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正邪兩賦
關燈
小
中
大
呂坤既是明代反道學的進步哲學家,所以曹雪芹的這種類似呂坤的思想就因之一定是進步的。
還是不要忘記分析比較。
而且舉呂坤,也并不是要證明曹雪芹的思想就是直接接受呂坤的思想,不過是借以更方便地說明問題罷了。
曹雪芹的哲學思想究竟受誰家誰派的影響?這是個還有待專家考究論證的重要題目。
呂坤是反道學的,他在許多根本看法上都是和封建"道統"中堅人物朱熹針鋒相對的,但是他的主要局限性和反道學思想中最薄弱的環節卻是他的人性論部分,他在這一部分,基本觀點沒有超越朱熹的範圍,隻不過是有些次要的"改造",既不徹底,也有時自陷于矛盾。
如上面所舉的他那幾段話,就是明白的例證。
呂坤的"氣",相當于後來哲學家所謂的物質存在,這是一種唯物的認識論,主張"造化聽命于自然",自然就是"主宰者",反對朱熹的"氣"之上還有一個統治的"理"的那一套唯心和神秘主義的論調,反對世俗祈禳迷信。
但是,到他的人性論中,他的唯物主義的"氣"的一元論就因為依然承襲朱熹的人有"義理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妄說而認為"氣"以外又有一種具道德性質的"天"的存在。
這就又陷入唯心主義二元論中去了。
因此,他那種"中和""偏重""駁雜"的"三氣運"論,實際也還是來自朱熹的"氣禀"說。
朱嘉早就說過:"正如天地之氣,運轉無已,隻管生出層層人物,其中有粗有細,故人物偏有正,有精有粗。
""如貴賤、死生、壽天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
禀得精英之氣,便為聖為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溫和;禀得清高者,便貴;票得豐厚者,便富;禀得久長者,便壽;禀得衰頹薄濁者,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夭。
天有那氣,生出一個人來,便有許多物随他來(注:以上分見《朱子語類》卷九八、卷四。
)。
"朱熹就是這樣明白不諱地提出了這種人物先天品類不齊和一切命定的哲學。
所以很明白,單就這"先天品類"一點而論,不管是呂坤還是曹雪芹,都是朱熹的"學生",都承認品類存在論和命定論。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他們和朱熹的同而不同,或似同實異。
呂坤和朱熹的不同,在于他堅決否定命運,所以他那"三氣"說中就沒有那種"算命先生"式的"富貴貧賤、賢愚壽天,都是八字排定"的最荒謬的部分,而隻就"氣質之性"上來講品類之不齊。
這總是前進了一步。
到曹雪芹,則和朱、呂二家之間就又都有了更重要的分别了。
第一,呂坤講的是"陰陽三氣",雪芹講的是"正邪兩賦",姑且撇開呂坤的"中和""偏重"之氣是否就直接相當于雪芹的"正""邪"或"仁""惡"之氣這問題而不論,單就呂坤的"駁雜之氣"和雪芹的"兩賦而來"的觀點而看,他們的分别就是很大的:呂坤以為禀賦這種氣的人"為蚩為庸",是最"無足取"的那些人們,而雪芹心目中的"兩賦"之人,從許、陶、阮、嵇直到卓文君、崔莺莺等輩,卻大都是曆史當中在性格、氣節、才情、文學、藝術上閃發着最強烈的光輝的一二流人物(注:按,這樣說當然隻是就曹雪芹在當時的認識而大概論其總的精神、傾向。
如果我們今天要把這麼多曆史人物逐一地分析評價,那自然對其中個别例子可以另作褒貶。
但是那未免過于拘迂枝蔓了。
),和"蚩""庸"恰恰相反。
第二,曹雪芹在這種觀點之下顯示給我們的,他的名詞都是貌似"傳統"而實際另有估價的"假語村言"之類的話語,在他的筆下,所謂"殘忍"而"乖僻"的"惡者"所秉的那種"邪氣",卻是不為當今"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這分明是影射乾隆朝初期的封建中國)和"光天化日"所不容的、被逼得隐藏在"深溝大壑"之内的"妒正"的氣。
這聽起來是很"糟糕"的。
可是正就是這種氣,當被激發時,才生出那些"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萬萬人之下"'的"兩賦"人來,如許陶嵇阮卓崔一流。
朱熹、呂坤,說邪說謬,是當真的,是封建社會裡對那種字眼的"正面"定義,是貶斥的。
曹雪芹說邪說謬,是"真真假假"的,是他自己心目中的特殊定義,是敬仰贊美和欣賞的!
還是不要忘記分析比較。
而且舉呂坤,也并不是要證明曹雪芹的思想就是直接接受呂坤的思想,不過是借以更方便地說明問題罷了。
曹雪芹的哲學思想究竟受誰家誰派的影響?這是個還有待專家考究論證的重要題目。
呂坤是反道學的,他在許多根本看法上都是和封建"道統"中堅人物朱熹針鋒相對的,但是他的主要局限性和反道學思想中最薄弱的環節卻是他的人性論部分,他在這一部分,基本觀點沒有超越朱熹的範圍,隻不過是有些次要的"改造",既不徹底,也有時自陷于矛盾。
如上面所舉的他那幾段話,就是明白的例證。
呂坤的"氣",相當于後來哲學家所謂的物質存在,這是一種唯物的認識論,主張"造化聽命于自然",自然就是"主宰者",反對朱熹的"氣"之上還有一個統治的"理"的那一套唯心和神秘主義的論調,反對世俗祈禳迷信。
但是,到他的人性論中,他的唯物主義的"氣"的一元論就因為依然承襲朱熹的人有"義理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妄說而認為"氣"以外又有一種具道德性質的"天"的存在。
這就又陷入唯心主義二元論中去了。
因此,他那種"中和""偏重""駁雜"的"三氣運"論,實際也還是來自朱熹的"氣禀"說。
朱嘉早就說過:"正如天地之氣,運轉無已,隻管生出層層人物,其中有粗有細,故人物偏有正,有精有粗。
""如貴賤、死生、壽天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
禀得精英之氣,便為聖為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溫和;禀得清高者,便貴;票得豐厚者,便富;禀得久長者,便壽;禀得衰頹薄濁者,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夭。
天有那氣,生出一個人來,便有許多物随他來(注:以上分見《朱子語類》卷九八、卷四。
)。
"朱熹就是這樣明白不諱地提出了這種人物先天品類不齊和一切命定的哲學。
所以很明白,單就這"先天品類"一點而論,不管是呂坤還是曹雪芹,都是朱熹的"學生",都承認品類存在論和命定論。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他們和朱熹的同而不同,或似同實異。
呂坤和朱熹的不同,在于他堅決否定命運,所以他那"三氣"說中就沒有那種"算命先生"式的"富貴貧賤、賢愚壽天,都是八字排定"的最荒謬的部分,而隻就"氣質之性"上來講品類之不齊。
這總是前進了一步。
到曹雪芹,則和朱、呂二家之間就又都有了更重要的分别了。
第一,呂坤講的是"陰陽三氣",雪芹講的是"正邪兩賦",姑且撇開呂坤的"中和""偏重"之氣是否就直接相當于雪芹的"正""邪"或"仁""惡"之氣這問題而不論,單就呂坤的"駁雜之氣"和雪芹的"兩賦而來"的觀點而看,他們的分别就是很大的:呂坤以為禀賦這種氣的人"為蚩為庸",是最"無足取"的那些人們,而雪芹心目中的"兩賦"之人,從許、陶、阮、嵇直到卓文君、崔莺莺等輩,卻大都是曆史當中在性格、氣節、才情、文學、藝術上閃發着最強烈的光輝的一二流人物(注:按,這樣說當然隻是就曹雪芹在當時的認識而大概論其總的精神、傾向。
如果我們今天要把這麼多曆史人物逐一地分析評價,那自然對其中個别例子可以另作褒貶。
但是那未免過于拘迂枝蔓了。
),和"蚩""庸"恰恰相反。
第二,曹雪芹在這種觀點之下顯示給我們的,他的名詞都是貌似"傳統"而實際另有估價的"假語村言"之類的話語,在他的筆下,所謂"殘忍"而"乖僻"的"惡者"所秉的那種"邪氣",卻是不為當今"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這分明是影射乾隆朝初期的封建中國)和"光天化日"所不容的、被逼得隐藏在"深溝大壑"之内的"妒正"的氣。
這聽起來是很"糟糕"的。
可是正就是這種氣,當被激發時,才生出那些"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萬萬人之下"'的"兩賦"人來,如許陶嵇阮卓崔一流。
朱熹、呂坤,說邪說謬,是當真的,是封建社會裡對那種字眼的"正面"定義,是貶斥的。
曹雪芹說邪說謬,是"真真假假"的,是他自己心目中的特殊定義,是敬仰贊美和欣賞的!