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義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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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還堅持《塞夫爾條約》的條款。
英國因其世界範圍的種種許諾和國内的輿論狀況，隻能将它的艦隊保持在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峽。
換句話說，這時隻有希臘人獨自留在士麥拿面對小亞細亞的土耳其民族主義高一潮。
1921年3月底，希臘人和土耳其人之間爆發了戰争。
起初，希臘人遇到的抵抗很軟弱，因為這隻不過是遊擊隊的抵抗。
但是，他們越向前推進，這種抵抗就變得越頑強，而且，當地居民滿懷敵意，緻使希臘不得不動員其整整三分之二的人力來守衛運輸線。
當入侵者到達小亞細亞中心地區的薩卡爾亞河時，戰事出現了轉折。
凱末爾開始反攻，戰線拉得過長的希臘人被完全截住了，然後被逐退。
退卻使希臘人士氣低落，最終導緻了全面崩潰。
1922年9月9日，凱末爾騎着馬勝利地進入士麥拿。
不僅是希臘軍隊，連世代居住士麥拿地區達數百年之久的希臘平民也都被迫撤退。
這時，凱末爾能夠要求修改《塞夫爾條約》。
經過長期談判，1923年7月24日簽訂了《洛桑和約》。
這一和約将東色雷斯和一愛一琴群島中的幾座島嶼歸還給了土耳其。
此外，土耳其還無須償付任何賠款，投降條約内的全部條款也被廢除；作為回報，土耳其答應進行司法改革。
海峽仍為非軍事區，在和平時期或者在戰時而土耳其仍保持中立時，向所有國家的船隻開放。
如果土耳其參戰，敵國船隻将不準通過，但中立國船隻仍可通行。
最後，一項單獨的協定規定，用君士坦丁堡的希臘少數民族強行交換西色雷斯和馬其頓的土耳其少數民族。
新土耳其《洛桑和約》意味着凱末爾個人的巨大成功。
衰朽的奧斯曼帝國在經曆了500年盛衰無常的曆史之後終于滅亡了。
1923年10月29日，以凱末爾為總統的土耳其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
在創立了新土耳其之後，凱末爾又緻力于創造新土耳其人這一同樣艱巨的任務。
1921年，他提出了生存鬥争中的指導原則： 就我們這場運動的哲學觀來說，我們的眼光要轉向西方。
我們将把西方的利度移植在亞洲的土壤上。
我們将按西方的模一式改造我們的學校。
亞洲的新口号不再是泛伊斯蘭教主義，而是民族主義。
……我們希望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我們的頭腦願意接受現時代思想，但我們仍得保持自身不變。
我們并不希望被看作是一個渴望孤立在道德屏障背後的亞洲民族。
按照這些觀點，凱末爾無情地清除了過去那些陳舊的制度。
在變革的巨大洪流中進行了一個又一個的改革。
1923年10月14日——土耳其國家的首都從君士坦丁堡遷移到土耳其安納托利亞高原中心地帶的安卡拉。
1924年3月3日——廢除哈裡發制，奧斯曼帝國皇室的所有成員被逐出土耳其。
1924年4月2O日——通過設立總統、總理、内閣和大國民議會的憲法；大國民議會每四年一次由選舉産生，選舉方式為間接投票。
1925年9月8日——取締所有的宗教社一團一和寺院，禁止個人以宗數社一團一威員的身份生活，禁止穿戴與之有關的服裝或擁有與之有關的頭銜。
1925年11月——規定官員和平民必需戴禮帽以代替傳統的土耳其帽。
婦女是否戴面紗任其自使，但不鼓勵戴面紗。
1926年1月至2月——采用新的民法典、刑法典和商法典，它們分别以瑞士、意大利和德國的體系為藍本。
1926年8月17日——廢除一夫多妻制。
1926年9月19日——強制推行世俗婚禮。
1928年11月3日——推行拉丁字母以代替複雜的阿拉伯字母；首先在報紙上，然後在書籍中實行這一改革。
1930年3月28日——更改地名：君士坦丁堡改名為伊斯坦布爾，安哥拉改名為安卡拉，士麥拿改名為伊茲密爾，阿德裡安堡改名為埃迪爾内，等等。
1934年12月14日——給予婦女以選舉權，并允許她們參加議會。
至1938年11月10日凱末爾去世時，新土耳其已經确立。
誠然，這種"新"僅具有廣度而不具有深度。
農民構成了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當中大部分人仍墨守其古老的穆斯林的思想和習慣。
但另一方面，統治這個國家的新的傑出人物在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方面已歐化。
許多農民也已大大改變，同政一府建立了過去幾個世紀中從未有過的友好關系。
土耳其較之其他穆斯林國家，已在一個大得多的程度上成為凱末爾所設計的"現代國家"。
二、阿拉伯中東 反抗的格局正當土耳其人成功地撕毀《塞夫爾條約》之際，阿拉伯人正在頑強地抵抗指派給他們的受托管理國。
與《侯賽因-麥克馬洪協定》相反，叙利亞-黎巴嫩已作為托管地分給法國，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已成為英國的托管地，而埃及則已完全由英國人控制。
對阿拉伯國家的這種橫暴的瓜分行徑必然導緻一騷一動，因為戰争本身已在阿拉伯人中激起了強烈的民族感情。
協約國有關民族自決的宣傳已不可避免地對阿拉伯人的見解産生影響。
阿拉伯軍隊的成功作戰也喚一起了民族意識和民族自豪感。
在解放大馬士革、阿勒頗和阿拉伯其他曆史中心地區的戰役中，阿拉伯士兵曾與英國人并肩作戰。
同樣重要的是因戰時貿易的破裂而引起的普遍存在的苦難和遍及各地的饑餓。
據估計，至少有30萬人死于饑餓或由營養不一良引起的疾病。
最後，還有最為重要的宗教因素，這對村莊的農夫來說尤其如此。
20世紀5O年代，埃及一位社會學家在經過直接調查之後斷定，"對于村民來說，世界根據穆斯林的信仰分成信仰者和非信仰者，"而且"他們幾乎不知道如種族或階級之類的概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後的幾年中，無疑有更多的人發表了這種圍繞着宗教的觀點。
城市裡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領一導一人以往與農民沒有什麼交往，而農民支持他們的程度卻常使他們吃驚；這個事實也可證明上述這一點。
其結論是，鄉村起義是由反對外國異教統治者的宗教感情激起的自發運動。
上述諸因素的結合說明了戰後阿拉伯人為獨立而進行的鬥争。
可以看出，在這一鬥争的發展過程中，存在着一種共同的格局。
首先，在和平條約剛簽訂後的幾年中爆發了反抗和武裝起義。
然後，英國和法國逐漸恢複了秩序，重申了它們的權力。
最後，它們允許不同程度的自治；這一點雖沒有完全使民族主義者滿意，但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維持了一種不安定的和平。
反抗過程嚴格地說，在埃及，委托關系并不存在。
但形勢與阿拉伯國家基本相似，因為英國在戰争一開始就否定了奧斯曼帝國名義上的宗主權，并宣布埃及為英國的保護領地。
民族主義的華夫脫一黨一立即組織了猛烈的抵抗。
1922年，英國宣布埃及為"獨立的主權國家"，但為自己不僅保留了保護少數民族和外國利益的權力，還保留了控制外交事務和外部安全的權力。
民族主義者拒絕了這種虛幻的獨立，繼續進行鬥争。
他們的鬥争手段之一是恐怖主義，1924年，他們成功地暗殺了埃及軍隊的英國首腦李·斯塔克爵士。
這些民族主義者還依靠了民衆的支持，他何多次赢得的選舉勝利可表明這一點。
最後，英、埃兩方于1936年達成和解的解決辦法，締結了為期20年的同盟條約，英國答應結束它對這個國家的軍事占領，并安排埃及進入國際聯盟。
作為回報，埃及同意戰時支持英國，答應英國守備隊駐守蘇伊士運河，另外，繼續實行英埃對蘇丹的聯合管理。
民族主義領一導一人完全不滿足于這種和解。
但他們還是接受了，認為這是當時情況下所能得到的最好東西，他們等待着一有機會就去清除那些令人厭惡的外國控制的殘迹。
伊拉克的民族主義反抗運動經曆了與埃及大緻相同的過程。
1920年，爆發了遍及全國的武裝起義。
英國首先恢複了秩序，然後企圖通過立侯賽因的第三個兒子費薩爾王子為國王來赢得民族主義者的好感。
第二年，即1922年，英國議定了一個同盟條約．條約中，他們保留了那些他們認為對保護其利益必不可少的控制權。
民族主義者仍不滿意，繼續一騷一動。
最後于1930年締結了一個同盟條約，根據這一條約，英國同意結束托管，并支持伊拉克的加入國際聯盟的請求。
作為回報，伊拉克同意英國在該國維持三個空軍基地，并同意英國在戰時可充分使用鐵路、河流或港口。
1932年，伊拉克成為國聯成員國，成為第一個獲得此榮譽的阿拉伯國家。
至于埃及，民族主義集一團一仍不滿意。
他們聲稱隻是外表發生了變化，因為英國通過締結盟約這一權宜手段仍保留了所有想保留的特權。
在叙利亞和黎巴嫩，法國卻沒有英國那麼靈活，因而也不及英國那樣成功。
民族主義的反抗時常發生，最嚴重的一次是在1925年，當時，法國為了維持對大馬士革的控制不得不炮轟了該地。
最後，1936年，法國政一府仿照1930年的英-伊條約，同叙利亞和黎巴嫩分别議定了條約。
不過，這些條約都沒有得到法國下院的批準，因此，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沖突仍未解決。
巴勒斯坦三角關系在巴勒斯坦，情況獨特，因為那裡的形勢很快惡化成由英國、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三方參加的一場苦鬥。
阿拉伯人堅持認為，有關猶太人的"民族家園"的《貝爾福宣言》公然違背了以前麥克馬洪在其信件中給阿拉伯人的許諾。
英國企圖通過于1921年分出巴勒斯坦的内地部分成立獨立的外約旦國家來撫一慰阿拉伯人。
這就免除了所有關于建立猶太人之家的托管條款。
此外，英國還任命費薩爾的哥哥阿蔔杜拉為外約旦的統治者。
這一策略對外約旦來說是令人極為滿意的。
阿蔔杜拉始終忠心耿耿地與英國人合作，尤其是因為其國家的貧窮使得他要依靠倫敦的财政援助。
或許，阿拉伯世界中戰鬥力最強的軍隊就是由英國資金供養、由英國将軍約翰·格拉布統率的外約旦的阿拉伯軍一團一。
然而，在真正的巴勒斯坦地區，随着猶太移民的不斷湧一入和憂慮重重的阿拉伯人對猶太人和英國人的回擊，這種三方間的沖突變得日趨激烈。
托管條款第六條要求英國為猶太人的遷移"提一供方便"，并"鼓勵猶太人秘密移居該地區。
"但是，這同一條款還規定，"居民中其他幾部分人的權利和地位"将受到保護。
顯而易見，英國人當時認為這兩條規定未必相矛盾。
他們預料，猶太人的遷移永遠不會達到侵犯阿拉伯人的"權利和地位"這樣的程度。
他們未能預見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将産生的影響。
猶太移民從1932年的9553人猛增到1933年的30327人、1934年的42359人和1935年的61854人。
巴勒斯坦猶太人的總人數從1919年的65000人上升到1939年的45萬人。
隻要猶太人的湧一入始終适度，阿拉伯人也不會提出強烈的反對。
其實，他們曾歡迎過有錢、有幹勁、有技藝的猶太人。
他們自己早些時候已從猶太人在恢複肥力耗盡的土地、建立工業和控制疾病方面所創造的種種奇迹中大大得益。
但是，當移居的小溪變成一股洪流時，阿拉伯人便進行了猛烈的反擊，這是可以理解的。
正如一位阿拉伯人驚恐地、迷惑不解地所說的那樣："我不懂他們的語言；我不懂他們的習慣；他們使我覺得我在自己的國家裡就象一個外國人一樣。
"其他阿拉伯人指出，他們沒有任何理由因西方的排猶主義而失去自己的國家。
"排猶主義是西方的一種可悲
英國因其世界範圍的種種許諾和國内的輿論狀況，隻能将它的艦隊保持在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峽。
換句話說，這時隻有希臘人獨自留在士麥拿面對小亞細亞的土耳其民族主義高一潮。
1921年3月底，希臘人和土耳其人之間爆發了戰争。
起初，希臘人遇到的抵抗很軟弱，因為這隻不過是遊擊隊的抵抗。
但是，他們越向前推進，這種抵抗就變得越頑強，而且，當地居民滿懷敵意，緻使希臘不得不動員其整整三分之二的人力來守衛運輸線。
當入侵者到達小亞細亞中心地區的薩卡爾亞河時，戰事出現了轉折。
凱末爾開始反攻，戰線拉得過長的希臘人被完全截住了，然後被逐退。
退卻使希臘人士氣低落，最終導緻了全面崩潰。
1922年9月9日，凱末爾騎着馬勝利地進入士麥拿。
不僅是希臘軍隊，連世代居住士麥拿地區達數百年之久的希臘平民也都被迫撤退。
這時，凱末爾能夠要求修改《塞夫爾條約》。
經過長期談判，1923年7月24日簽訂了《洛桑和約》。
這一和約将東色雷斯和一愛一琴群島中的幾座島嶼歸還給了土耳其。
此外，土耳其還無須償付任何賠款，投降條約内的全部條款也被廢除；作為回報，土耳其答應進行司法改革。
海峽仍為非軍事區，在和平時期或者在戰時而土耳其仍保持中立時，向所有國家的船隻開放。
如果土耳其參戰，敵國船隻将不準通過，但中立國船隻仍可通行。
最後，一項單獨的協定規定，用君士坦丁堡的希臘少數民族強行交換西色雷斯和馬其頓的土耳其少數民族。
新土耳其《洛桑和約》意味着凱末爾個人的巨大成功。
衰朽的奧斯曼帝國在經曆了500年盛衰無常的曆史之後終于滅亡了。
1923年10月29日，以凱末爾為總統的土耳其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
在創立了新土耳其之後，凱末爾又緻力于創造新土耳其人這一同樣艱巨的任務。
1921年，他提出了生存鬥争中的指導原則： 就我們這場運動的哲學觀來說，我們的眼光要轉向西方。
我們将把西方的利度移植在亞洲的土壤上。
我們将按西方的模一式改造我們的學校。
亞洲的新口号不再是泛伊斯蘭教主義，而是民族主義。
……我們希望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我們的頭腦願意接受現時代思想，但我們仍得保持自身不變。
我們并不希望被看作是一個渴望孤立在道德屏障背後的亞洲民族。
按照這些觀點，凱末爾無情地清除了過去那些陳舊的制度。
在變革的巨大洪流中進行了一個又一個的改革。
1923年10月14日——土耳其國家的首都從君士坦丁堡遷移到土耳其安納托利亞高原中心地帶的安卡拉。
1924年3月3日——廢除哈裡發制，奧斯曼帝國皇室的所有成員被逐出土耳其。
1924年4月2O日——通過設立總統、總理、内閣和大國民議會的憲法；大國民議會每四年一次由選舉産生，選舉方式為間接投票。
1925年9月8日——取締所有的宗教社一團一和寺院，禁止個人以宗數社一團一威員的身份生活，禁止穿戴與之有關的服裝或擁有與之有關的頭銜。
1925年11月——規定官員和平民必需戴禮帽以代替傳統的土耳其帽。
婦女是否戴面紗任其自使，但不鼓勵戴面紗。
1926年1月至2月——采用新的民法典、刑法典和商法典，它們分别以瑞士、意大利和德國的體系為藍本。
1926年8月17日——廢除一夫多妻制。
1926年9月19日——強制推行世俗婚禮。
1928年11月3日——推行拉丁字母以代替複雜的阿拉伯字母；首先在報紙上，然後在書籍中實行這一改革。
1930年3月28日——更改地名：君士坦丁堡改名為伊斯坦布爾，安哥拉改名為安卡拉，士麥拿改名為伊茲密爾，阿德裡安堡改名為埃迪爾内，等等。
1934年12月14日——給予婦女以選舉權，并允許她們參加議會。
至1938年11月10日凱末爾去世時，新土耳其已經确立。
誠然，這種"新"僅具有廣度而不具有深度。
農民構成了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當中大部分人仍墨守其古老的穆斯林的思想和習慣。
但另一方面，統治這個國家的新的傑出人物在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方面已歐化。
許多農民也已大大改變，同政一府建立了過去幾個世紀中從未有過的友好關系。
土耳其較之其他穆斯林國家，已在一個大得多的程度上成為凱末爾所設計的"現代國家"。
二、阿拉伯中東 反抗的格局正當土耳其人成功地撕毀《塞夫爾條約》之際，阿拉伯人正在頑強地抵抗指派給他們的受托管理國。
與《侯賽因-麥克馬洪協定》相反，叙利亞-黎巴嫩已作為托管地分給法國，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已成為英國的托管地，而埃及則已完全由英國人控制。
對阿拉伯國家的這種橫暴的瓜分行徑必然導緻一騷一動，因為戰争本身已在阿拉伯人中激起了強烈的民族感情。
協約國有關民族自決的宣傳已不可避免地對阿拉伯人的見解産生影響。
阿拉伯軍隊的成功作戰也喚一起了民族意識和民族自豪感。
在解放大馬士革、阿勒頗和阿拉伯其他曆史中心地區的戰役中，阿拉伯士兵曾與英國人并肩作戰。
同樣重要的是因戰時貿易的破裂而引起的普遍存在的苦難和遍及各地的饑餓。
據估計，至少有30萬人死于饑餓或由營養不一良引起的疾病。
最後，還有最為重要的宗教因素，這對村莊的農夫來說尤其如此。
20世紀5O年代，埃及一位社會學家在經過直接調查之後斷定，"對于村民來說，世界根據穆斯林的信仰分成信仰者和非信仰者，"而且"他們幾乎不知道如種族或階級之類的概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後的幾年中，無疑有更多的人發表了這種圍繞着宗教的觀點。
城市裡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領一導一人以往與農民沒有什麼交往，而農民支持他們的程度卻常使他們吃驚；這個事實也可證明上述這一點。
其結論是，鄉村起義是由反對外國異教統治者的宗教感情激起的自發運動。
上述諸因素的結合說明了戰後阿拉伯人為獨立而進行的鬥争。
可以看出，在這一鬥争的發展過程中，存在着一種共同的格局。
首先，在和平條約剛簽訂後的幾年中爆發了反抗和武裝起義。
然後，英國和法國逐漸恢複了秩序，重申了它們的權力。
最後，它們允許不同程度的自治；這一點雖沒有完全使民族主義者滿意，但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維持了一種不安定的和平。
反抗過程嚴格地說，在埃及，委托關系并不存在。
但形勢與阿拉伯國家基本相似，因為英國在戰争一開始就否定了奧斯曼帝國名義上的宗主權，并宣布埃及為英國的保護領地。
民族主義的華夫脫一黨一立即組織了猛烈的抵抗。
1922年，英國宣布埃及為"獨立的主權國家"，但為自己不僅保留了保護少數民族和外國利益的權力，還保留了控制外交事務和外部安全的權力。
民族主義者拒絕了這種虛幻的獨立，繼續進行鬥争。
他們的鬥争手段之一是恐怖主義，1924年，他們成功地暗殺了埃及軍隊的英國首腦李·斯塔克爵士。
這些民族主義者還依靠了民衆的支持，他何多次赢得的選舉勝利可表明這一點。
最後，英、埃兩方于1936年達成和解的解決辦法，締結了為期20年的同盟條約，英國答應結束它對這個國家的軍事占領，并安排埃及進入國際聯盟。
作為回報，埃及同意戰時支持英國，答應英國守備隊駐守蘇伊士運河，另外，繼續實行英埃對蘇丹的聯合管理。
民族主義領一導一人完全不滿足于這種和解。
但他們還是接受了，認為這是當時情況下所能得到的最好東西，他們等待着一有機會就去清除那些令人厭惡的外國控制的殘迹。
伊拉克的民族主義反抗運動經曆了與埃及大緻相同的過程。
1920年，爆發了遍及全國的武裝起義。
英國首先恢複了秩序，然後企圖通過立侯賽因的第三個兒子費薩爾王子為國王來赢得民族主義者的好感。
第二年，即1922年，英國議定了一個同盟條約．條約中，他們保留了那些他們認為對保護其利益必不可少的控制權。
民族主義者仍不滿意，繼續一騷一動。
最後于1930年締結了一個同盟條約，根據這一條約，英國同意結束托管，并支持伊拉克的加入國際聯盟的請求。
作為回報，伊拉克同意英國在該國維持三個空軍基地，并同意英國在戰時可充分使用鐵路、河流或港口。
1932年，伊拉克成為國聯成員國，成為第一個獲得此榮譽的阿拉伯國家。
至于埃及，民族主義集一團一仍不滿意。
他們聲稱隻是外表發生了變化，因為英國通過締結盟約這一權宜手段仍保留了所有想保留的特權。
在叙利亞和黎巴嫩，法國卻沒有英國那麼靈活，因而也不及英國那樣成功。
民族主義的反抗時常發生，最嚴重的一次是在1925年，當時，法國為了維持對大馬士革的控制不得不炮轟了該地。
最後，1936年，法國政一府仿照1930年的英-伊條約，同叙利亞和黎巴嫩分别議定了條約。
不過，這些條約都沒有得到法國下院的批準，因此，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沖突仍未解決。
巴勒斯坦三角關系在巴勒斯坦，情況獨特，因為那裡的形勢很快惡化成由英國、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三方參加的一場苦鬥。
阿拉伯人堅持認為，有關猶太人的"民族家園"的《貝爾福宣言》公然違背了以前麥克馬洪在其信件中給阿拉伯人的許諾。
英國企圖通過于1921年分出巴勒斯坦的内地部分成立獨立的外約旦國家來撫一慰阿拉伯人。
這就免除了所有關于建立猶太人之家的托管條款。
此外，英國還任命費薩爾的哥哥阿蔔杜拉為外約旦的統治者。
這一策略對外約旦來說是令人極為滿意的。
阿蔔杜拉始終忠心耿耿地與英國人合作，尤其是因為其國家的貧窮使得他要依靠倫敦的财政援助。
或許，阿拉伯世界中戰鬥力最強的軍隊就是由英國資金供養、由英國将軍約翰·格拉布統率的外約旦的阿拉伯軍一團一。
然而，在真正的巴勒斯坦地區，随着猶太移民的不斷湧一入和憂慮重重的阿拉伯人對猶太人和英國人的回擊，這種三方間的沖突變得日趨激烈。
托管條款第六條要求英國為猶太人的遷移"提一供方便"，并"鼓勵猶太人秘密移居該地區。
"但是，這同一條款還規定，"居民中其他幾部分人的權利和地位"将受到保護。
顯而易見，英國人當時認為這兩條規定未必相矛盾。
他們預料，猶太人的遷移永遠不會達到侵犯阿拉伯人的"權利和地位"這樣的程度。
他們未能預見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将産生的影響。
猶太移民從1932年的9553人猛增到1933年的30327人、1934年的42359人和1935年的61854人。
巴勒斯坦猶太人的總人數從1919年的65000人上升到1939年的45萬人。
隻要猶太人的湧一入始終适度，阿拉伯人也不會提出強烈的反對。
其實，他們曾歡迎過有錢、有幹勁、有技藝的猶太人。
他們自己早些時候已從猶太人在恢複肥力耗盡的土地、建立工業和控制疾病方面所創造的種種奇迹中大大得益。
但是，當移居的小溪變成一股洪流時，阿拉伯人便進行了猛烈的反擊，這是可以理解的。
正如一位阿拉伯人驚恐地、迷惑不解地所說的那樣："我不懂他們的語言；我不懂他們的習慣；他們使我覺得我在自己的國家裡就象一個外國人一樣。
"其他阿拉伯人指出，他們沒有任何理由因西方的排猶主義而失去自己的國家。
"排猶主義是西方的一種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