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當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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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勢力集團，争鬥極其激烈，正是這種政策的直接後果之一。
雍正本人是當事者、主角之一，最理解這種事态的嚴重意義，所以他"初登大寶"不久，一面窮治骨肉同枝，一面就要注意"後起之秀"--這就是他複立宗學的更實際的目的。
在宗學裡，教長、教習等人便負上了沉重的責任。
雍正向這些教師們交代得明白："朕惟睦族敦宗，務先教化；若非立學設教，安能使之改過遷善？……今特立義學，揀選爾等教習宗室，……導以禮義。
或有不遵，小則爾等自行懲戒，大則揭報宗人府，會同奏聞（這和順治早年的話簡直完全一樣）。
……爾等既膺簡任，務期勤慎黾勉，恪供厥職，以副騰笃厚宗親、殷勤教育之至意！"這就是說："爾等"要幫我來管理控制這些宗室子弟，要好好地為此效勞，--否則可要小心！（注：有意思的是到後來八旗官學的教習中也出現了不循"禮義"的人物，如乾嘉人梅成棟《吟齋筆存》卷一所載："金果亭先生勇，亡妻之伯父也，乾隆丙子（二十一年）副榜，通脫不羁，充鑲黃旗教習在京，忽月餘不赴館，長班遍迹之，有人言先生在櫻桃斜街勾欄中，往偵之，見抱琵琶坐巨案上唱《可憐曲》，群妓環繞，奉為師，酣嬉于粉香花影，不複更知有人世也。
"這事極有參考意義。
）和宗學關系切近而很有參證價值的，還有雍正七年的設立覺羅官學（覺羅其實也是宗室，不過清代以"宗室"特指塔克世本支後裔，"覺羅"特指旁支後裔；俗稱以"黃帶子""紅帶子"來分别）。
覺羅學的制度規例大體俱如宗學，隻是那"上谕"這次就不如上次的堂皇蘊藉了："所派出之管轄人員，不時訓誨稽察，如内有行止不端、不知守法安分者，即回明宗人府王等，令在該旗衙門居住學習，禁止出門！"--不但覺羅的子弟學生，連學生的家長覺羅等本人也在這裡入了"學規"（這真是奇聞！）--："八旗覺羅内，自八歲以上、十八歲以下子弟，俱令入學；覺羅内有行為妄亂者，亦行拘訓，不準外出。
"不用說，這種"精神"絕不限于覺羅學，對宗學同樣起約束作用。
曹雪芹就是在這樣的學校裡當上了差事。
第二點，正像前一節裡講過的那樣，在宗學這一方面也是無法解決"漢化"這個日益嚴重的問題。
順治朝初設宗學的第三年，皇帝就谕宗人府說："朕思習漢書、入漢俗，漸忘我滿洲舊制。
……著永停其習漢字諸書。
"他認為，學生們隻要通過翻譯文字，就可以來看"各項漢書"。
這個天真的想法當然是行不通的。
雍正朝的宗學是每翼各立一滿學、一漢學；在學的子弟，或清書，或漢書，"随其志願，分别教授"。
但是當時規定卻形成清書教習一共隻設二人、漢書教習每十名學生即設一人的懸殊比例。
這種規定（當然是由客觀需要而産生的）本身就反映了問題和矛盾。
雍正十一年又增入翰林官二人，分教兩翼，"分日入學，講解經義，指授文法"，這當然也是漢文的事情。
乾隆三年，設總稽宗學官，又定兩翼各增漢教習二人。
但到七年，便又下了一道"上谕"，說："我朝崇尚本務，原以弓馬清文為重，而宗室誼屬天潢，尤為切近；向來宗室子弟俱講究清文、精通騎射，誠恐學習漢文，不免流于漢人浮靡之習，是以世祖章皇帝（順治）谕停其習漢字諸書，所以敦本實而黜浮華也。
……嗣後宗室子弟或有不能學習漢文者，應聽其專精武藝。
……與其徒務章句虛文，轉緻荒廢本業，不如娴習武藝之崇實黜浮、儲為國家有用之器也。
"這中間，對宗室子弟許否應鄉會試的問題，也在八年和十七年出爾反爾，既準又停。
二十一年便裁撤漢教習九人，改為翻譯教習，并每翼各增騎射教習一人。
二十七年裁覺羅學裡每旗漢教習一人，改為滿教習。
一乾隆朝大緻的政策趨勢，是很明顯的。
然而到乾隆三十七年召見宗室公（爵）甯升額，甯升額竟不能說滿語，皇帝因此命令宗人府，加強學生對滿語的學習和考試稽察，不許"仍似從前塞責"。
這就暴露了
雍正本人是當事者、主角之一，最理解這種事态的嚴重意義，所以他"初登大寶"不久，一面窮治骨肉同枝，一面就要注意"後起之秀"--這就是他複立宗學的更實際的目的。
在宗學裡，教長、教習等人便負上了沉重的責任。
雍正向這些教師們交代得明白："朕惟睦族敦宗，務先教化；若非立學設教，安能使之改過遷善？……今特立義學，揀選爾等教習宗室，……導以禮義。
或有不遵，小則爾等自行懲戒，大則揭報宗人府，會同奏聞（這和順治早年的話簡直完全一樣）。
……爾等既膺簡任，務期勤慎黾勉，恪供厥職，以副騰笃厚宗親、殷勤教育之至意！"這就是說："爾等"要幫我來管理控制這些宗室子弟，要好好地為此效勞，--否則可要小心！（注：有意思的是到後來八旗官學的教習中也出現了不循"禮義"的人物，如乾嘉人梅成棟《吟齋筆存》卷一所載："金果亭先生勇，亡妻之伯父也，乾隆丙子（二十一年）副榜，通脫不羁，充鑲黃旗教習在京，忽月餘不赴館，長班遍迹之，有人言先生在櫻桃斜街勾欄中，往偵之，見抱琵琶坐巨案上唱《可憐曲》，群妓環繞，奉為師，酣嬉于粉香花影，不複更知有人世也。
"這事極有參考意義。
）和宗學關系切近而很有參證價值的，還有雍正七年的設立覺羅官學（覺羅其實也是宗室，不過清代以"宗室"特指塔克世本支後裔，"覺羅"特指旁支後裔；俗稱以"黃帶子""紅帶子"來分别）。
覺羅學的制度規例大體俱如宗學，隻是那"上谕"這次就不如上次的堂皇蘊藉了："所派出之管轄人員，不時訓誨稽察，如内有行止不端、不知守法安分者，即回明宗人府王等，令在該旗衙門居住學習，禁止出門！"--不但覺羅的子弟學生，連學生的家長覺羅等本人也在這裡入了"學規"（這真是奇聞！）--："八旗覺羅内，自八歲以上、十八歲以下子弟，俱令入學；覺羅内有行為妄亂者，亦行拘訓，不準外出。
"不用說，這種"精神"絕不限于覺羅學，對宗學同樣起約束作用。
曹雪芹就是在這樣的學校裡當上了差事。
第二點，正像前一節裡講過的那樣，在宗學這一方面也是無法解決"漢化"這個日益嚴重的問題。
順治朝初設宗學的第三年，皇帝就谕宗人府說："朕思習漢書、入漢俗，漸忘我滿洲舊制。
……著永停其習漢字諸書。
"他認為，學生們隻要通過翻譯文字，就可以來看"各項漢書"。
這個天真的想法當然是行不通的。
雍正朝的宗學是每翼各立一滿學、一漢學；在學的子弟，或清書，或漢書，"随其志願，分别教授"。
但是當時規定卻形成清書教習一共隻設二人、漢書教習每十名學生即設一人的懸殊比例。
這種規定（當然是由客觀需要而産生的）本身就反映了問題和矛盾。
雍正十一年又增入翰林官二人，分教兩翼，"分日入學，講解經義，指授文法"，這當然也是漢文的事情。
乾隆三年，設總稽宗學官，又定兩翼各增漢教習二人。
但到七年，便又下了一道"上谕"，說："我朝崇尚本務，原以弓馬清文為重，而宗室誼屬天潢，尤為切近；向來宗室子弟俱講究清文、精通騎射，誠恐學習漢文，不免流于漢人浮靡之習，是以世祖章皇帝（順治）谕停其習漢字諸書，所以敦本實而黜浮華也。
……嗣後宗室子弟或有不能學習漢文者，應聽其專精武藝。
……與其徒務章句虛文，轉緻荒廢本業，不如娴習武藝之崇實黜浮、儲為國家有用之器也。
"這中間，對宗室子弟許否應鄉會試的問題，也在八年和十七年出爾反爾，既準又停。
二十一年便裁撤漢教習九人，改為翻譯教習，并每翼各增騎射教習一人。
二十七年裁覺羅學裡每旗漢教習一人，改為滿教習。
一乾隆朝大緻的政策趨勢，是很明顯的。
然而到乾隆三十七年召見宗室公（爵）甯升額，甯升額竟不能說滿語，皇帝因此命令宗人府，加強學生對滿語的學習和考試稽察，不許"仍似從前塞責"。
這就暴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