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從大同盟到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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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要保持一團一結并不太難，因為有一個打敗共同敵人的共同目标，這一點誰都清楚。
艱難的工作在戰後，那時，各種不同的利害關系往往會使同盟國分裂。
斯大林，于雅爾塔 第一次世界大戰導緻了中歐和東歐的革命，導緻了革命對西歐的威脅。
第二次世界大戰卻沒有激起類似的動亂。
革命并沒有震撼歐洲大一陸，盡避第二次世界大戰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了更大的物質損失和政治混亂。
一個原因是平民大衆極度疲乏。
過去6年中，他們經常遭到來自空中的轟炸，經曆了大規模的戰亂，許多人還因逃難、作苦力或被監禁而不得不離開家園。
平民中被打死的達1000萬，其中600萬為猶太人，士兵中被打死的則達1500多萬。
這一傷亡數字大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傷亡數字的兩倍，所蒙受的物質損失則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物質損失的13倍。
那些幸存下來的人已經曆了前所未有的窮困和混亂。
單在戰争的前三年半中，就有3000萬歐洲人逃離或被趕出他們原來的家園，戰争給束後，同盟國軍隊和國際救助機構将120O多萬"難民"遣送回國，不過，仍存在着一個由100多萬不願回家的人組成的堅強核心，他們多半為來自東歐的反共産主義者。
諸民族的這種大規模的重組和伴随而來的寒冷、饑餓和疾病一起使大多數歐洲人疲憊不堪、垂頭喪氣，不想革命。
獲勝的同盟國軍隊對整個歐洲的占領同樣是決定一性一的。
蘇聯紅軍與英國人和美國人一樣，鎮壓了反抗，消除了混亂。
社會結構方面的革命确在東歐出現過，但它是一種由莫斯科指揮的、強加的革命。
歐洲各共一産一黨一都是蘇聯對外政策的馴服工具，而不是本國革命的鼓動者。
因此，蘇聯、英國和美國在希特勒垮台後有效地控制了歐洲的發展。
正是這三大強國應對逐漸破壞戰時大同盟、引起冷戰的那些政策和事件負責。
一、戰時的一團一結 在戰争年代中，西方列強和蘇聯不得不結成統一戰線，以反對不共戴天的敵人的威脅。
就在希特勒入侵蘇聯的那一天，丘吉爾宣布；"蘇聯的危險就是…我們的危險，也是美國的危險，正如蘇聯人為保家而戰的事業是全世界自一由的人們和自一由的民族的事業一樣。
" 兩個月後，即1941年8月14日，丘吉爾和羅斯福發表了《大西洋憲章》，在這一憲章中，他們以理想主義的措詞宣布了他們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原則。
1942年5月，英國和蘇聯簽訂了為期20年的互助條約，第二個月，美國和蘇聯又簽訂了《美-蘇租借協定》；這兩個協約是同盟國合作的具體表現。
合作的另一表現是1943年6月蘇聯人決定解散他們為推翻世界資本主義而于1919年建立的共産國際、鑒于他們同西方列強的友好關系，蘇聯人這時斷定共産國際已沒有用處，不過應該指出，這一決定實際上并不意味着什麼，因為到1939年時共産國際的主要官員已轉入一黨一中央書記處，他們在那裡繼續發揮作用。
同盟國戰時合作的另一結果是1943年11月成立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
這一國際機構緊跟在軍隊的後面，向已被解放的國家提一供各種救濟，直到新的國民政一府能負起責任時為止。
它于1944年春開始工作，到1948年9月解散時，它已分發了主要源自美國的2200萬噸物資，包括食物、衣服和藥品。
它的主要活動範圍在希臘、南斯拉夫、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和意大利。
如果沒有它所作的貢獻，戰後歐洲的貧困和苦難實際上會更嚴重。
戰争臨近結束時，這種由共同的危險促成的合作開始動搖。
合作者們為了各自心目中的戰後的國家利益甯願犧牲一團一結。
因此，随着和平的到來，大同盟因内部不和而分裂了，兩、三年内便為時常象要變成熱戰的冷戰所取代。
同盟國的政治家在戰争年代中未能認真地為戰後的和解拟定計劃，這一點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
戰争初期，他們确制定了《大西洋憲章》，這一憲章由丘吉爾和羅斯福于1941年8月14日在美國巡洋艦"奧古斯塔号"的甲闆上簽署。
它規定，戰後的世界應沒有貧窮和恐懼，在這個世界中，未經有關民族同意不能改變領土現狀，每個民族自己決定政一府的形式，所有國家的經濟機會均等，解除侵略國的武裝。
不幸的是，人們沒有為明确地、切合實際地應用這些理想主義的原則去解決等待着和平結局的各種問題而作出什麼努力。
1943年，在卡薩布蘭卡、魁北克和德黑蘭召開的會議都主要緻力于軍事戰略，戰後問題隻是偶然地、籠統地被提及。
到1944年秋時，政治上的争端已不再能避免。
蘇聯紅軍向多瑙河流域上遊的推進正迫使德國人撤離巴爾幹半島，共一産一黨一領導的抵抗陣線的戰士正填補這一真空。
一個由共一産一黨一控制的巴爾幹半島的前景驅使莊吉爾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會晤。
這兩位領一導一人很快就對在這一有争議的半島上劃分的勢力範圍達成一緻意見。
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屬于蘇聯的勢力範圍，希臘屬于英國的勢力範圍，南斯拉夫則是英蘇共同勢力範圍内的緩沖地帶。
這樣，丘吉爾為了應付戰略形勢不利這一燃眉之急，不得不承認蘇聯在巴爾幹北部的優勢，以便維護英國在希臘的傳統的首要地位。
就在丘吉爾與斯大林在莫斯科談判的同時，英國軍隊正開始在希臘登陸。
他們緊随撤退的德軍之後向北推進，但發現希臘抵抗部隊已在他們之前占領了所有的城鎮。
這些由紀律嚴明的共一産一黨一人領導的抵抗部隊沒有進行抵抗，因為這些共一産一黨一人忠順地遵循克裡姆林宮會時的方針。
如果這些共一産一黨一人知道斯大林滿不在乎地處置他們的國家，他們是否還會如此與人方便呢？思索一下這個問題是很有趣的。
總之，他們向英國的小鄙部隊表示歡迎，雖然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他們能象有民族主義一精一神的鐵托當時在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樣，輕易地阻擋英國軍隊前進。
盡避希臘抵抗部隊一味順從，但事實仍然是：在德國人撤離時，他們是這個國家中占優勢的軍事力量。
對丘吉爾來說，這是一種無法容忍的局面。
11月7日，丘吉爾告訴他的外交大臣艾登說："依照我的看法，在為換取在希臘的行動自一由而向蘇聯付出我們的代價之後，我們應毫不猶豫地動用英國軍隊去支持由M．帕潘德裡歐領導的皇家希臘政一府。
"明确地說，丘吉爾的問題是如何有把握地做到解除抵抗部隊的武裝，以使國家政權轉到合法的皇家政一府手中。
各種解除武裝的方案給提了出來，但沒有一個能使雙方滿意。
這一争端促成了一場最終發展成激烈、殘酷的雅典戰役的武裝沖突。
英國和印度聯軍從意大利迅速地開進了雅典，經過一個月的戰鬥之後，抵抗部隊撤離了該地區。
2月12日，雙方簽訂了和平協定（《瓦爾基茨停戰協定》），協定規定，抵抗部隊交出他們的武裝，作為回報，英國應許希臘進行選舉和就國王回國問題舉行公民投票。
這樣，丘吉爾保住了在莫斯科時分配給他的勢力範圍：在戰後數年中，希臘一直站在西方一邊。
同樣重要的是，在丘吉爾驅散左翼抵抗部隊的戰士時，斯大林意味深長地保持沉默。
英蘇有關巴爾幹問題的秘密協議在當時是生效的、起作用的． 二、雅爾塔會議 1945年2月，雅典的戰鬥剛剛停止，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便在雅爾塔聚會，舉行了他們在戰時的最後一次會議。
随着盟軍從四面八方集中到德國，有關戰後解決辦法的種種問題這時不得不予以專門的、實際的考慮。
他們在就遠東問題達成協議時幾乎沒遇到什麼困難。
斯大林同意在歐洲戰争結束後的60天内向日本宣戰。
作為回報，蘇聯将重新獲得千島群島和1905年丢失給日本的領土和特許權，其中包括薩哈林島南部、旅順港海軍基地的租借權以及與中國共同經管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的權利。
關于德國，這次會議推遲了對包括賠款和邊境問題在内的大多數問題作出決定的時間。
不過，會議一緻同意，德國應劃分成四個占領區（其中一個屬法國），由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管轄。
位于蘇聯占領區内的柏林應由四國共同占領和管理。
引起戰後重大沖突的一個原一團一是未能就保證西方進入首都柏林這一問題達成明确的協議。
在雅爾塔進行的大多數談判都與東歐新解放的國家有關。
斯大林在這一地區處于強有力的地位，因為他的軍隊已解放并實際占領了這一地區。
此外，西方盟國和蘇聯早些時候已同意，在戰争結束之前，每個大國應對其軍隊在作戰過程中所經過的那些地區的政治發展實行監督。
正如美國一位代表詹姆斯·F，貝爾納斯後來所說的那樣："問題不是我們将讓蘇聯人做什麼，而是我們能說服蘇聯人去做什麼。
" 假定是這種情況，那麼，從西方的觀點看，就東歐問題達成的種種協議在紙面上是十分令人滿意的。
關于邊界，蘇聯将得到經過修訂的寇松線以東的波蘭領土；寇松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故後劃定的，但随後被忽視了。
作為補償，波蘭将得到東德的領土；對于這一點，雅爾塔會議原則上一緻同意，但推遲了作出最後的、明确的決定的時間。
關于波蘭和南斯拉夫政一府，斯大林同意，已在蘇聯支持下建立的各共一産一黨一政權應通過接受面向西方的流亡政一府的代表來加以擴大。
流亡政一府的代表對這種安排感到憂慮，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種安排使蘇聯紅軍和共一産一黨一政一府實際上合法地控制了國家。
一種明白的政策聲明即《關于已被解放的歐洲的雅爾塔宣言》在理論上駁斥了流亡
艱難的工作在戰後，那時，各種不同的利害關系往往會使同盟國分裂。
斯大林，于雅爾塔 第一次世界大戰導緻了中歐和東歐的革命，導緻了革命對西歐的威脅。
第二次世界大戰卻沒有激起類似的動亂。
革命并沒有震撼歐洲大一陸，盡避第二次世界大戰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了更大的物質損失和政治混亂。
一個原因是平民大衆極度疲乏。
過去6年中，他們經常遭到來自空中的轟炸，經曆了大規模的戰亂，許多人還因逃難、作苦力或被監禁而不得不離開家園。
平民中被打死的達1000萬，其中600萬為猶太人，士兵中被打死的則達1500多萬。
這一傷亡數字大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傷亡數字的兩倍，所蒙受的物質損失則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物質損失的13倍。
那些幸存下來的人已經曆了前所未有的窮困和混亂。
單在戰争的前三年半中，就有3000萬歐洲人逃離或被趕出他們原來的家園，戰争給束後，同盟國軍隊和國際救助機構将120O多萬"難民"遣送回國，不過，仍存在着一個由100多萬不願回家的人組成的堅強核心，他們多半為來自東歐的反共産主義者。
諸民族的這種大規模的重組和伴随而來的寒冷、饑餓和疾病一起使大多數歐洲人疲憊不堪、垂頭喪氣，不想革命。
獲勝的同盟國軍隊對整個歐洲的占領同樣是決定一性一的。
蘇聯紅軍與英國人和美國人一樣，鎮壓了反抗，消除了混亂。
社會結構方面的革命确在東歐出現過，但它是一種由莫斯科指揮的、強加的革命。
歐洲各共一産一黨一都是蘇聯對外政策的馴服工具，而不是本國革命的鼓動者。
因此，蘇聯、英國和美國在希特勒垮台後有效地控制了歐洲的發展。
正是這三大強國應對逐漸破壞戰時大同盟、引起冷戰的那些政策和事件負責。
一、戰時的一團一結 在戰争年代中，西方列強和蘇聯不得不結成統一戰線，以反對不共戴天的敵人的威脅。
就在希特勒入侵蘇聯的那一天，丘吉爾宣布；"蘇聯的危險就是…我們的危險，也是美國的危險，正如蘇聯人為保家而戰的事業是全世界自一由的人們和自一由的民族的事業一樣。
" 兩個月後，即1941年8月14日，丘吉爾和羅斯福發表了《大西洋憲章》，在這一憲章中，他們以理想主義的措詞宣布了他們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原則。
1942年5月，英國和蘇聯簽訂了為期20年的互助條約，第二個月，美國和蘇聯又簽訂了《美-蘇租借協定》；這兩個協約是同盟國合作的具體表現。
合作的另一表現是1943年6月蘇聯人決定解散他們為推翻世界資本主義而于1919年建立的共産國際、鑒于他們同西方列強的友好關系，蘇聯人這時斷定共産國際已沒有用處，不過應該指出，這一決定實際上并不意味着什麼，因為到1939年時共産國際的主要官員已轉入一黨一中央書記處，他們在那裡繼續發揮作用。
同盟國戰時合作的另一結果是1943年11月成立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
這一國際機構緊跟在軍隊的後面，向已被解放的國家提一供各種救濟，直到新的國民政一府能負起責任時為止。
它于1944年春開始工作，到1948年9月解散時，它已分發了主要源自美國的2200萬噸物資，包括食物、衣服和藥品。
它的主要活動範圍在希臘、南斯拉夫、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和意大利。
如果沒有它所作的貢獻，戰後歐洲的貧困和苦難實際上會更嚴重。
戰争臨近結束時，這種由共同的危險促成的合作開始動搖。
合作者們為了各自心目中的戰後的國家利益甯願犧牲一團一結。
因此，随着和平的到來，大同盟因内部不和而分裂了，兩、三年内便為時常象要變成熱戰的冷戰所取代。
同盟國的政治家在戰争年代中未能認真地為戰後的和解拟定計劃，這一點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
戰争初期，他們确制定了《大西洋憲章》，這一憲章由丘吉爾和羅斯福于1941年8月14日在美國巡洋艦"奧古斯塔号"的甲闆上簽署。
它規定，戰後的世界應沒有貧窮和恐懼，在這個世界中，未經有關民族同意不能改變領土現狀，每個民族自己決定政一府的形式，所有國家的經濟機會均等，解除侵略國的武裝。
不幸的是，人們沒有為明确地、切合實際地應用這些理想主義的原則去解決等待着和平結局的各種問題而作出什麼努力。
1943年，在卡薩布蘭卡、魁北克和德黑蘭召開的會議都主要緻力于軍事戰略，戰後問題隻是偶然地、籠統地被提及。
到1944年秋時，政治上的争端已不再能避免。
蘇聯紅軍向多瑙河流域上遊的推進正迫使德國人撤離巴爾幹半島，共一産一黨一領導的抵抗陣線的戰士正填補這一真空。
一個由共一産一黨一控制的巴爾幹半島的前景驅使莊吉爾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會晤。
這兩位領一導一人很快就對在這一有争議的半島上劃分的勢力範圍達成一緻意見。
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屬于蘇聯的勢力範圍，希臘屬于英國的勢力範圍，南斯拉夫則是英蘇共同勢力範圍内的緩沖地帶。
這樣，丘吉爾為了應付戰略形勢不利這一燃眉之急，不得不承認蘇聯在巴爾幹北部的優勢，以便維護英國在希臘的傳統的首要地位。
就在丘吉爾與斯大林在莫斯科談判的同時，英國軍隊正開始在希臘登陸。
他們緊随撤退的德軍之後向北推進，但發現希臘抵抗部隊已在他們之前占領了所有的城鎮。
這些由紀律嚴明的共一産一黨一人領導的抵抗部隊沒有進行抵抗，因為這些共一産一黨一人忠順地遵循克裡姆林宮會時的方針。
如果這些共一産一黨一人知道斯大林滿不在乎地處置他們的國家，他們是否還會如此與人方便呢？思索一下這個問題是很有趣的。
總之，他們向英國的小鄙部隊表示歡迎，雖然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他們能象有民族主義一精一神的鐵托當時在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樣，輕易地阻擋英國軍隊前進。
盡避希臘抵抗部隊一味順從，但事實仍然是：在德國人撤離時，他們是這個國家中占優勢的軍事力量。
對丘吉爾來說，這是一種無法容忍的局面。
11月7日，丘吉爾告訴他的外交大臣艾登說："依照我的看法，在為換取在希臘的行動自一由而向蘇聯付出我們的代價之後，我們應毫不猶豫地動用英國軍隊去支持由M．帕潘德裡歐領導的皇家希臘政一府。
"明确地說，丘吉爾的問題是如何有把握地做到解除抵抗部隊的武裝，以使國家政權轉到合法的皇家政一府手中。
各種解除武裝的方案給提了出來，但沒有一個能使雙方滿意。
這一争端促成了一場最終發展成激烈、殘酷的雅典戰役的武裝沖突。
英國和印度聯軍從意大利迅速地開進了雅典，經過一個月的戰鬥之後，抵抗部隊撤離了該地區。
2月12日，雙方簽訂了和平協定（《瓦爾基茨停戰協定》），協定規定，抵抗部隊交出他們的武裝，作為回報，英國應許希臘進行選舉和就國王回國問題舉行公民投票。
這樣，丘吉爾保住了在莫斯科時分配給他的勢力範圍：在戰後數年中，希臘一直站在西方一邊。
同樣重要的是，在丘吉爾驅散左翼抵抗部隊的戰士時，斯大林意味深長地保持沉默。
英蘇有關巴爾幹問題的秘密協議在當時是生效的、起作用的． 二、雅爾塔會議 1945年2月，雅典的戰鬥剛剛停止，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便在雅爾塔聚會，舉行了他們在戰時的最後一次會議。
随着盟軍從四面八方集中到德國，有關戰後解決辦法的種種問題這時不得不予以專門的、實際的考慮。
他們在就遠東問題達成協議時幾乎沒遇到什麼困難。
斯大林同意在歐洲戰争結束後的60天内向日本宣戰。
作為回報，蘇聯将重新獲得千島群島和1905年丢失給日本的領土和特許權，其中包括薩哈林島南部、旅順港海軍基地的租借權以及與中國共同經管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的權利。
關于德國，這次會議推遲了對包括賠款和邊境問題在内的大多數問題作出決定的時間。
不過，會議一緻同意，德國應劃分成四個占領區（其中一個屬法國），由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管轄。
位于蘇聯占領區内的柏林應由四國共同占領和管理。
引起戰後重大沖突的一個原一團一是未能就保證西方進入首都柏林這一問題達成明确的協議。
在雅爾塔進行的大多數談判都與東歐新解放的國家有關。
斯大林在這一地區處于強有力的地位，因為他的軍隊已解放并實際占領了這一地區。
此外，西方盟國和蘇聯早些時候已同意，在戰争結束之前，每個大國應對其軍隊在作戰過程中所經過的那些地區的政治發展實行監督。
正如美國一位代表詹姆斯·F，貝爾納斯後來所說的那樣："問題不是我們将讓蘇聯人做什麼，而是我們能說服蘇聯人去做什麼。
" 假定是這種情況，那麼，從西方的觀點看，就東歐問題達成的種種協議在紙面上是十分令人滿意的。
關于邊界，蘇聯将得到經過修訂的寇松線以東的波蘭領土；寇松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故後劃定的，但随後被忽視了。
作為補償，波蘭将得到東德的領土；對于這一點，雅爾塔會議原則上一緻同意，但推遲了作出最後的、明确的決定的時間。
關于波蘭和南斯拉夫政一府，斯大林同意，已在蘇聯支持下建立的各共一産一黨一政權應通過接受面向西方的流亡政一府的代表來加以擴大。
流亡政一府的代表對這種安排感到憂慮，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種安排使蘇聯紅軍和共一産一黨一政一府實際上合法地控制了國家。
一種明白的政策聲明即《關于已被解放的歐洲的雅爾塔宣言》在理論上駁斥了流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