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 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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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雷同志如此推斷，并主張雪芹偷聽時已經是十二歲至十七歲了）。
〔3〕原文叙不許聽講的人，用的是juvenile，義為"青少年"，可見不是幼兒。
我則以為，這三點皆不足左右問題的實際解答。
一，英文叙事法，凡上文已叙明一個人的全稱時，下文再複述指此同一個人時，正是隻用姓氏，如"曹"字是，和吳新雷同志說的正相反，--假如著者真的要叙出另一個人時，他反而必需另出全稱，以明确之。
（吳文又說，原文也沒用"他的嬌子"的叙法。
這也不成理由，因為英文中用"他"，必須句法上緊連相接，才能用此"代名詞"；而原文此處的上文已經出現了"他"--那卻是代稱作者祖父菲利普的，怎麼又可以再來一個"他"字，并且轉而以之"代稱"曹頫呢？這是完全不可能的。
二，雪芹早慧，我在本書中已有所論列，并舉出很多明清時代的早慧異常的例子。
大畫家陳老蓮，四歲能畫十幾尺大的巨幅作品；邵二雲五歲能作排律詩（這是最難作的格律極嚴的形式），袁子才十二歲已經中了秀才（七歲能作律詩）！非說要到十二歲以上才懂聽故事，這未免太低估了這位偉大文學家的天賦了。
三，juvenile實際是個泛詞婉語，在juvenilebooks等詞語中，正譯"兒童"。
所以黃龍先生的譯文說是"婦孺"，他用"孺"字，就是懂得這個英文字的意義和神情的例證。
總起來說，三點理由都無法成立，此"嬌子"确系曹頫之兒，已經更加明确了。
最後，還要談一下本書第二十六章《南遊》篇内所引陸厚信繪雪芹小照五行題記的史料問題，原因是今年（1982）十月份，河南省博物館的代表在上海市召開的全國紅樓夢學術讨論大會上，當衆正式宣布了它的一份調查報告，确認此幅文物是"僞"雲雲。
這已然不再是學術商量的性質了，既然如此，我在書中仍然引據這項資料并以之作說，當然就需要提出我的理由了--也就不必再用什麼"商榷"文體了，隻能從要害處作實質性反證。
下面分三項來說： 〔一〕河南博物館調查報告（下文簡稱"河博報告"）所說的：（甲）該館從收購時就是一個單張對開頁；（乙）原件本來确是冊頁，但早經分散，原貌是冊頁中畫像居"倒第二頁"，其前面都是"俞瀚自書所作詩"，而畫後一頁（即最末頁）是"張鵬"題詠俞像的"四首七絕"雲雲。
今按，此說全與事實乖舛。
方行（最初發現此像的人）與黃苗子（1963年親見原件的人）兩位同志的言詞，合看互證起來，完全一緻：原件無論在"河博"還是第一次送到北京時，就是一本完整的冊頁。
冊頁内容亦全非"河博報告"所說那樣，而是很多位清代人物畫像，每個像都有尹繼善的題詩。
因此方行最初來函說："至于其餘各幅，可能為當時尹幕之人或有關者，如有需要，可向鄭州〔引者按，即"河博"所在地〕了解。
"（1963．6．7信劄）而黃苗子恰好也說： 陸繪曹像當時系河南博物館寄請郭老審定（并附該館公函），郭老即送當時的曹展籌備處〔引者按，指設在故宮文華殿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紀念展覽會籌備處，由阿英同志負責主持，黃苗子同志常川坐駐辦公〕，我看到了原冊。
但雪芹像是第幾頁，已記不得了，隻記得每頁都有尹繼善的題詩。
所以阿英同志懷疑這些人都是尹繼善的幕僚。
（1982．12．4書面） 苗子同志并言，他不記得"張鵬四詩"。
請看，方、黃一南一北，互未謀面，而據其初見，印象清楚，彼此全同。
我要嚴肅指出：由上述可證，河博報告中所得來并宣布的情況，全屬虛诳，斷難與事實協調。
據此，無待多費繁詞，則河博所說的那些"作僞"内幕經過，自然也是全屬捏造之詞。
〔二〕陸厚信五行題記，書畫鑒定專家謝稚柳、鄭為兩先生，都以為是舊非新，非後人所為。
這是1982年10月24日的鑒定工作會上，所得到的結果。
（另外隻有一老裱工華啟明，以為或有個别挖改之處。
公安局則未肯出具正式鑒定〔按此隻指公安工作上的核對筆迹，而非書法、文物的鑒定性質。
兩者是有别的，因為如果不論紙墨的新舊，筆迹可以巧手臨摹仿寫，也能十分近似〕，最後由一位個别同志說了一下個人意見并不代表公安局，他認為核對印象，有些偏旁，河博所稱已故"作僞者"朱聘之字迹與陸題相似，但也有不合之點。
〔核對的文件，朱聘之并無原品，隻是複制品照片等物，這一點就大有可靠與否的出入餘地了。
〕） 〔三〕所謂"張鵬"，現已查明，他是順治十八年（1661）辛醜科進士，居谏垣，官做到吏部左侍郎，位跻卿貳，卒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
而河博報告中所"傳"的"張鵬題詩"竟然稱尹繼善是"望山師"，他自己是俞瀚的"知音"（尹俞兩人都是乾隆人！）從張鵬中進士到尹繼善作宰相，足足相去一百年。
捏造冊頁中有張鵬題詩的馬腳，到此暴露無
〔3〕原文叙不許聽講的人，用的是juvenile，義為"青少年"，可見不是幼兒。
我則以為，這三點皆不足左右問題的實際解答。
一，英文叙事法，凡上文已叙明一個人的全稱時，下文再複述指此同一個人時，正是隻用姓氏，如"曹"字是，和吳新雷同志說的正相反，--假如著者真的要叙出另一個人時，他反而必需另出全稱，以明确之。
（吳文又說，原文也沒用"他的嬌子"的叙法。
這也不成理由，因為英文中用"他"，必須句法上緊連相接，才能用此"代名詞"；而原文此處的上文已經出現了"他"--那卻是代稱作者祖父菲利普的，怎麼又可以再來一個"他"字，并且轉而以之"代稱"曹頫呢？這是完全不可能的。
二，雪芹早慧，我在本書中已有所論列，并舉出很多明清時代的早慧異常的例子。
大畫家陳老蓮，四歲能畫十幾尺大的巨幅作品；邵二雲五歲能作排律詩（這是最難作的格律極嚴的形式），袁子才十二歲已經中了秀才（七歲能作律詩）！非說要到十二歲以上才懂聽故事，這未免太低估了這位偉大文學家的天賦了。
三，juvenile實際是個泛詞婉語，在juvenilebooks等詞語中，正譯"兒童"。
所以黃龍先生的譯文說是"婦孺"，他用"孺"字，就是懂得這個英文字的意義和神情的例證。
總起來說，三點理由都無法成立，此"嬌子"确系曹頫之兒，已經更加明确了。
最後，還要談一下本書第二十六章《南遊》篇内所引陸厚信繪雪芹小照五行題記的史料問題，原因是今年（1982）十月份，河南省博物館的代表在上海市召開的全國紅樓夢學術讨論大會上，當衆正式宣布了它的一份調查報告，确認此幅文物是"僞"雲雲。
這已然不再是學術商量的性質了，既然如此，我在書中仍然引據這項資料并以之作說，當然就需要提出我的理由了--也就不必再用什麼"商榷"文體了，隻能從要害處作實質性反證。
下面分三項來說： 〔一〕河南博物館調查報告（下文簡稱"河博報告"）所說的：（甲）該館從收購時就是一個單張對開頁；（乙）原件本來确是冊頁，但早經分散，原貌是冊頁中畫像居"倒第二頁"，其前面都是"俞瀚自書所作詩"，而畫後一頁（即最末頁）是"張鵬"題詠俞像的"四首七絕"雲雲。
今按，此說全與事實乖舛。
方行（最初發現此像的人）與黃苗子（1963年親見原件的人）兩位同志的言詞，合看互證起來，完全一緻：原件無論在"河博"還是第一次送到北京時，就是一本完整的冊頁。
冊頁内容亦全非"河博報告"所說那樣，而是很多位清代人物畫像，每個像都有尹繼善的題詩。
因此方行最初來函說："至于其餘各幅，可能為當時尹幕之人或有關者，如有需要，可向鄭州〔引者按，即"河博"所在地〕了解。
"（1963．6．7信劄）而黃苗子恰好也說： 陸繪曹像當時系河南博物館寄請郭老審定（并附該館公函），郭老即送當時的曹展籌備處〔引者按，指設在故宮文華殿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紀念展覽會籌備處，由阿英同志負責主持，黃苗子同志常川坐駐辦公〕，我看到了原冊。
但雪芹像是第幾頁，已記不得了，隻記得每頁都有尹繼善的題詩。
所以阿英同志懷疑這些人都是尹繼善的幕僚。
（1982．12．4書面） 苗子同志并言，他不記得"張鵬四詩"。
請看，方、黃一南一北，互未謀面，而據其初見，印象清楚，彼此全同。
我要嚴肅指出：由上述可證，河博報告中所得來并宣布的情況，全屬虛诳，斷難與事實協調。
據此，無待多費繁詞，則河博所說的那些"作僞"内幕經過，自然也是全屬捏造之詞。
〔二〕陸厚信五行題記，書畫鑒定專家謝稚柳、鄭為兩先生，都以為是舊非新，非後人所為。
這是1982年10月24日的鑒定工作會上，所得到的結果。
（另外隻有一老裱工華啟明，以為或有個别挖改之處。
公安局則未肯出具正式鑒定〔按此隻指公安工作上的核對筆迹，而非書法、文物的鑒定性質。
兩者是有别的，因為如果不論紙墨的新舊，筆迹可以巧手臨摹仿寫，也能十分近似〕，最後由一位個别同志說了一下個人意見并不代表公安局，他認為核對印象，有些偏旁，河博所稱已故"作僞者"朱聘之字迹與陸題相似，但也有不合之點。
〔核對的文件，朱聘之并無原品，隻是複制品照片等物，這一點就大有可靠與否的出入餘地了。
〕） 〔三〕所謂"張鵬"，現已查明，他是順治十八年（1661）辛醜科進士，居谏垣，官做到吏部左侍郎，位跻卿貳，卒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
而河博報告中所"傳"的"張鵬題詩"竟然稱尹繼善是"望山師"，他自己是俞瀚的"知音"（尹俞兩人都是乾隆人！）從張鵬中進士到尹繼善作宰相，足足相去一百年。
捏造冊頁中有張鵬題詩的馬腳，到此暴露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