量的勇氣和願望，那麼無論如何它都是出于軟弱而犯下了不能堅持到底的大錯，并且表明這個政府是不配獲得勝利的，而且也許正因為如此，這個政府根本就沒有能力去赢得勝利。
因此，無論一個國家遭受的失敗是多麼确切，還是應該利用部隊向本國腹地的退卻來帶動要塞和民衆武裝發揮作用。
在這方面，如果主戰區的兩翼受到山地或其他非常險要的地帶的限制，那麼這就非常有利于發揮這種作用，因為這些山地和險要地帶像棱堡一樣突出出來，進攻者不得不經受防禦者從這裡發起的戰略翼側打擊。
如果進攻者正在對多地進行圍攻，如果他為建立自己的交通線而到處留下大規模的守備部隊，甚或為使自己能夠有更大的行動空間和維持相鄰地區的秩序而派出了多支部隊，如果有生的和無生的戰鬥手段的種種損失已經使進攻者受到削弱，那麼防禦者這時就應重新投入戰鬥，通過恰當的打擊來撼動處于困境中的進攻者。
*** [1]托爾馬索夫（AlexanderPetrovichTormasov，1752&mdash1819），伯爵，俄國騎兵将軍。
1812年任俄西線第3軍團（預備軍團）司令，1814&mdash1818年任莫斯科城防司令。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二十七章 戰區防禦 我們以上已經探讨了那些最重要的防禦手段，也許可以到此為止了。
至于這些手段如何與整個防禦計劃結合，可以放到最後一篇[1]讨論戰争計劃時再談。
這是因為不僅每一個從屬于戰争計劃的進攻和防禦計劃都要以戰争計劃為基礎，并根據戰争計劃來确定其主要輪廓，而且在很多情況下，戰争計劃本身無非就是在最主要的戰區實施進攻和防禦的計劃。
盡管與任何地方比較起來，在戰争中，部分更取決于整體，更滲透着整體的特點，更是因整體的特點而出現大的變化，但是我們還是不能從戰争的整體開始研究，而是不得不先把各個問題當成彼此分開的部分來研究，以便更清楚地認識它們。
如果不是先研究簡單的再研究複雜的，我們就會被大量不确切的概念制服，特别是戰争中各種各樣的相互作用經常會使我們的概念混亂。
因此我們想先向整體再接近一步，也就是說，我們想專門考察一下戰區防禦，尋找貫穿前述問題的主線。
根據我們的看法，防禦無非是鬥争的更有力的形式。
保存自己的軍隊，消滅敵軍，一句話，勝利是這一鬥争的目标，當然它不是最終的目的。
保全本國和打垮敵國是戰争的最終目的，用一句話來說就是：締結自己想要的和約是最終目的，因為雙方的這一沖突在和約中得以平衡并以一個共同的結果（該和約）而告終。
從戰争的角度來看，敵國是什麼呢？首先是它的軍隊，其次是它的國土。
當然還有很多在具體情況下可能具有突出重要性的其他事物，其中主要是外部的和内部的政治關系，它們有時比其他一切事物更具決定作用。
即使敵國的軍隊和國土并非國家本身，而且也沒有包括國家可能與戰争有關的一切方面，但是軍隊和國土永遠是主要的，就其重要性來說往往大幅超過其他所有方面。
軍隊應保衛本國的國土，占領敵國的國土，國土則使軍隊不斷得到給養和補充。
兩者是相互依存和相輔相成的，它們都是重要的，但是在它們的相互關系中還是有區别的：如果軍隊被消滅了，也就是說被打垮了，不能繼續抵抗了，國土自然也就喪失了，但是反過來，國土被占領了，軍隊不一定被消滅，因為可能是軍隊主動地讓出部分國土的，以便之後更容易地奪回它們。
的确，不僅軍隊被徹底打垮會決定國土的命運，軍隊每次受到較大的削弱也會導緻國土損失。
相反，每次國土的較大損失并不一定導緻軍隊受到較大的削弱（當然，時間久了也會導緻軍隊受到較大的削弱，但在決定戰争勝負的這段時間内不會總是這樣）。
由此可見，保存自己的軍隊和消滅敵軍總是比占有國土更重要，也就是說，統帥應該首先努力做到的是保存自己的軍隊和消滅敵軍；隻有用這一手段不能完全達到目的時，占有國土才可以作為目的而居于首位。
假如敵人的全部兵力集中成一支部隊，假如整個戰争由一場戰鬥組成，那麼能否占有國土就取決于這場戰鬥的結局；能否消滅敵軍、征服敵國和保全本國就取決于這場戰鬥，某種程度上與這場戰鬥的結局是一回事。
現在的問題是：是什麼會首先促使防禦者偏離這種最簡單的作戰形式而去分兵？回答是：他集中兵力有可能取得的勝利對他來說還不夠。
每個勝利都有它的影響範圍。
如果這一影響範圍涵蓋了整個敵國，即涵蓋了全部敵軍和敵國領土，也就是說，它們的所有部分都被我們壓向敵人核心力量的同一運動卷走，那麼這樣的勝利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這時我們就沒有充分的理由分兵。
但是如果我們的勝利對敵軍的某些部分和雙方國土的某些部分不再有影響，那麼我們就必須特别注意這些部分。
由于我們不能像集結部隊一樣把國土集中到一個點上，因此我們為保衛這部分國土就不得不分兵。
隻有在領土形狀近似圓形的小國家裡，才有可能和很有可能對部隊進行這樣的集中，以至于一切都取決于這支部隊的勝利。
在敵國有大片領土與我們接壤，或者甚至幾個環繞我們的國家結成同盟反對我們的情況下，我們的軍隊實際上完全不可能進行這樣的集中，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就必然要分兵，從而也就出現不同的戰區。
一次勝利的影響範圍自然取決于這次勝利的大小，而勝利的大小取決于被戰勝部隊的人數，因此對敵人集中兵力最多的那個部分進行打擊并成功時，其影響最廣；我們用于這一打擊的兵力越多，就越有把握取得這一成功。
這一系列自然形成的概念使我們聯想到力學上重心的特點和作用。
通過這一畫面，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确定這些概念。
正如物體的重心總是位于質量聚集最多的地方，針對物體重心的打擊是最有效的，而最有力的打擊又總是由力量的重心發出的，在戰争中也是如此。
作戰的每一方（無論是一個單獨的國家，還是多個國家的聯盟）的軍隊都有一定程度的一緻性，通過這種一緻性，軍隊之間有了聯系；而有聯系的地方就有與重心類似的東西。
因此在這些軍隊中有某些重點，這些重點的運動和方向決定着其他的點，這些重點就是軍隊最集中的地方。
而正如在無生命的物質世界中針對各部分聯系的重心的作用是有其尺度和界限的一樣，在戰争中也是如此。
在物質世界和戰争中，一次打擊的力量很容易大于抵抗所能承受的力量，從而出現撲空和浪費力量的問題。
在一面旗幟下根據一位統帥的個人命令進入會戰的部隊，它們之間的聯系與一支延展50或100普裡，甚或基地完全朝着不同方向的聯軍部隊之間的聯系是多麼不同啊！前者之間的聯系可以說是最緊密的，最容易形成一緻；後者之間的聯系距一緻性很遠，往往隻是在共同的政治意圖中還有一緻性，而且也隻是不充分和不完美的，各部分之間的聯系大多很松弛，往往是不存在的。
如果說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一方面可以讓我們的打擊有力；那麼另一方面，我們不得不擔心任何的過分集中兵力确實是一種不利，因為過分集中兵力會造成兵力浪費，而兵力浪費又會使其他點上兵力不足。
因此，識别敵軍中的這種重心[2]和判定它的影響範圍是戰略判斷的一項主要活動。
也就是說人們必須經常考慮雙方軍隊中一個部分的進退對其餘部分會産生什麼影響。
我們絕不是認為在此發明了一個新的方法，我們隻是以各個時期和統帥們沿用的方法為基礎提出了一些觀點。
這些觀點應更清楚地說明這些方法與事物本質之間的聯系。
至于有關敵軍重心的這一概念是如何在整個戰争計劃中起作用的，我們将在最後一篇裡考察，因為這個問題本來就是屬于戰争計劃的範疇。
我們現在先借用一下這個概念，隻是為避免我們在列舉一系列觀點時出現遺漏。
我們從上述考察中看到，分兵究竟是什麼決定的。
實際上，這裡存在着兩個相互對立的利益：一個是占有國土，它要求分兵；另一個是打擊敵軍的重心，它又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兵力。
這樣就出現了戰區或各部隊的行動區域。
它們對國土和上面的部隊進行區域劃定，以至該區域内主力發起的每次決戰都直接地涉及整體，并使整體随主力運動的方向而動。
我們之所以說&ldquo直接地&rdquo，是因為一個戰區的勝負自然也會對相鄰戰區有或多或少的影響。
我們在這裡與在其他地方一樣，在我們的定義中隻觸及某些概念的中心點，我們不想也無法為這些概念劃出明确的界限。
盡管這又是事物的本性決定的，但我們還是必須明确地再次提醒。
因此我們認為，一個戰區（無論其範圍大小）和該戰區内的部隊（無論其規模大小）是一個可以歸結為一個重心的單位；勝負就應該在這個重心上決出；防禦者在這一戰區成為勝利者，從廣義上說就是成功的戰區防禦。
*** [1]1792年7月28日，布倫瑞克公爵率普奧聯軍主力自科布倫茨沿摩澤爾河攻入法國，9月2日占領凡爾登要塞，20日抵達瓦爾米。
軍隊此時已非常疲憊，地形又不利，法軍則鬥志激昂。
經炮戰後，聯軍隻得退回科布倫茨。
&mdash&mdash譯者注 [2]指民衆武裝和敵軍。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二十八章 戰區防禦（續一） 防禦是由兩個不同的要素組成的，即決戰和等待。
本章要讨論的就是這兩個要素的結合。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雖然等待狀态不是已經結束了的防禦，但它畢竟是防禦向其目标進發所經過的一個區域。
隻要一支部隊沒有離開交由它負責的地段，進攻所引起的雙方的緊張狀态就一直持續。
隻有決出了勝負，才會帶來平靜；隻有當進攻者或防禦者離開戰區，才能認為勝負已經決出（不管是怎樣的一種勝負）。
隻要一支部隊在它所在的地區堅守，這一地區的防禦就還在繼續。
從這個意義上講，戰區防禦與在其中的這一地區進行防禦是一回事。
敵人是否一時攻占了這個戰區内或多或少的土地，在此是無關緊要的，因為這些隻是&ldquo借&rdquo給敵人的。
我們想通過上述觀點來确定等待狀态與整個防禦的正确關系，但是隻有在确實應進行一場決戰以及雙方都認為決戰不可避免時，這種觀點才是正确的，因為雙方軍隊的重心和這些重心所在的戰區隻有通過這一決戰才是有效的東西。
決戰的想法一旦消失，重心也就失去了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整個軍隊也就失去了作用。
這時構成整個戰區概念的第二個要素&mdash&mdash占有國土，就成為目的而直接躍居首位。
換句話說，雙方在一場戰争中越是不尋求決定性的打擊，戰争越是一種純粹的相互監視，那麼占有國土就越變得重要，防禦者就越追求直接保護所有地區，進攻者就越追求在推進中擴大占領的地區。
毋庸諱言，絕大部分戰争和戰局與其說是接近于生死存亡的鬥争（至少有一方力求決戰的鬥争），還不如說是更接近于純粹的監視狀态。
隻有19世紀的戰争才在極大程度上具有前一種特點，以至人們在這些戰争中可以運用根據這種特點建立起來的理論。
但是由于很難設想未來所有的戰争都具有這種特點，而更可預計的是，未來多數戰争将再次傾向于具有相互監視的特點，因此一個理論要想對現實有用，就必須考慮到這一點。
為此我們将首先考察由決戰意圖貫穿和指導的整個軍事行動，即發生真正的（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表達的話）、絕對的戰争的情況，然後在另一章[1]再考察由于多少接近于監視狀态而産生了變化的戰争。
在第一種情況下（是防禦者不得不等待進攻者發起決戰，還是防禦者自己尋求決戰，在此對防禦者來說是一樣的），戰區防禦的實質在于防禦者以一種随時可以發起有利決戰的方式在該戰區堅守。
這一勝負可能是通過一次會戰決出，可能是通過一系列其他大規模的戰鬥決出，但也可能是通過雙方軍隊的部署所形成的純粹的态勢（可能發生的戰鬥）決出。
即使假設會戰不像我們認為的、以前借很多機會已經指出的那樣是最主要、最常用，以及最有效的決定勝負的手段，但它畢竟是決定勝負的手段之一，足以要求隻要情況允許就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
戰區中的一次主力會戰是重心對重心的打擊；我們在自己重心上能夠集中的兵力越多，取得的效果就越有把握和越大。
因此任何部分使用兵力的做法，如果不是為特别的目的（這個目的要麼即使是通過一次獲勝的會戰也是達不到的，要麼是會戰勝利本身的一個條件），都是不可取的。
然而不僅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是一個基本條件，一個使部隊能在足夠有利的條件下進行會戰的部署和位置也是一個基本條件。
我們在《抵抗的方式》一章裡了解到防禦有不同的層次，它們與上述基本條件是完全可以類比的，因此根據具體情況的需要把這些基本條件與它們聯系起來并不困難。
但是有一點初看上去似乎是自相矛盾的。
由于它是防禦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因此我們就更有必要加以闡明，這就是如何擊中敵人的重心。
如果防禦者及時得知敵人将沿哪些大路推進，在哪條大路上肯定能遇上敵軍的核心，那麼他就可以沿這條大路去迎擊敵人。
這種情況成為一種常見的情況，因為即使由于防禦者在采取一般舉措、設置堅固要塞和大的武器庫以及确定軍隊的平時員額等方面先于進攻者，從而成為進攻者行動的依據，但是在行動真正開始時，相對于正在進入戰場的進攻者來說，防禦者已經擁有其特有的後發制人的優勢。
要想以一支較大的部隊進入敵國，就必須進行大量的準備工作，例如儲備食品和武器裝備等。
這些準備工作持續的時間足以讓防禦者有時間采取對策。
同時人們應該看到，防禦者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