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戰略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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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8]，在羅斯巴赫[9]附近以2.5萬人打敗了聯軍5萬多人[10]，但這些是戰勝擁有一倍或一倍以上優勢兵力之敵的絕無僅有的戰例。
我們不能引用卡爾十二世在納爾瓦會戰[11]的戰例，因為當時俄國人[12]還幾乎不能被視為歐洲人，而且後人對這次會戰的主要情況知之甚少。
拿破侖曾在德累斯頓[13]附近以12萬人對抗22萬人[14]，對方的兵力優勢尚不到一倍。
在科林[15]附近，弗裡德裡希大帝以3萬人對抗5萬奧地利人，但是沒有成功[16]。
拿破侖在絕望的萊比錫會戰[17]中以16萬人對抗28萬人，同樣也沒有成功，對方的優勢還遠未到一倍。
由此可見，在目前的歐洲，即使最有才能的統帥也很難戰勝擁有一倍優勢兵力的敵軍。
如果我們看到，一倍優勢的兵力與最傑出的統帥相比，在戰争的天平上就已經有如此大的分量，那麼我們就不應懷疑，在一般條件下進行的大小戰鬥中，無論其他方面的條件如何不利，隻要有明顯的兵力優勢，而且無須超過一倍，就足以取得勝利了。
當然人們會想到，有些山口即使以十倍的兵力也不足以攻克，但在這種情況下，就根本談不上是戰鬥了。
因此我們認為，恰恰在我們歐洲的這種情況下，以及在一切類似的情況下，決定性地點上的兵力大小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在一般情況下，這也是所有條件中最重要的條件。
在決定性地點上能夠集中多大的兵力，這取決于部隊絕對兵力的大小和兵力運用的技巧。
因此首要的規則應該是率領一支人數盡可能多的部隊上戰場。
這聽起來很像是老生常談，其實并非如此。
很長時間人們沒有把部隊的兵力看作重要條件。
為了證明這一點，隻要指出下列事實就夠了：在大多數戰史中，甚至在記載比較詳細的18世紀戰史中，人們對部隊的兵力要麼完全不提，要麼隻是順便談到，從未重視過。
滕佩爾霍夫[18]是最早談到這個問題的著作家，他在《七年戰争史》中一再談到這個問題，但談得還是十分膚淺。
甚至馬森巴赫[19]在他對普魯士軍隊在孚日山脈[20]中的1793年和1794年戰局所做的很多評論式考察[21]中，對群山、谷地、道路和僅容單人通過的小道談了很多，但對雙方的兵力卻隻字未提。
另外一個證明是某些評論家腦子中的一個奇異想法，他們認為一支部隊應該有一個最理想的、固定的标準人數，超過這個數量的多餘兵力不僅沒有用處，反倒是累贅[22]。
最後，我們還有很多沒有把全部可用兵力投入會戰或戰争的例子，因為人們不相信數量上的優勢确實重要。
如果人們确信集中顯著優勢的兵力可以奪取一切可能奪取的東西，那麼這條明确的信念就必然會反映在戰争的準備上，會把盡量多的兵力投入戰争，以便自己在兵力上占優勢，或至少不讓敵人在兵力上占優勢。
關于以絕對兵力進行戰争的問題就談這些。
絕對兵力的數量是由政府确定的。
盡管這種确定已經是真正的軍事活動的開始，而且在軍事活動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問題，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将在戰争中指揮這支軍隊的統帥卻無權再幹預此事，而是必須把絕對兵力的數量視為一個既定數，即使他沒有參與确定這個數量，或者有情況妨礙兵力擴大到足夠的程度。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統帥唯一能做的是，即使無法取得絕對優勢，也要通過巧妙地使用軍隊，在決定性地點上形成相對的優勢。
這樣，空間和時間的計算就似乎成為最重要的了，這就使人們認為戰略上的這種計算包括使用軍隊的幾乎全部問題。
有些人甚至認為傑出的統帥天生長有一個器官，專門進行戰略上和戰術上的這種計算。
空間和時間的計算在任何場合都是最基本的，某種程度上都是戰略日常需要的，但并不是最困難的和決定性的。
如果我們不抱偏見地閱讀戰史，就會發現，由于這種計算錯誤而确實導緻重大損失的情況至少在戰略上是極為少見的。
然而如果将一位果斷且積極進取的統帥（例如弗裡德裡希大帝和拿破侖）通過快速行軍以同一支軍隊擊敗多個對手的所有情況，都歸因于&ldquo對空間和時間的巧妙結合&rdquo這一概念，那麼我們就會徒勞無益地陷入用詞上的糾纏。
為了使概念明确和有用，人們必須總是正确地稱呼事物。
對其對手的正确判斷（例如在上述例子中，弗裡德裡希大帝和拿破侖分别對道恩和施瓦岑貝格的判斷），敢于在一段時間内僅以少量兵力與對手對峙的冒險精神，進行強行軍的毅力，迅速突擊的膽識，以及傑出人物臨危不懼、超出平時的作為，這些才是他們取得勝利的原因。
而這些原因與正确比較兩個如此簡單的事物（例如空間和時間）的能力又有什麼相幹呢？ 但是如果我們要較真的話，即使是跳飛式用兵[23]這一在防禦戰中經常為傑出統帥所信賴的方法（例如在羅斯巴赫和蒙米賴勝利後分别乘勢取得洛伊滕和蒙特羅勝利），在曆史上也隻是罕見的現象。
能夠取得相對優勢（巧妙地将優勢兵力集中到一個決定性地點）的原因，一是因為正确地評估和選定了決定性地點，并使自己的軍隊一開始就有正确的推進方向；二是因為有決心為了重要的東西而放棄次要的東西（集中兵力，取得局部優勢）。
在這方面，弗裡德裡希大帝和拿破侖做得尤為突出。
至此，我們認為已經把數量優勢應有的重要性說清楚了。
人們應将數量上的優勢視為基本的想法，在任何地方都應首先和盡量争取。
但是如果因此就認為數量上的優勢是勝利的一個必要條件，那就完全誤解了我們的論述。
我們隻是想在結論中指出兵力在戰鬥中的重要性。
如果人們盡可能多地集中兵力，那麼對這個原則來說就已經足夠了。
至于人們是否應該由于兵力不足而避免戰鬥，那隻有視總的情況才能決定。
*** [1]希臘人（Griechen），今希臘、南塞浦路斯的主體民族，由古希臘人與其他民族混合而成，多屬歐羅巴人種地中海類型，部分屬阿爾卑斯類型。
&mdash&mdash譯者注 [2]波斯人（Perser），今伊朗的主體民族，屬歐羅巴人種南支。
曆史上曾與希臘發生戰争。
&mdash&mdash譯者注 [3]英格蘭人（Engländer），今英國的主體民族，屬歐羅巴人種，大多為大西洋-波羅的海類型。
&mdash&mdash譯者注 [4]馬拉提人（Marathen），居住在印度中部的一個民族，1763&mdash1778年間曾屢次頑強反抗英國殖民者。
&mdash&mdash譯者注 [5]德意志人（Deutsche），中歐民族之一，系古代日耳曼人的後裔，但在不同曆史時期混入了不同的民族成分。
多屬歐羅巴人種北歐類型，部分屬阿爾卑斯類型。
&mdash&mdash譯者注 [6]馬拉松之戰是古希臘對波斯戰争（公元前500&mdash前449）中的一次會戰。
公元前490年，古希臘統帥米爾蒂亞季斯率領步兵1.1萬人在雅典東北的馬拉松平原，擊敗擁有10萬步兵（也有資料稱20萬）和1萬騎兵的波斯軍隊。
&mdash&mdash譯者注 [7]洛伊滕（Leuthen），即今波蘭下西裡西亞省村莊盧蒂尼亞（Lutynia）。
&mdash&mdash譯者注 [8]1757年12月，弗裡德裡希二世擴大羅斯巴赫會戰勝利的戰果，率領普軍馳援西裡西亞。
5日，2.9萬名普軍在洛伊滕向6.6萬名奧軍發起進攻。
弗裡德裡希二世佯攻奧軍右翼，實際上利用地形将主力轉至奧軍左翼，将其擊潰。
最後，普軍損失6400人，奧軍損失2.2萬人（其中1.2萬人被俘）。
這是弗裡德裡希二世用斜向戰鬥序列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
&mdash&mdash譯者注 [9]羅斯巴赫（Rossbach），今德國薩克森-安哈爾特州城市布勞恩斯貝德拉（Braunsbedra）的一部分。
&mdash&mdash譯者注 [10]1757年8月，弗裡德裡希二世率領普軍向西迎擊法國和神聖羅馬帝國聯軍。
10月，奧軍進入柏林，弗裡德裡希二世回師救援。
當奧軍退出柏林後，弗裡德裡希二世又回到萊比錫迎擊聯軍。
11月5日在薩勒河畔的羅斯巴赫進行會戰。
會戰中，聯軍企圖迂回普軍左翼，弗裡德裡希二世及時掉轉了正面，并派騎兵襲擊聯軍，結果聯軍大敗。
&mdash&mdash譯者注 [11]1700年2月，薩克森、波蘭聯軍攻入利夫蘭，北方戰争（1700&mdash1721）爆發。
瑞典國王卡爾十二世很快轉入反攻。
10月，薩克森和波蘭的盟友俄國軍隊開始圍攻當時的瑞典要塞納爾瓦（Narwa，今愛沙尼亞最東部的城市，位于納爾瓦河河畔）。
11月，卡爾十二世率1萬餘人前去解圍，擊敗俄軍3.5萬人。
&mdash&mdash譯者注 [12]俄國人（Russen），祖先為東斯拉夫人羅斯部族，屬歐羅巴人種，白海-波羅的海類型。
&mdash&mdash譯者注 [13]德累斯頓（Dresden），今德國薩克森州首府，位于易北河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14]1813年8月，施瓦岑貝格指揮聯軍主力，趁拿破侖東擊布呂歇爾之際，進逼德累斯頓。
拿破侖于8月26日趕回德累斯頓，反擊聯軍。
27日，法軍用正面進攻結合兩翼迂回的方法擊敗聯軍。
&mdash&mdash譯者注 [15]科林（Kolin），今捷克中部一城市，位于易北河河畔，西距布拉格約60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16]1757年春，普魯士軍隊突然攻入波希米亞。
5月，弗裡德裡希二世率主力包圍布拉格，但久攻未克。
6月中，道恩率領奧軍前來解圍。
18日，與弗裡德裡希二世在科林附近進行會戰。
弗裡德裡希二世戰敗，退守薩克森。
&mdash&mdash譯者注 [17]又稱萊比錫大會戰。
1813年8月，奧地利、普魯士、俄國、瑞典等國組成第六次反法聯盟。
在當月進行的德累斯頓會戰後，法軍處于被包圍狀态，雖然采用了旨在各個擊破的戰法，但沒有達到效果。
10月，法軍16萬人（一說19萬人，可能是加上了華沙公國、意大利、那不勒斯和一些萊茵邦聯的部隊）被28萬（一說20.5萬）聯軍包圍于萊比錫（Leipzig，今德國薩克森州最大城市）。
10月16日，會戰開始。
最後拿破侖于19日晨開始退向萊茵河，聯軍取得了對拿破侖的決定性勝利，于次年初進入法國作戰，3月底進入巴黎。
4月11日，拿破侖退位，被流放到厄爾巴島。
&mdash&mdash譯者注 [18]滕佩爾霍夫（GeorgFriedrichvonTempelhoff，1737&mdash1807），普魯士中将，軍事著作家，普魯士炮兵學院的創辦人和首任院長，普軍軍訓總監，參加過七年戰争。
1783&mdash1801年将英國軍事理論家勞埃德著作《七年戰争史》（GeschichtedesSiebenjährigenKrieges）譯成德語出版，并做了大量注釋。
在數學和音樂領域也有一定造詣，是普魯士科學院和藝術院成員。
&mdash&mdash譯者注 [19]馬森巴赫（ChristianvonMassenbach，1758&mdash1827），男爵，普魯士上校，軍事著作家。
參加過1792年普奧聯軍和1793年第一次反法聯盟對法戰争。
&mdash&mdash譯者注 [20]孚日山脈（dieVogesen），位于法國東北部、萊茵河左岸。
南北長約125公裡，寬40&mdash70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21]1793年第一次反法聯盟對法作戰時，普魯士軍隊主要是在法國的孚日地區作戰。
普魯士軍官馬森巴赫參加過這次戰争，後來撰寫了不少著作，例如《1793年戰局概覽》《對1792&mdash1794年反法戰局及1795年戰局可能結果的考察》《萊茵河、納瓦河、摩澤爾河之間戰區描述及對1793&mdash1794年該戰區戰事的考察》等。
&mdash&mdash譯者注 [22]我們在此首先想到滕佩爾霍夫和蒙塔朗貝爾。
前者在其《七年戰争史》第一卷第148頁提到這種見解，後者在其關于1759年俄國行動計劃的書信中提到這種見解。
&mdash&mdash作者注 [23]&ldquo跳飛&rdquo原指法國元帥沃邦于1697年發明的一種火炮射擊方法，以少裝藥、大仰角方式發射炮彈，使之彈着至少兩次。
此處形容用兵的方法，指用同一支部隊先打擊一處敵人，再打擊另一處敵人。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九章 出敵不意 從上一章所談的内容（一般應争取相對優勢）就已經可以得出另一個人們同樣一般應争取的，這就是出敵不意。
出敵不意或多或少是所有行動的基礎，因為沒有它，要在決定性的地點取得優勢簡直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出敵不意成為取得優勢的手段，但除此以外，從其精神效果來看，還應将它視為一個獨立的要素。
但凡出敵不意在很大程度上取得成功的地方，對手就會因此而出現混亂和失去勇氣，而這些會成倍地擴大我方的勝利，在這方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例子。
我們這裡所說的出敵不意并不是指進攻範疇内的狹義上的襲擊，而是努力以各種舉措（尤其是以兵力分配）使對手措手不及。
這種出敵不意在防禦中同樣可以采用，而且在戰術防禦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
我們說，出敵不意毫無例外是所有行動的基礎，隻是根據行動和其他條件的不同本性而在程度上很不相同。
這種程度上的區别由于軍隊、統帥乃至政府的不同特點就已經存在了。
保密和迅速是出敵不意的兩個因素，兩者以政府和統帥擁有大的魄力和軍隊能夠嚴肅執行任務為前提，以軟弱和松懈是無法達成出敵不意的。
然而，盡管這種努力是普遍存在的（絕對必要的），盡管這種努力确實不會毫無效果，但是達到非常成功程度的出敵不意也的确不多，這是符合事物本性的。
因此，如果有人認為主要通過這種手段就可以在戰争中有很多收獲，那麼這是一種錯誤的想法。
在想法上，出敵不意帶給我們很多期許，但在實施中，出敵不意卻多半卡在整個機器[1]遇到的阻力中。
出敵不意更多是在戰術範圍運用，原因自然是由于戰術上涉及的時間較短，空間較小。
因此在戰略上，越是接近戰術範圍的舉措，就越有可能實現出敵不意；越是向上接近政治範疇的舉措，就越難以實現出敵不意。
準備戰争通常需要數月，在大的部署地點集結部隊，多半要求建立物資庫和補給站以及大規模行軍，而行軍方向很快就會被人知道。
因此，一個國家能夠出敵不意地向其他國家發起戰争，或者能夠出敵不意地将大量兵力指向另一個國家，是極少見的。
在17、18世紀，戰争多圍繞着圍攻進行，出敵不意地包圍一處堅固的要塞是人們經過多種努力要做成的一件事，并且是軍事藝術中完全特有的重要一章，而這也罕有成功的例子。
相反，一兩天内就可以完成的行動更容易達成出敵不意。
因此比敵人搶先一日行程，從而先敵占領某地區的一處陣地、一個地點或者一條道路等等，往往并不困難。
不過很清楚，這樣的出敵不意雖然較容易達到，但效果也較小。
反之，如果出敵不意的難度較大，則其效果也較大。
誰要是相信小舉措達成的這種出敵不意往往能取得大的戰果（例如赢得一次會戰或奪占一個重要物資庫），那他就是相信一些大可想象、卻未經曆史檢驗的東西，因為一般來說，這種小的出敵不意産生大戰果的例子是很少的。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通過小規模的出敵不意收到大效果是很困難的。
當然，一個從曆史上探尋這些問題的人不應拘泥于曆史評論者的某些用于炫耀的觀點、說教以及他們自鳴得意的術語，而應正視事實本身。
例如在1761年的西裡西亞戰局中，就有某一天以出敵不意而聞名，這就是7月22日。
當天，弗裡德裡希大帝在尼斯[2]附近搶到了正開赴諾森[3]的勞東[4]将軍的前面。
據說，這使奧軍和俄軍無法在上西裡西亞[5]會合，從而為國王赢得了四周時間[6]。
但是誰要是仔細閱讀一下主要曆史記述者們[7]對這一事件的記載，并且不抱偏見地做些思考，他就從不會在7月22日的行軍中找到這樣的意義，反而看到有關這次行軍的流行的推論隻是自相矛盾，看到勞東在這以機動著稱的時間段裡，其很多行動卻沒有什麼動機。
在渴望得到真相和确證的今天，人們怎麼能讓這樣一個曆史證明大行其道呢？ 人們在戰局過程中要想利用出敵不意的原則取得大的效果，一般會想到采取一次大的行動、迅速定下決心和強行軍，這些應該為取得大效果提供手段。
弗裡德裡希大帝和拿破侖是公認的在這方面造詣最深的統帥，但是從他們的戰例中可以看到，即使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這些，也并非總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弗裡德裡希大帝在1760年7月非常突然地從包岑[8]襲擊了拉齊，并轉向德累斯頓，而他實際上從這整個插曲中一無所獲，反而丢掉了格拉茨[9]，使自己的處境顯著惡化了[10]。
拿破侖在1813年兩次突然從德累斯頓轉攻布呂歇爾，但兩次都完全沒有收到預期效果，都撲了空，隻是浪費了他的時間和兵力，而且使德累斯頓陷入十分危險的境地[11]。
至于他從上勞西茨[12]突入波希米亞[13]的效果，就更不用說了[14]。
因此，人們在戰争中要通過出敵不意取得大的戰果，僅依靠指揮官的行動、魄力和果斷同樣是不夠的，還必須具備其他有利條件。
但是我們并非要完全否認出敵不意可能取得的戰果，隻是想指出戰果與必要的有利條件是不可分的，而這些條件并不是常有的，指揮官很少能把它們創造出來。
在這方面，這兩位統帥也各自提供了鮮活的例子。
1814年，當布呂歇爾的部隊與主力分開，沿馬恩河向下遊行進時，拿破侖對他采取了一次著名的行動。
長達兩天的旨在出敵不意的行軍要想取得較大戰果是不容易的。
布呂歇爾部隊的行軍長度達到了三日行程，結果被各個擊破，受到相當于一次主力會戰失敗的損失。
這完全是出敵不意達成的效果，因為假如布呂歇爾料到拿破侖很快會進攻他，他就會完全以另一種方式組織行軍了。
拿破侖此次出敵不意所取得的戰果與布呂歇爾在組織行軍方面的錯誤是分不開的。
當然拿破侖并不知道這些情況，因此對他來說，這次成功摻有幸運的偶然性。
1760年的利格尼茨會戰也是如此。
弗裡德裡希大帝赢得了這次漂亮的會戰，因為他進入一處陣地後不久，當夜就又變換了陣地，這完全出乎勞東的意料，結果勞東損失了70門炮和1萬人。
盡管當時弗裡德裡希大帝遵循了來回機動的原則，以避免會戰或者至少打亂敵人的計劃，但是14日夜間變換陣地并不是出于這一意圖，而是因為如國王自己所說，他不喜歡14日的陣地。
因此偶然性在這裡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如果勞東的進攻未碰到弗裡德裡希大帝夜間變換陣地，未碰到難以通過的地形，那麼結果就不是這樣了。
在較高和最高的戰略範圍内也有一些出敵不意獲得豐碩戰果的例子。
對此，我們隻要指出以下三個例子就夠了：一是大選帝侯[15]與瑞典人作戰時，從弗蘭肯[16]到波莫瑞[17]，以及從邊區[18]到普雷戈爾河[19]的兩次輝煌的進軍[20]；二是1757年戰局；三是1800年拿破侖翻越阿爾卑斯山脈的著名行動[21]。
在1800年這個戰例中，一支部隊投降後交出了整個戰區；在1757年戰局中，另一支部隊幾乎要交出其戰區并投降[22]。
最後，作為一場完全出敵不意的戰争的例子，人們還可以舉出弗裡德裡希大帝攻入西裡西亞。
上述各例中的戰果都是非常大的，但是這種情況在曆史上很少見，前提是人們不把這種情況與一個國家由于缺乏行動和毅力而沒有做好戰争準備的情況混為一談（如1756年的薩克森[23]和1812年的俄國）。
現在還要談談涉及出敵不意的一個核心問題，這就是：誰能左右對方，誰才能做到出敵不意，而隻有行動正确的一方才能左右對方。
如果我們采取出敵不意行動時采用了錯誤的舉措，那麼我們不僅不會取得好的結果，反而也許會受到對手的有力回擊，無論如何對手無須對我們的舉措特别擔心，會從我們的錯誤中找到趨利避害的手段。
進攻比防禦包含更多的積極行動，因此出敵不意自然也就更多地為進攻者所采用，但是正如我們在後面要談到的那樣，這也不是絕對的。
進攻者和防禦者也可能同時采取出敵不意的行動，此時誰的舉措最恰當，誰想必就會占上風。
理論上講應該是這樣的，但現實生活也并非如此嚴格地遵守這一準則，而且是出自一個簡單的原因。
出敵不意帶來的精神作用，對那些樂于運用它的人來說，往往能使最壞的事情變成好事，并使另一方不能正常地定下決心。
特别是在這裡，我們所指的不僅是對方的高級指揮官，而且還指每一位指揮官，因為出敵不意的效果的特點就是使部隊的一緻性大幅下降，讓每個人的個性在這時都很容易表現出來。
在這裡，很多都取決于對立雙方所處的總的情況。
如果其中一方由于在總的精神方面占有優勢，已經使對方失去勇氣和驚慌失措，那麼這一方利用出敵不意就能取得更多的戰果，甚至在本該被消滅時也會取得好的結果。
*** [1]指部隊。
&mdash&mdash譯者 [2]尼斯（Neisse），今波蘭奧波萊省城市尼斯（Nysa），位于格拉策尼斯河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3]諾森（Nossen），今德國薩克森州一小城市，東距德累斯頓31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4]勞東（GideonErnstFreiherrvonLaudon，1717&mdash1790），男爵，奧地利元帥。
&mdash&mdash譯者注 [5]上西裡西亞（Oberschlesien），指西裡西亞地區的東南部，今大部分屬波蘭，小部分屬捷克。
&mdash&mdash譯者注 [6]在七年戰争中，1761年7月，奧地利的勞東将軍和俄國的布圖爾林元帥意圖在上西裡西亞會合，之後與弗裡德裡希二世決戰。
但弗裡德裡希二世于7月22日進至尼斯附近，插在俄奧兩軍之間，使聯軍不得不放棄在上西裡西亞會合的計劃，到8月19日才在下西裡西亞會合。
&mdash&mdash譯者注 [7]指滕佩爾霍夫、&ldquo老兵&rdquo、弗裡德裡希大帝。
&mdash&mdash作者注 [8]其中作者所說的&ldquo老兵&rdquo指的是《一位奧地利老兵的自白&mdash&mdash對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二世執政時期奧地利與普魯士之間微妙的政治-軍事關系的考察》（1781&mdash1791，在布雷斯勞出版）一書的匿名作者。
&mdash&mdash譯者注 [9]包岑（Bautzen），今德國薩克森州一城市，西距德累斯頓約60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10]格拉茨（Glatz），即今波蘭下西裡西亞省南部城市克沃茲科（Ktodzko)。
&mdash&mdash譯者注 [11]1760年6月，奧地利軍隊擊敗在西裡西亞的普魯士軍隊，并包圍格拉茨要塞。
7月，弗裡德裡希二世為救援西裡西亞，從薩克森開赴西裡西亞，受到道恩所率奧軍的阻截，于是在包岑突然回頭襲擊拉齊所率的奧軍，拉齊退入德累斯頓，弗裡德裡希二世又襲擊德累斯頓。
兩次襲擊都沒有得到好處。
26日，格拉茨要塞被奧軍攻陷，弗裡德裡希二世的處境反而更為惡化。
&mdash&mdash譯者注 [12]1813年8&mdash9月，拿破侖兩次從德累斯頓出發，向東進攻布呂歇爾：8月中旬，布呂歇爾率普軍西進，在萊格尼察附近擊敗法國奈伊元帥，拿破侖于是20日從德累斯頓出發，進攻布呂歇爾，但施瓦岑貝格率聯軍主力北上，德累斯頓告急，拿破侖隻好令麥克唐納繼續追擊普軍，自己連夜趕回德累斯頓；9月，布呂歇爾第二次進逼包岑，拿破侖再度向東出擊。
布呂歇爾主動後撤，拿破侖怕聯軍乘機再攻德累斯頓，隻好退回德累斯頓。
&mdash&mdash譯者注 [13]上勞西茨（dieOberlausitz），地區名，指勞西茨地區的中部地區，約67%屬今德國薩克森州，3%屬勃蘭登堡州，30%屬波蘭。
多丘陵。
&mdash&mdash譯者注 [14]波希米亞（Böhmen），曆史地域名，包括今捷克中西部地區，面積5.2萬餘平方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15]1813年8月，拿破侖從德累斯頓向東攻擊布呂歇爾時，為牽制在波希米亞的施瓦岑貝格指揮的聯軍，曾派波尼亞托夫斯基将軍從上勞西茨地區的齊陶對波希米亞進行佯攻。
但是施瓦岑貝格此時已越過埃爾茨山脈，進軍德累斯頓，法軍的佯攻并未起到作用。
&mdash&mdash譯者注 [16]指勃蘭登堡選帝侯弗裡德裡希·威廉（FriedrichWilhelmvonBrande
我們不能引用卡爾十二世在納爾瓦會戰[11]的戰例，因為當時俄國人[12]還幾乎不能被視為歐洲人，而且後人對這次會戰的主要情況知之甚少。
拿破侖曾在德累斯頓[13]附近以12萬人對抗22萬人[14]，對方的兵力優勢尚不到一倍。
在科林[15]附近，弗裡德裡希大帝以3萬人對抗5萬奧地利人，但是沒有成功[16]。
拿破侖在絕望的萊比錫會戰[17]中以16萬人對抗28萬人，同樣也沒有成功，對方的優勢還遠未到一倍。
由此可見，在目前的歐洲，即使最有才能的統帥也很難戰勝擁有一倍優勢兵力的敵軍。
如果我們看到，一倍優勢的兵力與最傑出的統帥相比，在戰争的天平上就已經有如此大的分量，那麼我們就不應懷疑，在一般條件下進行的大小戰鬥中，無論其他方面的條件如何不利，隻要有明顯的兵力優勢，而且無須超過一倍，就足以取得勝利了。
當然人們會想到，有些山口即使以十倍的兵力也不足以攻克，但在這種情況下，就根本談不上是戰鬥了。
因此我們認為，恰恰在我們歐洲的這種情況下，以及在一切類似的情況下，決定性地點上的兵力大小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在一般情況下，這也是所有條件中最重要的條件。
在決定性地點上能夠集中多大的兵力，這取決于部隊絕對兵力的大小和兵力運用的技巧。
因此首要的規則應該是率領一支人數盡可能多的部隊上戰場。
這聽起來很像是老生常談，其實并非如此。
很長時間人們沒有把部隊的兵力看作重要條件。
為了證明這一點，隻要指出下列事實就夠了：在大多數戰史中，甚至在記載比較詳細的18世紀戰史中，人們對部隊的兵力要麼完全不提，要麼隻是順便談到，從未重視過。
滕佩爾霍夫[18]是最早談到這個問題的著作家，他在《七年戰争史》中一再談到這個問題，但談得還是十分膚淺。
甚至馬森巴赫[19]在他對普魯士軍隊在孚日山脈[20]中的1793年和1794年戰局所做的很多評論式考察[21]中，對群山、谷地、道路和僅容單人通過的小道談了很多，但對雙方的兵力卻隻字未提。
另外一個證明是某些評論家腦子中的一個奇異想法，他們認為一支部隊應該有一個最理想的、固定的标準人數，超過這個數量的多餘兵力不僅沒有用處，反倒是累贅[22]。
最後，我們還有很多沒有把全部可用兵力投入會戰或戰争的例子，因為人們不相信數量上的優勢确實重要。
如果人們确信集中顯著優勢的兵力可以奪取一切可能奪取的東西，那麼這條明确的信念就必然會反映在戰争的準備上，會把盡量多的兵力投入戰争，以便自己在兵力上占優勢，或至少不讓敵人在兵力上占優勢。
關于以絕對兵力進行戰争的問題就談這些。
絕對兵力的數量是由政府确定的。
盡管這種确定已經是真正的軍事活動的開始，而且在軍事活動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問題，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将在戰争中指揮這支軍隊的統帥卻無權再幹預此事，而是必須把絕對兵力的數量視為一個既定數，即使他沒有參與确定這個數量，或者有情況妨礙兵力擴大到足夠的程度。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統帥唯一能做的是，即使無法取得絕對優勢，也要通過巧妙地使用軍隊，在決定性地點上形成相對的優勢。
這樣，空間和時間的計算就似乎成為最重要的了，這就使人們認為戰略上的這種計算包括使用軍隊的幾乎全部問題。
有些人甚至認為傑出的統帥天生長有一個器官，專門進行戰略上和戰術上的這種計算。
空間和時間的計算在任何場合都是最基本的，某種程度上都是戰略日常需要的，但并不是最困難的和決定性的。
如果我們不抱偏見地閱讀戰史，就會發現，由于這種計算錯誤而确實導緻重大損失的情況至少在戰略上是極為少見的。
然而如果将一位果斷且積極進取的統帥（例如弗裡德裡希大帝和拿破侖）通過快速行軍以同一支軍隊擊敗多個對手的所有情況，都歸因于&ldquo對空間和時間的巧妙結合&rdquo這一概念，那麼我們就會徒勞無益地陷入用詞上的糾纏。
為了使概念明确和有用，人們必須總是正确地稱呼事物。
對其對手的正确判斷（例如在上述例子中，弗裡德裡希大帝和拿破侖分别對道恩和施瓦岑貝格的判斷），敢于在一段時間内僅以少量兵力與對手對峙的冒險精神，進行強行軍的毅力，迅速突擊的膽識，以及傑出人物臨危不懼、超出平時的作為，這些才是他們取得勝利的原因。
而這些原因與正确比較兩個如此簡單的事物（例如空間和時間）的能力又有什麼相幹呢？ 但是如果我們要較真的話，即使是跳飛式用兵[23]這一在防禦戰中經常為傑出統帥所信賴的方法（例如在羅斯巴赫和蒙米賴勝利後分别乘勢取得洛伊滕和蒙特羅勝利），在曆史上也隻是罕見的現象。
能夠取得相對優勢（巧妙地将優勢兵力集中到一個決定性地點）的原因，一是因為正确地評估和選定了決定性地點，并使自己的軍隊一開始就有正确的推進方向；二是因為有決心為了重要的東西而放棄次要的東西（集中兵力，取得局部優勢）。
在這方面，弗裡德裡希大帝和拿破侖做得尤為突出。
至此，我們認為已經把數量優勢應有的重要性說清楚了。
人們應将數量上的優勢視為基本的想法，在任何地方都應首先和盡量争取。
但是如果因此就認為數量上的優勢是勝利的一個必要條件，那就完全誤解了我們的論述。
我們隻是想在結論中指出兵力在戰鬥中的重要性。
如果人們盡可能多地集中兵力，那麼對這個原則來說就已經足夠了。
至于人們是否應該由于兵力不足而避免戰鬥，那隻有視總的情況才能決定。
*** [1]希臘人（Griechen），今希臘、南塞浦路斯的主體民族，由古希臘人與其他民族混合而成，多屬歐羅巴人種地中海類型，部分屬阿爾卑斯類型。
&mdash&mdash譯者注 [2]波斯人（Perser），今伊朗的主體民族，屬歐羅巴人種南支。
曆史上曾與希臘發生戰争。
&mdash&mdash譯者注 [3]英格蘭人（Engländer），今英國的主體民族，屬歐羅巴人種，大多為大西洋-波羅的海類型。
&mdash&mdash譯者注 [4]馬拉提人（Marathen），居住在印度中部的一個民族，1763&mdash1778年間曾屢次頑強反抗英國殖民者。
&mdash&mdash譯者注 [5]德意志人（Deutsche），中歐民族之一，系古代日耳曼人的後裔，但在不同曆史時期混入了不同的民族成分。
多屬歐羅巴人種北歐類型，部分屬阿爾卑斯類型。
&mdash&mdash譯者注 [6]馬拉松之戰是古希臘對波斯戰争（公元前500&mdash前449）中的一次會戰。
公元前490年，古希臘統帥米爾蒂亞季斯率領步兵1.1萬人在雅典東北的馬拉松平原，擊敗擁有10萬步兵（也有資料稱20萬）和1萬騎兵的波斯軍隊。
&mdash&mdash譯者注 [7]洛伊滕（Leuthen），即今波蘭下西裡西亞省村莊盧蒂尼亞（Lutynia）。
&mdash&mdash譯者注 [8]1757年12月，弗裡德裡希二世擴大羅斯巴赫會戰勝利的戰果，率領普軍馳援西裡西亞。
5日，2.9萬名普軍在洛伊滕向6.6萬名奧軍發起進攻。
弗裡德裡希二世佯攻奧軍右翼，實際上利用地形将主力轉至奧軍左翼，将其擊潰。
最後，普軍損失6400人，奧軍損失2.2萬人（其中1.2萬人被俘）。
這是弗裡德裡希二世用斜向戰鬥序列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
&mdash&mdash譯者注 [9]羅斯巴赫（Rossbach），今德國薩克森-安哈爾特州城市布勞恩斯貝德拉（Braunsbedra）的一部分。
&mdash&mdash譯者注 [10]1757年8月，弗裡德裡希二世率領普軍向西迎擊法國和神聖羅馬帝國聯軍。
10月，奧軍進入柏林，弗裡德裡希二世回師救援。
當奧軍退出柏林後，弗裡德裡希二世又回到萊比錫迎擊聯軍。
11月5日在薩勒河畔的羅斯巴赫進行會戰。
會戰中，聯軍企圖迂回普軍左翼，弗裡德裡希二世及時掉轉了正面，并派騎兵襲擊聯軍，結果聯軍大敗。
&mdash&mdash譯者注 [11]1700年2月，薩克森、波蘭聯軍攻入利夫蘭，北方戰争（1700&mdash1721）爆發。
瑞典國王卡爾十二世很快轉入反攻。
10月，薩克森和波蘭的盟友俄國軍隊開始圍攻當時的瑞典要塞納爾瓦（Narwa，今愛沙尼亞最東部的城市，位于納爾瓦河河畔）。
11月，卡爾十二世率1萬餘人前去解圍，擊敗俄軍3.5萬人。
&mdash&mdash譯者注 [12]俄國人（Russen），祖先為東斯拉夫人羅斯部族，屬歐羅巴人種，白海-波羅的海類型。
&mdash&mdash譯者注 [13]德累斯頓（Dresden），今德國薩克森州首府，位于易北河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14]1813年8月，施瓦岑貝格指揮聯軍主力，趁拿破侖東擊布呂歇爾之際，進逼德累斯頓。
拿破侖于8月26日趕回德累斯頓，反擊聯軍。
27日，法軍用正面進攻結合兩翼迂回的方法擊敗聯軍。
&mdash&mdash譯者注 [15]科林（Kolin），今捷克中部一城市，位于易北河河畔，西距布拉格約60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16]1757年春，普魯士軍隊突然攻入波希米亞。
5月，弗裡德裡希二世率主力包圍布拉格，但久攻未克。
6月中，道恩率領奧軍前來解圍。
18日，與弗裡德裡希二世在科林附近進行會戰。
弗裡德裡希二世戰敗，退守薩克森。
&mdash&mdash譯者注 [17]又稱萊比錫大會戰。
1813年8月，奧地利、普魯士、俄國、瑞典等國組成第六次反法聯盟。
在當月進行的德累斯頓會戰後，法軍處于被包圍狀态，雖然采用了旨在各個擊破的戰法，但沒有達到效果。
10月，法軍16萬人（一說19萬人，可能是加上了華沙公國、意大利、那不勒斯和一些萊茵邦聯的部隊）被28萬（一說20.5萬）聯軍包圍于萊比錫（Leipzig，今德國薩克森州最大城市）。
10月16日，會戰開始。
最後拿破侖于19日晨開始退向萊茵河，聯軍取得了對拿破侖的決定性勝利，于次年初進入法國作戰，3月底進入巴黎。
4月11日，拿破侖退位，被流放到厄爾巴島。
&mdash&mdash譯者注 [18]滕佩爾霍夫（GeorgFriedrichvonTempelhoff，1737&mdash1807），普魯士中将，軍事著作家，普魯士炮兵學院的創辦人和首任院長，普軍軍訓總監，參加過七年戰争。
1783&mdash1801年将英國軍事理論家勞埃德著作《七年戰争史》（GeschichtedesSiebenjährigenKrieges）譯成德語出版，并做了大量注釋。
在數學和音樂領域也有一定造詣，是普魯士科學院和藝術院成員。
&mdash&mdash譯者注 [19]馬森巴赫（ChristianvonMassenbach，1758&mdash1827），男爵，普魯士上校，軍事著作家。
參加過1792年普奧聯軍和1793年第一次反法聯盟對法戰争。
&mdash&mdash譯者注 [20]孚日山脈（dieVogesen），位于法國東北部、萊茵河左岸。
南北長約125公裡，寬40&mdash70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21]1793年第一次反法聯盟對法作戰時，普魯士軍隊主要是在法國的孚日地區作戰。
普魯士軍官馬森巴赫參加過這次戰争，後來撰寫了不少著作，例如《1793年戰局概覽》《對1792&mdash1794年反法戰局及1795年戰局可能結果的考察》《萊茵河、納瓦河、摩澤爾河之間戰區描述及對1793&mdash1794年該戰區戰事的考察》等。
&mdash&mdash譯者注 [22]我們在此首先想到滕佩爾霍夫和蒙塔朗貝爾。
前者在其《七年戰争史》第一卷第148頁提到這種見解，後者在其關于1759年俄國行動計劃的書信中提到這種見解。
&mdash&mdash作者注 [23]&ldquo跳飛&rdquo原指法國元帥沃邦于1697年發明的一種火炮射擊方法，以少裝藥、大仰角方式發射炮彈，使之彈着至少兩次。
此處形容用兵的方法，指用同一支部隊先打擊一處敵人，再打擊另一處敵人。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九章 出敵不意 從上一章所談的内容（一般應争取相對優勢）就已經可以得出另一個人們同樣一般應争取的，這就是出敵不意。
出敵不意或多或少是所有行動的基礎，因為沒有它，要在決定性的地點取得優勢簡直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出敵不意成為取得優勢的手段，但除此以外，從其精神效果來看，還應将它視為一個獨立的要素。
但凡出敵不意在很大程度上取得成功的地方，對手就會因此而出現混亂和失去勇氣，而這些會成倍地擴大我方的勝利，在這方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例子。
我們這裡所說的出敵不意并不是指進攻範疇内的狹義上的襲擊，而是努力以各種舉措（尤其是以兵力分配）使對手措手不及。
這種出敵不意在防禦中同樣可以采用，而且在戰術防禦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
我們說，出敵不意毫無例外是所有行動的基礎，隻是根據行動和其他條件的不同本性而在程度上很不相同。
這種程度上的區别由于軍隊、統帥乃至政府的不同特點就已經存在了。
保密和迅速是出敵不意的兩個因素，兩者以政府和統帥擁有大的魄力和軍隊能夠嚴肅執行任務為前提，以軟弱和松懈是無法達成出敵不意的。
然而，盡管這種努力是普遍存在的（絕對必要的），盡管這種努力确實不會毫無效果，但是達到非常成功程度的出敵不意也的确不多，這是符合事物本性的。
因此，如果有人認為主要通過這種手段就可以在戰争中有很多收獲，那麼這是一種錯誤的想法。
在想法上，出敵不意帶給我們很多期許，但在實施中，出敵不意卻多半卡在整個機器[1]遇到的阻力中。
出敵不意更多是在戰術範圍運用，原因自然是由于戰術上涉及的時間較短，空間較小。
因此在戰略上，越是接近戰術範圍的舉措，就越有可能實現出敵不意；越是向上接近政治範疇的舉措，就越難以實現出敵不意。
準備戰争通常需要數月，在大的部署地點集結部隊，多半要求建立物資庫和補給站以及大規模行軍，而行軍方向很快就會被人知道。
因此，一個國家能夠出敵不意地向其他國家發起戰争，或者能夠出敵不意地将大量兵力指向另一個國家，是極少見的。
在17、18世紀，戰争多圍繞着圍攻進行，出敵不意地包圍一處堅固的要塞是人們經過多種努力要做成的一件事，并且是軍事藝術中完全特有的重要一章，而這也罕有成功的例子。
相反，一兩天内就可以完成的行動更容易達成出敵不意。
因此比敵人搶先一日行程，從而先敵占領某地區的一處陣地、一個地點或者一條道路等等，往往并不困難。
不過很清楚，這樣的出敵不意雖然較容易達到，但效果也較小。
反之，如果出敵不意的難度較大，則其效果也較大。
誰要是相信小舉措達成的這種出敵不意往往能取得大的戰果（例如赢得一次會戰或奪占一個重要物資庫），那他就是相信一些大可想象、卻未經曆史檢驗的東西，因為一般來說，這種小的出敵不意産生大戰果的例子是很少的。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通過小規模的出敵不意收到大效果是很困難的。
當然，一個從曆史上探尋這些問題的人不應拘泥于曆史評論者的某些用于炫耀的觀點、說教以及他們自鳴得意的術語，而應正視事實本身。
例如在1761年的西裡西亞戰局中，就有某一天以出敵不意而聞名，這就是7月22日。
當天，弗裡德裡希大帝在尼斯[2]附近搶到了正開赴諾森[3]的勞東[4]将軍的前面。
據說，這使奧軍和俄軍無法在上西裡西亞[5]會合，從而為國王赢得了四周時間[6]。
但是誰要是仔細閱讀一下主要曆史記述者們[7]對這一事件的記載，并且不抱偏見地做些思考，他就從不會在7月22日的行軍中找到這樣的意義，反而看到有關這次行軍的流行的推論隻是自相矛盾，看到勞東在這以機動著稱的時間段裡，其很多行動卻沒有什麼動機。
在渴望得到真相和确證的今天，人們怎麼能讓這樣一個曆史證明大行其道呢？ 人們在戰局過程中要想利用出敵不意的原則取得大的效果，一般會想到采取一次大的行動、迅速定下決心和強行軍，這些應該為取得大效果提供手段。
弗裡德裡希大帝和拿破侖是公認的在這方面造詣最深的統帥，但是從他們的戰例中可以看到，即使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這些，也并非總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弗裡德裡希大帝在1760年7月非常突然地從包岑[8]襲擊了拉齊，并轉向德累斯頓，而他實際上從這整個插曲中一無所獲，反而丢掉了格拉茨[9]，使自己的處境顯著惡化了[10]。
拿破侖在1813年兩次突然從德累斯頓轉攻布呂歇爾，但兩次都完全沒有收到預期效果，都撲了空，隻是浪費了他的時間和兵力，而且使德累斯頓陷入十分危險的境地[11]。
至于他從上勞西茨[12]突入波希米亞[13]的效果，就更不用說了[14]。
因此，人們在戰争中要通過出敵不意取得大的戰果，僅依靠指揮官的行動、魄力和果斷同樣是不夠的，還必須具備其他有利條件。
但是我們并非要完全否認出敵不意可能取得的戰果，隻是想指出戰果與必要的有利條件是不可分的，而這些條件并不是常有的，指揮官很少能把它們創造出來。
在這方面，這兩位統帥也各自提供了鮮活的例子。
1814年，當布呂歇爾的部隊與主力分開，沿馬恩河向下遊行進時，拿破侖對他采取了一次著名的行動。
長達兩天的旨在出敵不意的行軍要想取得較大戰果是不容易的。
布呂歇爾部隊的行軍長度達到了三日行程，結果被各個擊破，受到相當于一次主力會戰失敗的損失。
這完全是出敵不意達成的效果，因為假如布呂歇爾料到拿破侖很快會進攻他，他就會完全以另一種方式組織行軍了。
拿破侖此次出敵不意所取得的戰果與布呂歇爾在組織行軍方面的錯誤是分不開的。
當然拿破侖并不知道這些情況，因此對他來說，這次成功摻有幸運的偶然性。
1760年的利格尼茨會戰也是如此。
弗裡德裡希大帝赢得了這次漂亮的會戰，因為他進入一處陣地後不久，當夜就又變換了陣地，這完全出乎勞東的意料，結果勞東損失了70門炮和1萬人。
盡管當時弗裡德裡希大帝遵循了來回機動的原則，以避免會戰或者至少打亂敵人的計劃，但是14日夜間變換陣地并不是出于這一意圖，而是因為如國王自己所說，他不喜歡14日的陣地。
因此偶然性在這裡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如果勞東的進攻未碰到弗裡德裡希大帝夜間變換陣地，未碰到難以通過的地形，那麼結果就不是這樣了。
在較高和最高的戰略範圍内也有一些出敵不意獲得豐碩戰果的例子。
對此，我們隻要指出以下三個例子就夠了：一是大選帝侯[15]與瑞典人作戰時，從弗蘭肯[16]到波莫瑞[17]，以及從邊區[18]到普雷戈爾河[19]的兩次輝煌的進軍[20]；二是1757年戰局；三是1800年拿破侖翻越阿爾卑斯山脈的著名行動[21]。
在1800年這個戰例中，一支部隊投降後交出了整個戰區；在1757年戰局中，另一支部隊幾乎要交出其戰區并投降[22]。
最後，作為一場完全出敵不意的戰争的例子，人們還可以舉出弗裡德裡希大帝攻入西裡西亞。
上述各例中的戰果都是非常大的，但是這種情況在曆史上很少見，前提是人們不把這種情況與一個國家由于缺乏行動和毅力而沒有做好戰争準備的情況混為一談（如1756年的薩克森[23]和1812年的俄國）。
現在還要談談涉及出敵不意的一個核心問題，這就是：誰能左右對方，誰才能做到出敵不意，而隻有行動正确的一方才能左右對方。
如果我們采取出敵不意行動時采用了錯誤的舉措，那麼我們不僅不會取得好的結果，反而也許會受到對手的有力回擊，無論如何對手無須對我們的舉措特别擔心，會從我們的錯誤中找到趨利避害的手段。
進攻比防禦包含更多的積極行動，因此出敵不意自然也就更多地為進攻者所采用，但是正如我們在後面要談到的那樣，這也不是絕對的。
進攻者和防禦者也可能同時采取出敵不意的行動，此時誰的舉措最恰當，誰想必就會占上風。
理論上講應該是這樣的，但現實生活也并非如此嚴格地遵守這一準則，而且是出自一個簡單的原因。
出敵不意帶來的精神作用，對那些樂于運用它的人來說，往往能使最壞的事情變成好事，并使另一方不能正常地定下決心。
特别是在這裡，我們所指的不僅是對方的高級指揮官，而且還指每一位指揮官，因為出敵不意的效果的特點就是使部隊的一緻性大幅下降，讓每個人的個性在這時都很容易表現出來。
在這裡，很多都取決于對立雙方所處的總的情況。
如果其中一方由于在總的精神方面占有優勢，已經使對方失去勇氣和驚慌失措，那麼這一方利用出敵不意就能取得更多的戰果，甚至在本該被消滅時也會取得好的結果。
*** [1]指部隊。
&mdash&mdash譯者 [2]尼斯（Neisse），今波蘭奧波萊省城市尼斯（Nysa），位于格拉策尼斯河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3]諾森（Nossen），今德國薩克森州一小城市，東距德累斯頓31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4]勞東（GideonErnstFreiherrvonLaudon，1717&mdash1790），男爵，奧地利元帥。
&mdash&mdash譯者注 [5]上西裡西亞（Oberschlesien），指西裡西亞地區的東南部，今大部分屬波蘭，小部分屬捷克。
&mdash&mdash譯者注 [6]在七年戰争中，1761年7月，奧地利的勞東将軍和俄國的布圖爾林元帥意圖在上西裡西亞會合，之後與弗裡德裡希二世決戰。
但弗裡德裡希二世于7月22日進至尼斯附近，插在俄奧兩軍之間，使聯軍不得不放棄在上西裡西亞會合的計劃，到8月19日才在下西裡西亞會合。
&mdash&mdash譯者注 [7]指滕佩爾霍夫、&ldquo老兵&rdquo、弗裡德裡希大帝。
&mdash&mdash作者注 [8]其中作者所說的&ldquo老兵&rdquo指的是《一位奧地利老兵的自白&mdash&mdash對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二世執政時期奧地利與普魯士之間微妙的政治-軍事關系的考察》（1781&mdash1791，在布雷斯勞出版）一書的匿名作者。
&mdash&mdash譯者注 [9]包岑（Bautzen），今德國薩克森州一城市，西距德累斯頓約60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10]格拉茨（Glatz），即今波蘭下西裡西亞省南部城市克沃茲科（Ktodzko)。
&mdash&mdash譯者注 [11]1760年6月，奧地利軍隊擊敗在西裡西亞的普魯士軍隊，并包圍格拉茨要塞。
7月，弗裡德裡希二世為救援西裡西亞，從薩克森開赴西裡西亞，受到道恩所率奧軍的阻截，于是在包岑突然回頭襲擊拉齊所率的奧軍，拉齊退入德累斯頓，弗裡德裡希二世又襲擊德累斯頓。
兩次襲擊都沒有得到好處。
26日，格拉茨要塞被奧軍攻陷，弗裡德裡希二世的處境反而更為惡化。
&mdash&mdash譯者注 [12]1813年8&mdash9月，拿破侖兩次從德累斯頓出發，向東進攻布呂歇爾：8月中旬，布呂歇爾率普軍西進，在萊格尼察附近擊敗法國奈伊元帥，拿破侖于是20日從德累斯頓出發，進攻布呂歇爾，但施瓦岑貝格率聯軍主力北上，德累斯頓告急，拿破侖隻好令麥克唐納繼續追擊普軍，自己連夜趕回德累斯頓；9月，布呂歇爾第二次進逼包岑，拿破侖再度向東出擊。
布呂歇爾主動後撤，拿破侖怕聯軍乘機再攻德累斯頓，隻好退回德累斯頓。
&mdash&mdash譯者注 [13]上勞西茨（dieOberlausitz），地區名，指勞西茨地區的中部地區，約67%屬今德國薩克森州，3%屬勃蘭登堡州，30%屬波蘭。
多丘陵。
&mdash&mdash譯者注 [14]波希米亞（Böhmen），曆史地域名，包括今捷克中西部地區，面積5.2萬餘平方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15]1813年8月，拿破侖從德累斯頓向東攻擊布呂歇爾時，為牽制在波希米亞的施瓦岑貝格指揮的聯軍，曾派波尼亞托夫斯基将軍從上勞西茨地區的齊陶對波希米亞進行佯攻。
但是施瓦岑貝格此時已越過埃爾茨山脈，進軍德累斯頓，法軍的佯攻并未起到作用。
&mdash&mdash譯者注 [16]指勃蘭登堡選帝侯弗裡德裡希·威廉（FriedrichWilhelmvonBran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